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章

【题解】

原始，根本，根源。这里用作动词，探索根源。这个根源主要指圣贤处世、治国的基本原则。本章是全书总纲，主要有两大内容：第一，阐述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的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因此要求君子必须同时兼备这五种品质。第二，要求君子待时而动，时机来了就毅然出仕建立盖世功劳，没有时机则安心隐居终身。这一原则与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一致的。

夫道、德、仁、义、礼①，五者一体也②。道者，人之所蹈③，使万物不知其所由④。德者，人之所得⑤，使万物各得其所欲⑥。仁者，人之所亲⑦，有慈惠恻隐之心⑧，以遂其生成⑨。义者，人之所宜⑩，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⑪，夙兴夜寐⑫，以成人伦之序⑬。夫欲为人之本⑭，不可无一焉⑮。

【注释】

①道：规律，原则。德：天性，本能。义：合宜的言行或道理。关于道、德、仁、义、礼的详细含义，详见“解读一”。

②五者一体也：这五者是一个整体。为什么说这五者是一个整体，详见“解读二”。

③蹈（dǎo）：本指踩、踏上，引申为遵循。《荀子·王制》：“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成语有“循规蹈矩”。

④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却使万物无法真正懂得他们所遵循的大道。其，指万物。这里主要指普通民众。所由，所遵循的大道。由，顺从，遵循。古人认为，在万物产生之前，大道已经存在，万物就是按照大道的规定性而产生、成长、死亡的，然而万物却无法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是如此，因此也就无法懂得、掌握大道。《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另外，本句也可理解为“却使万物无法知道自己所遵循的大道来自哪里”。其，代指大道。由，由来，来历。

⑤德者，人之所得：德，就是人从大道那里获得的天性、本能。为什么说德来自大道，“解读一”中有详细解释。

⑥各得其所欲：各自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⑦仁者，人之所亲：仁，就是人们彼此相亲相爱的品德。

⑧有慈惠恻隐之心：具有仁慈、同情之心。惠，仁慈，仁爱。恻隐，同情。

⑨以遂其生成：以保证万物顺利生长。遂，顺利生长。

⑩义者，人之所宜：义，就是人们所应该遵循的道义、原则。宜，适宜，应该。《礼记·中庸》：“义者，宜也。”

⑪所履：所遵行的原则。履，履行，遵循。

⑫夙（sù）兴夜寐（mèi）：早起晚睡。形容勤奋不懈。这里指兢兢业业地按照礼制行事。夙，早。兴，起来，起床。寐，睡觉。

⑬以成人伦之序：以此来维护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以”字后面省略“此”，代指“夙兴夜寐”。人伦，这里指古代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强调尊卑长幼之间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

⑭为人之本：修养做人的基本素质。为，修养。

⑮不可无一焉：不可以缺乏道、德、仁、义、礼中的任何一条。

【译文】

道、德、仁、义、礼，这五种事物与品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的道，就是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规律，然而普通民众又无法懂得和掌握他们所遵循的这些规律。所谓的德，就是人们从大道那里获取的天性与本能，德可以使他们能够获取各自的需求。所谓的仁，就是人们彼此相亲相爱的品德，使人人都具有仁慈、同情之心，以保证万物能够顺利生长。所谓的义，就是人们所应该做到的合宜言行，奖励善良的人与事，惩罚罪恶的人与事，以此来建功立业。所谓的礼，就是人们所应该遵循的礼仪制度，人们应该夙兴夜寐，非常勤奋地维护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一个人要想修养好做人的基本素质，那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基本准则缺一不可啊。

【解读一】关于道、德、仁、义、礼的含义

道、德、仁、义、礼，这五者不仅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做出非常明确的解释。

首先谈道。

道家、儒家、佛教等都非常重视“道”，但学界对于“道”的解释，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些学派甚至赋予“道”以非常神秘的色彩。我们认为，“道”没有任何神秘性，“道”就是宇宙间所有规律、真理、原则的总称。

“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比如规律规定我们要想生存，必须吃饭，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吃饭。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古代，人们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

其次，我们谈德。

所谓“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德”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天的“德”。万物一旦产生，就必定具备各自的本性与本能，比如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呼吸、吃喝，这就是人的最初本能。而这个本能，古人认为就是“道”赋予的。二是指后天的“德”。“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德”。

由此可见，“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是个别，是主观存在。我们打一个比方：“道”好比客观存在的大江大海的水，浩浩汤汤；我们去饮用大江大海的水，只能喝取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喝到我们肚子里的那些水就叫“德”，所以古人说：

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从“道”那里得到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就是“德”。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因为“德”来自“道”，因此二者的内容又是一致的，这就是《道德经》二十一章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第三，我们谈仁。

“仁”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具体阐述“仁”的时候，孔子又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不同的环境，把“仁”分别解释为不同的内容，如《论语》记载：“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木、讷近仁。”（《子路》）类似的例子在《论语》中俯拾即是。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孔子几乎把所有的正面品行都视为“仁”的内容之一。但另一方面，孔子又认为，真正能够全面做到“仁”又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孔子不轻易以“仁”许人，就连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孔子也认为他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雍也》）而已。

第四，我们讨论义。

所谓的“义”，孔子给出了明确界定：“义者，宜也。”（《礼记·中庸》）适宜、合理的品性、行为与原则都叫“义”，即今天讲的“正义”。《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恰当的言行、原则，就叫“不义”。

第五，最后谈礼。

古人认为，礼的内涵有二，一是仁义美德，这是礼的内在本质；二是跪拜礼仪，这是礼的外在形式。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礼”必须以“仁”作为它的本质和基础。同样遵守礼仪，有仁德本质的人所行的礼仪是恰当的、真实的，而没有仁德的人所行的礼仪则是虚伪的。孔子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抓住了根本，没有“仁”，“礼”不过仅仅流于虚伪的表演而已。当然，孔子认为最高的“礼”，是把内在的仁义本质与外在的礼仪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所赞美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解读二】为什么说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

对于道、德、仁、义、礼这五者的态度，道家与儒家的态度有同有异。

老子强调道、德，反对人们去提倡仁、义、礼，《道德经》三十八章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认为，失去了道而后才去提倡德，失去了德而后才去提倡仁，失去了仁而后才去提倡义，失去了义而后才去提倡礼。礼，是忠信不足的标志，是祸乱的开始。老子之所以提出这一观念，并非反对仁、义、礼本身，而是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之中已经包含了仁、义、礼，只要人们能够按照大道做事，保护好自己源自大道的美好天性，不用提倡，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去行仁、义、礼之事。这就是《庄子·天地》所赞美的“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的美好图景：在美好的社会里，不用美德教育，人们自然而然地遵循自己的美好天性做事，他们行为端正而不知道这是道义，互相爱护而不知道这是仁慈，敦厚老实而不知道这是忠诚，履行诺言而不知道这是信用。

随着社会发展，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人们的品德日益衰败，不再按照美好的大道、天性行事，为了维持社会的相对安定与和谐，人们不得不开始提倡与奖励仁、义、礼行为，这也就是《道德经》十八章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认为，提倡仁、义、礼，不仅是人类道德败坏的标志，而且这种提倡与奖励还会让一些阴谋家假借仁、义、礼去欺骗民众以获取私利。儒家则相反，他们面对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大力提倡仁、义、礼，希望能够以此来挽救日益败坏的人心。

对比道、儒两家，我们不难看出，道家的思想太理想化，他们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想很难实现。而儒家则站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企图用提倡仁、义、礼的办法去改善社会状况。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古人在提倡仁、义、礼的时候，强调这些原则与品性是符合道、德的，这就是古人的一个著名命题——名教出于自然。所谓“名教”，就是儒家提倡的以正名分为核心的各种行为原则、礼仪制度，而“自然”则指自然天成的道、德，古人认为，名教必须与道、德保持一致。《汉书·礼乐志》说：“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这就是说，人们是在男女之情、长幼之序、哀死之情、敬上之心这些自然情感的基础上，去制定相应的婚姻、乡饮、丧祭、朝觐这些礼仪制度，二者属于因果关系。如果人们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与人的天性相违背，那么这些礼仪制度绝无推行的可能。换言之，仁、义、礼必须与道、德保持一致，融为一体。

从上述可以看出，道、儒两家都承认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不同的是，道家认为既然道、德中已经包涵了仁、义、礼，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去提倡后者；而儒家则针对道德被弃、人心不古的现实，竭力提倡仁、义、礼，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以恢复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

《素书》在综合道、儒两家观点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儒家思想。应该说，这一倾向是正确的，因为黄石公所处的秦汉之交，是一个连老庄时代都不如的极为动乱的时代，此时再去执着地强调已经被人们遗弃的道、德，而反对提倡仁、义、礼，这无异于陷入迂腐的泥淖之中，自救尚不暇，更遑论去拯救他人！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①，审乎治乱之势②，达乎去就之理③。故潜居抱道④，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⑤，则能极人臣之位⑥；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⑦。如其不遇，没身而已⑧。是以其道足高⑨，而名重于后代。

【注释】

①通乎成败之数：通晓成功与失败的规律。通，通晓，明白。数，规律，必然性。

②审乎治乱之势：明白社会安定与动乱的形势。审，详知，清楚。治，安定。

③达乎去就之理：懂得取舍的道理。达，懂得，明白。去，离开，舍弃。就，接近，求取。

④故潜居抱道：因此君子怀抱着大道而隐居起来。潜居，隐居。抱道，怀抱着大道。即胸怀治国的才干。

⑤若时至而行：如果时机来了，就去出仕。行，指外出做官，干一番事业。

⑥极人臣之位：就能够获取大臣中的最高地位。即能够成为君主的首辅大臣，辅佐君主，建功立业。极，最高。

⑦绝代之功：当代独一无二的大功。即盖世之功。

⑧没（mò）身而已：那就安心隐居终身而已。没身，一直到死，终身。没，通“殁”。死亡。关于古人对于出仕与隐居的态度，可详见“解读”。

⑨是以其道足高：因此他们的品德、才华足以值得人们给予高度评价。是以，因此。高，认为高尚，值得赞美。

【译文】

那些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他们明白国家兴衰存亡的道理，通晓事业成败的规律，清楚社会安定与动乱的形势，知道取舍的情理。所以他们能够怀抱着治国才华而安静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的到来。如果时机来了，他们就欣然出仕做官，能够成为君主的首辅大臣；他们遇到恰当的时机而有所作为，就能够建立盖世之功。他们如果遇不到恰当的时机，就会安心隐居终身而已。因此他们的品德会受到高度的赞扬，而他们也会留下极为美好的名声于后世。

【解读】古人对出仕与隐居的态度

本章说，那些高尚的君子，“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这就涉及隐与仕、出与处的问题。在出仕与隐居的问题上，古代士人大致分为四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坚决出仕。

坚决出仕的古人极多，吴起就是其中之一。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吴起一生行事很多，我们只举其中三件事情，以说明他出仕态度之坚决：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史记·吴起列传》）

第一件事情，吴起年轻时，就立志做官，为此不惜葬送千金家产，并杀害非议他做官心切的三十多人。第二件事情，为了做官，吴起跟随曾子学习，在母亲去世时，也坚决不回家乡送母亲最后一程，以至于特别重视孝道的曾子与他断绝了师生关系。第三件事情，吴起在鲁国做官时，齐国入侵鲁国，鲁国本想任命吴起为将军率兵抵抗，只是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鲁国人怀疑他会偏袒齐国，于是吴起就杀死自己的夫人，以表明与齐国势不两立。这三件事情用“血淋淋”来形容，皆不为过，从中不难看出吴起对高官厚禄的渴望程度。

不顾一切地去占有权势，汉代的主父偃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典型例子，他还为后人留下一句“名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当权时期，横行霸道，当别人劝告他稍作收敛时，主父偃竟然讲出“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这种令人胆寒的癫狂之言。命运果然不负二人，吴起最终在楚国被乱箭射死，而主父偃则被灭族，他们都属于古人所批评的“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出”（《韩诗外传》卷五）者。

第二种态度，坚决隐居。

中国的隐逸之风可谓源远流长，远在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著名的许由、巢父两位隐士，关于他们俩，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说：

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游饮之。许由殁，葬此山，亦名许由山。

许由认为尧召自己去当天子和九州长是玷污了自己的耳朵，所以就跑到颍水（今河南境内）边去洗耳朵，而巢父认为许由经常在世俗社会里游荡，故而混出了名声，也不是一个高洁、干净之人，于是就把小牛从许由洗耳处的下游牵到上游去喝水，以免许由的洗耳水玷污了自己小牛的嘴巴。许由与巢父可以说是坚决不仕之人，占有整个天下的富贵也动摇不了他们隐居的决心。

战国时期的另一位隐士也值得介绍，他就是颜斶。据《战国策·齐策四》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召见隐士颜斶，颜斶在距离宣王很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宣王说：“颜斶先生，你往我这里走近一点。”颜斶也说：“大王，你往我这里走近一点。”齐宣王听了很不高兴，大臣们就对颜斶说：“我们大王是一国之主，你不过是一介平民，我们大王要求你向前走一走，你竟然也要求我们大王往你那里走一走，这合适吗？”颜斶回答说：“如果我向大王那里走，叫‘趋炎附势’；如果大王向我这里走，叫‘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背上‘趋炎附势’的恶名，不如让大王赢得‘礼贤下士’的美名。”接着几经交锋，齐宣王终于认输了，并表示愿意拜颜斶为师，而颜斶断然拒绝，他说：

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

颜斶是坚定的隐居者，帝王师的高位也未能动摇他的退隐决心。他的话发人深省，特别是“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这四句话，我们非常欣赏，并一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古代坚决不仕的人也很多，如庄子、接舆、老莱子等等，这些人都属于古人所批评的“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韩诗外传》卷五）者。当然，这些人隐居未必都是为了名。

第三种态度，徘徊于出仕与隐居之间。

陶渊明一生有两大思想矛盾无法解决，那就是希望建功立业与爱好田园生活的出处矛盾和希望长生久视而又不得不走向死亡的生死矛盾。在陶渊明四十一岁之前，他三仕三隐（一说他五仕五隐），这是因为他入世做官时，惦记着隐士的逍遥自由生活；出世当隐士时，又放不下“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远志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心处两端”（《杂诗》），心灵一直没能安宁下来。这些矛盾心理、徘徊生涯时时刻刻在煎熬着他的心灵，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借酒解愁，以期在醉乡中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

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的文人，陶渊明绝非个例。明代的袁宏道以亲身体会，把士人的这种心态描述得极为形象：

长安尘沙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即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头，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也。（袁宏道《兰泽、云泽两叔》）

袁宏道说，在京城做官时，思念家乡荷叶山乔松古木下的隐居生活；隐居在荷叶山时，又特别艳羡京城里的官场热闹。人就像猴子一样，猴子在树下时，想吃树上的果子；爬到树上后，又惦记着树下的饭菜；如此上蹿下跳，没有片刻休憩之时。这些士人是想熊掌与鱼兼得者。

第四种态度，应仕则仕，该隐则隐。

《庄子·逍遥游》也讲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这一故事，毫无疑问，包括庄子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许由的品德比尧更为高洁，因而也更应该受到赞扬。而晋代的郭象则认为许由的思想境界远远无法与尧相比，因为许由偏执于隐居一端，不能做到顺物而为。郭象在他的《庄子注》中说：

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

所谓“自任”，就是执着于个人成见；所谓“对物”，就是不能顺应客观环境而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在郭象看来，尧能够顺物而为，该做天子的时候就去做天子，该禅让的时候就去禅让，没有把个人意志同社会需要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而许由与稷、契在具体行为上虽然不同，许由力主出世隐居，稷、契积极入世做官，但他们心中同样有“我”，有一个固执的成见，没能做到顺物而行，因而他们都不是思想境界最高的人。

而张良不愧是黄石公的高足，他做到了顺应客观环境，“无对于天下”。当暴秦肆虐天下、残害百姓时，张良当仁不让，积极入世，辅佐刘邦灭秦建汉；当天下统一、汉政权稳固之后，张良不恋富贵，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去了。张良与另一位道家人物范蠡一样，应仕则仕，该隐则隐。他们都属于古人所赞美的“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韩诗外传》卷五）的圣贤。

右第一章①，言道不可以无始②。

【注释】

①右第一章：右边的文字属于第一章。古代的文字是竖排的，而且是由右向左书写与阅读。“右第一章”类似我们今天阅读横排书时所说的“以上文字属于第一章”。

②言道不可以无始：这一章的内容是说，在谈论大道时，不可以不弄清楚它的根源。始，原始，根源。这里用作动词，探索根源。这段文字见《百子全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没有这段文字，而是把“言道不可以无始”作为张商英的注，放在本章标题之下：“注曰：道不可以无始。”这句话可以视为对全章主旨的总括。

【译文】

以上文字属于第一章，这一章的内容是说，在谈论大道时，不可以不弄清楚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