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看人看我
当个人走出自我与他人打交道时，几乎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会习惯性地思考他人是谁，自己如何对待他人才是对方和社会都认为得体的方式。其中，“得体”二字内含他人和社会如何看待自己，是把自己放在与他人和社会等多重关系结构中来观察自己的考量。简单地说，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考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即我看人看我。
说到我看人看我，我自然会想起费孝通先生的同名文章1。这篇文章的缘起是美国的R.戴维·阿古什（R.David Arkush）教授写了一本《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日本的《辅仁学志》邀请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一篇书评，这位教授是费孝通的朋友，特意来信询问费孝通该如何着手写这篇书评。在这里，有三位人物：《费孝通传》的作者阿古什；费孝通——《费孝通传》里的主人翁，与阿古什不熟悉，在阿古什完成《费孝通传》的初稿后，费孝通接受过他的访问，并在读完已出版的《费孝通传》后，给阿古什写过一封信；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与费孝通是朋友，与阿古什的关系不清楚。
故事的要点是，有人请费孝通的朋友对一个和费孝通并没有接触过的人写的《费孝通传》进行评价。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把握不准的是，作为费孝通的朋友，也作为比费孝通学术地位低的人，在书评中如何恰当表述与费孝通的关系。读者也许会发出疑问：纯粹从学术标准出发进行评价难道不可以吗？可以。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位教授看来，他需要事先了解费孝通如何看待他对费孝通的评价，不然，在中国文化里，他便会被判断为“把握不住分寸”。所谓“分寸”，是在人己关系中按照他人的理解和社会的规则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把握不准，便把球踢到了费孝通的面前。费孝通因此写下了上述短文，题名《我看人看我》。
费孝通在文章开篇讲述了这个故事，还把自己给阿古什写的信抄写在了文章的开头部分。费孝通在给阿古什的信中说：“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不大愿意常常照镜子；但照照镜子究竟是必要的，不然怎样能知道旁人为什么对我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呢？”言下之意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免不了要接受他人和社会的评价。至于如何对待这样的评价，正是一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相处的思维起点，也是社会行动的出发点。在比较了他人评价与自我评价之后，在给阿古什的回信中，费孝通说：“不少地方你对我是过誉了。‘过誉’是说，你对我的评价比我对自己的评价偏高了一些。”
接着，费孝通在文章里阐述了自己区分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新闻记者的标准。随后，他反复强调写传记是一项历史学的研究，不是新闻记者写人物的纪实报道。作为历史研究，成果反映的是历史学家本人辨别史料真伪的能力，研究对象不应该对成果品头论足，至于学术界对成果的评论，自然也不在研究对象评说的范畴内。就这样，费孝通用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巧妙地回应了香港朋友的提问，也表明了自己对阿古什所写《费孝通传》的评价，这正是费孝通与朋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体现，比较典型地呈现了中国文化塑造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经常照镜子，就会理解心理学家说的，那是人自我认知的第一步，是在把自己从其他人那里区别开来，是认识自己的开始。不过，照镜子认识的是身体的自我，却不是社会的自我。照出社会自我的这面镜子不在自己手里，恰恰在他人那里，在社会那里。费孝通说：“这个稿本引起我的兴趣的倒是在别人笔下看到的‘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样在看我。经历了多年的‘批判’，读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如何对待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的差异，正是“一番滋味”的应有之义。费孝通说：“把过誉的部分作为对我的鼓励，在今后的日子里补足就是了。”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我看人看我”的思维习惯：内省与体悟。2
“内省”正是费孝通式思维方式的源头。与中国文化对人性善恶的认知一脉相承，内省是每个人修身和行为向善的方式。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3孔子说，“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4，“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5，“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6，“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7。孟子也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8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9，“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10，“内省而外物轻矣”11，“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12。
我看人看我
人们在微信里找什么？在以他人为镜子寻找自己，在看他人怎么看自己。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里，修身与内省是重要的内容。王馥芸13对含3461部经史子集典籍的语料库的检索和数据分析显示，有1089条内容涉及自省。其中，内省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自察。以他人为镜子，自我检查。典型的例子如孔子的见贤思齐，郑清之的“万法从心当自省，个别冷暖有鱼和”等。第二，自讼。自己对照镜子，明确知错后的自我批判。如，“震者，动而不安也，咎谴责也，悔谓能见过而内自省也”14，“过大而心不知，诟积而无与语。或内视自省，辄兢惕不安”15。在内省的主要方法中，自察占比约为76%，自讼占比约为24%。
那么，针对什么进行自察和自讼呢？同样，与对人性善恶的认知一致，依然是针对认知与行为进行自察和自讼。在典籍中，针对认知的自省约占37%，针对行为的自省约占63%。对自省目标的进一步分析显示，自省内含三个层次递进的目标：改正过失、预防过失、提升自我。其中，改正过失的内容约占29%，如“引咎自省，方切兢兢”16。预防过失分为持守、警戒、谦己。在三者中，如果说持守和谦己是守己，警戒则是预防越界，是明确的自察，其占比约为32%，如“读者合诸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则亦足以有警矣”17。提升自我分为加勉、进德、致知。在三者中，如果说致知是目标，那么，达成目标的途径便是加勉和进德。其中，加勉占比约为11%，进德占比约为16%，如“见前世道德之主，英明之王，则瞻之仰之，退而自省”18。
如要达成内省的目标，需要把自省转化为实践，而实践又可以划分为由内向外的三个层次，即个体、家庭、社会。通过对典籍自省内容的细致探讨，她发现，自省的内容落在六个行动类型之中，即德性、伦常、日常、生平、学识、政务等，前三者为一般，后三者为特指，是一个双重由内及外的结构。其中，德性如仁义礼智信等品性，伦常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关系，日常如生活起居等关系，生平如自处自评等实践，学识如运用经典的实践，政务如涉公事务实践等。双重由内而外的结构也是受由己达人影响逐步展开的序列，且可以这样理解：德性是养成的本性；伦常是德性在初级人际关系中的实践；日常是由伦常拓展的实践，是常见场景的一般实践；生平是独自面对自己的实践；学识是面对特定场景的实践；政务是面对涉公场景的一般实践。在这六个行动类型中，涉及德性的占56%，政务占16%，学识占13%，伦常占8%，其他两者占比较小。很明显，德性为其他之先。在涉及的行动范围内，个体层次的占85%，社会层次的占12%，家庭层次的占2%，剩余其他占1%，这使对个体德性的强调再次获得了证据支持。个体层次正是个人修养，即修身。朱子说，“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19。如此强调个体修身成德，德性的价值又在哪里？典籍给出的答案是，在伦常、日常、生平、学识和政务等社会实践中。我看人看我，基础在自己，价值在社会，社会才是个体价值的一面镜子。
综合这些数据，可以捋出一条中国文化里的内省逻辑，即以自察为基本手段，通过改过、预防、提升来修身，并将内化的善转化为日常实践，在自处、家庭、邻里、朋友、同事、政务活动中予以贯彻。这便是中国文化里的思维习惯，指导中国人的无意识社会行动。用当下语言说，中国文化主张自律。在自律中更主张培养随时自我检查的习惯，有过错后用自我批判进行补救。
内省不只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当代中国人面对现实社会的思维习惯。费孝通的“我看人看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类似的例子也几乎俯拾即是。与西方人的“以牙还牙”（tit for tat）不同，中国人习惯以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形成对自己行为的判断。我看人看我，不是像拍皮球一样的弹跳式反馈，而是基于内省的操守，一个极端的行为便是“以德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