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晚九点多，乡下老家的亲戚打来电话，通知内容如下：确定葬仪委员长由村委会议长担任；友人代表由小原奶奶担任；因为八号不宜出殡，改在后天出殡；遗骨安放在西南小岭上的南乘寺中。

舅舅提议，送殡队伍就走从乡下的老家到南乘寺的那条路。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大家还决定做两百个葬礼上用的馒头。舅舅、父亲和哥哥就葬礼的事宜继续商量着。我找来一支体温计，在里屋找了个地方躺了下来，一测体温，三十八摄氏度。

“从看护到手术，你一直没有停下来过，你太累啦。”舅母说道。

其实我的身体并不累，毕竟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忙前忙后，那台手术也不至于累到哪里去。舅母要给我拿冰枕，不过硬是被我谢绝了。

舅舅把大家召集起来，介绍葬礼的排队次序：首先由葬仪委员长领队，接着是灵柩，然后是丧主父亲，后面是哥哥抱着骨灰盒，我抱着灵牌，姐姐和众亲属跟在后面。抬棺的任务交给了母亲发小的儿子们。亲戚代表由舅舅担任，其后是舅母，还有立川家的阿安、玄叔父和阿真等人。队伍由村长带领，因为哥哥工作的关系，杂货行会理事紧随其后。花圈由鱼市上的那帮年轻人抬着。

“有这样气派的葬礼，姐姐肯定会含笑九泉的。”舅舅的言语中难掩欣慰之情。父亲、哥哥以及其他亲戚内心都在描绘着葬礼当日的盛况。

“不过，寝棺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抬过去的话……”哥哥欲言又止。

父亲和哥哥都说这是最令人遗憾的。

“即使注射防腐剂，面部和手脚腐坏变形也是能看得出来的。”我说道。

我在大学里根本就没有做过这种尸体防腐，而且，让乡下的亲友看到母亲那采取防腐措施之前就已经变了形的遗容，实在太残忍了。大家听了我的一席话，也觉得没希望，便都死了心。

“她到了大学医院，还是她的儿子做的手术。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已经尽力了。”舅母说道。

“这倒也是。”表哥只说了这一句。

在大学医院工作的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吗？我觉得那都是应该做的，理所当然。不过真的如此吗？大家不懂医学也就算了，我自己却为此耿耿于怀。怎么做才好？我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现在再做什么都没用了吗？我该祈祷吗？对着母亲的遗体祈祷一番就万事大吉了吗？我躲在里屋，头痛欲裂，扁桃体大概也肿起来了。

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念经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

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

千二百五十人俱……

人们对着白木寝棺不停地念着经文。

我站起身，小声叫来姐姐：

“我有点儿发烧，先回去了。”

“看你满脸通红，还是赶紧休息吧。”

姐姐要给我收拾床铺，让我住下。我早打算好了，坚持回去。

“那明天八点，别忘了。”

我朝着母亲的寝棺鞠了一躬，转身出了门。

从半夜开始，我持续高烧三十九摄氏度，别说八点起灵的事，就是下午一点灵车出发回老家，我也赶不上。我赶紧给姐姐家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舅舅。

“没人抱灵牌可不行。”

可是姐姐完全可以接替我。

“而且，我想让你在告别仪式上给老家的亲友们介绍一下病情和手术的情况。”舅舅说道。

“当时的情况你们也都在现场看到了，你们介绍一下不是更客观嘛。”我回答道。

“你得重视呀！”爸爸接过听筒说。

“我明白。”这次我一口答应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