战时香港记事
七十几年前的印象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从8月15日开始，日寇飞机就开始猛烈轰炸南京。我随家离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省会安庆坐船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些日子，由于日机不断轰炸，父亲从武汉坐飞机直接飞到香港，我随后母汪淑晴及她的贴身女佣阿妹坐粤汉路的火车到广州，又从广州坐广九路的火车到九龙抵达香港。
那时，去香港很方便，无须办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这块英国人从清廷手中硬割去的中国领土，曾被他们自豪地叫作“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由英国派出的香港总督治理。总督府是一幢米白色的漂亮大建筑物，里面高高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人都对它侧目而视。大英帝国当时像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地主，统治着许许多多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国”。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那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陆续独立的。
公元前111年，当汉朝将沿海土地纳入版图时，香港、九龙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清朝后期两次“鸦片战争”决定了香港殖民统治的命运。1840年6月英国舰队占领港岛，一年后宣布这里是“自由港”。从此，英国将大量鸦片由此运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1843年设立了总督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港英当局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将香港的疆域扩大到九龙半岛。1898年又强迫清廷拓展香港界址，“租借”了沙头角到深圳湾以南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为期九十九年。从此，香港全面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熟悉“十里洋场”上海的我，初到香港，觉得香港比上海小得多，整体上也不如上海繁华，香港对岸的九龙就比香港更差一些。从当时的眼光看，香港的皇后大道比较欧化，显得漂亮，德辅道商店较多，行人也多。九龙的弥敦道一带亮丽洁净，但没有繁华的感觉。只是，香港和九龙远离战火，没有轰炸，是一幅升平景象。
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维多利亚海港是著名的深水港，巨大的几万吨级的大轮船也能驶入，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行驶或停泊。有干净的轮渡从香港随时可以渡海到九龙，从九龙也随时可以驶回来，不但方便而且便宜。为什么我那时觉得香港很小呢？主要是那时香港还没有“填海造地”，自然显得不大；又因为那时香港、九龙的建设还不像现在。现在的港九，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气势自然雄伟，占有的空间也使人在观感上形成高大的印象。当然，那时的港九也给我一种人们忙忙碌碌的印象。港九的交通是方便的，飞机的航线四通八达可到欧美也可到内地，大型的船舰也可到欧美、南洋或日本、中国内地。九龙有铁路通往广州转向中国内地，由香港到澳门的小轮船一天有好几班。因为澳门当时是被称为“东方蒙地卡罗”的赌城，世界各国的赌徒都愿去试试运气。
我们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兑换港币。初到时，一百元法币可以兑换九十八元港币。兑换价随行情浮动。街上一些小烟纸杂货店都兼带兑换港币，收一点贴水中间费。后来，随着抗日战场上战事失利，法币慢慢贬值，一百元换八十多元。但1937年始终维持在一百元换九十几元。港币有一仙（即一分）的铜币，也有五仙、一毫（即一角）、二毫及一元（粤语叫一元为“一门”）、二元的银币，此外，就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的纸币。铜币、银币、纸币上都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侧面头像。
1937年时的香港，缺少今天那么多巍峨林立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建筑。那时，毕打街僻静，砵町乍街狭小拥挤，铜锣湾乱糟糟，浅水湾荒凉。最繁华热闹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辅道。当然，赛马日在跑马地一带也是人头攒动的。由于香港历来免税，是“购物天堂”，外国人和外地来香港的人很多。进口的洋货价钱便宜，人们购物爱到香港。香港又有美丽的海岸线，有中西合璧的风情。香港的“吃”也很出名极有特色，海味固然多种多样，欧亚一些国家、民族的烹饪法在这里也各放光彩，所以旅游者也愿意到这里“赏光”。去澳门赌博的人也顺道在香港逗留。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可以避开战火和轰炸，也接纳了不少从中国内地来的人。这就使香港热闹得多。
那时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银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饭店、咖啡馆，也有电影院……装潢比较华丽。夜间，霓虹灯闪烁，高大的广告牌到处是“白马威士忌”“三星斧头白兰地”“三五牌香烟”“大炮台香烟”“黄金龙香烟”“阿华田麦乳精”等五彩缤纷的广告在挤眉弄眼。各种服饰的黄种人、白人、黑人充满街头。间或也有天主教的修女穿着黑色白边的教衣长袍在街边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开尘嚣。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物，加上趾高气扬的英国差官（警官）、用布缠头的印度巡捕的巡逻，构成殖民地气氛和香港的特殊风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诉我们：香港人讲究做生意，进商店购物不还价就会吃亏。皇后大道上也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过规模没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购物，倘若你还价是要被人笑话的。在香港却真的可以还价。父亲在先施公司购一顶呢帽，标价二十五元，香港友人陪同，说：“二十元！”居然二十元就买到了，使我们觉得有趣。
香港随地吐痰要罚款，街上常有禁止随地吐痰的警示牌。罚款数很大，确实看不到有人“呸”地吐痰。皇后大道清洁、洋气。德辅道带着浓烈的广东味：沿街店号常播放粤剧名演员薛觉先、马师曾等人的唱片，也常播缠绵悱恻的广东音乐《小桃红》《杨翠喜》等招徕顾客。卖广东凉茶和香肠、腊肉等腌腊制品的店摊在德辅道一带很多。流动小贩见到“差官”就逃跑。背一只小木箱擦皮鞋的男孩充斥街头，使人对香港的贫富不均印象深刻。
英国官员和富人的住宅都在山上，一般中国人不准在山上有住宅。华人在山光道一带有住宅的属于上层。湾仔一带，有些地方看了使人感到是贫民区，住户拥挤，有三层楼的陈旧骑楼，也有菜场、茶园、矮小的木屋棚户区。湾仔的海边，常有从军舰上下来度假的外国水兵和水手游逛，并同一些涂脂抹粉西式打扮的“咸水妹”勾搭。像赶集赶会似的，海边有些地方每天总有渔民划着木船群集着来出售海鲜。品种很多，龙虾、明虾、海蟹、海螺、乌贼及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海鱼都有。木船中央有一大格船舱底上打了许多洞可以放进海水来养活鱼。站在一边看人买卖各种海鲜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香港，买了家禽如果倒提着走是要罚款的，买了鱼用绳拴着怎么提都可以。海鱼中，最贵的是二斤重的石斑鱼。那时还不会人工养殖，而餐饮业却大量需求。香港的酒家菜馆善于烹饪海鲜，活杀现烧，滋味鲜美。当时，吃海鲜的最佳去处是香港仔。香港仔是郊区海边的一个渔村，吸引着外来的游客去那里吃生猛海鲜。馆店都并不太华丽，但门口大木盆、大洋铁盆、桶里养着各种海味听任顾客指定挑选后烧煮了上席。
香港同广州的生活习惯相仿，吃蒸饭，到处可以吃到腊味饭、鱼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烧肉、烤乳猪肉、脆皮鸡……也讲究饮茶，早上饮茶，上午到中午饮茶，下午饮茶，晚上也饮茶。“饮茶”实际是边饮茶边吃广式点心。从虾饺、叉烧包、云吞（粤语的馄饨）、烧卖、肠粉、芋角、蛋挞、马蹄糕到鸡包、荷叶糯米鸡……不下几十种。当然，饮茶的地方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时，著名的金龙酒家“饮茶”、宴会时，在豪华的包间里公开摆放鸦片烟枪和烟灯让客人躺在那里由女侍者烧烟供客人吸食。开宴和饮茶时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边陪同进食和饮茶。“陆羽茶室”“吉祥茶楼”，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常年客满。吃西点、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处都有，以高罗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丽的欧式布置，很安静，很舒适。矮矮的桌、矮矮的沙发，互相之间距离很大，互不干扰，厅里有时轻放着华尔兹舞曲。银壶装着热可可和热咖啡。有女侍者轻轻推着装满各色西点的小车到面前让你挑选。那是当时上流人士谈心消闲的去所。
我们到香港后，住在“六国饭店”。“六国饭店”靠近湾仔海滨。面对翡翠色的大海，是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当时算是高级旅馆。朝着海滨这一面的客房，有阳台可以站着或坐着观海。那时海水没污染，水绿得可爱极了。清晨，海水托着旭日，血一般鲜红的朝霞洒落在五颜六色的海轮和闪烁绿波的海面上，红嘴白翅的海鸥“
——”叫着，飞舞起伏。当时，香港的海真是特别美丽，维多利亚港中停泊和行驶着大大小小的轮船，也有竖着风帆的游艇在海面滑翔似的疾驶，有时有奶白色的大游轮鸣笛进港……看着海上风光，令人心胸开阔。
二十多年前，“六国饭店”炸掉了旧楼，重建成了三十层高的新楼。“六国饭店”消失了！那时，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女士（小思）曾专门拍了一张八层楼时的“六国饭店”的照片寄赠我作为纪念，至今我仍珍藏着。
到香港后，遇到过一件颇有意思的事：香港用的邮票都是由英国在本土印好用飞机运到香港出售应用的。我们到香港后的第三天，我去买邮票发信，但邮票售罄，英国印好的邮票未及时运到，港督下令将印花税票暂时代替邮票发售使用。当时寄一封信是五仙邮票，五仙的绿色印花税票形状与邮票相似，上边印着“印捐士担”（士担，stamp的音译）字样。我当时集邮，但未想到这会是收集珍贵邮票的好机会，买来后发信时贴了“印捐士担”票寄到上海。谁知第二天邮票就由英国用飞机运到香港了！港督立即下令停止使用印花税票。隔了几天，我就见到皇后大道上的一家集邮商店大玻璃橱窗中将盖过邮戳印章连同信封的“印捐士担”票当作珍品陈列在镜框里，并且标上了数百元港币的高价。
我曾打算在香港继续上初中，但去到一所中学了解，见学校房屋很小，主要又因为老师是用粤语教课，课程中国文（即语文课）又用《幼学琼林读本》做教材，父亲摇头说：“太陈腐了！”打算以后请位好的家庭教师教我课，免得荒废了学业。当时，我的粤语只停留在会说点“冲凉”（洗澡）、“食饭”“行街”（上街）、“鬼佬”（洋鬼子）、“呣答”（不行）、“几多钱”（多少钱）一类家常话的水平上。
香港的交通极方便。人力车很少，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看不到的。有电动缆车直达最高峰太平山的山顶区。听说从前是不准华人坐的，后来华人可以坐在后边。听人介绍这情况后，父亲对我说过：“我们不去坐那东西！”香港的有轨电车很多很方便。又是双层的。绿色车身涂满彩色的广告。上层是头等、下层是三等，没有二等。渡船由香港过海到九龙，也是只有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双层的电车我是以前未见过的，坐在上面那层俯瞰景色特别舒服。电车横贯香港，“叮叮当当”地在皇后大道和德辅道上行驶。那时没有堵车现象，“的士”（即出租车）和巴士（即公共汽车）及“别克”“雪佛兰”“福特”等牌子的轿车来往行驶，海上轮船和渡船喧嚣地鸣着汽笛……夜晚，山上、海上，灯光灿烂像洒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厅、酒吧、电影院的灯光、乐声和酒楼、旅店里的麻将声、喧哗声使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给从大轰炸中的武汉和广州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毕竟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也有了浓烈的抗战气氛。不少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有外来的也有本地的，在香港为抗战出力。我们到香港后，每天一早，我就按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或从叫卖“新闻纸”（报纸）的报童手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记得12月间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放火烧南京及日军在南京杀人比赛的报道就是当时在香港报上看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后来的台儿庄大捷等也是在香港报上看到的。那时，有的文化单位举办抗日的摄影图片展和漫画展，在香港圣约翰大教堂有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办的抗日战争展览及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那些地方，父亲大都带我去过，他还同熟人握手谈话，在本子上题字、看展览，也捐款。当时，街上和大饭店里常有打着小旗义卖纸花支援抗战或募捐支援抗战的男男女女或学生队伍活动。我清楚记得，就在“六国饭店”门口，一群义卖纸花的爱国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地用粤语讲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建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这支歌，抗战初我在武汉就学会唱了！到广州，也听到游行群众在唱。到香港，再一次听到同样的歌声，格外感到温暖和激动。当时，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不少都是热泪盈眶的！我当时不禁想：哦！香港虽被英国人占为殖民地了，但我们同香港有血缘关系，香港的中国人都是同胞，还是这样爱国的哟！……
流水掠影回光返照
初到香港（1937年10月），很快就认识了一个本来不认识的“靓”字。那时，商店门口的广告和有些货物上常写着一个大“靓”字招徕顾客，表示货色质量好。粤语报纸（香港有一种粤语报纸，不会粤语的人看不懂）上面常有这个“靓”字。见到美女和美丽的东西，当地人会说：“好靓啊！”……这个字，广东话念作“亮”。父亲说：“其实可念‘静’，与‘静’字通用。”后来我知道：《汉书·贾谊传》里有“浅库若深渊之靓”，这“靓”字就念“静”，也是“静”字的意思。左思的《蜀都赋》里有“都人士女，袨服靓妆”的句子，古人还有诗“繁花对靓妆”，那“靓”字就是美，是靓丽，同港粤人应用的意思是一致的了。父亲当时说：香港人用的有些词汇与话语，中文英文因素都有，文言的来自中华文化，如“饮茶”“食饭”“行街”“中意”……地名如“千岁湾”（即浅水湾）……舶来的如“巴士”（bus）、“的士”（taxi）、“德律风”（telephone）……这个“靓”字就是来自中华文化的很雅的一个字。
说起“靓”字，我就想起梁翠薇。不知光阴流逝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梁姐姐，如还在，该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她是当时拍粤语片很红的艺人、明星。人美丽、聪明、和善，粤剧和歌曲唱得动听，她常被邀在交际场上出现。当时她也为抗战献金。人们当面都夸她：“你好靓啊！”
在高罗士打行下午喝热可可时她爱点生柠檬汁：一杯金黄的柠檬汁里放着两三颗鲜红的樱桃，美极了，但非常酸。我有一次试点了一杯，喝了一口就皱眉咂嘴，引得她发笑。她有时会带一大摞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来，总被大家分拿一空。她送过我一张签名照，穿着海勃龙长大衣，倚墙叉腰站立，露出旗袍和身材，光线从顶上射下来，她脸上有向往的神色。她比我大七八岁，会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也会唱王人美的《渔光曲》和金焰的《大路歌》。有时她总爱拉我同她一起，她叫我“阿王”，要我叫她“梁姐姐”，她教我广东话，向我学上海话，问我战前南京的情况，问我香港好不好，有时开留声机让我听广东音乐《孔雀开屏》《雨打芭蕉》……很快我就懂得，她拉我站在一起，是避免有人轻薄她。因为那些交际场合的贵客们，有的色眯眯，握着她的手摸来摸去。有我这么一个年岁的男孩在一起，这种人不方便，她有安全感。
见到梁翠薇大多是在山光道香港的富商李尚铭家、德辅道一个做海参生意的富商刘子清家。有时，在高升茶楼吃早茶或在高罗士打行喝热可可吃蛋挞也有她。一次，郭绪发（一个商人）、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儿子等在李尚铭家突然邀请梁翠薇外出，她一把拽住我陪她一起去。我们坐郭的轿车到了跑马地一个姓麦的女交际花家。房子不太大，却华丽舒适。麦家是姐妹俩，说是姐妹，年龄像母女，大麦已是画眉涂粉的“肥婆”，小麦年轻漂亮风华正茂，听说追求她的人好多好多。小麦其实是大麦从小收养的，大麦要靠她发财。小麦会弹钢琴、月琴，能清唱广东戏和粤语歌曲，连梁翠薇都夸她“靓”。大麦会算命看手相，据说很准，但要收红包。那天，她给刘侯武的儿子和梁翠薇也算命看了手相。以后，我随他们又去过几次麦家。
麦家一间大寝室里香水味扑鼻，梳妆台上摆满大大小小的一瓶瓶香水。锦缎华丽的床上有鸦片款待嘉宾。穿旗袍的小麦烧烟敬客。一套古色古香的烟具放在床边茶几上的盘中。沏来一小壶热茶，点火让小烟灯燃着青光，客人上床侧身睡着，小麦坐在床前茶几旁的小椅子上，右手执钢钎从钎盘中一只银质烟膏盒里挑出些生烟膏在烟灯火上炙烧成烟泡，左手拿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白玉，将钢钎上的烟泡在玉上滚动压紧。烟泡熟了，她左手端起那支镶翠的烟枪，将钢钎上的熟烟泡就着火插粘在烟枪头上，然后，将烟枪递给吸食的人，客人就着有玻璃罩的烟灯“嗞嗞”吸食。她熟练地一手扶着烟枪头，一手用钎子将被火烧化的烟泡汇集在一起，让吸者干净吸完。吸食者“嗞嗞”吸完，端起茶壶喝茶，那种快意和鸦片烟味刹那同时出现。香港不禁烟，当时有烟馆营业。英国人似乎仍愿意让中国人吸鸦片保持羸弱，吸鸦片还是交际场上的待客工具。郭绪发患“香港脚”（脚上湿气），吸鸦片时，大麦、小麦都说可以治“香港脚”。我当时却不能不想起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和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的历史。
事后，我将这些告诉父亲。他是个不沾烟酒、不赌钱、不跳舞的人，叮嘱我以后别跟这些人出去乱跑，他说：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金钱社会，有些事，看到了一定要知道好坏。他把“出淤泥而不染”“君子和而不同”一类道理讲给我听。我后来成年至今，这方面也像父亲，可能是受父亲的教诲和影响很深的缘故。
我的后母汪淑晴是上海人，富商家的“小姐”，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父亲在外边同友人来往，她概不参加。当时，上海已成“孤岛”，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都在日寇占领统治下。那时，日本还不想同英、美及法国等把关系搞糟，所以“租界”还是受到保护的，后母的母亲和哥哥都住在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有宽敞的房子。她大哥是洋行买办，小哥是上海有名的维大福绸缎庄的老板。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总是怂恿父亲与她一同回去，父亲说不回去，她就说上海租界上怎么怎么好。她哥哥来信也说上海租界上一切都好，也安全，报纸照样抗日，抗日分子照样活动，父亲有些好朋友都是些大人物照样都在租界上平平安安过着日子，为什么要流浪在香港等。后母很任性，也有心计，对我冷淡。她同父亲意见谈不一致，整天带着侍候她的阿妹逛商店购物，订了到上海的“柯立芝总统号”美国大邮轮的票，宣布她必须回上海看母亲。并且很快就带阿妹回了上海，将父亲和我留在香港。我和父亲在后母走后仍住在“六国饭店”。
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和香港的爱国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渐趋浓厚的抗战气氛，当然确也有人把它作为“世外桃源”看待。在香港，主要是用粤语，但沪语、川语、北方话……南腔北调混杂交错。这里，见不到战火和日寇，如果花天酒地，抗战是可以抛在脑后的。只是报纸上整天的战讯却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从战火战区中来的人们，抗战的信息总是放在心上的。这中间，父亲有过不少活动。例如，父亲曾与老友时任监察委员杨天骥等去看望过在香港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看望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父亲未带我去看何香凝老人。我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1958年才在北京何老住所采访过她和她的女儿廖梦醒，并写了专访发表在《中国工人》杂志上的。那年何老已年近八十。后来为庆祝世界和平大会在吉隆坡召开，《中国工人》杂志社决定请一批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包括何香凝合作一幅国画《和平颂》印成彩色插页发表，并由新华社发稿，由我负责组织并请郭沫若题写了“和平颂”三个字。何老十分谦虚平易，采访她并请她作画她都慨然应允）。她们都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听父亲说，孙夫人不顾日寇滥炸广州，曾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慰问伤兵和被敌机炸伤的难民。说有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孕妇腹中取出的婴儿，居然还活着。孙夫人在医院亲手抚抱婴儿，叮嘱一定要小心看护抚养好……使人感动。又如1938年年初，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奉命从日本下旗闭馆坐船回国，父亲曾与友人接到通知去欢迎并参加宴会。
许世英是安徽人，民国十四年做过国务总理，抗战前一年赴日本做大使。他身材矮小，不温不火，有人背后叫他“许矮子”。让他做驻日大使，据说就是因为他“稳当”，能忍受日本人的蛮横无理。抗战爆发，日本一直不宣战，许世英一直留在东京坐冷板凳。此时奉召回国，意味着蒋介石下决心抗战了！所以去欢迎的人不少。许世英和杜月笙关系很好，到香港时，杜月笙已从上海迁居香港，在九龙格士甸道有了一幢三层楼大洋房。杜月笙当时有个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许世英到香港后，未找到房子居住前，就被杜月笙请到杜公馆三楼居住。父亲同杜月笙也熟识，所以与友人同去过杜公馆同许世英和杜月笙见过面，但未带我去（我是1940年才在香港见到杜月笙的，那时父亲已因抗日去世。许世英我是1948年见到的，在南京。那年，许世英七十五岁，矮瘦而小，但精干。我岳父与他是老朋友，请他为儿子凌跃龙结婚时做证婚人。当天，让我坐轿车接送并招待许世英。闲谈时，他问我家世，我谈起当年香港的一些旧事，他仍亲切表示记得）。
父亲同我生母李荪在我六岁时因性格不合而离婚。当时父亲在南京工作，家在上海。离婚后，父亲将我带到南京，特别疼爱，平时有个保姆还有一个他的秘书张景春照顾我。父亲平时除了办公、开会、做纪念周、去一些特别重要的人住所或有特别重要的事须谈话外，他总爱带我在身边，所以我从小就认识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父亲说：“人要见多识广，认识文人名士，可以使你有好的教养。”他对礼貌和规矩是很注意的。彬彬有礼，规矩坐着，好好地听，不乱插嘴，不懂的事和话事后可以问。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所以，父亲不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要去；他带我去的地方，我总是很愿意地跟他同去。我觉得这样做确实可以开阔知识，增加见闻，学会应对。
消逝中的一些存在
抗战时期，从1937年10月到香港，滞留居住一年左右的生活，虽然有些已在我记忆中消逝，却仍有不少依然在我脑海中存在。
父亲王开疆是政法教育界名人。他早年在日本曾参加中华革命党。“二次革命”时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并被刺客行刺受伤。1927年应邀由上海赴南京就任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1932年被特任为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职委员，清廉正直为人称道。这工作很有权力，南京家中门房里经常有求见、送礼的人，多数是些县长、法院院长等以上的公务员。父亲历来是一个不见，全部让门房挡驾打发走。但为秉公办案，他与司法院长居正等常有矛盾。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有次他带我到居正家，为一个案件的事谈话发生矛盾，他最后拍了桌子肃然带了我起身就走，居正送他，他也不理。1936年他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在1937年春天终于辞职照准，他打算仍到上海做大律师，办大学。但“八一三”事变后，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中间，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都找过他，要他出山，他都拒绝了，说慢慢再考虑。当时盛世才在新疆正开始统治，得到了上将军衔。盛世才在中国公学上过学，在日本留过学，同他熟识，热情写信并派人邀请他“去新疆一同工作”，许以高官厚禄，但父亲说：“盛世才这个人野心大，与他不可共事！”他拒绝不去。到香港后，他关心时事，力主抗战，交往的多数均是当时的名流，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他常常很激动。比如英国当时执行的是绥靖政策。为了英国的利益，帮助日本压迫中国对日本妥协。父亲一位朋友孙隆吉，曾在天津海关当过关长，知道当时英、日谈判，已将中国海关收入及存储全部代中国做主送给了日本。中国为抗战，一心希望向英国贷款。可是英国怕得罪日本，不肯借贷。“鬼佬”（香港人叫洋人为“鬼佬”）似乎就是这样坏！因为报上刊登：美国仍在将钢铁等大量卖给日本，让日本制造炸弹等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当时，父亲友人间传得最多的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在暗中调停中日关系想要中日停战，但日本要的条件是狮子大开口，蒋介石不肯答应，所以调停的希望不大。父亲听了，认为“老蒋这样做就对了！”“中国人受日本人的欺侮这么厉害，再不拼命怎么行？”他认为“日本就像一条毒蛇，但要吞掉一只大象是痴心妄想！”
香港的气候很好。它属于海洋性亚热带气候，温暖，不寒冷。海风送来海水的淡淡盐味，空气湿润，站在海边会有这种感觉。十月金秋，应该是香港最好的时节。天气晴朗的情况多，有可爱的阳光。间或下了雨，柏油马路上很快也就干了。入冬后，香港也不寒冷。我穿一条深灰法兰绒短裤，换上长筒的灰羊毛袜，上身是白衬衫外加一件藏青西装上衣就行，用不着穿大衣，再冷有风时加件风雨两用衣就可以了。
初冬，有一天下午，父亲曾带我与友人杨天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们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轿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住处会客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长条桌上、书桌上全放满了书。蔡先生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短须，说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苍老。父亲和杨天骥很尊重他，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对我笑笑点点头。父亲和杨天骥都称呼他“孑民先生”。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瘦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淡忘，只好像谈了上海，他是从上海来香港居住养病的，也谈了抗战的事。还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这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我后来听父亲说过：“一·二八”那年，我随父亲离南京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蔡先生是北大校长。父亲在北京时曾同蔡先生见过面。父亲这次与杨天骥先生看过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支援抗战的展览会及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先生与父亲在1940年同一年去世。父亲是2月出事，蔡先生迟个把月病故。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和商店都下半旗志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华人永久坟场。后来，据说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扫墓瞻仰了！
关于杨天骥先生，他长得瘦小但面色红润，戴眼镜，秃顶，穿中式长衫，两眼有神。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江苏吴江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学生。在1906年，胡适十五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察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作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父亲说过：杨天骥先生早年在上海办《民呼》《民主》等报时同父亲相识。在香港时，我发现他会英语，能看英文报也能用英语同人会话。父亲认为杨天骥先生“才不外露”，“是个有学识的能干人”。他同杨先生很谈得来。
我随父亲在香港长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这个八层楼的大饭店算是高级的旅馆。我们住房的隔壁，住的是四川籍名流谢无量先生：他个儿不高不矮，胖胖的，脸色很好，两只大眼看起人来慈祥和蔼，脸上总有笑容，不笑时也像弥勒佛，给人坦诚和大而化之的印象，说话声音很柔和，他那时曾穿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装，打黑领带。但西装上衣因吃饭时不小心很快就染上不少油渍。父亲说他是“名士风度”。我们的住房朝海都有个阳台，谢无量那时单身一人在港，他比父亲年龄稍大一些，四川口音，是同盟会会员，曾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秘书。父亲特别夸赞他的学识和书法，听父亲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书，著述甚多。我后来上大学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他的著作，均是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鲁迅很重视的《中国大文学史》就是他的名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听说他在成都任过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在四川大学任教，主讲《庄子》等，后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住在铁狮子胡同红楼宿舍内。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曾在中南海专门设宴款待他。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过当时新华社发的照片，他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仍带着他那种安详坦诚的笑容，席上还有章士钊先生。以后，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3年去世。我因1961年夏就离北京去山东支援老区建设，以后未有机会和心绪去看望这样一位堪称文化名流的父辈。
谢无量在香港滞留期间，应是1937年秋冬。他在香港留的墨迹不少。因为经济不宽裕，他也收钱写字。当时，香港开设有多家当铺的巨商李尚铭很爱结识政界上层人士及文化人。一连几个月，每晚都在他山光道寓所设宴待客，款待得十分大方，毫无吝啬。他每次都派汽车接送客人，家中照例至少有一桌麻将或一桌“沙蟹”。谢无量和父亲几乎每天总带着我同坐一辆来接的轿车去李尚铭公馆玩。当时的常客，除谢无量、杨天骥和父亲外，有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及他儿子，有卸了任的天津海关关长孙隆吉（此时是银行家），有一个瘦长高颧骨的商人郭绪发（我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做出版编辑工作时，见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的《谢无量书法集》上收有谢无量写赠郭绪发的字）。此外，当时著名拍粤语片的影星梁翠薇等也应邀常来吃饭。李尚铭备有文房四宝，有时就请谢、杨和我父亲到书房给他写字题诗留下墨宝，并代别人索字，写后很快就裱了挂起。谢无量的书法风格独特，我觉得有的字像小孩写的，但实际苍劲挺拔，不落俗套，人都称好。
谢无量喜欢古玩。在港期间，许多古玩商人都到“六国饭店”送货给他看，要他购买。他极善鉴别，当时香港假的古董玉器极多，他用白洗脸盆，注上一盆酒精，将商人送来的玉器、翡翠、鸡血石等都放入盆里浸泡。假的就会褪色。他就当面退还商人，使以假充真的古玩商十分难堪，我到他房里，看到这样常笑得很高兴。他用放大镜鉴定古玩，还将一只德国货的小放大镜送给我玩。虽属无意的保存，但迄今仍在我抽屉里。他又特别爱打牌，在山光道李宅打麻将的常有他。他总是输得很多，但输了脸上也仍是十分从容，带着他特有的憨厚的微笑。
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在李尚铭家，谢老伯和李尚铭的几个朋友喝茶聊天。一个上海客人大约为了讨好李尚铭，就说开当铺是积阴功的好事。穷人有了困难，要是没有当铺，过年或有了急用借不到钱，那真是死路一条了，有了当铺就可以救急等。附和的人也说确是这样！但谢老伯突然笑了，说：“哈哈，穷人可不会这么说！开当铺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啥子施舍！哈哈！”他朝李尚铭看着说：“对不对？”李尚铭也笑了，把头点了又点。他这也许是敷衍谢无量，也许是欣赏谢无量的坦诚。
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时，对其中写到香港的“六国饭店”等当年情况时，是动用了当年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的生活积累的。香港女作家小思女士曾写过《香港文学散步》一书，内有怀旧散文，“六国饭店的名字深深地和40年代的中国文艺南方发展连在一起”。书中，还专录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六国饭店》的那个片段。那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时的状况，看到她书上八层楼高的六国饭店的旧景照片，当年我在那里生活过的情景不觉都出现在眼前。当年，八层楼的“六国饭店”早已变成三十层高的新的大楼了，是爆炸掉旧楼后重建的。看来，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被人们遗忘和背弃，它也总是在向前进步发展。小思女士等在不少作品中都记录、发掘了许多中国文化人和名流在香港留下的事迹和屐痕。这说明香港回归前与回归后都自有一批值得尊敬的作家，他们有可贵的中国心。他们珍重历史，也在开拓今日塑造未来。他们懂得在拥有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该如何去怀念、珍视那些值得铭记的文化人和文化活动，保存并光大香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属于中国的、美好的东西！
圣诞大餐和跳“加官”
香港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经历，使它荟萃中西文化，交杂新旧事物形成一种浪漫风情，回味起来，心头会有说不尽道不明的感觉。
1937年冬天和次年的大半我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从12月下旬到次年过阴历新年前后的往事在心底镌留最深。
香港人因为曾处于中西交错的地位上，把圣诞节作为盛大节日来过。“六国饭店”在圣诞节前就布置得富丽堂皇，圣诞树上玩具琳琅满目，圣诞老人的巨像竖在大门口。玻璃橱窗里布置成皑皑的白雪，天际深蓝，闪烁着金色的大星。彩带和闪光的锡纸、玻璃镜漂亮得叫人看了就欢乐，彩色的灯光像眨着的眼，忽闪忽闪。不知什么地方，放出了《平安夜》的音乐声。“六国饭店”很靓，但湾仔木屋区那一带穷苦的人很多；圣诞节快乐的英文字很大，但中国抗战前方传来的战况令人揪心。
父亲的一位朋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区芳浦在“平安夜”的当天让人送来了请柬，也有谢无量先生的。给父亲的一张请柬上还写明了“请与公子同来赏光”这样的话。我当时感觉：我随父亲一同外出交游赴宴的事一定在他朋友中传开了！我并不愿意跟着父亲外出赴宴吃人家的，但父亲又不能丢下我不管，因此习惯也就成了自然。父亲也是看人家是否诚心，去是否必要，他已没有实职在身，只有个国民大会代表的空衔，但许多朋友都喜欢他，他也不愿与世隔绝，接不接受邀请是并不被动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实职在身时是不轻易吃请的。
区芳浦是广东人，从广州到香港住在浅水湾大酒店；他同父亲通电话说晚上请吃圣诞大餐，说浅水湾酒店的西餐最好！更说晚上还有父亲的老同学等着同父亲见面。父亲问是谁，他不肯说。谢无量因有事晚上决定不去。父亲也犹豫了。但来接的汽车来了，父亲就带着我上车赴宴。到了浅水湾大酒店，进入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西餐厅。区芳浦笑脸迎着上来，后面跟了两个人，一个穿中装，一个穿西装。穿中装的年岁较大，是康有为的女婿。穿西装的确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两个人都姓麦，但不是一家的。奇怪的是父亲忽然对区芳浦说：“我带着孩子到一下就算来过了！我还有个地方要去，你们请进餐吧！”见父亲如此，区芳浦尴尬起来。但父亲已经带着我移步了。区芳浦送我们父子出来，父亲带我上了“的士”就回“六国饭店”了。我觉得奇怪，父亲对我说：“那个康有为的女婿是香港电报局的局长。另一个姓麦的确实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但是个亲日派，我不能同这种人结交。”这我就明白了：父亲是历来反对亲日派的！我和汪精卫的儿子汪有纲在南京中大实校同学，知道汪精卫是亲日派所以我不爱理他。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所以那晚，我和父亲回了“六国饭店”。父亲点了西餐让楼下送上楼来在房间里吃的。吃饭时父亲大致说：康有为是个保皇党，参加过张勋复辟，死前还向溥仪上折子谢恩，我为什么要同他女婿做朋友？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人，早先就是亲日派，不来往的！如今日本战争中占了上风，谁知他要干什么！区芳浦太岂有此理！……我觉得父亲脾气刚直。但觉得他是对的！父亲是日本留学生，但一直不同亲日派来往，更不同日本人来往。
转眼到了1938年的除夕，父亲的老友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发来请帖，请父亲和我同去广东同乡会看潮州戏《玉堂春》。刘侯武是广东潮州人。他这两广监察使大部分时间应在广东、广西执行监察任务，但他也有在香港要办的事，所以有时就在香港，也有住房在香港。秋天时，他看望父亲时见到了我，一再夸我相貌好，表示喜欢我，杨天骥就撮合使我拜他为“干爸”。头一天说了，刘侯武第二天就送了些吃食和一套英国货的西装料给我。所以虽是潮州戏，又是《玉堂春》，我还是去了。天黑时，刘侯武派车来接，广东会馆是中西合璧式的灰色建筑，里边有个会场可以演戏。我们到时，刘侯武陪杨天骥、谢无量、李尚铭等都已到了，都坐第一排，横桌上放了花旗柑和苹果及各色八卦状的果盘：蜜饯、糖果、牛肉干、瓜子等，大家拱手作揖握手坐下，女招待不说：“请吃吧！”却说：“请抓痒吧！”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随父亲坐在刘侯武右边，盖碗茶泡来时，开场锣鼓敲响，震人心魄，足足十多分钟。幕拉开了，掌声中只见台上右边门里出来一个戴着“加官”假脸的角色，大红袍、高底靴，一手举着“加官晋爵”的金牌，一手拿着牙笏，踩着锣鼓点，捯着碎步跳来跳去，舞个不停。这时，台下来了两个穿长袍的男人拥着一个年轻坤伶手捧捐簿来到我们面前，说是为救济潮汕贫病艺人来港义务募捐，敦请官商各界慷慨解囊。这时，台上又出来一个着戏装的财神爷也开始跳了！穿着绿蟒袍，戴着头盔，手拿“得财进宝”的金牌，跳得火热，捐簿递到父亲手里，一看，捐簿头上不知是谁已签名写了“壹仟元”。父亲自然只好也签名写了“壹仟元”。这捐簿又逐一由那美女递请坐在第一排的客人一个个签上名字和款数传过去！这种做法在当年上海那些头面人物借着给父母或自己做寿开堂会时就有，名曰“打抽丰”，实际是一种敲竹杠行为。刘侯武是借此为家乡潮州戏剧团做“好事”。我们第一次看潮州戏，听不懂也欣赏不了，硬挺到看完，才被送回“六国饭店”。
刘侯武个儿不高，宽额大眼，唇上留点小胡子，常带笑容。广东潮阳人。学生时代参加同盟会。曾在暹罗（今泰国）办《中华民报》，也在汕头办报。1936年与父亲同时当选所谓的制宪国大代表。这时他任两广监察使，在香港，极有权势也颇有人缘。抗战结束，他辞官回家乡办了潮阳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去新加坡做了潮阳学校校长并筹办南洋大学。20世纪70年代中在香港病逝。自这次看潮州戏后，我偶尔也听人说起他的情况，但却再未见过这个“干爸”。
也就在旧历年间，收到大红请柬，到山光道李尚铭的花园豪宅里参加宴会。他的豪宅，是两层高带假三层的宽敞英国式的多卧室建筑，房顶带古典中国式。大客厅也是中国式红木家具配有中国书画、屏风等摆设。花园极美，有喷水池、绿草地、养金鱼的大缸，更多的是花卉树木，一片小竹林，竹枝上丝线拴着薄瓷片，有风吹拂时，薄瓷片甩起来，瓷片碰摇，声音悦耳。许许多多由花工在暖房里培植的盆栽争奇斗艳。矮树上挂着鸟笼，芙蓉鸟和银眼圈鸣声可爱。李尚铭陪父亲和我上过二楼。楼上十分豪华。有中西古玩和工艺品，有巨幅西洋油画，中国的青铜器、瓷器，更有大玻璃橱，放着由大到小许多个纯金罗汉，一间大卧室里，靠墙有他死去的漂亮年轻太太穿着骑士服骑马的巨照，一丈左右见方，是照片放大拼制成的。李尚铭丧妻不娶，为悼念爱妻还留起了山羊须。他中等个儿，头顶微秃，戴金丝眼镜，穿得非常朴素，总是灰色中式长袍，挺着大肚子。他喜欢结交名流官吏，相当长一个时期，总派车接我们去豪宅聚会，家有名厨，菜肴丰盛，应称顶级美食家：席上总有清蒸大龙虾（那时的龙虾特别大，有时有一尺多长，三四斤重不稀罕。不像如今的龙虾，大的几乎看不到了）、清蒸石斑鱼或比目鱼、炒香螺片、红烧对虾、芙蓉青蟹、炒海瓜子、水煮蚬子、烩海参、烩甲鱼裙边。鱼翅羹和燕窝汤自不必说，鲍鱼他总用日本金钱鲍，还喜欢用罐装法国芦笋、英国瓶装小酸黄瓜，至于火腿鸡汤、印度咖喱烧鸡、牛奶菜心、广东腊味等自然属于常有的陪衬。家里的女佣都是广东姑娘，一律梳一根大长辫拴着红头绳垂在背后，穿一样的唐装，端菜上茶彬彬有礼。家里像个俱乐部，男女宾客打扑克和麻将牌、聊赛马、去澳门赌钱的都有。有些当时的影星艺人和交际花间或也清唱一些粤剧和歌曲，奏敲月琴凑趣。就餐前后，饮茶喝咖啡，名流们总是在摆好的大桌宣纸上挥毫写字或赋诗写了赠送他。
李尚铭结交官场名流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做生意。后来似乎未达到什么目的，他的热情招待也就淡下来了。据说，他同刘侯武仍有交往。父亲不住“六国饭店”带我住到租来的住处后，交往的人又有了些变化。父亲给我请了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我都得在家里上课。父亲上午外出都是独自去，下午或晚上有人邀请我才有机会跟他同去。但新的香港生活的画面仍继续变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一位去打游击的家庭老师
父亲在香港露面多了，来看望父亲的人也就来得多了。其中还有年轻人，干什么的不清楚。但有些讲起话来慷慨激昂，都是主张抗战大骂日寇的人。记得清楚的是一个名叫聂海帆的，他年岁比父亲要小不少，身体壮实，个儿高高，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有点学问的样子，会讲普通话，也会讲上海话。有时独自来，有时与另外一两个人来。讲话总压着声音但却很激动，父亲说他想找父亲商量办大学的事。有一次，我正在玩木质的模型飞机，从商店里整盒买来，自己装配起来玩，可以用粗橡皮筋绞紧让模型飞机飞起来。聂海帆来了，父亲说：“洪溥，你出去玩玩去！”我就明白，他们可能有要紧的事谈，也可能父亲嫌我在场，有些事他可能不想全让我知道。我拿起模型飞机就从“六国饭店”三楼下到楼下，走近海边去看维多利亚湾那些吸引人的景色了。这个大深水港，大型的各色邮轮和英国军舰都可驶进来停泊。海面上船只来往忙碌。沿海有大排档，卖咖啡、罐头炼乳和果酱、黄油“土司”和“热狗”（面包夹香肠）……也有烤鱿鱼的摊子卖涂酱的鱿鱼。海鸥乱飞，情景热闹，我常常流连忘返，也到靠近湾仔的一带找空地放模型飞机。湾仔一带的居民穿木屐的特多，清脆的木屐声刚听觉得吵闹，听惯了却变得悦耳了。隔上两三个小时我回“六国饭店”，父亲外出了，我就独自在房间里开收音机听或看看报刊，心里感到寂寞。
后母没有回香港的意思，来信总是叫父亲回上海。“六国饭店”住着开支大，我渐渐明白，家中的经济开支大权是掌握在后母手中，父亲见他的友人像杨天骥老伯等都是租了房子住的，父亲就决定托人找房子。我到香港后，不上学，父亲说我像个“无业游民”，就又决定赶快替我找个好的家庭教师。这两件事他都要抓紧办。
他做了决定，说办就办。他认识了一个姓黄的本地人，是永安公司的高级职员。这位黄先生干练负责，很快就在离湾仔不远处找到了房子。那是一种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在二楼上，一大两小三间房，有阳台，有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电话、铁门，安全、干净、朝南。有客来摁电铃后，铁门上有个小活动门可以移开看到来人是谁。黄先生又在报上登了一个招聘女佣的小广告。香港报上这种广告特别多，找工作的人也多。说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负责买菜，做中、晚两荤一素一汤的菜和饭，兼带打扫卫生购买杂物。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中年女佣，广东人，姓齐，就叫她“阿齐”。这阿齐话很少，来了就做事，时间掌握得很准，十一点半总是把饭菜做好，十二点我们把饭吃完，她洗好碗就走。晚上的菜都已做好，父亲和我自己晚上热了就可以吃。我跟她上附近菜场去买过菜。菜场里鱼杀好了卖，可以买半条，活的鸡鸭杀了卖。海味多，蔬菜品种也多，芋头有菠萝那么大。阿齐会用鸡鸭“煲汤”（煮汤），做的广东菜像西洋菜鸭肫汤、炒紫菜薹、炒蚝油牛肉、咸鱼篜肉饼等我们也吃得惯。父亲很满意，也常打发她去熟食店买叉烧肉、卤鸡蛋、卤鸽子，到水果店买水果，到商场里买罐头牛奶、面包和蛋挞做早点。生活安定了，很快那位黄先生就把他的一位本家弟弟名叫黄魂的介绍来做我的家庭教师。黄老师不满三十岁，是广东惠阳人，高颧骨，一头浓黑的头发，两条浓眉毛下带凹的眼睛。个儿不高，但身材结实。他因为家里穷，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自学成才，上过平民学校和职业学校，自己又学完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课程，在惠阳有过教初中的经验。他能写一笔漂亮的字，到香港后，每天下午在一个雕刻厂做雕模技工，晚上，给一家进出口商做英文打字及计算抄写的工作。他可以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帮我补习数理和英文、中文。黄先生带来了他写的毛笔字、钢笔字和英文打字的信函及他投稿在报上发表的一些短文和诗给父亲看。短文和诗都是从报上剪下来贴在一本练习簿上的。有首诗我当时看了，后来又看过并且记熟了头两句，到今天都未忘记，那是：“我是路边一株踩不死的小草，我是田里会翻土的蚯蚓……”
父亲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名字是家里取的吗？什么意思？”
他答：“我本来不叫这名字。这名字是我自己改的！日本鬼佬侵略中国，黄帝子孙应该有黄帝魂！”
父亲听了点头，说：“很好！我就把孩子交给你教了！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准时在我这里吃饭，你吃了饭去工厂不会耽误你下午的工作的！”父亲脾气有时较急，但他是体贴人的，又说：“我不会亏待你的！请放心！星期日不上课！”
从那以后，周一到周六，我就忙起来了，黄老师总是准时来，准时结束课，吃完中饭就走，非常匆匆非常准时，他对我很和善，教得也很不错。初中课本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适合我的程度。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上小学时，二年级开始就学英语。听他的英语发言带广东音，但广东人讲英语带广东音也正常，我也习惯。父亲要我尊敬老师，我也努力做到。我们之间慢慢有了感情，相处虽不过五个月光景，长期以来我却仍保持着深刻的印象和感情。每当想到他和他的诗时，心里总是发热的。
有些事，他使我有了难忘的记忆。
那时候，他来上课，总随手带一只灰布袋。袋里有本子、笔、毛巾等杂物，还时有赛马的报纸杂志；又总放着一本厚厚的《中国名人录》（好像是这么一个书名），黑衬底烫金的书名封面。他在让我做数学题或诵读默记国文课文或抄写英文时，有时常会抽空翻这本大书阅读。我好奇，问他是什么书，他就把书放我面前说：“看啦！我中意这本书啦！”他告诉我这是一本介绍名人生平的书。我向他拿过来看，书很枯燥，就是一个个人名按姓氏笔画排列。像字典，下边是介绍这个人的经历，如某某人，籍贯何处，哪年出生，学历和经历，很单调。他却有点空隙时间就看，哪怕看几分钟也很专心。我终于问：“看这有什么用？”他答：“有大用！”但也没说出什么大用来。直到有一天，他见我又问，才说：“我在研究，发现这些人都很有名，都很成功。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们大多上过学，有文化，有的还到外国留过学。这些人都很努力。有的是大军人、大官，有的是大学者。如有的是专门下棋的，也能成为棋王，把外国的名棋手打败。有的是变魔术的，居然成为魔术大王。行行出状元，唱戏的能唱成这个派那个派的，变成了泰斗。这些都使我懂得人要爱学，有时间有机会要努力学抓紧学。中国学了不行再到外国学。”他说的大意是：一个人必须拥有高到受重视和被人需要的本领！讲着这些话时，他似乎决心很大，也很有信心。事后，我把他的这件事和这些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笑了，点头说：这个年轻人说得有道理，他将来会有成就的。这些话也是在教你努力呀！事实上，他和父亲说的意思是我在后来成长中体会到的。
第二件事是他爱赛马买马票。香港人许多都这样。有大跑马场。“跑马地”的地名应当就是这么来的！那实际是一种凭运气的赌博，香港人对这很迷恋，报纸上也大版大版刊登跑马的信息和照片。这些信息我当时看不懂也不爱看。香港街上常可看到有人在投注站买马票的。黄老师就是爱玩这一项的人。他手提包里常有我看不懂的跑马场次表、赔率表、投注指南、骑师搭配表一类的材料。
从他那里，我当时懂得马的寿命约三十岁左右。要想取胜，买马票靠的是运气。有次他叹气说：“呣嗒啦，呣嗒啦！我嗨穷命啦！”但尽管这么说，他关心赛马的事一直未停。只是有一次对我说：“爱赛马是我的缺点！很不好的！你不要学我。”有一次也说过：“做发财梦的人是发不了财的，想发财还是要靠努力奋斗！”当时他的样子很严肃。至今，我仍记得他那高颧骨的脸上那种认真坚决的神态。
他有时将诗写在口袋里的一个本子上。他讲课辅导我时，是预先在一个练习本上花时间做好笔记的。教国文时，课文之外他常给我添加些诗词。他买过狼毫笔和墨及砚台送我，还买来本子经常要我临临碑帖写写大小楷。他讲课条理清楚，数学使我易懂，讲国文时很认真。一次讲课时，给我讲“串”这个字。他说出一大堆话来，我一下子就记深刻了，至今不忘。他说：串，物相连贯也，连串而成的物件叫“串”。如一串珍珠，一串铜钱。串也可以做到访的解释，比如北方人将上门到别人家访问叫作“串门”；“串通”就是沟通；“反串”，那就是用在演戏时男的扮女的，女的扮男的，或老生反串小生……这种说法，当时我觉得有趣，也就记住了。
黄魂老师是个爱国青年，关心抗日的战局。看着报纸上一些败退的战讯，常会叹气。同父亲有时谈起抗日，他总是慷慨激昂，大骂“日本仔”和“东洋鬼佬”！他有很好的嗓音。有一次，父亲外出不在，他唱一支抗日歌曲给我听：“拿起你的枪，快快儿奔前方；和这恶虎狼，拼命地战一场；我们受亏已不少，今天和他算总账。”声音高亢，感情充沛。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父亲回来了！他也不唱了，但父亲听见了他的歌声，父亲说：“唱呀唱呀！你唱得很好！对洪溥，我不但要你教他功课，也希望你教他爱国。”
黄魂老师对父亲是很敬重的，对我说过：“你有一个好爸爸！你要努力！”
有一天，他对我突然说：“我也许会改变一下生活！到抗日前线去！”
但他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
他给我做家庭老师大约有好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他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很对不起，因为我有事不能再做家教了。”父亲问他什么事，什么原因，他也不讲。父亲问他是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他说不是。接着，他就真的不来了。隔了些天，介绍他来的那位穿西装的黄先生来看过父亲。父亲问起我的黄魂老师。
黄先生说：“也弄不太清。他说是要去打游击。家乡惠阳那边现在有了游击队。他大约是要去参加，人就离开香港了。”
父亲和我唏嘘了一番，我简直有点伤感。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黄魂老师，也不曾听到过他的信息。
但，在香港相处过几个月的黄魂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存在，没有也不曾消失。回忆香港那段生活时固然会想起他；有时，在心情起伏时也突然会在脑际出现他那高颧骨的面容和捧读那本厚厚的名人录的模样。不知他是否真去打游击抗日了？他会阵亡牺牲了吗？谁知道呢？只是师恩难忘，想起他时，一种感激之情总会油然荡漾在我胸间……
难忘当年香港仔送别
夏天的香港，太阳有时很凶，但由于有海风，房里总有电风扇，并不使人感到闷热难耐。只是父亲的心情是不好的。他的心总同抗战关联着，战局不好，他总关心。他又是个爱工作的人，想做的事在香港没法做，当然苦闷。继母汪淑晴来信，仍总是要父亲带我回上海租界上住，居然有一天来信要父亲去香港著名的黄大仙祠去烧香求签，说听说那里算命看相很准，建议父亲去拜一次黄大仙对于回不回上海做个决定。父亲看了信摇摇头把信递给我看，说：“可笑！”他是不相信烧香求签和看相算命的，当然不会照办。
大约是6月里，由于日寇沿陇海铁路进攻，又要从平汉路进攻武汉，形势不好。有一天，报上突然刊登了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花园口决堤淹没了大片城市与土地的消息。事后得知，下令决堤造成重大祸害的。据悉当时淹死九十万人，有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父亲看后，非常感慨。就在这天后，杨老伯来看望过父亲，两人谈起花园口决堤，都估计损失惨重，也都怀疑堤是故意炸开口子的。这天，杨老伯带来了叶楚伧给父亲的一封来信。
叶楚伧与杨天骥是同乡。过去在南京时，我们住过高楼门100号的一幢红砖洋房。边上的邻居就有外交部次长徐谟、画家徐悲鸿、南京市党部负责人彭尔康，还有这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的叶楚伧。这时，他仍在武汉，已是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官很大，权也很大。叶楚伧戴眼镜，仪表挺好，说话文雅，当时颇得蒋介石信任。他前清时做过“七品小京官”，后来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杨天骥转来的信是由于父亲曾给叶楚伧写了一封信，大约谈了自己的情况及表示对抗战的信心，想了解一些时局。叶的信怎么回复的我已弄不清，只记得信中谈到要坚决保卫武汉，但各机构全部拟迁至重庆。当天，父亲同杨老伯谈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老蒋坚持抗战的决心是下定了。中国地方大，回旋的余地大，政府将来到四川去是对的，战事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当时报纸上有幅漫画：一个面目凶恶的日本军人手拿军刀，但两足陷在很大的泥潭中。中国虽然沦陷了很多地方，如今日寇快打到武汉了，但日本的两足确实像陷在泥潭中难以拔出了。杨老伯不仅帮叶楚伧转信给父亲，也帮于右任转过信给父亲。于右任当时在国民党内部职位很高，而父亲有时亲切地叫他“老于”或“胡子”。父亲辞职拟仍做律师并办大学后，他曾建议父亲在上海重新恢复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有次，他给杨天骥转给父亲的信又提到这件事。杨老伯也认为于右任的建议很好。因为中国公学名声大而且名声好，比创办新的大学来得好。但抗战在坚持下去，父亲在香港要实现他的愿望，完全没有可能。父亲甚至想过：是否在香港设法做律师？但这想法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他不可能在英国人的殖民地上做律师！语言、法律等对他都是生疏的，最主要的是他熟识的人事关系都不在香港，没有人脉，他动弹不得。开律师事务所需要的从房子到助手等，他都无法张罗。为这，当然看得出他的烦恼与苦闷。
李尚铭打电话给他，说老朋友们，包括刘侯武、谢无量、杨天骥等都仍常去他山光道住所叙聚，久不见父亲和我了，欢迎仍去玩耍。但父亲答应了，却没再去。天气热后，有一天，李尚铭正式发了帖子，说是请好友们欢聚，由香港到澳门去玩两天回来。但他们去是想去玩赌场的。父亲就推托不去了。他对我说：“赌博是一件非常坏的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因为沉迷赌博，闯了大祸，毁了前途。一心想赢钱，结果却倾家荡产……”他自己是不赌的。所以，当李尚铭等坐船从香港去澳门游玩时，父亲谢绝未去，我也并不遗憾。
其实，在香港也是有赌场的，只是没有澳门的赌场大和出名而已。而且，香港有些高级的酒店、旅馆、餐馆里都总是摆着一个或几个“吃角子老虎”在边上，顾客只要有硬币就可以用来玩耍。我在“六国饭店”住时，到它楼下餐厅里玩过一次，纯粹是好奇，父亲也是同意的，说：“可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赌博的滋味，但这仅仅是让你懂得一点赌的滋味。不是教你赌或是鼓励你赌！”我在“六国饭店”赌了一次，在“陆羽茶室”也赌了一次。那种“吃角子老虎”像只方箱子似的竖在那里，可以看得到里边并不是空的，而是有不少钱币在里面。有个塞钱币的线形口子，你可以把硬币塞进去，然后用手使劲将一个扳手一拉，有时毫无反应，那你投的钱币就吃进去不吐了！有时你的手将扳子一拉，突然哗啦啦许多硬币都吐在下面了。这吐出来的一大堆钱币就属于你了！赌钱这种赢法，一个可能换成多个，当然会鼓励人的赢钱欲望。我尝试了两次，一次输，一次赢。由于输的一次只是一个硬币，赢的一次却拿到三四元的硬币，自然算是赌赢的人。但父亲说：“好了！以后别再玩了！俗话说，久赌必输！天上不可能掉下肉包子给人吃的！”我是很欢喜父亲对我的这种教育方法的！
仍常常有朋友来看父亲。
那位聂海帆先生也常来。有天，他请父亲和我去吃晚饭，说是该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国鸡。他陪我们坐“的士”到了皇后大道中，下车转进德己立街，路上上下下，有点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餐馆。门面不大，高处挂着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写着大字“葡国鸡”，画着一只大公鸡，还有葡萄牙文。这当然是一种西餐，汤、冷盘都没什么特别，小面包、黄油、果酱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就是一钵蒸得滚热的“葡国鸡”。那是将鸡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许多奶酪蒸熟的一种特色乡土菜，确实味道很好。
我闷声吃鸡，但听到父亲同聂海帆谈话。谈的是在上海租界上办大学的事。聂海帆反对用“中国公学”做大学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烦。因为“中国公学”这个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这里说的引人注意的“人”，显然指的是“敌人”。他说：“学校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三吴大学’！不引人注意！”他又说，“您做董事长，我任校长！依您的声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开的！你是前辈，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师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学生和熟识的关系。校址已经不成问题，这事现在只等您点头了！”
父亲沉吟着，当时并没有点头，好像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吃完“葡国鸡”后，聂海帆送我们回家，临走时，他好像对父亲说：“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聂海帆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叫三吴大学？”
父亲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苏州、常州、湖州自古以来，叫作‘三吴’。在上海办个大学，吸引苏州、常州、湖州这一带的学生用这个名字合适。我却觉得没什么好！”
从此以后，日子过得好像极快。父亲仍是与友人——熟的和新认识的不断来往。聂海帆则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见和父亲的取得了一致，他去开拓办“三吴大学”的局面去了！
后来，隔了两年，在上海，那时“三吴大学”已经办成开学，父亲是董事长，聂海帆是校长。有一天，有两个敌伪杀手带了礼品装作给聂海帆送礼，到了“三吴大学”的办公室见到聂海帆后立刻开枪，聂海帆顿时倒在血泊中牺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伪的极司斐尔路76号派来的。接着，父亲就收到了恐吓信又遭到了绑架。那个阶段，我才从父亲处知道“三吴”并不是苏州、常州、湖州的古称。“三吴”是吴玠、吴昜和吴樾。吴玠是南宋屡破金兵的名将，吴昜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将领，吴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显然，父亲后来同意用“三吴大学”这个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父亲决定要去“孤岛”上海了！他是一个爱国者，去上海当然不是为了苟安于乱世。临行，有一伙友人为他在香港仔摆宴吃海鲜送行。那对我是至今难忘的一个晚上。
去香港仔，路较远，当时那是一个泊着许多渔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渔港，比较荒凉，但碧海靓丽。来吃海鲜的人并不太多。我们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边的大舫船上。它用红红绿绿的油漆刚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许多玻璃器皿和木质盆具内都养着各色生猛的海鲜。翠海如镜，远处的沙滩上，有槟榔树、绿色的尤加利树。在舫上摆筵席，使我想起战前随父亲在南京秦淮河和到苏州去太湖吃“船菜”的旧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主要不外是海鲜，但桌上花雕酒的香味至今想起似还存在。朋友们多数都较年轻，敬父亲酒，父亲仍未喝酒，但说了激动的话，大意似是我不去重庆而去“孤岛”会有危险，但我无所畏惧……有人提议：起立唱一个歌为父亲送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慷慨激昂，使人热血沸腾，那时候是几乎人人都会唱这支歌的。我夹在中间唱歌，不知为什么却流泪了。父亲那晚，为什么那么激动地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似乎不懂，只是，他回“孤岛”后，的确遭遇危险，并终于因抗日死在敌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伟地坐在那里讲话的情景，至今与香港仔的靓丽海景从未湮没在我记忆的深井中！
父亲去沪是为了应邀用他的声望及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三吴大学”，掩护进行抗日活动。那时，从香港到上海只有坐海船来往。最奢华最大的是英国的皇后号邮船，都是数万吨级以上，如“亚洲皇后号”“日本皇后号”等，其次是美国的总统号邮轮，如“柯立芝总统号”等。一般两天两夜至三天可以抵达。再次是荷兰的邮船如“芝沙连加号”等，约一万几千吨至两万吨。最小的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海轮，几千吨不足万吨，要航行四五天以上，颠簸得厉害，条件较差，只是比较便宜而已。
父亲同我买了英国的“亚洲皇后号”大邮船的二等船票。这是一艘航行全球的巨型豪华的四万五千吨级的客轮，奶油白色，巨大得像幢巨型建筑物，头等舱在最上层，二等舱在甲板上端，下面是三等舱，已在甲板下方了。舱底则是四等舱。上了船，四通八达，左转右弯，使人迷路。二等舱的客房很豪华，彩色地毯，丝光窗帘，两张铺着洁白单被的钢丝床，另附全套设备的浴室、盥洗室，还有沙发、长桌、壁橱。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巨大海轮，房里许多环球旅游彩色风景画吸引了我。船要夜晚八点钟才起锚放行。我走到前甲板附近的舷梯边上站着，只见船上大菜间和二等舱的旅客们都倚着船栏在向下张望。码头上拥挤着许许多多送客的人群，也有许多码头工人在搬运大包、扛着大箱或行李在来往装卸。
船下海面上有一幕奇怪的景象，一个广东人在我身旁叫一个穿红衣黑裙的少女：“快来睇水鬼！”
原来邮船旁的海面上有三条小舢板，还有两条大木盆船。每条舢板或木盆船上都只有两个人：一个划桨，一个光着身体只穿一条三角裤的就是被叫作“水鬼”的人了。海风已凉，“水鬼”都颤抖着伛偻着身子蹲在船头仰面向上朝着邮船上的乘客做乞讨的手势呼号。谁将亮晶晶的毫角扔下海去，“水鬼”就扑通跃身下海，在海水中将钱币捞上来，举手向船上的乘客亮出钱币致谢。
天色正由光亮转向昏暗，“水鬼”在海水里的动作透明透亮，看得清清楚楚，但看的人多，扔钱的人少。一个吸雪茄的华侨模样的人将一小把银毫币一起扔下去，一下子五个“水鬼”一齐投入水中，抢捞得真是紧张。逗得一些观众笑着议论：扔钱的人少，丢下去的钱币恐怕还不够几个人在海边排档摊子上吃一顿咖喱饭或鱼生粥。我心里产生怜悯，我特别怜悯一个白发老婆婆划着木盆船上的一个幼小的“水鬼”，我掏出手帕，将袋里用剩的一些银角加上分币包好瞄准了那一老一小的盆船扔去，可是偏偏手巾包被风吹晃到离他们有四五米远的海水处，反倒被一个强壮的在舢板上蹲着的“水鬼”一个猛子蹿到海里，水中捞月似的捞走了。我心里很失望，没人知道我的心意。可惜我身边没有毫角了……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船开动了！
船进入大海之中，夜晚四面漆黑，大海看不到边，海真大呀，黑水洋似的真吓人，一望无际，浪花激溅，跳跃喧哗。
我带着不好的心情离开甲板回到舱房。
不堪回首的尾声
1938年秋天回上海后，我们住在租界后母汪淑晴家。地址是汉口路（即三马路）同安里21号。后母的父亲已去世，遗嘱女儿和两个儿子同等待遇也分遗产的三分之一。汪淑晴在家是得宠的。父亲又是有声望地位的人，因此他们家将三层楼洋房的二楼让出给父亲和后母及我居住。款待得较好。我插班进了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每天在汉口路口子上的慕尔堂教堂里上中学。这时聂海帆做校长的“三吴大学”已经开学，招生等事情多已办妥。父亲是董事长，在上海聘了一批董事，开过会，详情我不了解，但父亲极少到学校去，聂海帆在我记忆中由于忙及怕引起注意等原因，也特意不到同安里父亲住处来。这时，父亲来往的仅有较好的朋友。如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郁华常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长谈。郁老伯也是日本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上过学。他比爸爸的年岁大，但父亲说他为人耿直，所以“得罪人多一直做不了大官”。他爱国，同父亲一样反对亲日派。1938年年底，汪精卫突然逃到安南（即今之越南）河内，公开叛国，郁老伯为这特地又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愤慨地同父亲一起痛骂汪精卫。但汪精卫大约半年后就投敌到了上海，1939年年底，郁老伯就在他住所门口遭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凶手开枪杀害。而也就在这件事后不久，聂海帆也在“三吴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遭敌伪的刺客杀害。聂海帆遭暗杀后，父亲就受到监视并收到恐吓信两次要他到极司斐尔路76号去谈话，接着，就在住处遭到绑架被囚禁在敌伪魔窟里。后来哥哥宏济和我也被作为人质同父亲一起软禁在76号里。
1940年农历初一，在我的堂兄洪治与外界地下工作者葛覃和吴开先部下的安排下，父亲与哥哥及我拂晓时逃出了76号，在静安寺坐上预先停在那里的汽车，再转到新关码头一家亲戚处换衣服化装，坐小火轮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上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驶往香港。父亲决定带我们兄弟到香港后就去大后方重庆。邮船在出吴淞口时，日本宪兵上来对乘客进行搜查。为了安全，父亲和我们坐的四等舱，日本宪兵搜查后，船出了吴淞口，父亲一人补票到三等舱去（因只有一张三等舱票）。谁知第二天清晨，父亲就失踪了！他床上有一张潦草的纸条，说是他跳海了！他是自杀还是被杀？没有确切答案。因为日本和汉奸广播新闻时说父亲“破坏和运”，“已被逮捕”。
在“芝沙连加号”船上，我突然看到了吴经熊老伯，他是宁波人，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战前在南京时，父亲同他有交往，我到他家去过。我哭着叫了一声：“吴老伯！”他问清情况后，马上将我和哥哥带到二等舱他和夫人的房里，说：“在我这里安全些！”他又说，“到香港后，我带你们去见杜月笙！”
“芝沙连加号”抵港后，有汽车接吴经熊，他和夫人带我和哥哥上了车直驶高罗士打行。这时杜月笙仍住九龙，但每天到香港高罗士打行八楼办公。这一层楼成了他专门的办公场所。
父亲同杜月笙有过交往我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杜月笙住所。我只知道杜月笙是上海滩上的“大亨”。这次吴老伯带我们去见杜月笙我却有些意外：想不到一到高罗士打行杜月笙办公的那宽敞的八层楼时，我立刻看见了杨老伯。杨天骥模样未变，仍穿的是咖啡色长袍，手里夹着雪茄。见到我，他马上说：“啊呀！洪溥……”我哭了起来。吴经熊就把父亲的事说给他听。他很同情地点头用手挽着我安慰我，说：“见见杜老伯吧，这事他会管的！你们的安全最重要。”
这时，我看到广阔的大厅堂中间，有好几只大沙发呈重叠的品字形。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着一个高个儿瘦削的男人，穿的灰长袍，剃的平顶头。白天，灯都开着，整个大厅里，有好几处都各有一些人坐着在谈话，在商量事情。我已经猜到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的就是杜月笙！他两只耳朵有点招风，眼光有点锐利，脸色有点苍白，正在听边上两个人同他说话。
吴经熊和杨天骥把我和哥哥带过去。吴经熊同站起身迎接他的杜月笙握了手又拱拱手，坐下来简单说了些情况。杨天骥攥着我的手说：“这是洪溥，前年他跟父亲在香港时我们常见面的。”杜月笙点头，客气地叫我们坐。吴经熊急着要走，说：“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太太还在下面车子里！那我就走了！一切拜托！”他和杜月笙拱手作揖，杜月笙也起身拱手作揖。杨天骥就带着我和哥哥都在杜月笙面前的沙发上坐下来。
当时我看样子，觉得杨天骥很像杜月笙的秘书，但后来明白了：杜月笙很尊重文人雅士，与这些人交往也请这些人出谋划策或给他做些文字上的事。杜月笙自从在上海发迹后，听父亲说过：他从青帮头子进入政界，学会了玩政治，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学得温文尔雅，话不多，总很和气的样子。他同一些文人雅士或官场人物交往，暗中总在学习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杨天骥这时的确常在他身边盘桓，但是他的顾问。杜月笙的秘书名叫胡叙五，光头、戴眼镜，中等个儿，说上海话，勤勤恳恳做事，认真负责。直到上海解放后，后来，杜月笙到了香港不回上海，胡叙五才离开杜月笙最后回了上海。
我和哥哥坐在沙发上，杨天骥又说：“杜先生（他是这样叫他的），高宗武、陶希圣的事刚过去，又来了王开疆先生的事。不过高、陶本来是汪一伙的，王开疆是坚贞不屈主张抗日的！这件事要通知新闻界！洪溥他们兄弟俩的安全也要注意安排！”
杜月笙点头，说：“对！马上通知新闻界，安全的事也让他们安排！”接着，又问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怎么写。问完，说，“你们两兄弟准备怎么办？”
哥哥说：“我们都要到重庆去！”我也说：“对！我们去重庆！”
但，杜月笙摇头说：“宏济可以去重庆！洪溥你太小，还是以后再去。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人都先回一趟上海，看望安慰一下母亲！然后，宏济去重庆，洪溥就在母亲身边等以后再去！好不好？”
他说得十分在理，又想得这么周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他的话感动了。
杜月笙又说：“令尊同我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他爱国！我们都知道！东洋人和汪精卫他们干起坏事来说不清的！现在，先给你们找地方住下。我会叫人注意你们的安全的。我也会给你们订船票回上海去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令尊这件事对敌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我能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他说这些话后，有个中年人拿了一只托盘上边放着药和水来给他服药。只见杜月笙拿起托盘中的一支玻璃管，里边是白色的药粉，端起开水杯，将白药粉倒进嘴里，玻璃管敲得牙齿“橐橐”响，然后喝了几口水将药吃了下去。事后我听杨老伯说：杜月笙上一年十一月坐飞机去重庆时遇到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追赶，险些儿出事，但高空空气稀薄，他得了气喘病，身体不好……
总之，这次见到杜月笙，他给我的印象如上。又有客人来找他了。杨天骥带我们离开杜月笙，他很讲义气似的对我们说：“你们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杨天骥安排人用车把我们兄弟送去旅馆住。后来，听说杜月笙在香港确是做上海和江南方面的情报工作，他还有个“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次日，中央社、《大公报》等记者均来采访发了消息、照片及评论，重庆《新华日报》也发了消息。
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是在父亲因为抗日在船上突然失踪后，与哥哥宏济同到的香港。香港离我上次离开仅仅一年零几个月，表面上没什么变化。但父亲谜一样的去世，使我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处境大不相同。杜月笙安排我们住在德辅道附近的一家“海陆空”旅馆，虽不豪华，也算洁净舒适，但周围环境比较热闹嘈杂。确实有人安排了我们的生活。本来，“芝沙连加号”上有父亲和我们的箱子衣物，荷兰轮船公司在父亲出事后，不肯将箱子等物品发还我们。这时，全部由杜月笙的人给我们领取送来了，也有人叮嘱我们外出要小心等。但我们当时不太了解特工工作的险恶，并不警惕，幸亏也未出事。我们经常就去街边的排档摊吃点炼乳、面包或者云吞、牛丸等当饭。父亲不在了，在香港就感到有一种漂泊、穷困的心态，逗留的日子不长，对世态人情却懂了许多，对人生况味也知道不少。
在香港，我总是会想起与父亲第一次同在香港时的那些事，在杜月笙处同杨老伯分别时，他告诉我：“蔡元培先生身体很不好。”又问我，“你还记得我陪你父亲带你去看蔡先生的事吗？”接着，个把月后我就在报上见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消息。记得后来读高中时，我曾找了他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阅读，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并对北京大学有了憧憬，只是以后考大学时，选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未圆北大之梦。
这第二次到香港，巧的是见到了许地山先生。我那时熟悉他写的那篇短小而朴素无华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笔名就叫“落花生”。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那时，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宁波同乡会”楼上，正举办着一个有关支援抗战的摄影展览。我们有个本家哥哥名叫王琪的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和哥哥去找他时，看到一个相貌堂堂，黑发、八字胡下留一绺黑须、戴黑边眼镜的人，穿灰长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览，边看边同人谈话。他被几个人簇拥着，给我一种典雅温文、学者气质的印象。王琪说：“这就是许地山，‘落花生’。”许地山那时是香港大学主任教授，碰巧见他一面，也是一种缘分。他在我见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在香港逝世，葬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好像还不满五十岁。
哥哥和我从香港回上海后，他取道浙江去了大后方重庆。我1942年也绕道经苏、皖、豫、陕入川，历经种种艰险去到大后方。
光阴流转，父亲当年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早已失散，我再见到过的只有杨老伯。他后来很快离开杜月笙到了重庆。可能由于对当时大后方的种种不满，他宣布脱离政界。抗战胜利后，他思想倾向进步，营小屋在上海及苏州颐养天年。他有亲戚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上海去苏州专程看望过他一次。他生活简朴，居处小而雅洁，身体瘦弱，人已更老，使我有沧桑之感。我带了水果、点心之类表示敬意，他握住我的手就像第二次我到香港在杜月笙高罗士打行办公处他攥住我手一样。谈起当年香港往事，他莞尔笑笑摇头，未曾明说什么。他不信佛，但桌上有尊佛像，似早已看破红尘。我后来调往北京。他1958年安然病逝于苏州。我以未能去见最后一面为歉。但他脱离政治对人生的那种超脱，使我想起就会感到一种禅意。
关于父亲，当时《大公报》有评论曰：“他摆脱敌伪囚禁，冒险逃出魔窟，用行动表示抗日决心拆穿了敌伪想盗用他名义装饰门面的可能手段。当时，汪精卫正在筹建伪政府要演出还都南京的丑剧。王开疆先生以他壮烈的死，给日寇和汉奸们一个巨大的打击。”
失去父亲后，想起父亲，我就会想起香港；想起香港，我又总会想起父亲。1999年春，我已是白发苍苍七十五岁，率大陆作家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来回都路经香港，但行色匆匆，不能多停留。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这时的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快要两年。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在香港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前飘扬着国旗和区旗及金色大紫荆花雕塑旁摄影留念。忆及往事，面目似有点熟悉而又非常陌生的香港，使我百感交集，香港较当年更繁华了，香港变大了！香港的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再加上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使整个城市呈现出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时代动感。人和车，那么多；购物的商场，那么多；餐厅酒店和大宾馆又那么多……中环一带，成了“香港的曼哈顿”，气派最大，它既是港府和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湾仔和铜锣湾成了“全天候”的商业繁华区……连过去那么熟悉的维多利亚湾我都似乎生疏了！湾水也不像当年那么翡翠似的蓝净了！我们从漂亮的新国际机场出来，是坐汽车经过海底隧道到香港的，并不需要坐海轮过渡了！往事并不消失，想起当年少年时在香港的种种，想起随父亲见过的那些人和事，我说不清自己胸中翻动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感情。忽然想到韩愈的一首感怀诗：“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不禁有怆然涕下之感。
我后来在由台湾回来途经香港时，傍晚时分挤时间独自雇了一辆“的士”直奔香港仔，目的是寻找当年那次难忘的送别宴时的回忆。但到了那里，一切均已陌生，找不到旧时痕迹，水天茫茫，留下的只是我心中在作祟的伤心感觉。那夜的绍兴酒香，那夜的歌声激昂，那夜父亲的慷慨讲话和表情以及他伟岸的身影……都跟着光阴远远流逝了！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呀！
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人的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用文字把我对香港的回忆记录下来！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本文于2007年春至2008年秋在香港《海岸线》杂志上连载，后又连载于2012年《山花》杂志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