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均教授近年著述颇丰，继《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之后，又有《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即将出版。后者的研究是对前者的细化，同时也是对前者的拓展和深化，称之为姊妹篇亦可。我曾为他的前一部专著写过一篇序，有些话题实际上已涉及这部专著的研究，只是限于篇幅，未及尽言。既然如此，那就趁他这部专著的出版，接着再说下去。

我在上一篇序中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制度研究，是从今天的文学制度中，抽取出一些单项元素，如管理、出版、传播、接受乃至教育、社团、期刊、稿酬等，用以研究既往时代的文学或别一国度的文学，以说明其所受这些制度因素的影响。狭义的制度研究，面对的则是文学制度的全体，或者说是一个已经完形的制度。张均的这部专著，显然是属于广义的制度研究范畴。在我所列广义制度研究各项中，文学报刊研究一如文学出版研究，是文学制度研究中一项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研究。

文学报刊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从文学产品的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和中介位置。这个中间环节和中介位置，在经济学术语中叫流通，在近年流行的文学研究术语中，就是从新闻传播学借用过来的一个名词，叫传播。有时也与接受连用，叫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文学产品的流通与物质产品的流通不同，物质产品在流通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物质形态，以这种物化形态，直接进入商品交换。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生产，其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却是一个动态的物化过程。一般说来，文学产品的生产，从作家的内在构思，到外化为一定的文学作品，要经历两个阶段的物化。初始阶段，是作家的书写过程，即把思维变为文字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也为文学赋形，但并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而是为进入流通领域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加工的原初形态（半成品）。经过发表和出版过程中的再度赋形，才成为相对定型的产品（成品）。这个成品的物质部分，包括附着其上的物化劳动，才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并由此发生传播和接受效应。一部（篇）文学作品的写作完成，并不意味着它的物化过程同时也已经完成，它还要经历编辑的选择、取用、编排、加工等一系列程序，才能最后定型。在这个最后阶段的物化程序中，一部（篇）文学作品是否被选择、取用，固然是该作能否被最后物化的前提条件，但怎样编排、加工，同样是该作如何被物化、最终呈现何种状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常见的情形是，一篇文学作品被安排在刊物的“头条”重点推出，或放置于一个引人注目的名栏中发表，就传播和接受的效应而言，要优于一般性的安排和发表。有时，一篇文学作品被编辑更名或作内容的调整与文字的加工，也会改变作品发表的面貌（物化形态）。书稿出版的情形，大体与之类似。

我们通常或许认为，这些都只是文学作品物化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或操作问题，与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无关。殊不知，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这些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轻视和忽略的问题，正是引起文学产品的价值增殖抑或耗损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文学产品和物质产品的价值实现，虽然都需要经过一个消费过程，并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最后完成，但二者的消费方式却完全不同。物质产品的消费需要改变它的物化形态，否则，它只是“可能性”的产品，而不是“现实”的产品。马克思说：“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总之是，都要使它的物化形态发生改变。文学产品的消费恰恰相反，不但不会改变它的物化形态，还要使其物化形态尽可能地保持完整。文学作品的“原发”和“初版”之所以显得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凡此种种，这些有关文学产品的物化和价值实现的问题，都与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有关。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赋予文学作品以固定的物质形态，文学才得以以精神文化产品的方式，为人们所消费和接受，同时也以这种物化形态，发生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报刊研究才是“文学的”，否则，就有可能是一种文化产业研究。

张均的当代文学报刊研究，有这种“文学的”意识和自觉，与那种流行的工作总结式的报刊研究，满足于对刊发作品的类型划分和数量统计不同，也与偏重于技术细节和操作规程的编辑学的报刊研究有别，张均的当代文学报刊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由哪些人，用怎样的方式，如何造就了当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传播体制？这种传播体制又是通过怎样的一种运作机制，影响乃至主宰了当代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过程，进而影响了当代文学制度？张均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大而化之地宏观论述，而是作具体细致的个案分析。这种个案分析深入到他所选定的十余种报刊或长或短的存在历史内部，挖掘这些报刊起落沉浮背后各种政治权力的博弈，各种团体和个人力量的影响，从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探讨当代作家的创作被选择取用、被编辑加工所物化赋形的各种可能性。我曾说张均人化了文学制度研究，或曰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成了人的研究，即构建制度、操作制度和被制度所构建、所操作的活生生的人的研究，这话同样适用于他的当代文学报刊研究。从文学制度研究到文学报刊研究，张均也把他的“人化”的文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方法论的高度，成了他的文学研究活动一个识别度很高的标志。

就文学的“人学”属性而言，张均的这种“人化”的文学研究方法，可能更容易逼近文学的本质，但同时也增加了它的难度。与那种流行的也较轻松的理念化的、逻辑化的研究方法相比，这种研究方法的难度就在于，研究者需要面对众多“感性的”“肉身的”、充满欲望的个体。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理念化的）或“顺理成章”（逻辑化的）的事，由于这些个体的加入，经由这些“实践主体”的运作，就可能变得纷纭繁复、扑朔迷离。通常我们会认为，这都是些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人事纠纷，但这种人事纠纷只要与“历史的”活动相关联，就可能产生“历史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为这些个体的“历史性”存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微妙。中国当代文学报刊起落沉浮的历史背后，就存在这种复杂微妙的人事。厘清这些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于研究而言，能明其究竟，于研究者而言，则平添趣味。我喜欢这种“人味”很浓的有趣味的文学研究，唯愿张均能发扬而光大之。

是为序。

於可训
2020年7月8日写于深圳南山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