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庄子之书，好之者其来尚矣。发天人之精蕴，夺造化之玮辞，使人怳然而爱，泠然而悦，忘乎斯世何世，去心知之累，乐物变之游，超出世俗之内，独立无穷之表，一何快也！又畏之者众矣，“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天下》）。其沉浊天下，狎汰庄语，曼衍广寓，使人读其文也，如遇飘云深壑，往而无系，赴之沉响，其形象宛然若睹而不可常，其真义自在而丘树纵横，林烟迷离，道路且阻，旁曲九折，藏之愈晦。其高离思，其卑绝地，其言可诵也，其道难通也，莫攀莫跻，踪迹罕由，几何而不至于倘然自失、怃然气沮也。

故好而不舍，欲果有所得于庄子者，必贵所取径，如适远方，必赢资粮。前贤往哲，竭心力于兹者代而有之，是以庄子之书若今日之可读也。欲航而弃舟，愿翔而铩羽，其可得乎？然庄子之书，其包罗宏富，言非一格，道不一达，如无穷之藏，未可以时尽也。又学者之资性不一，感遇之辰不值，则其阐发各有独至，不可强其同，亦未可舍其异。故于庄子之学，古今谈之者如地之有众流，千蹊万径，俱以赴海为志，旧者日积，新者层出，蔚然郁然，蒸蒸盛矣。

若夫解庄之道，其术有二：一者会文辞，一者辨义理。此二者相关而不可一无者也。何故？古人言以写志，文以载道，言不空述，道不虚应，立其诚也。言而无文，行之不远，非但论事，尤在乎志之与道。若夫作者，其体道愈精，穷神入化，写物极微，其言文愈妙；反而观之，言文愈妙，则必道理充实有以使然也。故古之文家，虽重辞藻典实，论乎写作之工，必求原本于道理。道理彻达，则驱遣文辞，如根之孕华实，霆之射光耀，有不求而自至者矣。中心有物，虽欲隐之，不能也。故善达庄者，必以义理为归；义理之获，又必在于会其文辞。

文辞者，非但字为之训，句为之译，而尤不可忽于其文法。文法者，道理进退之序而拟诸文者也。古人谓“修辞立其诚”，文法者，即修辞立诚之术。道理，一也；达之，一也。体备而用生，理至则文行。道理非一蹴而就，初学未可躐等以酬，宜其因循有致，使人易入。故文不可骤，亦不可迟，不可赘疣，亦不可枯瘠。骤则捷给而寡实，迟则笔后而厌机，赘则滋惑而不中，瘠则苦思以乏入，其将以浅为深，以难为易，前后无分，上下无等，轻重紊而小大替也。所以析理而使明者，乃成其淆；所以导人而使至于道者，乃从而茅塞之，行其反尔。

古来慕庄生之理者多矣，然往往随文逐句，或理贯而文未周，或辞省而少综比，于其文法之进退屈伸、迎送设施，未能多发其妙，则理在而势孤，不足以晓畅厥旨。理弗唯好异，亦不徒镌深，而尚有阶级，高必自卑，巨必因细，非可以劣意褊衷，妄慕虚高，求所谓一言破的也。如是，浅者得其浅，深者得其深，如鹪鹩之与鹓，或栖于一枝，或洁其练食，当其所性，据其所近，而各获一时寻味之益也。庄子之文，其不炼而精，不简而奇，一字与长行同功，密论与疏句等寄。其动也如御驷马，如执钓纲，策之非骤，抑之非迟，多其目也非余，少其目也非阔，左之右之，前之后之，上之下之，无不有法，莫不有其节奏次第，相引渐深，以归无穷，脱驾于广漠无为之野，偃息于道德恬淡之荫。玩其文理，其道乃尤光熙照人也。

至若尚文者，则往往猎其奇辞，揣摩唇吻，以为作文计。如学《离骚》，“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至若典诰之体，同于《风》《雅》，规讽之旨，披沥忠悃，则非辞客所及也。于庄子而论文者，亦类同此。彼裁熔诞言，汗漫神思，仿佛其气象，追迹其闲逸，虽取法古人，要为己出，可属于作者之伦，非与寻行数墨、守章钻字者比，以其终无关于心得创作，无当于人情之移易也。若后者之徒，于文也日求而日乖，于身也空劳而少补，所谓以有益为无益，聊倥偬其岁月而已。无道德以为本，虽文之俊迈奇诡，亦形之似者尔。若文也必缘质以为用，体道以为经，非刻镂于枝叶，修饰于容貌，贵有其心也。

综而言之，重理者，直情于理；嗜文者，雅瞩于辞，常各得一偏，未能兼采其善也。此亦有故。重理者，以文辞为筌蹄，得鱼兔则筌蹄可掷，恐滞辞以害义，泥迹以睽道，理为上，辞为下也。嗜文者，以文辞为美，读而生悦，中心羡之，以比能为事，他则忽之，非忽也，虑所不及也。哲士之心邃，词人之意浮，邃者探本，浮者驰末。本以合末为易，末以附本为难，非有卓识，本不可睹也。然庄子者，文理同器，炉锤一体，其弥纶无隙，杳不可分，哲人而兼词人乎？

庄子之书，其文旨俱达，辞理并茂，不骤不迟，不赘不瘠，后之人也，其何间言哉！所当用心者，由文以通理，秉理以观文，而得其奥窍，发其精妙已也。使文不掩理，理不殢文，则善乎为解庄也。

今兹讲章之作，本为闻庄而欲有所知者发其蒙，导之以安步于正途，令不惑于所从入，而浊乱于莠说也。其本用于讲说，又以绎理为事，使初学者知庄子之书为文理妙合而凝者，必由文以见理，拾级而趋，层层为进，乃见道理之渐出，文心之缜密，非可若族庖之用折，良庖之用割，颟顸其力，敝刀败牛，非泛掠其标辞，则夹杂于成说也。泛掠者无实而自欺，夹杂者运说则牴牾，于庄子之学其犹然隔阂相距，岂不憾哉！

自来笃志于庄学，而结其锐思，辨以博识，积功历久，以遗其著作，奉为经典者，历历在也。凡研庄者所不可不恃以为渡险之津梁，辨难之义府，所在必读也。如郭象之注，超然独会，理趣特深，虽有转义，不离故实，人虽有疵，史或存诬。以理论理，度越等伦，妙契于庄，相视莞尔，顺流而下，未之能过，允称玄首。成氏之疏，发明注意，文丽而义足，补所未尽，灿然可观者也。至若后世集解，南宋与明，代有佳构，一得之善，不刊之说，因以不灭，其荟萃之功，不可没也。洎于近世，学问之道大昌，牛毛茧丝，皆加注意，音韵名物，无不备举，考证之富，信资来叶，其益夥矣。如郭庆藩之《集释》，根柢注疏，收拾字证，一字一句，并包数说，虽未必立论皆惬，要为训诂之渊薮。由此以后，著名之作，如钱穆氏之《纂笺》，体例朱子，准则《四书》，出入文献以百数，御繁以简，有笺尽当，注不乱本，读者所便。又钟泰氏之《发微》，竭数十年之力，专心于庄，以成巨帙，虽表曝儒心，诚有得之言，知人论学，甘苦酿兹，不可以曲说目也。此皆前辈硕学，扶翼庄书，没世不朽者也。乃今之人，于学问之博大笃厚，或有愧于前贤，而专门之论，一隅之说，后出转密，于疏解注译，传布流通之功，尤不让焉。此中作者如林，玉石同陈，朱紫交映，而特以陈鼓应氏为杰出。其《今注今译》，解释窒碍，条理文序，考古通今，取精用宏，最为博明，故初学莫便焉。若论不远于本，庄子之道凭借于此，则人人可以自求，虽研究者亦将以此为利器也。如钱、钟、陈氏，多流徙之人，经历世变，钟情于道家，慰藉于蒙叟，锥心渍血，非同常慨。大凡倾心庄子，沉潜好之者，必有其所以，不但好文，更非逃逸，乃目有所击，意有所惩，如雄鸡之先晨，柱础之知润。其逆睹世情，人欲张而天机遏，狂澜未已，性命凋残，亡故失常，心则大哀。心既默然大哀，乃欲假老庄素朴弃知之旨，以荡涤浮伪，解除倒悬，苏人心于大生也。

数子皆有功于庄学矣，然非无所慊。郭象之理虽超，其弊也大而化之，不出独化、足性之外，庄文之宏富密致、区以别者有不可见矣。郭庆藩之《集释》虽备，其弊也细碎缴绕，考据之新功居多，义理之用意存少，使览之者不能卒卷也。如钱氏《纂笺》，文则精省，其弊也不足以释疑，执卷茫昧者犹众，于理多未尝遣发也。其他章句之作，多依文循字，理不能畅，局于体式也。陈鼓应氏之《今注今译》，虽属详备，然其言则新，其体则旧，仍章句之贯，以词句为本，辅之以语译，文理非所着意。其他之新注新解，固有发明，然所得者二三，所因者七八，大同而小异，未可为典范。至于口说老庄，情系权柄，贪势角利，过于常人，其口虽辩给，文虽宠市，要为聪明之播弄，机锋之逞斗，内以炫己，外以哗众，与按理而说，不离本实，志道而行，心望恬退者，不可相提并论，亦无能为传庄老道德于万一也。

著述各有所本，故短长互见，难以责备。若讲章之作，亦何敢自贤，唯欲补往者众家所略而有阙者，以为初学之良媒，使知门径也。其要则在以文演理，以理按文，熟其茧，抽其丝而已。讲章欲显理致，可不厌其烦；章句求顺文义，宜贵用清省。故绎理之作，乃章句之所拙，而讲章之可巧者也。讲章之作，其来有自，大宗则在《四书》八股是也。循一章之文，依稀辞气，剖剥文理，使隐者以显，晦者以彰，首尾纵贯，略无遗蕴，用心至矣。虽多造作应试之篇，其于发明圣贤之心，功亦伟矣。惜乎，于道家著述，取此体而流传之佳者，甚寂寞耳。鄙怀窃欲振起之。又不但以其取法者少，亦在其可以独抒所得，以尽性灵，上下相顾，统为一体，不若论著之伦次节目，排比材料，割裂义理，聚于此者合以明，离于彼者分以晦。虽整顿其说，条理秩然，未尝不背道家之本实也。七窍凿而混沌亡，可不凛然为之戒哉！

又本作略像旧式，总文起序，开篇述例，以前、正、后分篇。序以明志，使读者不昧缘起也。述例者，即本作《约言》是也，或可以通说目之。总括心得，不便散见，约以言之，使见纲领，得其体要。约言，以条为序，不必其数目，以穷要为尽，意周则止。若前、正、后篇之分，或以为模仿庄书内外杂之分，实理乃有此，如道有阴阳之分，势亦有三分之运，皆自然而然，非必刻意求之。行有前后，居有主辅，前后以定体，主辅以奠位。若本作正篇，皆为选章而讲，章为一节。选章之准，以理趣相融者为上。不然，徒理则神思易疲，徒趣则无所深入，理趣相融，则往来不劳，道理易洽矣。后篇别为三节，总名曰释疑。释疑本皆往日对学生而言，因为流衍，各有所裁，特明一义，体近通论，其文稍有可观，未失薄趣。别有小序，更述彼意。三者相扶，或纳于规矩方圆之内，或出于牝牡骊黄之外，而意思尤完，骨骼风采其俱有所见乎？

又本作之取章，不独于内七篇，而于外杂两篇并用意焉。此亦所以异于常作。庄子其人，已不敢言有言无，特论其书而已，又何取舍？若乎外杂，其文理之精熟，不减内篇，或者转在其上，不可固执成说，于两间轻为抑扬，厚此薄彼也。古之人所以一归于庄子者，取其理；今之人汲汲以辨得失者，取其人。人固有分而谁辨？理则无碍而自通。学庄者，求于达而已。如其不达，则亦惑乎习庄也。

庄子之理肆矣，将见之于文，不于此厚论之矣。

谨述所以述作之由，言高而实不至者有之，虽不至，是所欲至，敢谢不敏？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微愿在此，又有存乎莫逆者。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