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学西渐中的俄国汉学家

在中俄文化交往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群体的身影，那就是俄国的汉学家。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罗斯民众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东学西渐中的重要一环，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俄两国早就相互关注。明朝末年，中国万历皇帝曾写信给俄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沟通的愿望，时间是1619年。[36]同样，从16世纪、17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也陆续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俄国早期汉学家的出现与此有关。

1567年，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派雅雷舍夫出使中国。在17世纪末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俄国官方在1618年、1654年、1675年、1686年先后派出4个外交使团来华，率队的分别是佩特林、佩可夫、斯帕法里和维纽科夫。这些使团大都写有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有的报告和旅行记成了俄国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地理、交通和习俗的重要文献，如佩特林所著的《中国、腊宛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诸国、大鄂毕河、河流和道路一览》、斯帕法里所著的《经过西伯利亚的旅行》《旅途日记》和《1675—1678斯帕法里访华使团文案实录》。18世纪，彼得大帝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1715年至1736年，他曾6次派郎格作为特使来华。1724年他在建立俄国科学和艺术院（俄皇家科学院前身）时，注意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学人才，曾编撰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词典》的德国学者拜耶尔被聘为科学院院士。18世纪初，彼得大帝作出向中国派出东正教教士团的决定。其原意无疑是想扩展俄在华的政治和宗教上的势力，不过这一决定后来客观上却对推动中俄文化交流起了作用。

1715年春天，俄国官方派出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依斯基为首的第一个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此后，几乎每隔十年向中国派遣一批东正教教士。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先后有20个教士团来到北京。在1860年俄驻华使馆设立前，教士团除传教外实际上起了外交使团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18世纪国外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使团。马克思后来曾经对此评论说：“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俄国人“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教士团“使俄国外交在中国……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37]教士团为沙俄的扩张政策效劳，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恶劣的。但是要完成其宗教和政治使命，教士团必须要有一支熟练掌握中国汉、满、蒙、藏等语言的队伍，“必须从青年学生中培养专门人才从事中国研究。根据《恰克图条约》规定，从1727年开始，每届可有一定名额的学员来华。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的一个半世纪内，僧俗人员总共有155人次在北京进行汉学的学习和研究，计60名学员、医生、画家、科学家和近百名神职人员。这使俄国驻北京教士团同时又成为俄国汉学民族学派诞生的摇篮和一个半世纪中培养汉学家的大本营。俄国汉学家中不仅大半出自传教士团，而且第一流的著名汉学家莫不渊源于此”。[38]俄国第一代汉学家确实产生于来华教士及其随员之中。

俄国早期汉学家主要有斯帕法里（1636—1708）、罗索欣（1707—1761）、列昂季耶夫（1716—1786）、巴克舍耶夫（1750—1787）和弗拉德金（1761—1811）等。其中尤以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的贡献最大。

罗索欣（O.К.Poccoxuн）是俄国第二批来华的东正教教士团的学员，1729年来到北京，1741年返回俄罗斯。在京十余年间，罗索欣较好地掌握了汉文和满文，并在当时清康熙年间设立的第一所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1708年创办）里任教。回国后在罗蒙诺索夫主持的皇家科学院担任翻译，翻译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和其他文化类的读物。其中主要有：译自《大清一统志》的《阿尔泰山记》（1781）、与列昂季耶夫合译的《八旗通志》（1784），以及手稿《三字经》《千字文》和《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等。《三字经》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千字文》对仗工整，文采斐然。虽然它们在中国只是启蒙读本，但却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对于那一时代俄国民众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应该是十分有用的书。可惜罗索欣的译本未能正式出版。

列昂季耶夫（A.Л.Лeoнmьeв）青年时代在俄国的汉语学校学过满文和汉文，1743年随俄国第三批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在京期间，列昂季耶夫担任过清廷理藩院满语通译。1755年回国后曾在俄外交部和科学院工作，并在彼得堡开办过中文学校。他在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俄国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列昂季耶夫曾与罗索欣合译16卷《八旗通志》，并在罗索欣去世后单独完成了第17卷（注释卷）的编纂工作。他还译有《大清会典》（1778—1783）和《大清律》（1778—1779）等有关中国的政法史地等重要著述。除此以外，列昂季耶夫在译介中国寓言、先秦散文、古典诗歌和启蒙读本等方面也有过自己的贡献。最早以单行本形式在俄国出现的中国文学作品是《中国寓言》一书，它由列昂季耶夫译出，1776年在彼得堡出版。中国先秦散文中最早被译介到俄国的是孔子的《大学》，1779年作家冯维辛从法文将它译出后，次年列昂季耶夫据中文重译后出版。1784年，由他译出的儒家经典《中庸》在俄问世。1779年，列昂季耶夫重译《三字经》，后又收入《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出版。此书译得很成功，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作接近，出版后受到好评，被称为中国的“小型百科全书”。此书在18世纪欧洲仅有俄译。列昂季耶夫译出的《茶与丝》一书也很有价值。书中除介绍了茶、丝和中医知识以外，还收入了46首中国诗歌。这些诗歌用散文形式译出，还附有不少注释。这大概是最早从中文译成俄文的中国古诗。

不过，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等人的译介还只是俄国汉学的开拓阶段，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俄国正式形成则要到19世纪上半期。这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机构，大学开始将汉语作为正式科目列入大纲。1818年，科学院成立了收藏和研究相结合的亚洲博物馆（现为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和汉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并先后出版了多种相关的刊物。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开始进行汉语教学，后又增设满语课程。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44年曾在该校东方系阿拉伯—土耳其语专业就读。1845年，俄国成立皇家地理学会。与此同时，一批视野更加开阔、学术上更有造诣的汉学家成长了起来。他们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中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汉学家中较为著名的有：比丘林（1777—1853）、卡缅斯基（1765—1845）和西维洛夫（1798—1871）等。其中比丘林被誉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

比丘林（Н.Я.Бuчypuн），法号亚金夫。他出生在喀山农村的一个神父家庭，少年时代在喀山传教士学校学习时就显示出出色的外语学习能力，后留校任教。在来华前，他先后在喀山和伊尔库茨克出任过修道院院长和传教士学校主持，为修士大司祭。1807年，年仅30岁的比丘林率俄国第九届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在北京居住的14年里，比丘林不仅学会了书面的汉文、满文和蒙文，而且还常常走街串巷学习生动的口语，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比丘林在华期间，对中国的哲学、历史、宗教、农业、教育和民情风俗等许多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1821年回国时，他用了15头骆驼才带走了收集的书籍和资料。但是他一回到国内即被官方教会认定未完成宗教使命，犯有玩忽职守罪而送入实为宗教监狱的瓦拉阿姆修道院。在1823—1826年长达三年多的关押期间，比丘林仍坚持他的研究。1826年，由于希林格伯爵的关注，比丘林就任外交部亚洲司中文翻译。1828年，比丘林成为俄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1831年，他在当时的中俄边境恰克图开办了俄国第一所汉语学校。这所学校存在了30年，他先后两次赴该校任教。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他是个受尊敬的学者，而非虔诚的僧侣，“不吃斋，也不上教堂，甚至连划十字也不好好划，对修道院的一切简直抱敌视态度”。“他认为基督并不高于孔子，并且怀疑灵魂不死。”[39]晚年，比丘林曾想脱离教会，但未获批准。

比丘林著译颇丰。他编过6部字典、词典和语法书，其中《汉俄语音字典》（1922）共9卷，用力颇多；《汉语语法》（1835）是他为恰克图的汉语学校编的教材，后为多所高校长期采用。他翻译了大量的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文化著作：他直接从中文翻译了儒家经典《四书》（1821）；为自己重译的《汉俄对照三字经》（1829）加注写序，称其为“12世纪的百科全书”；他还编译有《大清一统志》（1825）、《通鉴纲目》（1825）、《西藏志》（1828）、《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1829）、《北京志》（1829）、《西藏青海史》（1833）和未出版手稿的《儒教及其礼仪》等。他还根据自己的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如著作《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与教育》（1840）、《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2）和手稿《中国的民情和风尚》，文章《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农历》《中国教育观》和《由孔夫子首创，其后由中国学者接受的中国历史的基本原理》等。[40]在比丘林的著述中，可以见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谴责那些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种族主义言论，反对“用阴暗的笔调把中国写得一团漆黑”。他明确表示：在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容不得傲慢和蔑视；应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特点、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俄中两大民族完全可以保持兄弟般的和睦。

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比丘林在俄国知识界受到关注。他的外孙女Н.莫列尔曾这样转述过她的长辈对比丘林的描述：“亚金夫神父身材瘦高，脸色苍白而富有表情，有一对活泼而智慧的眼睛，眼睛上面是浓密的眼眉，黑发中杂有白发，长长灰白的胡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好奇心。”他是“有名的学者，你瞧，他在学术界多么受尊敬，所有的大文豪都把他当作自己人”。[41]比丘林当时确实成了普希金和克雷洛夫等著名作家的好朋友，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在西伯利亚期间，与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和奥陀耶夫斯基等人也建立过特殊的友谊。别斯图热夫与被沙皇绞杀的著名的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合作写过一系列的诗歌，并与雷列耶夫共同出版过《北极星》丛刊。比丘林与这些进步人士的交往也对他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丘林关于中国的著述深得同时代作家们的喜爱。奥陀耶夫斯基对中国的兴趣就与比丘林有关，他创作的一部乌托邦作品《4338年，彼得堡信札》中的主人公就是中国人，这个旅行者在书信中描写了他在未来的俄罗斯的见闻。正如当代俄国汉学家达格达诺夫所言：“在那些年代里，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中国主题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亚金夫神父的活动引起的。……亚金夫和他的颇具价值的汉学著作在中俄文学之间起了多方面的媒介作用。”[42]

这时期，另一位值得关注的汉学家是西维洛夫（Д.П.Cuвuллoв，法号丹尼尔）。西维洛夫作为修士司祭于1821年随卡缅斯基率领的第十届教士团来华，十年后回国。1837年，喀山大学在俄国高校中成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时，他任室主任。西维洛夫在介绍中国古典哲学、文学、历史和宗教文化方面卓有成绩。他著有《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1831），编有俄国第一部《汉语文选》（1840），还译有《四书》《书经》《孟子》和《道德经》等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的俄文版。

19世纪下半期，俄国汉学进一步走向成熟。185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成立，喀山大学东方系并入该系。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图书资料，开设了较为合理的课程，并开展了对中国文化多侧面的研究。随着俄国最大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中心的出现，俄国汉学开始了以学院派为主体的发展阶段。1851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成立。1899年，为了适应当时汉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新建了东方学院（远东大学前身）。1900年，皇家东方学学会成立。与此同时，俄国出现了更多的积极介绍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其中主要有瓦西里耶夫（1818—1900）、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扎哈罗夫（1814—1885）、卡法罗夫（1817—1878）、莫纳斯特列夫（1851—1881）、斯卡奇科夫（1821—1883）和波波夫（1842—1913）等。其中最杰出的是瓦西里耶夫。

瓦西里耶夫（В.П.Вacuльeв）出生于诺夫戈洛德，1834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蒙语，1839年获硕士学位，论文是《论佛教的哲学原理》。1840年，瓦西里耶夫随俄国第十二届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很好地掌握了汉、满、蒙、藏等语言，并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十年后回国，即受聘为喀山大学东方系教授。他的到来，为喀山大学的汉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在为学生讲的第一课“论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意义”上开宗明义地指出，俄国人缺乏对中国的真切的了解，应为“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而感到羞耻，俄国的汉学家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工作。[43]而瓦西里耶夫自己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任教50年，为俄国培养了一大批汉学人才。他的著译达数十种，内容十分丰富，且极具独创性。他的主要著作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1857—1869）、《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1857）、《中国史》（1863）、《满语文选》（1863）、《满汉辞典》（1866）、《论中国的伊斯兰教运动》（1867）、《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和《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此外还存有一百多种未出版的手稿。1886年，瓦西里耶夫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这里，值得再提一下的是瓦西里耶夫在介绍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他首先在欧洲大学中开设了中国文学的课程，并完成了一部有关中国文学历史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该书篇幅不长，如译成中文约有十余万字，但在世界范围内它却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44]这本著作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成果，由讲稿整理而成。作者的著述态度相当严谨，如他所说：“我写这些讲稿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是中国的书。我所论析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是我亲自阅读过的。”该书从文化与文学不可分割的角度，对《诗经》至明清小说阶段的中国文学作了简明的描述和分析，为俄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极好的途径。作者在分析中国文学作品时常采用比较研究的眼光。如在谈到中国诗歌的繁荣时，作者指出：“如果我们了解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左夫的一些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里出现的诗人，那样的诗他们就有成千上万”，只需举出“司马相如、杜甫、李太白、苏东坡等”来作例子就够了。他还认为，中国的“戏剧是从印度传来的”，“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在戏剧还是小说的领域，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他们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呈露出中国的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善于把历史和小说改编成戏剧，而像《西厢记》那样“完美的剧本，在欧洲也不多见”。对于被西欧作家看好的《好逑传》，他却不以为然，因为这类小说“很难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只有像《红楼梦》和《金瓶梅》那样的作品“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45]这些见解在那一时代难能可贵。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C.M.Гeopгueвcкuй）也是这时期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后又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深造，1880年毕业后赴中国两年。1885年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任教。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中国初史》，博士学位论文是《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他的其他主要著述有：《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研究中国之重要性》（1890）和《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1892）等。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故事》是俄国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该书材料扎实，依据的是《尚书》《诗经》《礼记》《搜神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文献通考》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涉猎面广，论及了中国的太阳神话、月亮神话和黄帝等帝王神话；见解深刻，如深入分析了文人将民间神怪传说整理后使之重新进入民间流传的现象，指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形象原是依据中国人的神话观而形成的民间神话形象，后被孔子改造成理想的帝王形象。[46]

19世纪的俄国汉学家涉及了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律法、地理、天文、民俗、考古、语言文字和中俄关系等。中国文学虽然在当时的译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颇受俄国作家和民众的喜爱。

19世纪俄国译介中国纯文学作品约32种，数量虽仍不多但较前已有明显增加，而且出现了较为重要的作品。如1827年，俄国出版了《玉娇梨》（片段），系法文转译。1829年，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名剧《窦娥冤》开始为俄国读者所知。“那一年的《雅典娜神庙》杂志上登了一篇短文（未署名），标题是《学者之女雪恨记》，介绍了《窦娥冤》的剧情。该刊还叙述了另一元代杂剧《元夜留鞋记》的梗概，后面附着剧中人物表。”两剧的剧情是根据182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的《异域录》转译的。1832—1833年，由法文转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第1—4卷由莫斯科拉扎列夫印刷所出版。1839年，《读书丛刊》第35卷刊出元杂剧《樊素，或善骗的使女》（即郑光祖的《诌梅香翰林风月》），译者是俄国作家兼东方学家显科夫斯基。[47]1843年，柯万科译出《红楼梦》第一回半篇，刊载在当时俄国最有影响的刊物《祖国纪事》第26期上。译者在介绍此书时称：“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宦的舞弊，奴婢的狡诈……这一切在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那些想了解中国人的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的人都将受益匪浅”。[48]译文引起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关注。1852年，在《莫斯科人》杂志第一卷上刊出了名为《孔夫子的诗》的《诗经》片段，这是已知的俄国对《诗经》的最早的译介。此后，米哈伊尔和米勒尔两人译出过《诗经》中的五首诗，分别刊载在1861年的《国民教育杂志》和1862年的《诗集》上。1874年，王勃的《滕王阁序》的俄译在彼得堡问世。1878至1894年，《聊斋志异》中的《水莽草》《阿宝》《庚娘》《毛狐》和《李娃传》等俄译先后刊出，其中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主要译者。

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俄国的汉学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国民众。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各自不同，但是这种译介工作有效地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增加了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俄两国间文化的交流，并为苏联时期汉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