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风好正扬帆
2021年4月11日中午, 第二届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在上海顺利闭幕。在论坛会议实录即将付梓之际, 承蒙本届论坛组织者车浩教授、于改之教授关照, 我得以写下人生第一篇序, 与有荣焉。实际上, 举办本届论坛也是我首次参与大型学术会议的具体操办工作, 自然感触颇多, 借此机会撰写出来, 通过记录办会过程和我的心路历程, 侧面展示论坛对一名青年刑法学者所可能具有的深远影响。
论文发表, 对于学者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当前刑法学论文发表的形势对青年学者而言无疑是难言乐观的。十多年前, 以博士生身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尚非罕事。现如今, 在和学界年轻同人交流时, 大家无不感慨论文发表之多艰, 只得“且发且珍惜”。对年轻学者而言, 一篇文章投出去后, 要么文章石沉大海, 要么时隔很久作者才收到退稿通知, 而且基本上不会收到退稿理由。偶有一篇文章得以发表, 那简直如中大奖一般, 值得学界好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庆祝, 并以此作为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
文章难发的同时, 晋升考核压力却不降反升。究其原因, 无外乎僧多粥少, 导致同一单位的年轻学者之间只能疯狂“内卷”, 以往评选正高的成果, 现在可能只将将够评选副高。与此同时, 虽然被称作青年学者, 人却往往已到中年,“青椒” “儿女” “丈夫/妻子” “父亲/母亲”, 多重社会角色加身, 冲突无可避免。重压之下, 为数不少的青年学者选择向生活妥协, 一旦评上副高, 便开始“为稻粱谋”, 将主要精力放在兼职工作上。少数选择坚守学术的青年学者, 除极少数家境殷实的外, 在高企的生活成本与微薄的工资收入之间, 生存艰难。不少青年学者不得不牺牲学术研究的专长性、体系性和持续性, 一味“追热点”“写快文”, 以求成为“高产作者”, 从此“一举成名天下闻”。而能做到这一点的青年学者, 也不过是凤毛麟角。大多数青年学者纵使不乏创见, 也只能寂寂无名。
是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了!
正是在这种学术使命感的召唤下, 车浩教授首开会议风气之先, 一手组织发起了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正如车浩教授在总序中所说的那样, 他之所以发起该论坛, 是希望中国青年刑法学者的光芒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可以有更为广袤的空间施展个人抱负, 为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光和热。为此, 论坛邀请了众多学界前辈、资深编辑、实务精英参与议程, 为众多青年刑法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展现自我风采的机会。这无疑体现了车浩教授致力于推动中国刑法学研究革新的良苦用心。
首届论坛举办以后大获成功, 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品牌。诚然, 即便如此, 仅凭举办该论坛, 根本不可能打破当前论文发表更偏爱名家的局面。然而, 谁又曾说过论坛就是为了帮助青年学者发表论文而举办呢? 的确, 如果一位青年学者因参与论坛活动而得以在论文发表方面“多收了三五斗”, 固然可喜可贺, 然而, 这种个体层面的成功终究意义有限。中国刑法学如欲取得整体性突破, 作出世界性贡献, 势必要倚仗全体学者勠力同心, 共同奋斗。就此而言, 个人的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共同体情怀, 与共同体的命运休戚与共。在这方面, 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虽然是在助力一位位青年学者走向高远, 但其功能却绝非仅限于此。首先, 对于广大的青年刑法学者而言, 论坛的举办无疑能够增强他们的学术定力, 使其坚信只要足够努力, 一身才华总有机会被看见。其次, 对于整个刑法学界而言, 青年学者们脆弱的学术生存状态得以被正视, 而正视恰是问题走向改善的起点, 是共同体学术研究得以吐故纳新的开端。最后, 对于包括刑事司法实务界和刑辩律师界在内的全体刑事法共同体而言, 论坛持续围绕本土实务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对于改变“理论与实务两张皮”的尴尬局面, 促进刑法学研究的本土化、刑事司法活动的法治化, 无疑也可以作出相当程度的贡献。
为确保上述功能得以实现, 论坛自首届开始, 便确立了“以实务问题研究为导向”“不拘泥青年学者人选” “不搞论资排辈”的办会风格。在本届论坛筹备过程中, 一方面, 在车浩教授的提议下, 经论坛筹委会成员共同商议, 第二届论坛的主题最终被确定为“因果关系的理论与实务”, 并分别将“人身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职务犯罪的因果关系”作为具体议题。另一方面, 车浩教授在筹委会工作群中始终强调要打破门户之见, 不拘一格, 根据论文质量、学术口碑确定发言人选, 避免将会议办成“小圈子” “几人行” 。基于这一选人标准, 论坛筹委会最终确定了14位青年学者以发言人或评议人的身份参与本届论坛, 其中不乏以讲师身份首次亮相者, 充分体现了论坛的开放包容。
在这里, 尤为值得提及的是, 在确定报告人和评议人的人选过程中, 车浩教授和于改之教授充分听取了众多青年学者的想法, 其间展现的对于青年学者所提意见的尊重, 令人感动。而为了便于对外开展交往, 同时也为了减轻办会压力, 于改之教授特意提议将《法学》编辑部作为本届论坛承办者, 并不辞辛苦出面协调沟通各项事宜, 为会议圆满举办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从最终呈现效果来看, 14位青年学者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学界前辈们的肯定, 与会嘉宾们对论坛的举办不吝溢美之词。可以说, 本届论坛取得了预期的办会效果。
由于是第一次操办会议事宜, 且一上手就是如此高规格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当参会人数从一开始设想的五六十人一路狂飙时, 我难免有些畏难情绪, 车浩教授安慰我说: “参会人多说明你们组织得好。很多教授远道而来甘当 ‘绿叶’, 也是为青年学者站台捧场。发言人的光芒能为更多的学界前辈和同行看到, 这是好事。”在车浩教授的鼓励下, 我最终克服了畏难情绪, 尽力做好组织协调工作。虽然最终仅记录在册的参会人数就高达178人, 但这尚未超出作为会场的华政长宁校区交谊楼的最大承载量, 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持续推进。
然而, 未曾料到的是, 就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一周,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部分地区卷土重来, 华政根据防疫机构提出的要求, 本着为师生安全负责的态度, 不允许在校内召开全国性的大型学术会议。我听闻这个消息后, 焦虑之感油然而生。当时论坛启事和议程已经通过《中国法律评论》公号对外发布, 与会嘉宾们也大多做好了参会准备, 加之嘉宾食宿地点早已预订完毕, 临时取消将要赔偿一大笔违约金, 推迟举办显然不现实。而如果临时改换会议场地, 则必须保证不能离华政太远, 因为当初为了嘉宾参会方便, 食宿地点选在了华政附近。我把这个情况向车浩教授和于改之教授汇报后, 他们也认为会议不宜推迟, 应当抓紧确定新的会议场地。然而, 华政长宁校区位于上海中心区域, 能够满足论坛需求的大型会议场地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预订一空。无奈之下, 经两位教授同意, 会议场地少有地分成了两处。本届论坛最终得以如期举办, 可谓有惊无险。
由于个人驽拙, 本届论坛不乏纰漏。幸而全体与会嘉宾包容、襄助, 论坛最终得以顺利闭幕。回想起来, 实在有太多人需要感谢。
首先要感谢车浩教授和于改之教授, 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专门为展现青年刑法学者风采、促进理论与实务沟通的学术平台得以再次搭建。这种超越个人得失、提携学界后进、勠力同心推动中国刑法学走向革新与繁荣的忘我胸襟令人钦佩。正是在他们的动员、引领、感召与垂范下, 我得以超越狭隘的个人荣辱观, 开始认真反思过往, 不再执着于自己是否被看见, 而是坚定信念, 踏实研究, 争取能够为刑事法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作出些许贡献。正是在他们的策划、信任、鼓励与帮助下, 我有幸能够为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的举办略尽绵薄之力。虽然的确如车浩教授所说, “办完会议要脱一层皮”, 但我个人的组织指挥、沟通协调能力由此得以全面提升, 办会过程中暴露出的个人短板与不足也有了改善的可能。于我而言, 这些无疑都是极为难得的宝贵财富。
其次要感谢以赵春雨主任为代表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鼎力支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果没有盈科所的慷慨解囊, 论坛纵有再好的愿景, 恐怕也难以落实。由于临时更换会议场地, 意外多出一笔价格不菲的会场租赁费, 导致本届论坛预算超支。盈科所的支持使得既定的会议规格得以维持。其襄助学术之举令人感念!
再次要感谢以白岫云老师为代表的编辑老师、以胡春健主任为代表的上海司法实务界业务专家,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刑法教授, 没有他们牺牲个人休息时间, 提携关爱青年学者、深度参与论坛活动, 本届论坛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会这么精彩, 也不会引发这么高的关注度。此处尤为感谢高艳东教授, 正是他在论坛最后一个环节妙趣横生的主持, 使得原本紧张的会议时光得以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度过。
感谢作为首届论坛操办者的李世阳, 将办会经验倾囊相授, 使我倍感安心。还有多位恕在此不能一一提及的诸多学术同道, 在会议筹备过程中, 我得到他们各个方面的宝贵意见, 他们和我共同出谋划策, 为高质量地举办本届论坛贡献了大量智识。感谢这些可爱可敬的学术伙伴们一路陪伴!
还要感谢《法学》编辑部的王海军老师、杨艳老师和会务组的各位同学。两位老师有着丰富的办会经验, 在操办会议的过程中, 我无数次地向他们请教各种细节问题, 他们均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会务组的同学们承担了会议流程的具体落实工作, 其间历经人员变更、会场转换, 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但他们始终任劳任怨、默默付出。没有他们, 本届论坛不可能顺利举办。
最后要特别感谢陈兴良教授对本届论坛的倾力支持。陈老师年逾花甲仍不辞劳苦, 躬身垂范, 全程听完了所有青年学者的报告和评议, 对本届论坛的举办表示了充分肯定, 并对论坛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期待, 希望将来培育出更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其作为师者, 对青年学者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鼓舞着青年学者们砥砺前行。
“千汇江海阔, 风好正扬帆”, 全国青年刑法学者实务论坛的舞台已然搭好, 期待更多优秀青年刑法学者登台亮相!
马寅翔
2022年3月1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