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一段跨国恋情

明治四十二年（1909）六月，日本的收藏家团体集古会举行雅集，七十七岁的中川得楼（中川德基，1833-1915）带来一张“清人聘妓请愿书”，令众人一时称奇。集古会发起人也是会刊《集古》的编辑林若树（林若吉，1875-1939，号若树），在当年第五期《集古》杂志上撰文介绍：

左题之物，乃因有关“恋爱”之课题，由中川得楼翁所提供。此件为宽延四年（此年改元宝历元年，距今百五十七年）于长崎县由二十名清商联名签署的请愿书。其大意为，出入长崎唐馆的妓女一旦期满即须歇业，不再允许出入，据此规定，与沈草亭、赵景清、刘端谦、林君绩交游的中叶、鸣户、鹤香、夕荣等人皆因期满之故，此后难期再会。草亭诸人之悲愁，令人不堪目睹。彼四人皆巨商，非一般之清商，（清商二十人）情愿准许四人出入唐馆一如从前。那样的话，应该是仅此四人得格外开恩吧。训读非后人手笔，实为珍品。（原系日文，承布衣书局网友finiboy君翻译，谨致谢忱）

林若树并录下“请愿书”的文字：

具公呈：午未各港船主康五一、魏宏士，客顾振生等，为公恳恩准顺情再会事切。五等来贩贵国，在馆寂寞，各有妓女相伴，如沈草亭之中叶、赵景清之鸣户、刘端谦之鹤香、林君绩之夕荣，皆系多年交好，客中借以解愁，朝夕不离，情意相孚。今因奉例，年满之妓，不许进馆，但草亭等四人俱系老本船主，不比平常者。五等目睹伊四人因妓分离，情绪愁闷，为此公同恳求恩准，格外准此四人之妓报名进馆，以伴旅处寂寥，五等公保其出入遵令守法。后不多渎，伏乞本馆街主、五甲头中转启王上恩准所求，不特沈草亭等四人感激，即五等亦均感体恤远商之德于无涯矣。宽延四年闰六月　日。具公呈：午三番厦门船主康五一、高隆大，仝四番广东船主李介庵、吴采若，仝五番宁波船主施日新，仝六番宁波船主林宝山，仝七番暹逻船主唐桐文，仝八番广东船主高鲁斋，仝九番宁波船主王文均、洪绍彬，仝十番南京船主王奕登、高长师，未一番宁波副船主魏宏士、仝二番暹逻船主杨兴公、孙尔诏，仝三番宁波船主黄直清、黄虚谷，仝四番宁波船主赵金章，客顾振生、龚恪中。（林若吉著、森銑三等编《林若树集》，青裳堂书店1983年版，第263页。录文误字据原件校订，标点按中文习惯调整。文间原有假名训读，具呈人名下注印章方圆，今皆删去）

中川得楼展示的这件“清商聘妓请愿书”，实为居留在长崎的清朝商人向当地官府递交的公呈。它被视作珍品，除了是百年故物，题材有趣，大概也因为是沈草亭爱情故事的证物。在长崎的历史上，沈草亭与中叶恋爱可称是一个“事件级”的故事，有了这张公呈，故事就变成了事实。

江户幕臣、狂歌作者大田南亩（1749-1823，别号蜀山人），文化元年至二年（1804-1805）在长崎担任了一年管理日清贸易的下级官员。在任期间，他作《长崎丸山町游女千代菊が画菊の花に》和歌三首，其三云“いにしヘの沈草亭が中葉にもおとらぬ千代の菊のひと本”，试译为“千代这株菊花，不输于华年时的沈草亭的旅伴中叶姑娘”。南亩未加说明，直接把沈草亭与千叶写进和歌，说明在长崎，至少在他的读者圈子里，草亭与中叶的恋爱广为人知。（［日］塚本哲三编《太田南亩集》，有朋堂书店大正七年〔1918〕版，第262页。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高山杉、林鸣宇等先生大力帮助，所引《太田南亩集》、《游仙枕上ノ一梦ナルカナ》、《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和《长崎名胜图绘》诸书文字由林先生代检复印，谨致谢忱）

文化七年（1810），日本汉诗人柏木如亭（1763-1819）在长崎旅行访古，看到沈草亭留赠女郎中叶的诗卷，并题写跋语：

偶读沈草亭《留赠女郎中叶》诗卷，唐人馆中光景可想。吾谓是一韵事，不得不跋，乃举笔欲书，客曰：“夫黯然销魂，非宴席娱乐之时。纵令彼此情趣相同，语言殊东西。女郎非冠山，定知当是着急时，只把瞠目呆口诀别耳。”余不觉失笑，拂袖而起，瓶花为之散然。（［日］新谷雅树《游仙枕上ノ一梦ナルカナ——柏木如亭の〈吉原词〉について》，《冈晴夫教授退任纪念论文集》〔《艺文研究》第87卷〕，2004年，第278-300页）

此时去二十名清朝商人“请愿”的宽延四年，刚好一个甲子。如亭认为沈草亭以诗赠别，是一件韵事，值得题跋，他的朋友们则以为，中日男女之间言语不通，二人纵然情趣相投，中叶也领略不了草亭用诗文表达的深情。如亭接受了他们的意见，遂搁笔不书。这也说明，虽然沈草亭的故事尚在流传，但人们已不能道其细节。

沈草亭《留赠女郎中叶》诗卷早已不知所踪，上述“请愿书”即公呈，成为见证这场数百年前的跨国恋情和清朝商人在长崎唐馆感情生活的难得资料，也更显珍贵。而且幸运的是，这份公呈流传至今，回到中国。

历史上中日贸易的亲历者，为唐船和唐馆制度留下不少史料，现代学者对相关问题也多有论述，有助于研读这份公呈文书，了解其所涉事件、人物和背景。

安徽商人汪鹏在乾隆间从事中日贸易，曾久居长崎唐馆，于乾隆甲申（三十年，1764）著《袖海编》，对长崎各项通商事务和制度有着详细记载。书中说：

（长崎）有使院，秩视二千石，自日本都会奉使而来，专司通商之事，带理崎政，一年更代，例止三任，一仕而已者多。操权极重，故通称曰王家。（［清］汪鹏《袖海编》，《丛书集成续编》第二二四册影印清《昭代丛书》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

据此，公呈递交的对象“王上”，是德川幕府派驻长崎管理通商和地方事务的最高官员，日名“长崎奉行”，与外商有关的重大事项均须经他批准。中间转递文书的“本馆街主”和“五甲头中”，则是唐馆的日本管理人员。《袖海编》说：

长崎七十二街，街各有名，又曰町，殊复近古。町有町长……町长即街官也。

又说：

公堂之外，有街官房，其为官三，次第入直。又有五甲头副之，皆所以弹压防御，而通客之款曲。

“街主”即“街官”，“五甲头中”是街官的辅佐，他们负有传达客商要求的职责。

“午、未各港船主”，是当时停泊在长崎的持有“庚午（宽延三年）”和“辛未（宽延四年）”信牌的唐船船主。《袖海编》说：“唐船维缆之后，当年司事者示期上办，上办即以货贮库……犹曰到办，到办则专事此番交易也，故曰某办船，又曰某番，以年之次第计之，如申年首到，则为申一番，次到则为申二番。”在公呈结尾具名的各船主，其船如“午三番”“未一番”等，均按此方法编号。唐船出发的港口，则有厦门、宁波、广东、南京、暹罗等处。

“船主”是清朝商船即日人所称“唐船”的船长，“商”是置办货物、雇用海船的清朝商人。领衔上呈的顾振生，是乾隆时清廷指定的从事日本贸易的十二名额商之一（见刘德有、马兴国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事典》之“‘棹铜’官商与‘额商’”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参见［日］松浦章著、李小林译《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中的相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最后一名具呈人龚恪中，则至少三代人从事中日海上贸易。

十八位唐船船主和两位清商上具的公呈，载明一段缠绵的异国恋情，也揭开了时代的无奈现实。江户后期，日本只开放长崎一地与清朝和荷兰进行有限贸易，并对外商严格管理。对清朝商人，长崎专门划定街区，修筑封闭的唐馆，清商登岸即须入馆居住，并派人看守，形同监禁。唐馆禁止女性出入，但妓女不受限制，故商人和水手为解寂寥，招妓之风盛行，妓女入馆陪伴唐商，也成为当地一项产业。

同样成书于乾隆时期的《长崎纪闻》记录此事说：

女闾七八百，名曰花街。居楼上者以奉唐商，楼下以待水手。妓至商馆，终年不去。从婢一二人，或三四人，皆鲜衣美食，取给于商。商船濒行，司计者筹其日用并夜合之资，一妓动需五六百金，又索赠一二百金，求商本无亏，不可得矣。商人冒风涛、弃家室，以竞锥刀之利，乃日与此辈为伍，言语不通，疮毒易染，资财性命委之异域，岂不可惜。倭妓年十三四以上至二十一二而止，无夫，以客为夫，生女仍为妓，生男送南寺学唐书，习为译司。年二十三以上不复见客，始嫁，名为出花楼，富贵家娶为妻妾，以其粗识礼文，善酬应也。既嫁之后，遇旧商至岛，仍往款候，留数宿而去，其男子不禁也，利其必有所得以归耳。（［清］童华《童氏杂著·长崎纪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9册影印清乾隆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袖海编》则说：

花街，妓女所居，曼声善歌，弓腰善舞。杜牧诗云：“百宝妆腰带，真珠络臂鞲。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盖谓是也。本国富商大贾，恒为倾动，其入唐馆也，什之一耳。进馆皆以申刻点名，出亦如之，名曰应办。予有诗云：“红绡队队雨丝丝，斜挽乌云应办时。蜀锦尚嫌花样拙，别将金片绣罗襦。”

又说：

妓多聪明慧辩，捷于应对，工于修饰，螓首蛾眉，铢衣彩袖，最重玳瑁梳，一梳有值至百馀金者。十四五为妙龄，即可应客，二十五例得出楼择配，三十成老妇矣。客纳妓名曰太由（华言大夫也），太由雅善事客，惟意所欲，趋承悉当。茗粥蔬果而外，能为谨出入握筹算，若将终身焉。以此妓风寖盛，因而有义妓、痴妓，亦有骄悍之妓，大抵居客馆，俨然伉俪。与客亲善者，率无轻视之，赠遗多厚。章台里巷，名曰花街，主者丽之以楼，楼或数十人，或十馀人，亦有大小之别，碧桃逞艳，红药舒芳，不屑与玫瑰辛夷等也。同楼而分客者，其情最密，馈送往来，如女弟兄。又恒遣侍婢出馆，觅名花佳果珍食以媚客，客之惑也滋甚，故围朱拥翠，无吝挥金；遗珥坠簪，差堪倚醉。人非河汉，乡号温柔，昔人诗云：“谁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虽有智者，恐未能超然欲海，脱此樊笼也。

《长崎纪闻》的作者童华曾任苏州知府，与前往日本采办铜斤的商人有公私交往，根据商人们的口述著成此书，故曰“纪闻”。《袖海编》作者汪鹏本人就是唐商，长期居住唐馆，所记事物均系亲身见闻，理应更为准确。对长崎妓女的记载，二人有所不同，如童华说花街妓女均奉侍唐商，至二十三岁出馆嫁人，汪鹏则说侍奉唐商的妓女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要到二十五岁方始出馆。凡此种种，当以《袖海编》为是。

从长崎的妓女制度来看，中叶等四人“今因奉例，年满之妓，不许进馆”，是她们已年满二十五岁，必须出馆，而沈草亭等与她们日久情深，不忍分离，才引发各船主、客商向长崎官方求情之举。

对长崎妓女和外国商人的关系，日本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古贺十二郎所著《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搜集了众多个案，其中也有沈草亭和中叶的故事，主要引述大田南亩的和歌，说明二人的恋爱事实而缺乏细节。根据古贺十二郎搜集的资料，沈璠，字鱼石，一字草亭，姑苏人，是著名的“唐医”。延享至宝历间往来中日，曾因医好福济寺主持唐僧大鹏和尚的疑难病症而赢得声誉。他又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长崎名胜图绘》中录有多首诗作，《元明清书画人录》有简短小传，说他擅长行楷书。（［日］古贺十二郎《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前编，长崎文献社1968年版，第651-652页）时至今日，拍卖市场仍可见到自日本回流的沈草亭书作。

乾隆三年（1738），沈草亭在长崎馆为《古梅园墨谱》作序，留下旅日早期行迹。此年为日本元文三年，实在延享之前。杭世骏《道古堂诗集》（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卷十九《岭南集》四有《送沈璠自日本还吴门》诗，诗云：

长崎归后意无聊，更驾鼋鼍海上桥。万里壮心劳想象，五湖生计转萧条。惊看笔底波澜集，难得胸中块垒消。风雨仙城快携手，为君坚坐话春朝。

此诗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春，时当日本宝历四年，迄于此时，沈草亭仍往来于中日之间，相去乾隆初，从事海外贸易近二十年。

杭世骏诗中吟咏的沈草亭事迹，“万里壮心”就不必说了，“生计萧条”、“笔底波澜”、“胸中块垒”，均有他自己的诗文为证。《和看菊感怀十首》之一云：

自怜沦落类泥沙，安得闲情去种花。且喜相依陶处士，满楼秋色吐光华。

之三云：

徒将馋眼对黄花，樽酒难求暗自嗟。欲待典衣寻一醉，怕人指点说豪奢。

之七云：

常年为客苦思家，忘却人间有岁华。今把霜容频细看，无如老眼又昏花。

《和秋夜旅怀》之二云：

海上遥山叠崔嵬，怒涛触响巨如雷。君缘奉命辞乡至，我为何因到此来。造化弄人诚可笑，英雄不遇肯徒哀。欲将佳句漫相和，且把闲愁暂放开。（上引沈草亭诗均见长崎史谈会编纂《长崎名胜图绘》卷之二下，1931年）

在长崎的沈草亭，老眼昏花，穷愁潦倒，连典衣寻醉都需要踌躇一番，由此看来，中叶对他恋恋不舍，自有寄托，应非仅为缠头之锦，而柏木如亭以中叶不能领会汉语而放弃题跋，未免辜负了一段韵事。

公呈中其他三位清朝商人与长崎妓女的恋情，并未产生沈草亭和中叶这样的影响，但《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一书记载的唐商龚允让与妓女樱路的爱情故事，同样堪称韵事，而龚允让正是公呈的具呈人之一商人龚恪中之子。

古贺十二郎所述龚允让故事，源自田能村竹田的《竹田庄诗话》：

明和中，肥前国长崎镇有妓樱路者，声色俱妍。清人龚允让相得甚洽，教词令，一授了了，艳楚动听。允让惊诧曰：“吾杭州妓称善歌者不及也。”西归日，临别凄婉，扇头书二绝赠之。琴山翁游镇闻其事，特邀见，因征歌，初不肯，既而唱毕，悲悼欲绝。把诗扇出示，纸墨新鲜尚如故，诗云：“浮云流水两情联，曾许贞心待十年。早识欢情难再卜，有缘不若竟无缘。”“斑管新诗志别愁，多情敢信属青楼。侬心若体萧郎意，珍重花枝莫浪投。”允让字兴让，恪中子，克贤弟也。父兄俱通商崎港，颇善书涉文词。允让性喜华侈，衣帽鲜丽，时必更换，日以为常。琴山翁为余言如此。（古贺十二郎《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前编第652页所引《竹田庄诗话》文字简省，此《竹田庄诗话》原文，据黎思文《清商龚恪中及其与日人的文艺交流》转引，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63-71页）

临别赋诗，龚允让与沈草亭同此多情。

从康熙至乾隆，近百年间，龚氏家族至少有三代人从事海上贸易，其中以龚恪中最为知名。恪中身为巨商，又善诗书，在中日两国多与名流交往，如乾隆间著名文人沈德潜、惠栋、韩骐、沈大成等与他都有诗文投赠之作。近年黎思文《清商龚恪中及其与日人的文艺交流》一文对其人其事发掘甚深，然亦偶有失察之处，因愿借本文写作机会，就搜检所及略作补充。

龚恪中的父亲龚玉也，黎文据惠栋《书龚孝子传后》所记事迹，推断即《晋江县志》所载之龚时璜，甚是。不过，乾隆《泉州府志》有其更为详细的传记：

龚时璜，字渭臣，一字玉也，晋江人。少读书，通经撮史，为诗古文词，自出机杼。播迁后游粤东，为人治笔札，藉得养亲。时道路阻塞，岁积镪弗能达，辄募健儿越山谷间道，或经重洋日本，转帆鹭江以至家，甘旨常继。在吴门，一日心动，亟驰归，值父病亟，得亲含殓。兵燹后，嗣母及伯兄咸散失，间关粤中，各求得之。自高曾以下，购茔营葬，心力交瘁。异母弟漂泊姑苏，召至粤，为娶室生子。叔永登癸巳恩科乡荐，族叔某以尚藩事株连，破家谪塞外，时璜携资走万里，为营救，卒翊护以归。族中婚丧、戚友缓急多赖其助，家产自此中落。平生游燕赵齐鲁吴楚瓯越，足迹几遍，而于粤尤久，四方大吏争敬礼之，泉士大夫亦相推重，孝友之称，郡邑无间言云。吴中、东粤及泉中诸名公，俱为之传，并赠以诗。（［清］怀荫布修《泉州府志》卷六十“国朝笃行二”，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

“为人治笔札”即做幕友能有多少收入，何至于“岁积镪弗能达，辄募健儿越山谷间道，或经重洋日本，转帆鹭江以至家”呢？显然这是在禁海时期违禁从事中日贸易的隐晦说法。龚氏家族的海上生涯，自龚时璜时应已开始了。

陈恭尹《独漉堂诗集》卷八有《正月三日过潘子登所寓江楼龚渭臣载酒与潘木公诸君雅集赋潮平两岸阔分得涯字》和《次韵答龚渭臣》二诗。诗作于康熙庚辰（三十九年，1700）正月。

在日本，龚恪中以善书法著称，载入《元明清书画人录》：“龚季肃，字恪中，一字中父，号秋野，福建人。”黎文误将“秋野”识为“秋墅”。在中土，龚恪中与沈大成、惠栋三人为至交，恪中去世后，沈大成作《哭龚秋野文》，略云：

维乾隆二十有四年岁次己卯秋七月己酉朔十一日己未，平舆沈大成洒泪为文，哭奠亡友秋野龚七兄之灵。乌乎！我自六月二十日过吴别兄，二十二日抵家，日望兄之至，久而寂然。闰月十九日下舂，舟子送书来，持语家人，以为兄将至矣，讵意阅其封，乃伯氏手笔，读其中所云，则兄于别我之夕疾作，甫十日而没矣。掩书拊膺，一恸失声……我过吴时方病，兄语我曰：君年老，明岁不必远去，可馆谷于此，吾将徙大宅，当首辟一斋以庋君手校之书。又曰：吾即日往东瀛，初冬归，当至广陵，即招君南下。又曰：君归强饭，吾往东瀛，当访君于泖水之滨，宜预为诗以送吾行。乌乎！孰知我尚病而兄已没，诗未成而讣遽来，临分数语，竟为终古之永诀乎！（［清］沈大成《学福斋文集》卷二十，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据此，龚恪中卒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底，当时正准备再次航海赴日。黎文考出龚恪中通商日本最早的记录，是享保十六年（即雍正九年，1731），龚恪中作为船员随十三番船主陆南坡抵达长崎。从1731年到1759年，龚恪中冒涉风涛，从事中日贸易垂三十年，也得说是一份难得的长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