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专科研究与总括研究互辅、互动的进程，20世纪至今，学科门类的分野日益精细，乃至有了一级、二级、三级学科的梯形层次。百年来各个专门学科的长足发展，呼唤学术史总括性研究的重新开展。然而，时下更重要的是：应当从学术史的视角认真总结各个专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将专门学科的研究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之下予以审视。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的系统研究，可以称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它应当是史学史在学术史视野下的强化与扩充。本文拟从学术史的研究规范、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建设以及历史学的健康发展等几方面，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以就正于史学界的时贤。
一 学术史与专门学科的研究
顾名思义，学术史所要研究的是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状况，而所谓“学术”，乃是人们针对各种专门的问题，以追求认识的正确性、深刻性、创新性为目标的研讨过程及其成果，它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学术的根本精神是摈弃盲从、迷信和狭隘短视的趋利观念，自觉地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创新性，批驳谬误、贬抑平庸。因此，学术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总结理性认识逐步深化、日趋真确与形成体系的发展历程，彰明各个历史时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评析学术事业的社会影响与发展的方向，分析某种可能存在的误区，特别是要清算因盲从、迷信与追逐某种直接利益而伤害学术真理性的倾向。学术史的研究应当具有鲜明的批判性。
总括性的学术史的研究，不但综合总结各专门学科的学术成果，而且要探讨各门学术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因而具有更宽阔、更全面的学术视野，可以克服单科专业眼光的局限性。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逐步进行的，近现代的专门学科形成之后，有力地推动了学术事业的进步，但各门学科在知识、方法上是密切关联的，在发展进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如果专门学科的研究在沿着自己关注的问题纵深探讨之时，过分囿于专业畛域而忽视了各门学科间的联系，则可能出现认识的轻重失宜、讹误或疏漏。就历史学的研究而言，应当从哲学、文学、文献学等多种视角审视资料，检验结论，同样，其他学科也应当注意应用历史学的资料、成果和研究方法。例如在众多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述中，皆论述了西周初产生怀疑天命的思想观念，但未能论及其来自于“殷鉴”的思考，即通过历史鉴戒的思考才导致天命转移、“敬德”“保民”等观念的产生。“殷鉴”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使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1)东晋的学者孙盛，因为在《与罗君章书》(2)中反对“神不灭论”，提出“形既粉散，知亦如之”，而被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者认定为无神论思想家，现《辞海》条目上即依此评断。事实上，孙盛更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史家，他的史著《魏氏春秋》《晋阳秋》虽已久佚，但仍有大量内容存于《三国志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的引述之中，其中充满天人感应、灾祥符瑞和鬼神显现之事(3)，可见孙盛的鬼神迷信观念十分浓重，他绝不是什么无神论者，反对的仅仅是佛教的灵魂不灭之说。这说明史学研究可以补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有时这种补正是十分必要的。
司马迁打破传统的编年史格局，写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视野广阔，内容弘博，分类述事，文采飞动。对于《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引用、参考的史籍，史学界做过很多的研究，然而却长期忽略了司马迁对西汉司马相如等人大赋的格外钟爱，忽略了汉代大赋在当时的重大文化影响，忽略了大赋那“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4)的恢宏气度、归类铺叙的写作方法、夸张渲染的文笔风格对《史记》创作的启示。中国古代官方修史形成制度，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显著的特点。然而古代官方修成一代正史之后，便不再注意保存原始档案资料，甚至主动销毁之，致使明朝之前的实录大都未能留存(5)，对比西方尚保存许多罗马帝国时期的原始档案，实为中国史学意识和文化传统上的一个缺陷。这说明研究中国史学，需要掌握和联系一些文学史的重要知识，也需要具备文献学、档案学的眼光，还需要与外国史学做客观的比较。一般而言，专业研究的问题越具体，视角越可能倾向于单一，如善于利用清入关前满文档案研究具体史事的学者，则不去思考为什么《旧满洲档》记事至崇德元年（1636）戛然而止，不去思考《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关系，尽管那是他们习见文献中相当显见的疑问。
上述实例说明，开展学术史的研究，提炼、综合、概括和评析各个专门学科的成果，应该成为当前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但高质量的学术史的研究并非易事，自梁启超与钱穆各自撰著不同风格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不仅系统的中国学术史专著数量甚少，而且关于学术史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内容体系、撰著结构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因此，为了给总体性学术史研究奠定牢固的基础，一是要进行学术史基本理论和基本规范的探讨，二是要做好各个专门学科的学术史研究。因此，倡导综合各个学科总的发展历程的学术史研究，不是包揽和弱化各种专门史的发展，恰恰相反，是需要加强各专门学科史，而且将之与总括性学术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活跃的、互相开放、互相吸纳方法与成果的网络。
学术史的研究规范，就是在审视以往的学术历程之中，贯彻学术的根本精神，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至于专门学科的学术史，是否完全等同于哲学史、经济学史、文学史、史学史等久已有之的专史呢？从一般意义上看，上述专史确与专门学科的学术史概念一致，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应该从学术史建设的角度对专史的研究予以整合和扩充，这种整合和扩充，一是将每一专门学科史研究皆置于整体学术史的视野之下，二是开展专门学科内部分支专业甚至重要专题的学术史清理。历史学是综合性强、内涵丰富、分支较多的学科，也是学术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因而深入进行总括与分支相结合的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尤其必要。这就是说：第一，以学术史的眼光和要求强化史学史的研究；第二，对历史学内的各个断代、各个分支如先秦史、秦汉史乃至明清史、近现代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经济史等等的学术发展历程，皆作系统的清理和研究。二者密切结合，即构成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体系。
二 建设以史学史为龙头的历史学科学术史
总括性的历史学科学术史，就是在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关于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内容，史学界已经多有讨论，且已体现在多种专著和教科书中，笔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6)第一章《绪论》中亦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若将史学史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之下，还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史学史研究要具有为总体学术史提供相关成果的宗旨，这一宗旨要求史学史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概念应用上都有所调整，要不断地关注其他学科的发展变化，思考可以汲取哪些成果，可以提供哪些论断以更新其他学科的现行观念，将史学史研究与其他学科史联系起来，探察史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史学史研究就会面临许多以往不甚注意的较大问题，例如：西周“殷鉴”思想对整个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魏晋南朝史学对于玄学思想是否起到抵制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古代较早形成史学的系统和史书编纂的连续性、系列化，而与此形成对照，科技发明则零散断续、不成体系？中国古代史书编纂形式的规范化的原因和影响如何？史书规范化与诸如文学上的诗词规范化、格律化有无社会文化方面的联系？类似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而且会在结合其他学科知识的同时促进整个学术史的发展。
（2）为了便于研究，史学史分为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两个部分。但研究之中必当注意中外史学的比较，注意史学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西方史学自古希腊时代已经发轫，亦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之前，中西史学之间的影响甚少，各具特点，比较其异同，极有助于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例如，中国古代存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轨道，形成连续不断的史书编纂体系，而西方史学缺乏中国这样的官方修史活动，史学著述的出现是零散断续和非系统的进程。经过比较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7)，这是否由中国古代官方一贯对史学的格外重视所导致？因此，官方史学的发展及其作用实为中国史学史中应当重点研究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越南、朝鲜半岛有着长久、深刻的影响，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中国的范围之内。笔者曾经就元代史书《十八史略》在日本的影响作过评述，《十八史略》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例，众多的中国古代史籍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史学在日本的影响，应当具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值得予以系统地考察和研究。(8)越南、朝鲜半岛亦有相类似的丰富内容。将中国史学的域外影响纳入史学史研究的必备范围，可以显著地增强学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3）学术的根本精神之一，是倡导首创性的发掘、发现、发明和理性认识的创新，史学史研究应当彰明历代史学发展中的创新成果，只有在真正揭示和正确评价各类创新性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对史学总的发展进程做出恰当的论述。然而揭示史学史上的创新性成果，除了需要掌握妥当的判断标准之外，更必须对历来的史学遗产、史学事件做细致、深入的清理和研究。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对史事的歧异记载进行判断、考订与甄择，并且汇编为《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史学界多认为司马光创造了史书编纂过程中的“考异”方法。实际上，东晋时的孙盛即已首创这种方法，他编纂《魏氏春秋》一书，对不同的史事记载辨别异同，予以甄择，编为《异同评》一书。司马光了解孙盛及其史著，《资治通鉴考异》中曾引用《异同评》，《资治通鉴》多处引用孙盛的史论，修史方法多得益于孙盛。不过，孙盛的史著今已散佚，部分内容残存于《三国志注》等典籍中，鲜为世人所知，论者失考，致久被埋没。可见不经过扎扎实实的考订与研究，是不能遽下结论的。正确掌握判断史学创新的标准，也十分重要。明代史书的编纂形式变种甚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不过是模仿类书，但我们可以看到常有论文将明代史书轻许以“体例创新”的佳评，甚属无谓。史书“体例创新”，应是采取一种很好的表达史事内容的编纂方式，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和难以取代的效果，因而被后世认可与沿用。以此言之，唐朝纂修的《晋书》设“载记”来记述与西晋、东晋并立、对峙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亦不必褒之为创新体例，因为既无十足的必要，也未被后史仿从。
史学史研究不仅要彰明历代史学的创新性成果，而且也必须重视本专业内观点的推进和旧说的更新现象。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要时刻关注新的学术动态，旧说更新是学术发展、进步的机制。如关于乾嘉学派，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皆认为乾嘉考据学者缺乏理论思维与思想见识。但后来学术界的认识逐渐转变，发现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等等大学者均具备深刻的思想见解，戴震就更是尽人皆知。“当我们全面审视乾嘉考据学的大家时，发现很少专营琐碎考证而思想苍白者，只是平庸的考据学者才缺乏深刻思想，而缺乏思想见识的同时，其考据成绩也平淡、支离，无足轻重。”(9)这涉及史学史研究和整个学术史的研究，可引起对清乾嘉学术的重新评价。对于学术前沿出现否定原先见解的新说法，当然不能盲从，但也绝不可以懵然无知、漠然无视，而需要认真对待，是者从之，误者正之，这是尊重学术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每一位史学研究者应勇于学术创新，不为现行的学术见解所拘囿，积极开发、利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资料、方法和成果，作出新的探讨，形成新的认识，做学术事业进步的促进者。
（4）研究以往的史学发展，从而发现和提出新的学术问题，才能推动历史学的进展。史学史研究不但要陈述、评析以往的史学事件，还应该窥见史学研究尚未解决的课题，指出亟待开发的境域和应坚持的学术方向。这里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能对现存的学术分歧点置若罔闻、予以回避，因为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就是一项最明显的尚需解决的问题。见解分歧的问题，往往涉及史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具有从点至面、从微观拓展至宏观认识的学术空间。例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是不是无神论者，学术界存在完全不同的认识，这涉及思想史上的评价标准问题；章学诚关于“史德”思想的真正含义，史学界有完全不同的评析，这关乎章氏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态度，也涉及程朱理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关于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派，史学界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承认浙东学术并且探讨其学术源流者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些学者不承认浙东学派乃至反对曾经存在过按地域形成的学派，这涉及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列举许多，对之进行认真而比较广泛的讨论，可能成为学术迅速推进的契机，即使有些问题不容易完全定论，而资料与史实的清理、研究方法和思辨方法的进步也必然会成绩卓然。遗憾的是，近年往往出现将学术分歧搁置不顾的倾向，偶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参与者也不甚踊跃。“求同存异”本是很好的学风，但缺少“求同”的研究和讨论，流行消极的“存异”，则是需要克服的弊病。
（5）史学史的研究，应当尽快地推进到全面研究现代的史学，这是历史学科学术史建设的需要。而历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历史教学、史学人才培养、有关学术团体活动等社会性内容，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教学的内容、水平和规模，史学人才培养的体制，史学团体的运作机制等等，直接关乎史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前景，因此也应当成为学术史视野下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史学史的关注点应扩充到整个历史学科参与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西方，伴随大学校的建立，较早地出现职业化的史学工作者，从事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历史教育与史学人才的培养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机制。中国古代，有专职的史官建置，虽然不能与西方的史学职业化等同看待，而历史教学和史学人才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中国近代伊始，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文化机制，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内融合演变，至今形成了庞大的职业性史学工作者队伍。史学发展的状况——无论成就抑或弊端，都与史学的这种社会机制有关，须当对之深入剖析，考察它在史学发展中的影响，才能取得史学史研究上全面、真确的认识。
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10)这就是说，史学史研究的深入，是整个历史学系统“明了”的必备条件；史学各专业研究历程的总结、评析，是各专业学科系统“明了”的必备条件。以经过加强了的史学史研究为龙头，带动史学各个分支专业、重要史学专题的学术史研究，即可组成一个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体系，这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历史学各分支专业、重要专题作学术史的清理、总结与评论，不是史学史专业的人员所能全部承担的工作，必须有各个专业学者共同进行，当然，史学史专业的人员也要认真总结本专业的学术发展历程。这种各分支专业、重要专题学术研究历程的总结，首先有助于推进本专业的学术事业，正如梁启超早就说过的那样：“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11)学术研究是不断前承后继的事业，每一项新的探讨，都必须在充分了解以往研究状况和已有观点、认识水平的基础上进行。不认真总结与剖析以往的研究状况，就无法把握探讨的方向，难以取得较大的学术进步。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通史的编撰，有多种因素促成，其中重要条件之一是总结、评析以往的历史撰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评析了《春秋》以及其后的史籍，指出战国时期诸子“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而“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12)，于是立意撰写一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的大型通史。这是发现以往史学发展中“不务综其终始”的缺憾，遂起而弥补之，已经超越其父司马谈撰史以记述汉朝业绩的遗嘱。刘知幾是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家，而他的《史通》是在总结、评析以往史学和史书的基础上撰著的，不仅其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史学反思和总结的专篇，而且所有各篇都充满对过去史书的评论。司马迁、刘知幾的事例说明：即使是某种创始性的学术研究，也以认真总结以往的相关学术状况为必要条件。总体性的宏观研究如此，各个分支专业、各大专题的具体研究也是如此。
历史学的分支专业和重要专题研究历程与成果的总结，是早已起步的学术工作，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就出版李思纯的《元史学》，主要内容是述评元史的研究历程、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和课题展望。近十几年间，历史学队伍扩大，史学信息迅增，清理和总结以往的史学成果，成为史学发展的客观需要，许多史学专业、专题的总结应运而生，其中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尤为引人注目。这套丛书设若干中国断代史和专门史分册，各自独立成书，叙述该专业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介绍基本史料、工具书，并附列论文论著目录，极有益于学者参考。但今日看来，也存在不少缺点，如仅限于中国史学、介绍叙述为主而提出问题很少、表彰较多而批判性弱等等。随着新中国成立40周年、50周年与世纪之交的莅临，政治、文化、学术、军事、外交等等皆兴起很有声势的回顾活动，历史学及其各个分支专业发展状况的总结也几次掀起高潮，涌现出许多认真总结且加以理论性概括，而又提出今后发展方向的文章，这些佳作大多出自在专业上探研多年、极有学术造诣的专家。所有这些，都为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还远远没有完成其学术任务。以单篇文章回顾有关史学专业几十年的学术发展，因篇幅关系，许多具体状况和不同见解得不到反映。除有规划征集的一组文章如《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3)外，散见发表的文章数量虽多，而在覆盖史学各个分支、重要专题方面仍畸轻畸重，分布不匀，缺乏出于历史学科学术史上的总体构想。现在，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建设，除了上文所述强化史学史的研究之外，各分支专业、重要专题学术历程的总结研究，应该在结构布局和学术规范方面加以努力。在结构布局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若干部专书，分别清理、总结历史学各个二级、三级学科及成熟的热门的专史、专题，包括史学史本身在内，原原本本地叙述其学术发展、成果、缺憾及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是总结、分析某一史学专业、某一专题的论文，题目的大小、时段可以各随机宜，单篇文章有其具体对象，但多篇文章整体上要构成对史学各分支的全面覆盖；第三是针对具体史学著述的随时评论，应深入剖析，兼指得失。在对史学著述评价定位之时，必将联系以往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史学评论的积累，也为日后历史学科学术史的总结提供素材，因此史学评论亦当纳入其中。每个层次的撰述都要恪守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规范，起码应在以下三点特别注意。
（1）对一个专业、专题内史学成果的总结、评析要力求全面性、客观性，须将专业、专题的学术史总结视为非常严谨的学术工作，应进行细致的查阅，深入的比较研究，仅以当时所知所见应付性地综述一番，是不可取的。阅览以往的有关成果，要真正理解原作的主旨，突出介绍和评析其中独到的见解。长时段的总结评析，于取舍详略之间更能透现出专业水平。例如一篇《〈史通〉研究五十年》(14)的综述文章，且不论其中缺略了重要考订成果的介绍，就是述及的论文，也有观点上取舍片面的问题。例如白寿彝先生指出：唐代已形成一个与刘知幾主张相近、互有联系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包括徐坚、朱敬则、吴兢等七人。(15)这是白先生首创的特见，足以补救学界专从《左传》《论衡》《文心雕龙》等寻求刘知幾学术渊源之偏向。而《〈史通〉研究五十年》对此丝毫没有介绍，却用很大篇幅介绍从前代寻求刘知幾学术渊源的文章，这容易给读者以误导。力求客观如实地反映情况，是历史学的基本道德规范，对重要专题学术研究历程的总结，要特别反对和批判以偏概全、随意轩轾的不良倾向。
（2）上文所述对史学史研究的强化要求，同样适于各专业、各专题研究状况的总结评析，即打破区域界限，兼顾海内外相关专业的研究情况；按事件顺序条理材料，彰明首创的新见解；注意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提出有待探讨的问题；放宽眼界，注意相邻专业、相关专题的联系和交叉的内容，有为史学史整体研究提供成果的宗旨。
（3）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学术历程的总结、评析，包括撰成详尽的专书或概要的论文、长时段的总结或具体的史学评论等不同的情况。这就应该在学术范围内积极地讨论、争鸣和批评，对于史学评论中虚美、偏激等有失公允之处，除了应当随即予以批评外，长时段的史学总结亦可对之驳正。迄今发表的总结综述之文，大多只顾自己叙述下去，较少更正他人评述之失，这是一个亟待弥补的缺憾。
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学术史，在方法和性质上与史学史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视为史学史的许多分立的专项研究。而史学史需要提炼、汲取和概括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学术史中的信息与成果。例如萧一山以二十多岁的年纪，于1930年即撰成《清代通史》三卷，是为中国第一部清史，得到学界名家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及日本学者今西龙的热烈赞扬，应在史学史研究中书上一笔。但通过清史研究的学术史总结清理，我们得知：该书内容丰富，贯穿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但史实上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影响太深，史实错误、史料错误、译文错误、解释错误多达数百条，夏鼐、陈恭禄等皆曾撰文批评。萧一山对陈文起而辩难，双方一来一往，唇枪舌剑，“陈恭禄的批评难免有过甚之辞，而萧一山的答辩则意气用事、拒谏饰非”。至20世纪60年代，萧一山将《清代通史》进行修订，虽修改了一些错误和补充了材料，但“对于已为史学界证明纯系传闻附会之遗闻野史，仍不忍割弃……一味追求趣味性而忽视科学性”。(16)这样的总结无以偏概全之嫌，给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因此，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总结若全面开展，无疑将壮大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将史学史的方法、规范贯彻到史学各个专业学术成果的清理之中，能起到总括和指导作用，而且通过提炼与概括将各个专业联系起来，组成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体系，不仅使历史学科具备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专业队伍，而且其他专业也都能形成自己的学术批评及学术史研究的专门学者，二者密切联系、共同工作，统一于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规范，这对于当前的史学界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三 历史学科学术史与史学的健康发展
据以上论述，这里提出“历史学科学术史”的概念，实质就是史学史在学术史视野下的总体强化和分支细化。全面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可以为学者提供以往学术状况的专业信息，成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促进历史学的快速发展。这是事理明显、无须多论的。而毋庸讳言，现今史学界出现一些不良风气，侵蚀着历史学健康发展的肌体，已引起许多学者的严重关注。如何在史学领域扼制学术腐败的倾向，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不少的建议。章开沅指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他发出“史学寻找自己”的呼吁，号召历史学者加强史德自律，以“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精神对待学术工作。(17)但学术腐败就是一些人做不到或者根本不愿意以史德自律所导致，遏制的关键在于如何挖掉其赖以流行的根源。瞿林东则从另一角度提出“史学寻找自己”的问题，认为“史学应从历史上去‘寻找’自己”，“历史学是希望人类社会重视自己历史的学问，那末它本身就应当首先重视自己的历史”，即历史学应当通过史学史的研究来“寻找”自己。(18)从这些关于“史学寻找自己”的意见中，可以得出启示：系统地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和讨论，是端正学风、保证历史学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所具有的学术特点，可以在端正史学风气上发挥以下几项重要作用：
第一，历史学科学术史会着重总结正面的史学成果，其中史学史的研究会将每一时代的史学精品载于史册、彰明后世。而堪称史学精品的唯一标准，将是其学术价值。史学史上传颂百世的名著，如《史记》《通典》《资治通鉴》等等，无一不是精研极思，扎实探索，经多年撰写和修订而成书。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可以鼓舞历史学者克服浮躁风气与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献身于史学学术事业，成为抵制、反对学术腐败的中坚力量。
第二，历史学科学术史倡导对各个专业、各大专题学术研究的总结清理，使史学的大量成果、研究历程、不同见解清晰扼要地展现出来，什么见解曾经流行而后来被否定，什么见解提出后被批驳，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怎样的发展轨迹等等，都易于查阅，众人悉知。这既可避免治学时误取已被否定的旧说，亦可扼制故意采取误说以适己用的非学术态度。当前，像上文述及的萧一山修订本《清代通史》那样，无辩解、无理由地坚持自己已被明确批驳的说法，择取旧说而无视明确否定旧说的新成果，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更表明进行历史学科学术史总结和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抄袭和剽窃时人的学术成果，较容易被发现和揭露，而对多年以前学术观点的抄袭，则隐蔽性很强。历史学科学术史将长时期的首创成果和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充分展现出来，可使有意识的抄袭现象无可遁形。当然，学术事业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绝对排除有独立研究而与前人暗合的情况，抄袭者也会这样辩解。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全面研究与普遍重视，有助于避免结论雷同地重复前人的工作，抄袭现象也就无可回护。
第四，对于史学中的热门问题，特别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如孔子思想的评析，对曹操的评论，对农民战争的评论，对历代有作为君主的评析，对司马迁、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的研究等等，历史学科学术史必当清理出有价值、有影响的论述，指摘谬说，贬抑随风炒作，有益于学风的端正。
第五，历史学科学术史的建设包括广泛开展兼指得失的史学评论，提倡学术范围内的史学批评与反批评，从而以学术争鸣方式，形成对史学成果有效评价的机制，这是端正学风、遏止学术腐败的必备条件。
史学界不正学风的出现，与部分史学工作者史德修养欠缺有关，但不应该完全归因于此，还应当有着体制的原因。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的队伍，规模不可谓不大，而且都是国家公职人员，施行一定的管理措施是不可或缺的、完全必要的。在管理措施中，以学术业绩的考核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将工作量（包括质量和数量）与经济待遇做某种比例的挂钩，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对一种学术工作，应当用什么方式考核业绩、计算工作量？很明显，学术业绩的判别应当以学术标准为主导，结合行政方式的程序来完成。社会人文学科的学术标准就是贯彻发现、发明、推进、创新的根本精神，史学业绩的评价是要看你在史实上有哪些新的发掘、清理和考订，在论断上对理论性、系统性的历史认识有哪些新的推进，简言之就是在“求真”“求是”“求新”上做出了什么成绩。以此观之，现今多数单位的史学业绩评定，行政方式已居于主要地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数量多寡定优差等次的“量化”标准。
学术业绩的“量化”考核，曾被认为是科学、准确、便于操作的方法而广泛推行。学术事业是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有难有易，成果水平有高有低，一个学科内的各个专业也有不同的特点，不应以同一的数量标准衡量。但“量化”考核方法的推广亦非无因，其一是行政管理上便于操作，其二是学术业绩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数量基础。如果能做到摈除低水平重复炒作作品之后的“量化”，虽不能完全反映学术业绩，但其合理的因素就会大为增长。判断哪些作品可以计入学术成果，必应依靠历史学科之学术史的研究，包括大力开展公正的史学评论，并且将其结论运用于学科管理机制。
然而“量化”考核的方式却有日益机械和僵化的倾向，有不少单位已经简单、便捷到论文仅计篇数、撰书仅看几本的程度。这种导向，使大量抄纂拼凑之作充斥于报刊，剽窃现象也时有出现。蜂拥发表的历史类文章，使稍有学术知识的人都对学术废品与垃圾的堆积感到厌恶。因此，许多单位出台和推行了不少补救方法，例如以著作之出版社来划分等次，以论文是否刊载“核心期刊”来分级别等等。出版社、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确有水平高下之分，但这最多也只是总体的大致印象，不应成为判定每一项作品的根据。诸如此类的方法，仍然是便于操作的行政管理措施，机械地施行会产生许多新的弊端。
加强各种学术评定与业绩考核的学术性因素，应是端正史学界学风、推动史学在新世纪健康发展的基本思路；倡导认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研究历程的总结，是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但史学评论也曾流行只言优点、不批谬误，甚至虚美夸饰、相互吹捧的风气，史学的学术总结也多有仅谈成就的现象，尽量保持“和气”——无学术原则性的和气，成为一种较大的时弊。厌倦史学批评的心理，产生与扩散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对此前无限政治上纲性的大批判运动的一种惩罚，但它能够蔓延多年，还需要其他条件。在中国史学界，有许许多多的评奖、评定职称、评定学术资助项目、评定学位授予权等等权益激励机制，随机抽取专业人员予以通讯评议等等，仍然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这种让许多学者参与其中的行政管理方式，其目的本是力求公正，也起到防止某些弊窦的效果。但其副作用是导致同行、同专业内互不批评，以免可能出现的报复，“多栽花、少种刺”已成为许多学者的信条。可见在学术管理上，单用行政举措即便取得某种效果，也可能形成另一类负面影响。而单单用行政方式堵塞弊窦，出现新问题再采取新的行政方式，这种状态会不断消蚀学术意识，助长一些投机行为，其后果实堪忧虑。
学术批评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恩怨、报复吗？未必然也！我们知道，梁启超与胡适、钱穆与胡适相互都有过尖锐的学术批评，而交谊甚好；郭沫若与范文澜辩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互相批驳，言辞激烈，却未因此结怨。这样的事例在清代、在近现代史学史上俯拾皆是。只要社会对学术的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学术因素的作用，蔚成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出现个别因史学批评闹意气的现象也无足轻重。对学术事业的宏观行政管理是极其必要的，但其主要目标应是建设学术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让学术业绩首先以学术的方式清理明晰。史学研究的立项，参考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需解决的问题；学术水平的评定，依据正规史学批评与辩论的情况，可以省略一些繁复的行政环节。行政管理所要约束的对象，是参与决策和得出评定结论的部分学者，而不是想方设法防范所有的学者。对那些有较高学术造诣的部分学者，引入直接利益脱钩和某种避嫌机制，要求道德自律，实行舆论或其他的监督，都是可行、有效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建设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切要之事是调动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社会资源，倡导、扶助史学批评和史学辩论，倡导、扶助历史学科的学术总结与史学史研究，即全面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的研究。在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下，着重培植尖锐、泼辣的史学批评作风，打破沉闷的学术空气，从而以学术争鸣的方式检验史学的成果，激浊扬清，推动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当今的历史学界，一方面创新思维不断涌现，一方面浮躁风气有所蔓延，在这关键时期，历史学应该跨进一个史学批评与总结的时代，一个强化历史学科学术史之研究的时代。
（原载《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1) 乔治忠：《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文史论集》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 载（梁）僧佑辑：《弘明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详见乔治忠：《孙盛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百日成赋》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5)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载，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丁丑，清圣祖指示：“明代实录及纪载事绩诸书，皆当搜罗藏弆，异日《明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焉。”这一语打破千年以来正史修成即焚弃史料的旧习，令《明实录》等典籍得以留存。
(6) 乔治忠、姜胜利：《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8) 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9) 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540页。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第38页。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五章《文物专史做法总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5页。
(12)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511页。
(13) 肖黎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14) 代继华：《〈史通〉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期。
(15) 白寿彝：《刘知幾的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16) 陈生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6—27页。
(17) 章开沅：《论史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8) 瞿林东：《史学寻找自己》，《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