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学理论探析
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自近代梁启超等学者倡导以来，起伏而扎实地发展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在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尹达、吴泽、杨翼骧等先生的教学、科研实践及宣传、推动下，学术成果日益丰硕，逐步地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专业队伍，学科重要性显现出来，因而受到国家教育与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重视，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规定为历史学中八个二级学科之一。这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应当看到，许多大学的历史系至今未能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专业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冷门”状态，其原因之一是史学界仍有很多人对史学史专业认识不清。因此，继续讨论史学史的基本性质和特点，特别是探讨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问题，对于本学科的发展仍然很有必要。
一 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
人类社会的各种知识，都是人对客观事物与对自身活动的认识。知识总是由片断的积累而逐步形成系统性，知识的系统化过程是持续的、不断组合与分流的进程，但总会存在着非系统知识与系统性知识的区别。系统性知识不同于零散、片断的知识，它把握了知识各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相关事物的本质及其演化规律。例如化学知识原本是一些片断经验的总结，经过相当长期的积累，终于产生了反映化学变化本质与规律性内容的门捷列夫周期律，这使化学成为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知识，化学遂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其他学科的学术体系在结构上不必尽同，但必须具备一套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则应是最基本的条件。知识的积累升华成为多种学术体系，这是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文化财富。
人们的社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分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二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单从认识角度而言，人类不仅在实践中需要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加以认识，而且需要对自身社会的认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形成各门类的自然科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则形成各种社会科学。其中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一切活动的认识，这里的“一切活动”包括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既包括面对自然界的实践和认识，也包括社会关系之内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是这些活动“写实性”的综合与总结。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十分广泛，乍看包吞千有、层层叠叠，然而既往的人类活动是贯穿所有涉及问题的主线，历史学研究的只是人类实践与认识活动所涉及的范围。由于人类实践与认识的范围由狭至广、由浅到深，呈现为有序的发展进程，以此为对象的历史学也就能够成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历史学在认识上的特点，除了范围极广而且统摄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外，最明显的是动态回顾性与写实性。所谓“动态回顾性”，是指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既往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现实的和未来的事物。但历史学将既往的人类活动看作前后相承、连续发展的过程，是以动态的眼光研究过去，因此，历史学不但可以参与设计人类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而且史学家必须站在现代的、前沿的思想高度才能做好历史的研究。所谓“写实性”，是指历史学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予以概括和总结，还必须记述其客观的真情实景，而有条理、有体系地记述真实的历史场景，应当是历史学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从历史学的综合性、动态回顾性、写实性等三个认识特点可以看出：历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反思，其最终目标不是将既往的一切用肢解的方式剖析，而是将之有序地活化起来，从而能够比实际的社会生活更清晰地展现其发展的本质。
人类理性思维总是具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认识方向，一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二是对“自身”的反思，反思实际上是将“自身”的历程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认识，历史学之形成体系，充分表明这种反思是必要的和不可限止的。历史学本身也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它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同样会出现两种认识方向，即继续认识人类的既往活动，并且向内作自身的反思，前者的积累导致后者的发生，后者的开展推动前者的深化。史学史、史学理论就是历史学作出自我反思的系统性学问，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史学史要研究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而史学理论必然包括对史学史成果的概括与总结。古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史的过程中，对于以往的史学状况有深入的反思，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分析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用意和作用，叙述了承《春秋》之意而撰写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等等史籍，以及战国时期诸子“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的现象，指出了“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1)的缺陷；《六国年表序》又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2)的遗憾。因此，司马迁之所以立意撰写一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盖由于反思以往史学状况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务综其终始”的问题，于是起而弥补之。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对既往史学发展作出理论性的反思和总结，其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带有史学史含义的专篇。刘知幾的论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而此前此后，对史学的反思、总结之文络绎不绝，频见于文集、书序，如明代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卷首，撰有篇幅甚大的《史书总论》和《史书述略》。《史书总论》有“史体论”“史法论”“帝纪论”“列传论”等等各节，分类表述对撰述史书的理论性见解；《史书述略》评述各朝代出现的史籍，分析其得失，并且申明作者对诸史的取舍剪裁，表明《历代史书大全》就是在反思、总结历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至清朝，不仅有章学诚撰著许多评析史学发展历程的理论性文章，而且清高宗亲拟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特科第二场试题即“史论问”(3)，提出一系列史学史性质的问题，涉及对历代史书的评价、修史制度的利弊、史学人才的标准、史学发展的源流等等。当时中试者齐召南的答问，无疑是一篇综述和评析史学发展历程的论文。(4)清朝乾隆时期官方史学繁荣兴旺，与朝廷首先倡导反思、总结历代史学很有关系。外国的史学，也是在总结前人成果和得失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典型者如英国史学家R·G·柯林伍德，其名著《历史的观念》除《导论》外共有五编，而前四编乃是评述自古希腊到西方当代的史学。因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对于整个历史学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历史学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反思，那么史学理论、史学史则是对于历史学的反思，是一种新的、更深一层的反思，是人类系统的思维活动不断深化、学术探讨不断进展的结果，是整个历史学蓬勃发展的产物。
就史学史而言，中国与外国相比，学科建设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史学极其发达兴盛，表现为：第一，历史记载和历史著述在时间上连续不断，从上古直至晚近，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史书；第二，史籍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形成同一时段内多种形式、多种内容范围的史籍；第三，史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史学的社会功能明显，史学直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史家群体成员广泛、队伍庞大，从皇帝、官员到平民，从文人、学者到武将，撰史者所在多有；第五，史学活动主体的非单一性，即官方和私家皆热衷修史；第六，中国古代官方、私家都对史书义例、史学方法、修史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5)这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发掘不尽的素材、永不局促的天地。其他单一的民族和国家缺乏成熟的史学史学科体系，或无大碍，中国若不重视史学史研究，则为学术的一大残缺。
史学史是历史学发展的后续的学问，是又一层次的反思。但是却与历史学一样，具有综合性、动态回顾性、写实性等认识特点。认识特点的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近似，这使一般历史学者感到可以方便地做一些史学史性质的研究，如研究断代史的学者能够研究该朝代的史家、史书和史学现象，促使史学史的学术成果因素增多。然而，史学史与整个历史学的认识特点相同，也造成一些问题和误解。自从梁启超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建议，在学术上有所发展以来，史学界也出现各种异议，有人认为史学史算不上专门学问，历史学者人人皆可撰述；有人认为中国史学史已经出版著述，特别是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面世之后，再无继续研究的必要了。(6)如此等等，皆缘于对史学史的学科性质认识不清，而深层的原因，盖由于认识特点和研究方法的类同，而觉得史学史不必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门类。不少史学家在大声疾呼重视中国史学史专业时，提出过“大学哲学系以哲学史为必修课、中文系以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为什么许多历史系却不将中国史学史作为必修课”的问题，现在这种状况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哲学史、文学史乃以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动态回顾性和写实性的认识特点，这与哲学、文学本身明显不同，从而容易将其认定为一门独立而必要的学科；史学史与历史学之间则不具备那样明显的区别，其区别在于认识对象的不同并且处于不同的反思层次，然而这是不易引为注意或容易被忽略的。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竟将近代人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等编入讲述，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将《清史稿》放在清代史学中论述，都是一不留意即把史学史的研究对象误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混淆了史学史与一般历史学的区别。由此可见，即使是功力深厚、成就突出的史家，也需要对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对史学史与一般历史学的区别及联系、对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学术体系作认真的理解，才能写好中国史学史的著述。
二 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与研究内容
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以及史学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中国史学史就是把演进的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祖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及特有规律。
（1）清理史学遗产，是史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我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多种体裁、多类内容的史籍浩如烟海，古代散见于经部、子部、集部诸书中的历史评论、史学批评、史学议论多不胜收，近现代发表于报刊的史学撰著绚丽多彩，这是卓有中国特色、富于理性精神的文化财富。清理这些史学遗产，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尽管前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是今后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清理史学遗产包括这样一些工作内容：搜集、发掘各种类型的史学著述以及相关资料；分析历史著述的内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来源、撰述过程、可信程度；探寻历史著述蕴含的史学观点、思想倾向等等。这是一项有考订、有分析、有评价的综合性工作，因此有可能取得很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它对于整个史学史研究来说，大部分是属于一个个“点”上的工作，与历史文献学、断代史研究的某些选题，有时是类似的和有交叉的。
（2）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是在清理史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任务是将历史学产生、发展以及在各个时期的基本状况，予以条理化、系列化的叙述与评析，这就要求把清理史学遗产的各个知识“点”联结成包括时间先后在内的有序的线索。这不等于是各个“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了对不同或相同时期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概括，指出其间的联系以及与社会环境间的联系，剖析活跃在史学发展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评述史学的社会作用，对于有代表性的、开拓性的史家和史书，予以重点的研究。总之，要表述出关于史学发展进程的连续的实景、系统性的知识，作出精湛的评析。阐明史学的演进过程，才能使史学史研究真正具备独立学科的性质，从而与目录学的史籍解题、人物传记中的史家介绍以及其他相邻学科区别开来。
（3）揭示史学发展规律，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历史学是一种学术、一个学科，它反映的是既往的一项社会文化活动，因而史学的发展不但受到社会整体条件的制约，还会受到政治、哲学等上层建筑及其他社会意识的影响。但历史学的系统一经形成，它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内在的动力。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水平、不同阶段的整体状况和本质特征，这在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基础上才可以解决。
这三项任务不是互相分离的，前项是后项的基础，后项是前项的指导，各项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对史学遗产作出一定程度的清理，才能较好地阐述历史学的演进过程；对史学演进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才能探讨史学发展的规律；在对史学规律的探讨中，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史学从古至今的演进；在探讨史学发展规律和基本掌握史学演进过程的情况下，才会从史学史角度对史学遗产作出高水平的清理。杨翼骧先生编撰的一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就是在把握中国史学整体演进过程和对于史学史学科性质、任务、内容深切理解的前提下，做出的清理史学遗产的工作。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则是在长期研究中国史学史个案和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做出的阐明中国史学演进过程的工作，其中对各个阶段史学的概括，探索了史学发展状况的本质特征。似这样的成功范例，充分表现了史学史各项学术任务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是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和由浅至深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明确之后，可以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以分类分析的方式归结为历史观问题、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修史活动及其相关的制度、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史学发展的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
（1）历史观是对历史的概括性看法，其系统化为历史哲学，回答诸如历史是否发展进步，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历史的变化发展有没有规律性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严格说来，历史观在整体上不属于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但是，在历史上曾经形成思想潮流的历史观，如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等，对史学的发展极有影响，史家的历史观也制约着他的史学活动，这些都是史学史研究不应回避的。因此，史学史将历史上对史学造成很大影响的历史观以及重要史家的历史观，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内容之一。
（2）史学思想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种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撰史目的是作为“名山事业”还是经世致用？史学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备的条件和素质是什么？历史记载求真与求用的关系？等等。这些多为理论层面的问题，但古代的史家和学者，其见解和论述往往是零散、片断的，有的甚至没有直接的论述，而是通过历史著述间接地表达出观点，这需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加以发掘和整理。史学思想与历史观是不同的范畴，前者的认知对象是史学，后者的对象是历史，史学界存在着将这两个概念含混使用的现象，应当予以纠正。
在史学史上，各种史学思想也有一个从零星的、个别的认识逐步完善化、系统化的发展过程，而史学思想一经形成体系，即成为一种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概念包含着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是系统化表述出来的史学思想，因此，史学史应当将各种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原因纳入考察的范围。
（3）历史编纂学是关于编撰历史著述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它所解决的是史书如何更好地表现客观历史内容的技能问题，这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史书的结构安排，史文的斟酌修饰等等。这其中有些是常被人视为历史文献学、“史料学”的内容，而从史学史角度出发，可将之视为编纂史书整体工作的一部分，皆归属于历史编纂学。我国自古代以来，历史编纂学的成就异常丰富，有精细的搜集、鉴择史料的经验，有多种形式的史书体例，这使历史编纂学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
（4）官方修史活动及其相关的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史学现象。西周初年，统治者就形成了“殷鉴”的历史意识，推动官方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后来形成官方的记史制度，春秋时期“君举必书”“书法不隐”等等观念，反映出这种记史制度具有了某种严肃乃至神圣的品性。官方从记史发展到修史，至迟从东汉即兴起和繁荣，官方修史活动连续不断，修史机构和修史官职逐渐成为国家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官修史在史学遗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西方古代史学所不具备的特点。中国官方修史制度和史学活动，包括历代史官建置、史馆机构、官方对修史的政策与规定（其中有针对私家修史的干预）、官方历代历次修史的具体过程和具体措施等等，不仅史学史研究无可回避，而且是中国断代史、通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所必须关注的内容，否则上述各项专史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5）史家的史学活动，构成了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史学史必须研究的内容。但史家的史学活动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类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研究史家的史学活动，也需要从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予以分析。将其单独列为一项内容，是因为对史家的研究不仅仅是分析和概括，还必须记述那些表现本质问题的具体过程与客观的细节。研究史家的史学活动，应包括史家所组成的团体及形成的流派，同时，史家的史学活动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其他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史学史研究应涉及史家的这些生平事迹、其他活动，但这些都是为研究其史学活动服务的。因此，研究史家史学活动与研究官方史学活动一样，是史学史中特别具有综合性、写实性的方面，是能够生动、真切地反映史学的演进状况的。
（6）史学评论，就是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史籍，有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考证。在史学史上，史学评论对促进史学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史学史学科不仅本身有着评论历史著述的工作内容，而且还要对前人的史学评论工作进行阐述和总结。因此，史学评论既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即我们要以史学评论的方式研究史学著述，也要研究过去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史学评论。
（7）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应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越是在古代，史学活动越是与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因素交织一起，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而历史学发展的原因，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取向，历史学功能的发挥，史学潮流的形成和转变等等，这些重大的与根本性的史学史问题，都必须置于整个社会条件、各种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中才能够探讨。
（8）史学发展中的社会运行机制，是一个特别需要补充和说明的问题。史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已如前述。而关于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是要研究史学究竟怎样在社会中运行，这种运行状况给史学的发展方向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社会运行方式比较简单，但这个问题到近现代凸显出来，成为史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中国古代，史学长期处于政治社会的附庸地位，史书编纂，即使是私家修史，往往也以进献于朝廷作为价值实现的主要成就，在史家群体内得到承认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在中国多数朝代，史学在学术、文化机制上的运行十分薄弱。明代后期出现显著变化，私家修史的宗旨是社会普及与流传，加以书坊刻印售卖的经济机制，一度呈现脱离官方控制的倾向。而到清朝，在学者群体内得以承认的学术机制有所加强，特别是乾嘉时期较为突出。近代以来，有关历史学专业化、社会化的机制以及历史教学的社会机制的演变、转型和发展状况，成为史学史研究的新内容。由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学术观念发生很大的转变，特别是随着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开展，形成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史学工作者，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学术研究已经是社会化的文化形式。史学教学、研究和学术队伍的建设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运转的一项机制。这种机制与中国原有的史学社会机制碰撞、磨合，出现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中国史学史应当深入研究的内容。
以上八项反映出中国史学史内容的类别结构，但不能将它们绝对地分割开来，而应有机地结合于一起。将这些内容放在一定时间段之内作逻辑性的考察，其结构似乎是横向并列的，而这些内容是处于发展变迁之中的，对这种发展变迁作全程的研究与表述，实际上就是阐明史学的演进过程。因此，上文论述的史学史研究的三项任务，可视为八项内容研究之由浅向深的层次结构。任务与内容的二元结构，是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基本体现，真正解决了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内容问题，就大体上把握了它的学术体系。
三 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深层特征
中国史学史之所以能够形成学术体系，有其深层的原因，即它的研究对象——中国史学，乃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连续不断、持续发展的社会活动兼学科门类，这个雄厚的根基，使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具备一些深层次的特征。这些作为学术体系的特征，表达的是一种知识成不成体系和体系上是否完整的标准，与上文谈到的认识特点是不同的概念。
（一）学科内涵的完整性
从中国史学史在学术上的三项任务、八点内容看，史学史不仅要作贯通古今的宏观研究，还必须进行为宏观研究提供依据的微观研究，大至整个史学的发展规律，小至一名史家、一部史书、一件史学往事的考订，都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从研究的广度上看，不仅研究史学活动的主体——史家和官方修史机构，研究史学活动的结果——史籍、史学文献，还要研究史学活动的背景、条件、影响等等。从研究的深度上看，既要对史籍的外部形式、直接内容作出分析，又要进行史学思想的深入探讨。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要应用全部的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从个别的考证到高度的理论概括，从一人一事的记述到整个史学发展历程的阐明，可谓包吞千有。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由具体到普遍、由浅表到深入、由细微到宏阔的有机的结合，呈现出有程序的、完整的认识体系。这与目录学、史料学等等明显不同。目录学、史料学虽各有特色，但其目标和研究成果都是反映史籍、历史资料的存在状况，内涵比较单一，有历史学的辅助分支性质。而史学史关注史籍、历史文献的存在状况，是为了探讨史学的发展源流，并且通过研究史籍内容、史家活动、史学流派、官方史学政策等一切相关的问题，探讨史学思想与历史观的发展状况。这表明史学史具有全面审视历史学的性质，在体系的完整性上与它的研究对象基本相同，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历史学的一个附属分支。
（二）学术前景的继进性
一种学术、一个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归根结底与研究对象的状态有关。只有能够持续发展的学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体系的学科。社会的历史是持续发展的，在时间上自然而然地延续，历史学的时间范围也自然地向下延续。除了这种自然的内容扩展之外，历史学的研究手段不断增多，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将开发许多新的内容，原有内容的研究也会不断地深化。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学研究的触角也必然向新的空间范围开拓。总之，历史学的发展不会停止。史学史继历史学的发展而增进其内容，也会不断地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近年出现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史学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如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7)，是史学史研究时间段下延到当代的明显事例；原来不被注意的明代史学，近年得到史学史学者的关注，出现不少研究成果；中国传统史学在古代朝鲜、日本等东亚各国的传播与影响，也开始有所探讨。以上都是新发掘的内容，至于中国史学史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化，其事例则不胜枚举。这表明中国历史学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之充满发展的活力，不像有些学术如“校勘学”“避讳学”等的研究对象已经凝滞，很难持续不断地有所进展。
（三）研究系统的开放性
史学史学科定义明确，界限分明，特征显著，这是学术系统性、学科成熟化的标志之一。反之，如果表示一个学科性质的定义概念模糊、界限不清，许多琐碎内容都可以挂上这个旗号，那就不能自成体系，甚或不成为一个学科、一门学术。但是，定义明确、界限分明并不等于完全封闭，封闭的系统是缺乏发展活力的。中国史学史之自成体系，上文已经论述，而从任务和内容组合的结构上可以看出其开放性十分明显。就研究任务而言，清理史学遗产的工作与历史文献学、目录学等相近，并有交叉；阐明史学演进过程和探讨史学发展规律，皆需要联系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的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史学史对史家历史观、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哲学史、思想史的方方面面；研究官方修史制度，必须与各朝代的官僚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与社会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更与一般通史、断代史的研究内容联结在一起。而哲学史、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以及通史、断代史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史学史研究的领域。
四 建设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作用和意义
不断深入地致力于完成史学史研究的各项任务，建设一个成熟的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其意义不限于史学史学科本身的学术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其他门类的学术研究，都将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史学史的社会意义与历史研究一样，具有传播真实、准确、深刻的知识，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也能够直接提供历史的借鉴，鼓舞人民斗志。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不少刚正不阿、奋笔直书，为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而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优秀史家。有不少孜孜不倦、精研深思，几十年如一日著述不辍，以撰史为己任，为中国史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史家。有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将著史、评史、考史作为政治斗争、民族斗争手段的史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批判地汲取这种勤奋精神、刚正风范、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对于各种工作岗位的人们都有正面的激励作用。
中国史学史的系统研究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直接作用可以大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为建立和丰富史学理论提供必要的条件。建设和进一步丰富史学理论，第一要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历史学的历程和现状进行总结和概括。因此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史学史的研究是建立、丰富和发展科学史学理论的必备条件。中国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内容全面，研究中国史学史本身就会涉及史学的宗旨、史学的功能、史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史料与史论的关系等等理论层面的问题，直接促进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无论在宏观问题抑或微观问题上，都与通史、断代史的研究错综交叉，缺乏系统的史学史知识，常常会使一般的历史研究产生缺漏和讹误。笔者曾对几部乾隆皇帝传记著述予以评论，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几部著述共同的薄弱环节，即未能重视对乾隆帝思想的分析，而分析乾隆帝的思想，应抓住研究《御批通鉴辑览》这一要领。(8)《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及其中乾隆帝的批语，以审视古今历史为枢机，建立起一个比宋明理学更严密、更纯粹的封建主义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的体系。乾隆皇帝的传记无此内容，是作者缺乏研究史学史的眼光、视角，并且可参考的成果不足而导致。由此可见，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对断代史之比较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总结史学发展的成果，洞悉以往的学术水平及存在的问题，就可以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汲取前人的史学方法，从而在整体上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化。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整体设计上，采古今各种史书体例之长，创立新的综合体裁，经纬分明，结构严整，内容全面，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这项重要的成就，得益于白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的系统研究。在当今，要高水平地编纂大型历史著述，主持人必须具备系统的史学史知识、具备把握史学史学术体系基础上的宏大视野，这从多卷本《中国通史》之成功范例，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三，有助于其他学术史、专门史研究的全面与准确。中国史学史具有与其他学术专史如哲学史、思想史等内容交叉、形式并列的特点，因此不仅研究方法可以互相借鉴，而且研究成果也应当互为参照。例如唐朝官修《隋书》等史书中的政治思想，反映唐太宗时期官方的政治理念，早已被史学史专业学者分析论述。这应当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少政治思想史的著述却未涉及，有赖史学史的研究为之补充。随着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知识的普及，这样的补充会有所增多，并且为思想史的著述所采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多取资于传统的子部、经部之书和散见议论，对史籍的利用较少，这样造成的遗缺或讹误很需要史学史研究来补正。例如东晋史家孙盛的《与罗君章书》(9)有“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的论述，主旨是反对佛教的灵魂不灭说，一些哲学史论著乃至《辞海》，皆据此将孙盛定为“东晋无神论者”(10)，而实际上他所撰《魏氏春秋》《晋阳秋》(11)等史书，充满天人感应与灾异应验的迷信观念，而且相信鬼神，孙盛反对的只是外来的佛教和流俗妄设的怪力乱神而已。不从史学史角度来研究孙盛，就不能纠正哲学史、思想史论断的失误。
第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应在端正历史学学风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史学界有过“史学危机”的担心，但历史学专业队伍却迅速扩大，历史类出版物成倍地增长。在这繁荣的景象之内，也涌动着十分浮躁的学风，无节制地追求数量，“专著不专，抄纂成编，东拉西扯，错谬满篇”，已经不是很个别的现象。这种虚伪浮夸的“泡沫学术”，除了个人行为之外，还存在组织性、计划性的运作，对历史学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究其原因，大致有管理体制的失当、理论思维的苍白、名利因素的驱动、史学批评的欠缺等等。史学界应当大力促进史学理论的建设，并且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拿起史学评论的学术武器，为学风的端正而奋斗，其中史学史学科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史学评论本是史学史学科的分内之事，揭发那些抄纂者的抄纂来源，指出苍白、拼凑、炒作之书在史学发展进程中的无新意、无价值，乃是史学史研究方法的特长。坚持公正、健康的史学批评，使之蔚然成风，推行于整个学术界，就会推进理论思维的深化，挫败“泡沫学术”制造者的名利企图，使人们打消对表面繁荣的陶醉，令失当的管理体制作出反省与改革，从而清除各个领域的文化垃圾，使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从遮盖掩埋中展现出来，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其重大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许多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长久的前景来看，中国史学史必然对端正历史学学风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史学史迟早要将现代的史学状况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历史地审视各个史家、史著、史学制度、史学活动的内容、价值与影响。淘汰曾经泛起的沉渣，批判喧嚣一时的浮躁，推重具备学术价值的成果，摈弃不值一谈的滥造，使吹嘘、浮夸成为历史的笑柄，这是成熟的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必然要做、不得不做的评判。在终极目标上，历史学对历史活动的审视将是无情的，史学史对史学活动的审视也将是无情的，这正是史学史学科在历史学内的可敬可畏之处，也是史学史学术体系的最大价值取向。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511页。
(2)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第686页。
(3) 载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 见（清）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一《史论》，清嘉庆间刻本。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6) 杨翼骧：《谈治学与做人》（1993年9月的讲话），载《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459页。
(7)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8) 陆申：《乾隆皇帝传的世纪末审视——兼及传记史学的方法问题》，《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9) 载（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816页。
(10) 《辞海·哲学分册》“孙盛”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11) 此二书久佚，但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书中多有征引。《晋阳秋》尚有清黄奭、汤球的两种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收载并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