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和苏轼，有点八竿子打得着的关系。

我的笔名，叫陈舞雩。

有些国学功底的人，会以为是取自《论语》中的“风乎舞雩，咏而归”。其实不然，我取这个名字时，压根儿没想到曾点的这句话，而是无意间看到了苏轼的那句词：“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可以说，在冥冥中，苏轼给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名字。

所以，当果麦文化的编辑联系上我，询问是否有兴趣写一本关于苏轼的新书时，我当即大喜过望。

对我来说，为一个自己欣赏的人物作传，实在是一件美事啊。

然而，等真到下笔时，我才发现要写苏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来，是关于苏轼的材料浩如烟海，大大小小的奇闻逸事多到目不暇接，哪里是一本书可以写完的？可如果为了避免琐碎而去削减删改，那么这些材料又该如何取舍，如何在文学和史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成了一个令人费神的难点。

二来，市面上关于苏轼的传记有很多，先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专美于前，后有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横空出世，这就足以让后人望而兴叹、畏于动笔，更别说还有如王水照、朱刚、崔铭等前辈学人的专业论著，算是把苏轼的一生事无巨细地道尽了。

前人既已珠玉在前，后人何以木椟在后？

于是，我开始翻阅相关的历史边角料，试图摒弃以往苏传带来的刻板印象，把苏轼当成一个我从未耳闻过的陌生人，一点一滴地再重新认识他一遍。

然后，我就喜欢上了他的死对头章惇和王安石。

以往的苏传，往往因为作者个人的偏爱，把苏轼当成主角去写，其他历史人物都成了衬托苏轼的配角，更别提那些敢和苏轼作对的人，往往都是要被当成大反派去批判的。

我们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人们在看自己喜欢的人时，难免会不自觉地加上一层美化的滤镜。以往的作者，学识不可谓不高，见识不可谓不广，可却正因对苏轼的过分钟爱，而导致对苏轼以及其身边人的评价相对失真。

如此一来，我们反而离那个真实的苏轼更远了。

我想，这恐怕也是苏轼本人不愿意看到的吧。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把苏轼当成一个主角去看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形摄像机去写。

是的，这本书没有真正的主角，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主角。苏轼是，苏辙是，赵顼是，章惇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是。作为一个个真实存在于过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各自命运里的主人公。

在这本书中，苏轼只是一个视角，一切的镜头都跟随着他去移动，让他带着我们去见识那个山河壮丽的北宋王朝，那个波诡云谲的大变革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的天之骄子和芸芸众生。

那么问题就来了：苏轼的视角何以成为最佳视角？

各位不如跟着我，来提前了解一下这本书。

北宋立国，先天不足，外有辽朝和西夏虎视眈眈，内有“三冗两积”空耗国力。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曾发动庆历新政，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却都因各种原因告败，国家继续在因循守旧中慢慢滑向深渊。

苏轼那一批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然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嘉祐二年（1057）的那场龙虎榜，涌现出了许多百年难遇的人才，这些年轻人一个个进入仕途，每个人都期待着他们会接过前辈们的大旗，将大宋从深渊中一力拽起。

可一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庸俗。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启变法，试图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但原本推行庆历新政的老人们却保守地站在了对立面，而这种站位则导致那些本该团结一致报效祖国的年轻人也分为两个派系：新党和旧党。

于是，这场新旧党争，便纠缠了这些年轻人的一生。

在这场变法和党争的风波过后，每个人都长大了，可也都变了，忘记了他们最初的模样。

苏辙、曾巩、曾布、程颢、王韶、吕惠卿……

蔡确、沈括、刘挚、程颐、章惇、刘安世……

他们或因世事消沉，或遭权力异化，或被立场禁锢。总之，当这场党争的风暴过去后，每个曾经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早年的王安石意气风发，晚年的王安石意志消沉；早年的司马光虚怀若谷，晚年的司马光刚愎自用；早年的苏辙对外强硬，晚年的苏辙割地求和；早年的章惇光明磊落，晚年的章惇睚眦必报；早年的蔡确投机钻营，晚年的蔡确大彻大悟……好像每个人都变了，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反正就是变了，和曾经的自己不一样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苏轼。

苏轼二十一岁随父入京时是那个样子，六十六岁北归中原还是那个样子，他没有改变世界，可也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他走出了半生，归来时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少年。

这真的很难得，不是吗？

所以，也就只有他，才可以带我们穿越千年，去和那些历史课本上的老朋友们见上一面，只因为他看向所有人的眼神，始终都没有变过。

记得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传》，将苏轼形容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黄州、惠州、儋州的逆境中，依旧可以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而在往后的苏传中，对苏轼其人的描述也大多逃不开这个固定的人设。

可真正的苏轼是那样的吗？

我在正文中讲过，苏轼并不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他会哭，会生气，也会怕死，他有着我们正常人都会拥有的七情六欲，除去惊为天人的文采，他和我们常人别无二致。

至于那些所谓的豁达开朗的诗词，不过是他在描绘一个理想中的自己罢了，和现实世界里的那个他无关。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将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

苏轼又何尝不是这样？

那些乐观向上的诗词和表现，从来不是他对生活的谅解，而是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下，只能算了。

元丰年间，苏轼去了黄州，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这是他在苦难逼迫下，幻想出的另一个自己。

他把“苏东坡”当成了遮风挡雨的壳，矢志不渝地守护着属于“苏轼”的天真。这根本不是什么打不死的小强，也不是什么没心没肺的乐天派，而是在走投无路中选择忍住眼泪，抬头看一看蓝天。

喜剧的内核往往都是悲剧，再乐观的人心中也难保不会有着难以言喻的伤痛，只是苏轼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了我们：

人嘛，总要在难挨的日子里笑出声来。

而世人之所以需要苏轼，就如苏轼需要苏东坡一样。

所以，如果你去询问苏轼：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乐观？

我猜，苏轼不会给你讲什么大道理，更不会说什么我本来就是这个性格，而是大概率会给你做个鬼脸，然后说：

“那不然呢，我给你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