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沧桑

极司斐尔路76号与父亲海上失踪之谜

我一生中有过许多奇怪独特的遭遇，父亲的失踪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一个至今未能得到解答的谜。

《民国日报》辩护律师

父亲名叫王开疆，字启黄（1890—1940），江苏如东县北坎镇人。他少年时由于贫困和受压迫，很早便萌发出救国救民的意愿。

父亲十五岁就背井离乡，自荐于一代名流张謇门下。张謇对他几经考察，委为南通县渔团团练，当时他年仅十六岁。后来张謇欲调我父亲到垦牧公司任要职，他关心国家命运心切，决定去上海考大学。张謇多方资助，以壮其行。

父亲剪辫去沪，考入中国公学法律系半工半读，成绩优异。这期间他结识了章太炎、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等，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设律师事务所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是我国最早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之一。

1915年前后，他积极参加讨袁斗争，在报上撰写讨袁文章，公开演讲反袁，险些被袁的爪牙暗杀。后东渡日本避难，曾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深造。回国后仍致力于政法教育事业，与友人共同恢复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父亲先后在中国公学、南方大学任商科系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继又协同辛亥革命名士徐谦，创办了上海法政大学，徐为校长，父亲任校董和法律教授，并一度任校长。他还曾与友人在南京创办了文化学院。史良、杨之华均系他的得意门生。

当时邵力子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鼓吹革命，常遭租界当局干涉，甚至被迫停刊。父亲数次以律师身份与租界当局在法庭上抗争，终使《民国日报》复刊。

1927年北伐胜利后，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提请任命父亲为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被特任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至1937年初卸任）。1936年父亲当选国大代表。抗战爆发后，父亲与友人创办三吴大学，掩护抗日救亡活动，曾写下悲壮的七律《伤时》：“镜里才觑白发新，梦中又听铁蹄声。山河破碎空悲切，孤岛沦亡暂寄身。宗悫长风须振奋，元龙豪气敢消沉。沧江岁晚浑无赖，且把行吟涤泪襟。”体现了他忠贞的爱国之心。

誓不“落水”竟遭绑架

1939年秋天，汪精卫已偷偷地到了上海。那时候，沪西越界筑路一带，聚集了大小汉奸，故被上海市民目为“歹土”。我父亲因为赋闲，便带了我们，依母族居住上海租界。起初，父亲曾与时任三吴大学校长的聂海帆谋划复活中国公学，但因为中国公学有过一段革命历史，便遭到汉奸陈济成（后任汪伪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兼社会部部长）等人的破坏捣乱。不久，聂海帆便在一个阴冷的黄昏，被极司斐尔路76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的两个爪牙暗杀在三吴大学聂氏的办公室里。嗣后，父亲行动就渐入不自由状态。汪伪先遣傅式说（后任汪伪铁道部部长）来游说父亲数次无效，继之而来的就是“特工总部”的通知信，大意是“汪主席”要父亲去谈话，但父亲未加理睬。于是又寄来第二封信，严词恐吓说如果再不到极司斐尔路76号去一趟的话，决以相当手段来对付。那时我们住在英租界汉口路同安里，接信后，父亲仍不理睬，只是消极地和我们迁到三楼去住。

又过了几天，那天午饭时，楼下来了汽车，喇叭一响，只听得楼下用人乱哄哄地叫喊：“不在家！不在家！”接着见有四个执枪的彪汉冲上了楼，我们一家人都惊慌地站了起来。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认识父亲，凶狠地说：“主席请王开疆先生去谈话！”父亲尚未分说，就被他们拥下了楼，架上汽车，一溜烟地绑走了。

顷刻，我们全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了傍晚，有人从“76号”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父亲平安，并要我们送衣服去。于是，经过了细密的检查，由人陪同我进入了臭名远扬的“76号”魔窟，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内，见到了神色颓丧的父亲。我快步扑上前去，抱着父亲就哭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76号”内，汉奸逼迫父亲参加汪伪政权，而父亲反以大义相责，于是就被软禁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哥哥仍住在外面家里继续读书，每逢假期，跟随了堂兄洪治去看望被囚的父亲。起初每次进去必被搜查，后来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进去了。

“76号”特工总部本是国民党将领陈调元在上海的私宅，里面有好几幢洋房，四面有高耸的围墙。汪伪占用后，墙上便加筑了碉堡似的小楼，并且架上了机关枪，派兵守卫。

父亲与汪精卫会面

自从父亲被软禁，汪精卫大约感到对父亲利诱无效，所以就改用威吓的方法。父亲住的三楼，有个阳台，可以清楚地望到东北角的一排西式平房，其实那才是“76号”真正的“魔窟”。站在阳台上，常可见到有人抬着罩着白单被的担架进去，不久又见抬了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罩在白单被下的都是受刑的人。丁默邨会常来告诉父亲：“今天某人被上了电刑。”“今天某某被灌了肺。”父亲因为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自幼养成的一介书生的忠贞刚烈，所以对这种恐吓毫不在乎，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以后，父亲就很少再到阳台上观望远眺，只有我还常常凝视着那排神秘的屋子出神遐想。

不久，特务们又将父亲押到愚园路1136弄一幢洋楼里软禁。愚园路1136弄的宏业别墅里有好多幢洋房，花园、草坪都很大，围墙上架了铁丝网，还有许多卫兵，汪精卫、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都住在这里面。汪精卫住在1136弄310号（今31号）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的洋楼里。梅思平就住在软禁父亲的楼下。

父亲被软禁后，只见过汪精卫一次，那还是经父亲要求的。当初特务来我家抓父亲时的借口是“汪主席”找我父亲谈话，但父亲被软禁以后，汪却不提“谈话”的事了。父亲和汪往日熟识，觉得有责以大义的必要，但果真见到了汪精卫时，父亲却未能如愿。那天，父亲被人“陪伴”着进入了一间极大的厅房里，厅房的正中有一道绿色的垂幕遮蔽着。父亲和汪精卫各在一端的沙发上坐下互相寒暄后，父亲见汪朝他皱着眉，瞥着眼，说：“好久不见了，希望我们以后能相处在一块。”父亲正要倾吐满腔的怒火，只见汪又说：“我们下次再谈吧。”接着，便呆望着绿色的垂幕不再言语了。父亲后来告诉我们，他发现绿幕后面有人在偷听，这样看来汪精卫的确是个傀儡。

1940年年初，高宗武、陶希圣二人逃到香港，公开了汪伪的卖国密约，随后“中央委员”乐景涛也单身逃出了汪伪的魔掌。他们的逃走，带给父亲以兴奋，却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和哥哥又被半哄半吓地关入了父亲的囚室。

我们所受的物质待遇极好，但我们无时不在想飞出去。一度，父亲想自杀，并且在我们面前表露过，父子三人常抱头痛哭。但一种脱逃的希望支撑住了父亲的生存意志，加之他也舍不得把我们丢陷在敌巢里，所以我们是在咬牙切齿之下，挨过了一天又一天。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本主子，实现“吸引中国一半高级知识分子拥护其政权”的妄想，便使用恐吓、逼迫、绑架、欺骗等卑劣手段，盗用了一些有声望者的名字，制成一张比较漂亮的名单以装门面。1939年，他们在召开伪中央全会时，背着父亲，把父亲的名字列入了汪伪中委之列。父亲对被盗用名义痛心疾首，无比愤恨。有一天，我在园子里玩耍（因为我被视为孩子，所以比较自由），不经意间，竟渐渐走到汪精卫住的那幢房子跟前去了。我看到房子前面有一群人在摄影，汪精卫也在里面，拿摄影机的是褚民谊。我转身想走，汪精卫却看到了我，就命一个副官叫我过去。汪精卫问我是谁，边上有一个人告诉了他。这时候褚民谊等人进屋去了。汪又问我：“你爸爸呢？”我没有回答，他突然摸摸我的头也进屋去了。我感到有点气愤也有点受侮辱，立刻跑回了楼上。过了一会儿，一个副官送来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说是汪主席叫给小弟弟买糖吃的。父亲愤怒地把支票退了回去。我便把白天在花园中的事告诉了父亲，我们都感到无比气愤。那时候两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76号”特工总部的开支，每月竟达二百几十万元，我们房间里地毯都是丝绒的，其奢侈可以想见。

大年初一秘密潜逃

其实，父亲和家中的大人们早已在策划着我们父子三人的出逃，只因我和哥哥年纪小，父亲不可能对我们说。以后我才知道，对外接洽统由我的堂兄王洪治包办。他选择了除夕夜汉奸们狂欢后，在黑甜乡里高卧未起之际，买通了用人，而大门口的卫兵，向来对里面出来的衣冠楚楚者是只敢敬礼不敢过问的。

真得感谢上帝，1940年2月姗姗降临后，我们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段时间内，堂兄和外界取得了联系（这儿所指的外界，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葛覃以及吴开先的部下们）。2月7日除夕晚上，知道了次日有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到香港，堂兄就去买了船票。大年初一前后，敌伪防卫果然松懈，确实是一个脱逃的好机会。天方拂晓，父亲就已起身，片刻后堂兄来了，唤起哥哥和我，就叫我们穿上大衣，并悄悄说：“我们今天出去，不要多说话。”我们有点诧异也有点惊恐，但未敢多问。父亲开了门，戴上呢帽，我们跟在后面，下了楼，没见一个人，便迅速地走过了花园和日本宪兵队部，出门时卫兵果然还向我们敬了礼。我们快步走到了静安寺，坐上了预停在那儿的黑色轿车，这段路是有人保护着我们的。汽车开到了东方饭店，又绕到了新关码头附近的一家姓汪的亲戚处，见到继母早已等在那里。进屋后，父亲换上蓝布长衫，戴上平光眼镜，我们也改穿了朴素的衣服。中午十二时，小火轮把我们送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船。堂兄因为职务在身，就陪伴我继母回去。临别时，父亲只是频频地吩咐堂兄怎样帮助继母搬家，以免敌伪迁怒泄恨。

当日下午二时“芝沙连加号”启碇。出吴淞口时，敌伪的宪兵和特务还上邮船检查，因为我们化了装，又在四等舱里，所以顺利地便溜过了鬼门关似的吴淞口。我记得后来我们在甲板上，父亲望着那滔滔的海浪、碧蓝的天空，抱着我和哥哥快乐得直想流泪。

因四等舱脏得厉害，船出了吴淞口，我们就想补票到三等舱去，而三等舱又只有一张票，我们便决意让父亲搬过去住。当晚，在三等舱内吃饭时，平常不喝酒的父亲还喝了点酒。可是谁又料到第二天清晨竟会发生那么不幸的事呢！

父亲“跳海”难解之谜

第二天是2月9日，我起得很早，哥哥还沉沉地睡着。我就到三等舱内去找父亲，他神态如昔地在舱里散步，先告诉我晚上曾替我去盖过被，接着又问我：“你看父亲好不好？”我带着稚气回答他说：“好！”他又对我说：“你到重庆后要努力读书才行。”我也答应了一声。因为我在中学里念书是相当不用心的，当时父亲的话令我很惭愧，但我竟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异样。那时约莫是七点钟，四等舱敲锣查票，我就回到四等舱里去。票足足查检了一个多小时，等到我和哥哥一同再去找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在他的铺位上，发现了压在他礼帽下的一张字条，说他跳海了！这真是晴天霹雳般的一击，我们兄弟俩顿时悲声痛哭。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父亲都是不该死的，然而他终于死了。起初我们以为，父亲是在把他的两个孩子带出了敌伪的巢穴后，为了弘扬民族的正气，为了自己清白的人格，而坚决地自杀了。但是，不久之后当我们听到“76号”等汉奸电台播出逮捕了父亲的消息后，一度又萌生过父亲可能还活着的希望。

当时，从上海到香港的外国邮船主要有英国的“皇后号”（如“日本皇后号”“加拿大皇后号”等）、美国的“总统号”（如“柯立芝总统号”等）、荷兰的“芝沙连加号”等，这些船大的好几万吨，小的也有两万多吨，船上大得可以迷路。对于从上海到香港的外国邮轮，日寇在吴淞口、厦门鼓浪屿（当时也已沦陷）设卡检查。大批日本宪兵及汉奸特务上船来，勒令旅客列队站立，由他们逐一辨认，并将他们认为要抓走的人秘密带走。在吴淞口，我们就经过这样的检查。当时，为怕互相牵连，父亲、哥哥与我三人是分散站立的。到鼓浪屿那次检查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日寇宪兵带了些汉奸特务上船来检查，我和哥哥仍分开站立。这时，如果父亲被控制，完全有可能被他们秘密押上岸转移到上海去的。

在父亲床铺上发现的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济溥二儿，父蹈海矣！儿等至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父绝命言。”一共二十五个字，那确是他的笔迹，但极潦草，也确像自杀的遗书。然而细细品味，一是情绪不对，如“父蹈海矣”“父绝命言”很像被胁迫而自杀的味道；二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这个“求救”是什么意思呢？是觉得我和哥哥都身陷危险中吗？当时杜月笙在香港，与在重庆的军统头子戴笠关系十分密切。父亲与杜是认识的，让我们找他求救，难道是要他保护我们吗？这内中有许多可以寻思的地方。父亲失踪后，我们在船上痛哭，引起一些旅客来看望。我忽然在人丛中发现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吴经熊，他也认识我，我马上叫了他一声：“吴老伯！”他立刻将我和哥哥带到他住的二等舱房里询问详情。船抵香港后，他又带我们到香港当时最大的酒店——高罗士打行同杜月笙见面。杜这时的顾问是监察委员杨天骥，又是我熟识的。因此，我和哥哥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只要回味起父亲的那份简短的遗书，心头总是疑云横生，难以驱散。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后，我看到汪伪政府的巨奸们或枪决或监禁，感到非常痛快。次年7月初，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内，看到被判了死刑的丁默邨。我问他是否还认得我，他注视了一下说：“不大记得了。”我说：“在‘76号’内见过你的！”他一声不吭。于是我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听后仍然一声不吭，嗫嚅着踱走了。我离开南京后三天，他就明正典刑了。

这些事，无论后来怎么想，都已经毫无意义了。显然，父亲跳海是死，被敌伪秘密逮捕也必然是死，这是可以想象或推理得到的结论！

“文革”期间，那时我在山东，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谣言来，说父亲并没有死，人在台湾。当然，这是不可信的。我不信，别人也不信，最后谣言就自生自灭了。

父亲生于1890年，倘还在世该是一百一十多岁了！但他早已不在人世，留下的失踪之谜，尽管我不愿回想，更不愿提起，但风晨雨夕，却总在我心头扬起波澜，使我有刻骨铭心之痛。

（本文初稿发表于1947年10月17日上海《现实》杂志，后经修订以《76号魔窟和父亲失踪之谜》为题发表在2003年第8期《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