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本书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列传范式如何建立。需要指出的是，《史记》建立的列传范式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以人叙传。将人物定作传记的基本单元是列传范式内其他要素的基点。今日看来此举是理所当然之事。实则在《史记》创立的时代，传的作用是解经，其主体内容是人物的对话和事件。司马迁之所以将人作为列传基本单元，主要是为了系统表现他的天人观，因应一种不同于先秦儒学的学术体系。正是以人叙传的出现，才使得列传和此前的经传区别开来。列传和经传的对立，成为探索列传范式建立时面临的基本矛盾。本书第一章即从《史记》出发，探讨先秦至汉代的社会环境与学术风气如何催发司马迁的撰述。

本书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同史家如何利用列传范式表达自己不尽一致的学术意图。史书诞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不同，史家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差异。然而前四史都选择纪传体，且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列传结构。这表明列传范式有非常强的包容性，不同的观点都可藉此展示无碍。变化的史家和相对稳定的史学体裁，构成理解列传范式的实践时的另一个矛盾。本书第二章立足于司马迁撰述《史记》，班固撰述《汉书》和刘向、扬雄的传记创作，探讨列传范式的初步形成、正式确立和早期变化的情况。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列传范式中的要素如何因应时代特色做出调整。不同的史家会在列传编纂上做出自己特有的调适，呈现出他们的思考和时代的深度关联。本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详细讨论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和其他诸家《后汉书》的撰述过程，显示史学与时代的互动。

本书关注的第四个问题是列传之外的传记文献如何受到列传范式的影响，又如何与史传相互影响。本书的第六章思考汉代出现的准传记文本郡国书和别传的产生原因及演变情形，说明列传范式在正史之外的作用和意义。

对于前四史人物列传的研究，既无法避开对史书传承的探讨，又要通过描述列传范式定型、修改、创新的历史过程，展现这一时间段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中国古代早期史学的互动。本书期待在西汉至刘宋间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视域下，考察前四史列传编纂范式的形成；藉由列传编纂范式的延续与变革，讨论史家意图的流转变化；关照列传编纂范式限定下的史传，与其他文献的互动与整合。通过列传编纂这一命题，考察前四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及其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乃至文学意识，反思汉宋间史学发展的情况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进而揭示汉宋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总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列传范式确立、应用及其影响的梳理，能够对早期史学发展的情况作全面的考察，明晰史学逐渐独立、史学意识逐渐完整的过程。

---

(1)　自《史记》出现而后，纪传体逐步被确立为中国古代正史的写作模式。顾名思义，正史以“纪”和“传”最为主要。刘知幾以为：“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二《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2)　刘咸炘：《史学述林》，《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7页。

(3)　王锦贵：《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48页。

(4)　胡宝国在《〈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一文中指出，《史记》与《汉书》在籍贯书写上存在的差异，实则是两书创作时的人物籍贯观念差异造成的（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两相比较，后者的研究角度更具参考意义。

(5)　自司马迁以来，纪传体史书基本都包含汇传这一体例。其叙述人物众多，内容广泛，成为反映时代风气和社会生活的标志性文本。但是史家在汇传中以描绘时代人物群像为基本工作，每个人物的事迹往往较少。一方面史家的创作意图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列传内部人物之间关系不太紧密。为此，本书不打算对汇传整体做专门的讨论，只是在行文涉及某些具体汇传时做考辨。汇传还包括自成体系的异域传，其编次与合传方式和人物列传不同，本书亦不作讨论。关于其中的《西域传》部分，可参考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6)　“前四史”之说的起源已不可考，知唐以前有所谓“三史”，几经变化，终以《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为准；且其与科举相连，为士人所重（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然而前四史或“四史”一说，并非如“三史”一般，得到官方的承认。据郑鹤声整理，当日约略可见的以“四史”为题目的著作有张建玠《四史简编》、史珥《四史剿说》、汪科甲《四史华存》、洪亮吉《四史发伏》、佚名《四史外戚传》和刘文如《四史疑年录》。同时，也可以看到所谓“五史”“八史”“九史”“十史”“十二史”“十三史”“十五史”“十七史”“十八史”“十九史”“二十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以及“二十四史”（郑鹤声著，郑一钧整理：《正史汇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而且，“四史”亦不仅指代前四史，如《清史稿·钱大昕传》称大昕曾作《四史朔闰考》四卷，而本传及同书《艺文志》均称是书为《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95、13236页；卷一四六《艺文志二》，第4270页）。可见，“四史”的说法既不唯一，也不独特。不过今日可以看到，清代刻书有将《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合刻而称“四史”的例子。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载乙卯三月廿二日“翰怡延之来刊四史。《史记》影蜀大字本，《两汉书》白鹭洲书院本，《三国志》宋大字监本”，又同月廿五日“翰怡刻四史，诚不朽盛业。但兹事体大，虽得良工影写，校刊收掌，无事不需才。为筹全局，未可以贸然从事也”（〔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一五，上海蟫隐庐石印本，1933年）。章学诚私淑弟子刘咸炘，亦以此四部史书为对象作《四史知意》。

(7)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0页。

(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附《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41页。

(9)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白寿彝文集》第四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书前注明“原题《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印，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改题为《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

(10)　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雷家骥的《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为实证主义思潮下的中国古代新史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页）。《东观汉记》以史料的形式基本为范晔《后汉书》所继承，且《东观汉记》的编纂模式亦势必对范晔《后汉书》形成影响。将范晔《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视作同一史学精神下的产物不为过分。

(11)　〔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58、62页。

(12)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书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

(13)　库恩解释科学研究中的范式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而学术共同体，即“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14)　张越：《史学史：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15)　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0—11页。

(16)　关于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概念的前前后后，参看俞旦初：《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

(17)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据书前《略例》，是书初稿于1938年，1941年初版，但并未送至抗日后方。

(18)　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台湾编译馆编著的《中国史学史》1944年出版，1976年第五版印刷，其部分论述与王玉璋书吻合，疑即就王书扩充而成。是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19)　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据书前自序，此书完成于1940年，则此书应早于王玉璋书问世。

(20)　张越：《史学史：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21)　此类著作往往以线性眼光观察中国古代史学，《史记》《汉书》被归入两汉时期史学，《三国志》《后汉书》被归入三国时期史学加以讨论。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三章即以“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为题，探讨两汉史学的基本情况；在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中，分别以“后汉史”“三国史”为题探讨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及同时代其他史书的情况。他的研究，将中国古代史学分为四段。金毓黻以外，至20世纪80年代末，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划分还有两段、五段、七段分期法（张越：《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这些研究往往以朝代为分期依据，虽然断限清晰，但其弊病也就在于只能专注于单一的时间标准，难以兼顾史学内在发展脉络以及社会因素对史学的影响。举例而言，傅玉璋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将中国古代史学分为“史学的萌芽和建立时期——周秦两汉的史学”“史学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史学的昌盛时期——隋唐两宋的史学”“史学缓慢发展时期——元明的史学”“史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清代的史学”（傅玉璋：《中国古代史学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仅从题目来看，难以区别“昌盛”和“繁荣”的关系，也难以对“发展时期”和“缓慢发展时期”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史学是否即如此类著作中描述的，按照未曾间断的线性模式发展演进，其实都是值得再反思的。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到，一些冠以“中国史学史”名称的著作，并非按照朝代顺序进行编写，而是以其关注的史学问题为断分别叙述。在这一类著作中于关涉正史体例部分，往往对前四史列传的情况有吉光片羽的点拨。如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论及“中国史学之派别”时，设有“传记”一节，所论虽将史传与杂传相混，而将“传记”与所谓“编年史”“国别史”等同一视作史学之派别，却有着重视史传的意义（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2—35页。据书前《自序》，此书原名《中国史学概论》，为民国八、九年间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稿，全书补订完成于1942年）。又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二章第六节《史例之进步》、第七节《史体之发达》均对史书的体裁体例优劣有所探讨，由此涉及范晔《后汉书》对《史记》《汉书》的继承，所谓“三史相承，后则益整”，就早期史学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54页。据书前蒙默《序》，此两节完成于1938年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时）。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亦对范晔《后汉书》在列传上的探索做出评价（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据书前《出版说明》，是书于1947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

(22)　俞静安：《论前四史合传附传之例》，《国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45年。

(23)　前揭王玉璋、魏应麒书均如此。而后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可以视作“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史学史著作，虽意识形态色彩仍很明显，亦是按时间顺序泛讲中国史学发展情况（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另可参看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李小树主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王记录主编：《中国史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

(24)　参见施丁：《中国史学简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74页。

(25)　徐文珊：《中国史学概论》，台北：维新书局，1973年，第26页。是书自序称作于1967年。

(26)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史学发展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91、100页。许殿才《中国史学史·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对于《汉书》有如下见解：“《汉书》的合传也都体现了班固对它们特点的把握，基本是以类相从，暗含类传之意。赵尹韩张两王列传以皆为贤三辅而合传，反映了宣帝朝重二千石的史实。蒯伍江息夫皆利口覆邦家之人，合传是为人们集中提供借鉴。杨胡朱梅云是独行传，王贡两龚鲍是逸民传，季布栾布田叔是节义传，傅常郑甘陈段是扬威边陲诸将的群英谱，匡张孔马则是谄谀自保者的百丑图……可惜后世史家得此真传者少，往往只注重外观整齐，忽视了内在和谐，这也是他们劣于马班的关键所在。”（白寿彝主编，许殿才著：《中国史学史·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很有可能的是，《汉书》撰述之时，尚无“独行”“逸民”的观念。传主行事虽与后代暗合，不能由此推知班固已经具备了以“独行”“逸民”合传的思想准备。而且，所谓“群英谱”“百丑图”之类，也不是史家合传之意。

(27)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28)　同样值得参考的还有周春元：《传体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宋怀仁：《史书体裁的产生、发展与创新》，《北方论丛》1989年第5期。

(29)　〔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根据书前内藤乾吉所作《例言》，是书是根据作者于1919—1921年、1925年在京都大学授课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则书中诸多观点当时已经形成。

(30)　〔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20、88—89页。

(31)　参见吴怀祺主编，白云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此书是少见的将前四史的编纂放在一起讨论的通论性著作。遗憾的是，其内容是仅仅将诸多中国史学史中关于前四史的研究整合在一起。

(32)　〔清〕汪之昌：《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有无义例说》，《青学斋集》卷一四，新阳汪氏青学斋刻本，1931年。〔清〕罗以智：《史记合传论》，《恬养斋文钞》，上海合众图书馆本，1940年。明人张之象有《太史史例》一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8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是书于“书合传例”收《范雎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陈涉世家》《张丞相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等传，不过是搜罗《史记》各传情况加以辑录，无所发明，并非研究著作。

(33)　王利器：《〈太史公书〉体裁探原》，《申报》1948年1月31日。

(34)　胡韫玉：《〈史记〉体例之商榷》，《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

(35)　孙德谦：《辨〈史记〉体例》，《东方杂志》21卷19号，1924年。逸民的《〈史记〉体制探源》（《学艺杂志》第16卷第3号，1937年）亦是同类型作品。

(36)　程芸：《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

(37)　靳德峻：《〈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师大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30年。黄文弼：《〈史记〉源流及其体例》，《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程金造：《〈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其文原刊《燕京学报》37期，1949年）。

(38)　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书前《序》，是书成于1930年。

(39)　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文史哲》1955年第11期；《论司马迁〈史记〉编纂的创造性和思想性》，《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40)　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史记〉新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的著作影响深远，除上文提到的陶懋炳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全从其说，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许殿才的《秦汉史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涉及《史记》的部分，也采用了白寿彝的基本观点。

(41)　李少雍：《〈史记〉纪传体的创立问题》，《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许绍光：《司马迁在历史编写体制上的创造和贡献》，《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张大可、萧黎：《〈史记〉体例研究》，《秦汉史论丛》第2辑，1983年。许绍光：《〈史记〉体例论述》，《历史论丛》第4辑，1983年。赵生群：《论司马谈创〈史记〉五体》，《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田汉云：《试论〈史记〉的编次》，《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萧绍基：《〈史记〉篇目的编排及其他》，《滁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傅朗云、张文喜：《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体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1期。孙绿江：《〈史记〉结构新探》，《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2)　张大可、赵生群等著：《〈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等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

(43)　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其书于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

(44)　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赵生群的其他单篇论文也值得关注，如《〈史记〉体例平议（上）》，《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史记〉体例平议（下）》，《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45)　徐文珊：《〈史记〉评介》，台北：维新书局，1985年。

(46)　阮芝生：《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第290—292页。

(47)　阮芝生：《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台大历史学报》第6期，1979年；《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台大历史学报》第7期，1980年。

(48)　吕世浩：《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第五章第二节《两汉之际诸子对〈史记〉的撰续》，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

(49)　〔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50)　杨光熙：《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编纂》，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92—193页。

(51)　张、赵说见前引著作。洪明玄认为《史记》列传的编次受到了《易·序卦》的影响，其说亦值得讨论（洪明玄：《论〈史记〉列传之编次》，《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另外还有一些对《史记》世家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亦间接涉及史记体例。如杨光熙专论本纪和世家二体，并提出世家的设立标准（杨光熙：《〈史记〉义例发微》，《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舒习龙探讨司马迁利用世家一体容纳历史人物，展示历史进程的作用（舒习龙：《〈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东方论坛》2011年第1期）。

(52)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53)　〔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日本学者伊藤德男的《史記十表に見る司馬遷の歷史觀》（东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虽然是就十表做出的研究，但是其中关于表的意义的探讨亦涉及列传编纂的问题，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54)　参考吴原元：《近10多年来美国的〈史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8日。部分原文见William H. Nienhauser， Jr.“A Note on a Textual Problem in the Shih Chi and Some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ereditary Houses”. T’oung Pao，Second Series， Vol. 89， Fasc. 1/3(2003)， pp. 39—58.“Tales of the Chancellor(s): The Grand Scribe's Unfinished Busines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5(Dec.，2003)， pp. 99—117.“For Want of a Hand: A Note On the‘Hereditary House of Jin’and Sima Qian's ‘Chunqi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7， No. 3(Jul.-Sep.， 2007)， pp. 29—247.又有〔美〕倪豪士：《〈史记·晋世家〉三个问题初探》，《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七辑）——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史记〉中的李牧：司马两公取材与列传的概念》，《北京论坛（2012）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文明的构建：语言的沟通与典籍的传播”语言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2012年11月2日。

(55)　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56)　日本学者关于《史记》列传的研究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只讨论《史记》的某几个列传。如宫崎市定的《史記李斯列傳を讀む》（《东洋史研究》第35卷第4号，1977年）；新田幸治的《遷生龍門——列伝を讀む》（东京：东京プリント社，1982年）、《司馬遷論考》（东京：雄山阁，2000年）对本书帮助不大。稻叶一郎的《中国の歷史思想——紀傳體考》（东京：创文社，1999年）虽题名为“纪传体考”，但所论并非完全涉及“纪传体”的体例。单纯论述《史记》合传情况的有三篇硕士论文：王小刚的《〈史记〉合传结构论》讨论合传内部结构，与《史记》列传体例关系不大（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尹纳的《〈史记〉合传原则与司马迁的地域价值观》认为司马迁是按照地域对人物进行合传的，观点十分大胆（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胡安武的《〈史记〉列传合传研究》认为《史记》合传的原则是“以类相从”和“关联相从”，以类相从有四类：文臣、武将、反王、士；关联相从有三类：源流承继关系、共事相联和交游构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文臣”“武将”和“士”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57)　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58)　杨树达：《〈汉书〉释例》，《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82—284页。

(59)　卢南乔：《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编纂特点》，《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60)　许殿才：《谈〈汉书〉的体例》，《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刘敦玉：《试论班固〈汉书〉的资料与编纂工作之特点》，《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唐朝：《从〈汉书〉内容看其编纂特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61)　参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322—325页。

(62)　〔日〕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史朋》第31号，1999年。〔日〕高橋康浩：《韋昭の吳書偏向とその檢討》，《六朝學術學會報》第9辑，2008年。

(63)　郑鹤声：《各家后汉书综述》，《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任成良的硕士论文《八家后汉书与范晔〈后汉书〉史料异同之比较》对此亦有讨论（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64)　〔日〕高田淳：《范曄の後漢書列傳構成》，《大倉山學院紀要》第1期，1954年。

(65)　〔日〕鈴木啟造：《佚後漢書の研究——失氏名書のばあい》，《史觀》第74册，1966年。

(66)　〔日〕小林春樹：《後漢時代の東觀について——後漢書研究序說》《史觀》第111册，1984年；《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合理的史學の成立——漢書から東觀漢記·續漢書へ》，《東洋文化》復刊74期，1995年；《史記·漢書·後漢書における天道観，天人（相関）関係観，運命観，歴史観の特色について——後漢書研究の予備的考察として》，《東洋研究》第177期，1995年。

(67)　〔日〕小島茂稔：《范曄後漢書の史料的特質に関する考察》，《史料批判研究》创刊号，1998年。

(68)　〔日〕安部聡一郎：《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史料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劉平·趙孝の記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5号，2000年。

(69)　〔日〕安部聡一郎：《後漢書郭太列傳の構成過程——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篇》第28号，2008年。

(70)　此外崔曙庭的《范晔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天中学刊》1996年第1期）论述范晔《后汉书》编纂情况。该文就范晔设《皇后纪》及七个汇传加以分析。特别是在《皇后纪》设立的部分，作者能看到范晔既继承了华峤、王隐的做法，又自有主张的情况，对于后学进一步思考史书编纂的深意有帮助。

(71)　〔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序章《〈史记〉与战国史研究》，第5页。

(72)　朱渊清认为：“对于历史撰述而言，根本意义展示在一系列事件文本的组织形成的结构中，撰述者通过构成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可理解的宏大叙事表达自己的意义。长时段的历史撰述都存在着撰述者鲜明的价值表达”；“撰述者只是拥有由各种文本记注和传说故事构成的关于过去的历史知识，并且从自己建筑于文化知识基础上的认识在各种资料中作出推论和判断，撰述者在他设置的统一连续时空范畴中安排这些内容，建立长时段的文本历史。撰述者在他的撰述中包含了对过去事件真相的探索，其目的是为了解释他认识的一个连续的过去历史，撰述者选择各种过去事件，以及对事件真相的探索都服务于他理解的一个统一的过去历史，撰述把过去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的变化过程”；“历史撰述联系事件建立长时段历史，不同事件之间因为排列先后秩序形成因果联系，但是因为一个记注事件和另一个记注事件之间并不存在连续不断的视界的记注，撰述者安排事件先后，只是推测性地判断他们之间的可能关联，而不能构成事实……由语言文字建立秩序的时间是线性的时间，历史撰述以线性时间联系一个个事件，形成语言文字所表述的事件因果联系的长时段历史，这是人类语言认识表述的历史，而所有这样的长时段历史都必然是无穷的无法实证的假设”；“撰述根据线性时间来安置串联各种事件从而构成长时段历史的文本。在历史撰述中，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前后相续，意义上的可能关联被解释为事件前后联系的因果关联，因此历史撰述会转移、混淆、合并单个记注事件，甚至定义事件。对于注重细节的历史撰述者来说，他会从各种记注中拼合事件的细节，转移视界，来丰富其叙事的效果。”（朱渊清：《书写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73)　参见全展：《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传记传统与传记现代化：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

(74)　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据书前《序》是书成于1942年。朱东润的另一篇论文《论传记文学》（《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也表达出史传不同于传记文学的强烈意味。但是朱东润也不否认传记文学可以为史（参见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12页，据书前《序》是书成于1943年）。总结来说，在朱东润看来史传不是传记文学，而传记文学有史学上的意义。

(75)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312页。

(76)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4、6—8页。

(77)　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页。又见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78)　参见陈兰村：《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79)　杨树增：《〈史记〉传记结构探索》，《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周先民：《司马迁的史传文学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李少雍：《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周旻：《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王尔敏：《论正史纪传与今世人物传记》，《新史学圈外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114页。王文更要紧处在于以“画赞”为列传本源，可以参考，又见其著《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7年，第276—277页。

(80)　如张新科的《〈史记〉与中国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专有一章论《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的关系。又如韩兆琦：《〈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施丁：《〈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以传汉初三杰为例》，于友先：《〈史记〉对传记文学的真实贡献》，均收入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编的《传记传统与传记现代化：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1)　俞樟华：《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

(82)　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傅刚的《〈史记〉与传记文学传统的确立》（《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也是努力强调《史记》充满文学艺术性的特点。

(83)　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书后修订为《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但于此处并没有增加讨论内容。

(84)　李少雍：《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李少雍的另一篇论文《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历史编纂的关注。

(85)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86)　程方勇：《范晔及其史传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87)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88)　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