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咱们聊一个话题：苏轼的这次进士考试，到底考了第几名？

这是一段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公案。

因为欧阳修曾把苏轼的文章错认为曾巩的，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几天后，苏轼又在《春秋》对义的复试中名列第一。于是，有人就说：苏轼本来是能当状元的，却因欧阳修的误会屈居榜眼。

但近千年来，大伙儿难道就没怀疑过这个故事是假的吗？

要知道，曾巩的文风老成持重、朴实稳健，与苏轼那种典故都敢胡编乱造的意气飞扬全然不同，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异就像鲁迅和沈从文一样，欧阳修得眼拙到什么程度，才会把苏轼的文章看成是曾巩的？

可这个故事的出处却显得那么不容置疑。

因为写下这个故事的不是别人，就是嘉祐二年（1057）那场科试的亲历者，苏轼的老弟苏辙：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苏辙作为当事人，他给哥哥写的墓志铭里提及了这件事，于是历代很多人都一律选择采信。但是，我今天要以我并不存在的名誉来保证：这个故事，绝对是苏辙他瞎编的。

因为这里有个最大的破绽，就在苏辙的最后一句话：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这句话让很多对宋代科举不了解的人疑惑：怎么描述苏轼成绩的有三个？一会儿第二，一会儿第一，一会儿又来个乙科。到底哪个才是苏轼的最终成绩？

是乙科。

那乙科是什么？

很多人脑回路比较简单，心想甲乙丙丁嘛，苏轼是乙，那就是榜眼，正与欧阳修误降苏轼为第二的记载相合。

哪有那么简单？

其实，当时进士科的成绩分为五等，即一甲、二甲、三甲、四甲、五甲。只有一甲是甲科，乙科是在二甲及以后了。所以，苏轼在殿试中了乙科，那就代表他不但不是榜眼，连进士及第都不算，只是个赐进士出身。

事实上，《宋会要》就明文记载了嘉祐二年殿试的前五名，依次分别为：章衡、窦卞、罗恺、郑雍、朱初平。根本没有苏轼的名字。

而且，《宋会要》还记载了当年考生中榜后，朝廷对他们的授职情况。第一甲的，除前五名，其他都授初等职官。第二甲的，为试衔大县簿尉。第三、四甲试衔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诸科同出身，并守选。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这场考试结束后朝廷给各位进士的授官品级，来倒推出他们的大致名次。

朝廷给苏轼的官职，是福昌县主簿。福昌并非大县，官职也是一个基层的“判司簿尉”，可知苏轼的成绩应在第三、四甲之间，在当年的那场龙虎榜里，他的名次排位只是中等偏下。

那么，问题就来了。

按照苏辙的说法，苏轼在省考中，先是被欧阳修误会考到了第二，又在复试对义中考了第一。按理来说，这个成绩都可以坐三望一了，可为何到了殿试里，就被压到了中等的乙科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宋代的省试，它既不是考一场，也不是考两场，而是足足要考上四场！

在宋仁宗的宝元年间，朝廷就发布了规定，大宋第二级的省试，依次要考四个科目：策、论、赋、帖经和墨义。苏辙在哥哥的墓志铭里，只提了苏轼的“论”因欧阳修考了第二名，“墨义”考了第一名，但是唯独对“策”和“赋”这两个科目的成绩避而不谈。

再联想一下，省考一共就四门科目，苏轼在一门第一、一门第二的前提下，四门综合计分，最终名次居然只拿了个中游偏下，再想到苏辙对他哥另外两科的成绩讳莫如深，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苏轼的策和赋，挂了。

这不是我的猜测，因为在宋代史料笔记《石林燕语》中就有蛛丝马迹，与苏辙在墓志铭中所写的故事大相径庭。

当时，苏轼前两门已经考完，正在考第三门。其中，第二门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被梅尧臣看到了。他对苏轼文中编造的典故拿捏不准，就犯了难，不知如何给分，不得已上呈给主考官，请欧阳修亲自定夺。

欧阳修看了这篇文章后，大呼过瘾，他这时就知道这篇论文是苏轼作的，毕竟当初张方平曾写信给他推荐过苏家父子，如今看到这篇雄文，更是对苏轼这个年轻人生出了欣赏之意。

正在这时，第三门的诗赋考试结束，欧阳修就想再去看看苏轼的诗赋卷子，结果却发现“已为他考官所落”。是的，咱们后来写下《赤壁赋》的苏轼居然在诗赋考试中来了个不及格，挂科了。

这让欧阳修蹙起了眉头，苏轼第一门的策成绩不详，但咱们推知应该不高，第三门的赋又被阅卷老师给黜落了，要按照这个路数发展下去，苏轼这一年的考试肯定过不了。

于是，起了爱才之心的欧阳修，不忍苏轼落榜，就给他的第二门论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在第四门的墨义考试中，突然人品大爆发，一举夺下了第一名。

在欧阳修的助攻下，苏轼四科成绩相加，总算有惊无险地上岸，成了新科进士。

那么，欧阳修为何如此偏爱苏轼？

这个就涉及文学史上的知识了。

宋初，骈文大行其道，文章讲究辞藻华丽、成双凑对，就是不说人话。欧阳修看不惯这些，就提倡古文，号召大家学习孟子、韩愈等人，要以文载道，好好说话。

苏轼从小喜欢读贾谊、陆贽等人的文章，在父亲苏洵的教导下，文学主张也是偏向古文，这点倒是与欧阳修的文学观点不谋而合。于是，当欧阳修看到苏轼的那篇论文后，就跟见了知己一样，也难怪会爱不释手了。

还有一点，就是欧阳修曾说过：“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由此可见，欧阳修这人对赋其实不重视，所以在得知苏轼的赋挂了以后，他并没有在意，而是通过提高其论文成绩的方式，帮苏轼及格了一把。

这才是苏轼当年科考的真相。

从来不是欧阳修把苏轼的论文错认成了曾巩的，给他降为第二，而是欧阳修爱才，知道苏轼一连两门成绩不理想，于是故意把他的第二门成绩抬到了第二，这才给了苏轼能通过省试的机会。

可以说，当年得亏是欧阳修当主考官，要换成其他人，苏轼大概率就会沦落到名落孙山后在街上大吵大闹的那一批人里了。

而这份恩情，苏轼自己心知肚明，故而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在诗中缅怀这个曾经对自己有过提携之恩的老人家：

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蹈轲丘。

尚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四十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