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1876年3月，明治政府曾颁行一项在所有维新政策中反响最巨大的法令，即针对旧武士阶层的《废刀令》。法令禁止包括武士在内的全体国民佩戴刀剑（除了特定礼仪场合）。对政府而言，此举既为治安，也可以通过打压昔日的特权阶层武士来推进“四民平等”，实现社会结构的扁平化改造，为改革做铺垫；但对武士们来说，这等于废除了他们的维生之道，同时也剥夺了重于性命的荣誉与尊严。《废刀令》激起旧武士阶层的数次变乱，包括前文提及的1877年西南战争，但法令最终成功推行，日本人不再佩戴此前数百年间片刻不离身的武士刀。

然而，手中的刀剑放下了，日本人心中的刀剑却依旧锋利，并且时刻寻机，期待着出鞘饮血，宰割天下。

日本人是如何把“刀剑”铸就于民族灵魂深处的？

无论战时还是战后，无论从文献里还是从时事中，总不难发现，一些日本人对侵略战争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使命感”，似乎认为日本高人一等，先天具有侵略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这种骄狂不只来源于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激增所带来的自信与自大，更深一层的答案，应当到日本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中寻找。

日本文明取之于中国，而在古代语境中，所谓“中国”，恰是相对“夷狄”而言。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中，“华夷之辨”乃是礼教大防，“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此言虽系明初晚近之说，但体现的华夷观念却与上古一脉相承。华夷观念是古代中国长期作为东亚文化圈核心国家所产生的一种优越感，虽然汉唐以降的汉人王朝，除了明初曾短暂用兵于“夷狄”，其他时候多是讨讨口头便宜，找找心理满足，所谓朝贡大都是赔本赚吆喝，几乎从不主动“制夷狄”，反倒是被各种夷狄“制”的时候多些，但这种理念本身，仍是基于“民族不平等”这一理论根基的。

从汉魏时期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到大唐时代的“深度援助交往”，日本与中国打交道时都是以“夷人”的身份，想必对“华夷之辨”有着很切身的体会。因此，作为华夷体系中的二等公民，他们不太可能会有“民族平等”的认识，甚至对同属夷狄序列的其他各种“夷”，也往往心存轻蔑。比如在唐代，日本的朝贡使节就要求将自己的位置排在朝鲜半岛国家使节之前。

由于中国的存在，日本在东亚的“华夷”政治结构中始终无法获得核心地位，长久以来，也养成了在一种政治秩序中自觉与强者靠拢的实用主义习惯，并不以此为势利。对强势者俯首帖耳，对弱势者鄙夷觊觎。日本受列强之欺后，首先想的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指望寻找更弱者欺压之，以“补偿损失”，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自我角色设定的惯性思维使然。

奇妙的是，中国的华夷观念中，“华”“夷”身份有时会发生转换。随着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版图扩大，华夷的判别标准，也渐由地域、血统转为文化，如韩愈发挥孔子《春秋》思想所阐述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继唐之后的五代分裂时期，中国北方出过好几个“夷狄”血统的短暂政权，如后唐、后晋、后汉，宋代时也先后有“夷狄”政权辽、金、西夏割据“中华”故地。到了元朝，更是彻底由“夷狄”统治天下了。这些情况都使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感觉到，正统的中华已经沦亡，而作为中华文明最出色的学生和继承者，日本已有资格承袭中华之道统。于是，即便当汉人的明王朝复起，日本不敢公开挑战其中华正朔地位，但内心并不十分买账。明代日本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已不再是宗主国和朝贡国，而是虽强弱有别却地位平等的两个邻国。再后来明清易代，日本更觉得有资格自居华夷系统中的“华”。连带而来的是，日本基于华夷理论，认为自己理当拥有凌驾于诸夷（甚至中国）的超然地位。幕府末期的排外运动以“攘夷”为名，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华夷观念的体现。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再败，“中华”的光环尽褪，日本也在攘夷运动失败后，转而以“夷”为师。

此时的“西夷”欧洲戾气弥漫，霸道盛行。1873年3月，岩仓使团抵达刚刚统一的德国，接待他们的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缔造者和掌权人，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不同于已经自成一统近千年的英法，德国作为地理概念虽也由来已久，但作为政治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其历史才刚刚开始（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是针对被认作“德意志第一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言，但神圣罗马帝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政治实体）。并且由于主导德国统一的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算是后起之秀，各方面的积淀都称不上悠久，因此其强势崛起，更多依靠的是集权化的国家主义策略。这种模式为日本人所熟悉，其效率更令他们艳羡，于是德国成了渴求富强、只争朝夕的岩仓使团的重点取经对象。

俾斯麦倒也开诚布公，3月15日这天的会谈中，他向求学的东方来客直言相告：“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对铁血强硬手段近乎偏执的信任，是俾斯麦思想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并且他一统德国之功，就是通过三场王朝战争奠定的，其间有违国际公法原则者，所在不少。

或许是说者无心，聆教的岩仓、木户、大久保等人却大感心有戚戚。他们此次出访，除了学习，原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依照《万国公法》原则，与列强协商修改此前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可惜虽然法理在握，谈判却处处碰壁，正困闷间，忽闻此番高论，豁然开朗——原来能赖以维权并进而攫取利益的，不是法律，而是实力。道义不可靠，拳头才可靠，拳头硬了，才有资格和列强讨价还价，纵然讨价不成，也可以凭着实力再去欺负掠夺更弱小者来弥补损失——法律既然保护不了自己，那自然同样也保护不了自己觊觎的对象。会谈后，木户孝允认为，在西洋各国中，德国模式最适合日本效法。大久保利通更激动地写信给留守国内的西乡隆盛，称“听了俾斯麦的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

经此一晤，大久保对俾斯麦五体投地，以之为师。俾斯麦除了“铁血”的总基调，还有一些配套的具体理论，如论弱肉强食之合理性，“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再如论国家安全之基础，“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还有论集权主义国家模式之细则，“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领袖是首要的、决定性的”。从大久保开始，日本政府在国防、外交、军制建设上多半师法德国，以上种种典型的沙文主义甚至军国主义思想，都与日本政府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所作所为相吻合。

俾斯麦的铁血理论在当时世界也非孤论。19世纪后半叶起，原本属于生物学范畴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乱作发挥，认为动物界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在人类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基于此进一步认为，不同族群、文明，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生存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优等”族群、文明、社会阶级通过斗争淘汰和消灭“劣等者”，是合乎天理的。这种将人降格为丛林斗兽的理论就是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那必将导致灾难。不幸的是，当时的列强普遍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弱肉强食几乎就是最高的正义准则。铁血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与前述的日本依傍强者欺凌弱者的传统，几乎是无缝对接，一个群兽相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不妥——只要在食物链中找到自己的下线就可以了。

除了上述思想文化层面的分析，还应当考量自然与社会条件对日本军国野心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人的扩张倾向归结为狭窄局促、资源匮乏的岛国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其实此言似是而非，岛国环境未必就一定会造就扩张狂，斯里兰卡就没入侵过印度，新西兰没入侵过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也没有入侵过非洲大陆。比起先天的自然环境，更应检索后天的时事环境的影响。

与17—18世纪的英美诸国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不同，日本维新由明治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更多地体现出官方意志，更具明确的目标性和整体思路。因此，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有别于其时西方（尤其是英美）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而是更突出国家的干预，类似于一个多世纪前欧洲的重商主义，更加着重“国”之进步与增收，“民”的福祉权益暂且无暇顾及。这种一条腿的改革，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国民收入微薄，购买力低下，消费水平与得到国家扶植的大企业的生产水平无法匹配，国内市场难以满足经济发展所需，更不用说还有得到不平等条约护航的外国商团抢生意。于是，开拓海外市场势在必行，目标自然是发展程度更差的中国、朝鲜等邻国，而洋人的经验告诉他们，跟这些抱残守缺、颟顸自大的国家做生意，往往要枪炮开道，兵舰先行。

此外，日本开国后，民智亦随之渐开。维新之初，农民等底层民众麻木地埋首奉献，但民权意识不久后开始觉醒。从1880年代起，民权运动在日本兴起，日本人不甘心国家的进步只体现在当权者身上，纷纷要求分享改革成果，索取自己应得的权益。应当说，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家并不完全是无视国内民权民生的自私之辈，然而他们偏执地认为，对内的改善应该且只能通过对外的掠夺扩张来实现。早在1880年，首任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以《近邻邦兵备略表》呈奏，言称“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言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国民之富贵”。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此论即便不是本末倒置，也属偷换概念，似乎日本国民的“自由权利富贵”乃是受损于外部压力，而实则这一切是明治政府凡事以国家原始积累为优先的政策所致。但日本人对外洋的威胁记忆犹新，所以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有蒙蔽性。由于山县有朋的提议，明治维新的目标从“富国强兵”改为“强兵富国”，军事优先的倾向趋于明朗。

1889年日本的立宪，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权运动推动所致。然而讽刺的是，民权运动催生的宪法开篇第一条却是“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虽然宪法对民权也有若干保障条款，但总体上确定的日本政体仍算是君主制，与现代的民主制，甚至君主立宪制，都相去甚远。这也致使日本的政治模式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国内民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只是缓解，而难根绝。日本政府的缓解对策，就是通过塑造外部假想敌来减轻国内民权运动的压力。短时间内，此举确有一定收效，但从长远来看，无异饮鸩止渴。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矛盾日益淤积，直至积重难返，终于到了非对外扩张转嫁而不可缓解的境地。

另一方面，日本扩张野心的抬头也可视为改革的后遗症。明治维新建立在全盘否定幕府各项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尤其是幕府实行了近300年的锁国令。为修正锁国之弊，不但要开国贸易，引进西学，对待邻国方面也要恢复到锁国令颁行之前的策略。

前文约略提过，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当年成就大业，很大程度上是摘了丰臣秀吉的桃子，丰臣秀吉推行侵略朝鲜乃至中国的扩张政策，力竭身死，这才给了德川家康机会。家康生性隐忍稳重，得国后，总结丰臣氏之失，放弃了对16世纪的日本来说不太现实的野心，换来200多年的太平。而日本开国后，新政府和思想界都有一种声音，认为应当全面修正幕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应当回归丰臣秀吉时代的扩张主义路线。于是，知识界纷纷怀念“文禄庆长之役”（1592—1598年丰臣秀吉发动的入侵朝鲜战争）扬威海外的荣光，大肆吹嘘那场事实上并不成功的战争。这种矫枉过正起初是批判幕府的政治需要，后来则逐渐被日本高层认同，以之为转嫁国内矛盾、宣泄民族情绪的必由途径。

事实上早在开国初期，甚至远在开国之前，日本思想界就不乏呼吁对外扩张之声。比如“海防论”的倡导者林子平就表达过对“有志一统五洲”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赞许，言下之意日本应立志效仿。1820年代的学者佐藤信渊曾著《宇内混同秘策》，畅想“世界当为郡县，万国君长当为臣仆”。幕末的大思想家、西学前驱吉田松阴提出“海外雄飞论”，即割占北海道、朝鲜、琉球、吕宋（今菲律宾，当时属西班牙）、堪察加半岛（属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满洲”、台湾，以期弥补欧美列强带给日本的损失。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新政府重臣都是吉田松阴的弟子，因此吉田的扩张理论对他们掌枢的明治政府，影响甚为深远。

维新成绩斐然，上述的幻想与狂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日本思想界对扩张主义政策也有了更细化的构想。学者郭丽在《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一书中，以明治时代日本第一流大思想家福泽谕吉为样本，梳理了日本人，尤其是知识界从呼吁开国救亡到叫嚣侵略邻国的心路历程：

1874年的《劝学篇》：提倡国家民族平等、批评西方人在日骄横跋扈；

1878年的《通俗国权论》：怀疑乃至否定条约与国际法之效能，提出将国家安全建构在军事实力上；

1881年的《时事小言》：主张“向外伸张国权”，鼓励日本官商士民以“东洋之魁首”；

1882年的《压制亦愉快哉》：无视同遭列强欺侮的东亚邻国的遭遇，公然为侵略张目，鼓吹“压制”邻国以满足日本“愉快”；

1884年的《东洋之波兰》：预言中国将成为“亚洲的波兰”被列强瓜分，号召日本不要错过良机；

1885年的《脱亚论》：直言不讳地宣示“我国不可有等待邻国开明后共兴亚细亚的犹豫，索性应脱其干系与西洋诸文明国家共进退，与支那朝鲜的交往也不必因是邻国而特别客气，应当效仿西洋人与之交往的方式处理。与恶友亲近者自身也难免恶名，我们从心里拒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上述福泽谕吉政治观点的嬗变，几乎就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对自身定位和对邻国态度的演变轨迹。福泽谕吉妙慧明辨，学贯中西，在近代日本思想界尤具开创意义，有“东洋卢梭”之誉。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在对待邻国的问题上，也只有此等见解，则日本一旦实力增强便兴师海外，以刀锋对邻国，也就势所必然了。

以铁血政策为锋，弱肉强食为锷，专制余孽为脊，华夷之辨为镡，岛国根性为夹。包以文明，裹以开化，绕以忠君，带以爱国。制以洋才，论以和魂。开以舰炮，持以脱亚，行以入欧。

这就是日本人铸造在心里的刀剑，经过20余年的维新变法，自觉锋刃磨利之后，他们已不惮将之亮出示人。这把剑，也将就此成为悬于东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头上、随时可能斩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