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

从古罗斯至18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俄国文坛虽然少见名家名著，但先驱者仍奉献出了一些出色的作品，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让我们从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开始。这部作品是欧洲中世纪英雄史诗的上乘之作，作家用艺术的彩笔展现了12世纪在古罗斯的大地上发生的那悲壮的一幕：伊戈尔率军出征南俄，与波洛夫人浴血奋战，被俘后拒不受降，后逃出险境，重返罗斯。史诗鲜明的主题、生动的形象、壮阔的场面、灵性的自然，让人叹为观止。

这部史诗在写到伊戈尔战败的场景时，有这样的诗句：“第三日，天昏地暗：/两个太阳暗淡无光，/两根紫红的光柱熄灭了，/两弯新月——/奥列格和斯维雅托斯拉夫——/被黑暗遮盖，/沉向茫茫大海，/他们的败迹在希诺瓦（Хuнoвa）各族人民中激起了无比的骁勇。”基辅大公在伊戈尔失利后，向王公们发出团结起来的呼吁，在他的“金言”中有赞颂罗曼等王公昔日战绩的一段：“而你，勇猛的罗曼，以及姆斯季斯拉夫啊！/勇敢的思想带引你的智慧去立功。/为了功勋，你在豪勇地高翔着，/好比旋飞在空中的苍鹰，/想要勇猛地驯服那些飞鸟。/要知道，你有的是头戴拉丁盔、/身披铠甲的好汉。/他们的威势使大地震颤，/还震惊了许多国家——/希诺瓦（Хuнoвa），/立陶宛，/亚特维雅吉，/杰列梅拉，/就连波洛夫人也抛弃了自己的长矛，/在钢剑的威势下，/低下了自己的头。”[14]

史诗中一再出现的那个拥有多民族人民的“Хuнoвa”引起了后人的注意。关于“Хuнoвa”一词有众多的解释，有的认为指的是匈奴人，是匈奴的古斯拉夫称谓；有的认为是古罗斯人对东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如院士利哈乔夫Д.C.Лuxaчeв）；作家奇维利欣（В.A.Чuвuлuxuн）从词源上作了考证，认为它指的是中国。当时世界上不少语言称中国为“шup、xuн、чuн”[15]，而“Хuнoвa”正与“Хuн”同根。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是一个学问渊博、消息灵通的社会活动家，“他当时肯定已经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了关于古老的东方民族的故事”。而且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中亚山麓到德涅斯特河一带游牧的波洛夫人来到西方时，也捎来了远方的那个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消息”。[16]

在笔者看来，这种推测并非无稽之谈。我们可以看看与此相关的一些史实。

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始得很早，中国丝绸的西传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开通了丝绸之路。公元前2世纪后的千余年间，在这条连接亚非欧的道路上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国家。公元1世纪时，罗马作家普林尼的《博物志》已对丝绸之国作过想象性的描写。在以后的世纪里，这种交往虽时有阻隔，但发展势头渐趋强劲。到了公元7—11世纪，阿拉伯帝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已相当频繁。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性大城市，阿拉伯商队经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城里甚至有被称为“番坊”的商人聚居地。阿拉伯人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当时的中亚和西亚一带对中国已不陌生。

而在东欧平原，在第聂伯河流域，以罗斯人为主的东斯拉夫各部落在公元8—9世纪时开始联合起来。9世纪中叶，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不久定都基辅，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基辅罗斯的国家。初时，古罗斯的疆域尚小，不要说广袤的西伯利亚，就是连顿河也不在其内。《伊戈尔远征记》描写主人公一行策马奔向顿河时写道：“啊，俄罗斯的国土！/你已经落在岗丘的那边了！”那一时代，中俄之间发生直接接触的可能性还很小。但是，古罗斯人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有经济和文化往来，阿拉伯的商人在10世纪初已经把有关中国的消息带到了伏尔加河流域。此时的丝绸之路西段中的北路与古罗斯相关，它从中国的渭水流域出发，经碎叶向西，到达里海北面，进入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再沿里海西北岸前往君士坦丁堡。

古罗斯在10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与拜占庭的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其为“大秦”）与中国也早已有往来。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人从中国学会了养蚕缫丝的方法。公元7世纪，东罗马史家席摩格塔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对中国作了描摹，称陶格司（中国）国家统一，国内安宁，国君掌大权且可世袭，国势强大，无人可敌；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严明，公正不枉；人性温和，技巧异常，善于经商，多有财帛……在唐前期就有七批东罗马的使者通过丝绸之路来访，中国也有使者前往。[17]因此，《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有关中国的消息当不奇怪。

与此同时，驰骋于中俄疆域之间的游牧民族确实也有可能捎来“远方的那个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消息”。在当时的征战中，那些马背上的民族或国家的疆域是很不确定的，他们无意中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起过某种信使的作用。《伊戈尔远征记》中骚扰罗斯边境的波洛夫人和达特拉人、谢尔比尔人、托普恰克人等部落一样，皆属突厥族。它们与俄罗斯人交战，同时又与他们通婚。史诗中写道：“这时勇敢的俄罗斯人结束了他们的酒宴：他们让亲家们痛饮，而自己却为俄罗斯国家牺牲了。”这里的“亲家”指的就是波洛夫人，波洛夫人的首领康恰克是伊戈尔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中国与北方和西域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那时“中国和西伯利亚、中亚所发生的关系在现在看来虽是中俄关系，但在当时只是一种间接的、个别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含有中俄关系的意义。因为自汉唐以来，无论在西伯利亚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铁勒、薛延陀、拔野古、仆骨、同罗等地，还是在中亚细亚一带的大月氏、大宛氏、大夏、康居、奄蔡等地方，在目前固全是俄国的土地，在当时却和中国都有深切的关系……”[18]

然而，不管《伊戈尔远征记》中的Хuнoвa是否真的指中国，史诗中频频涉及东方民族和国家却是事实，作者的东方想象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俄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于马克思在点评《伊戈尔远征记》时所说的“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进犯和控制俄罗斯的时期[19]。这里，我们仍需看一下相关的史实。

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族建立了以成吉思汗（铁木真）为首领的统一的蒙古国，并且立即开始南下和西征。南下大军先后灭金，灭南宋，1271年改国号为元，统一中国。大规模的西征有三次，13世纪中叶其势力范围已远及东欧和西南亚。第二次西征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大军由蒙古大汗派出，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1240年灭基辅罗斯。后拔都在里海北面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建都，名为钦察汗国。俄罗斯人因其帐殿为金色，又称其为金帐汗国。金帐汗国一直存在到15世纪末。

俄罗斯学界不少人认为，蒙古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小，仅限于对一些东方词汇、实用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封建上层的服饰特征等的借用”。[20]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就认为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是深刻的，而且它与中国有关。他指出，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没有独立的政府，其最高统治者是中国的大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大汗实际上干预了俄罗斯和钦察汗国的事务。因而俄罗斯不仅在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上受到中国的影响，连思想观念也接受了影响，比如白俄罗斯的得名就与中国的方位—色彩对应关系有关：西方与白色对应。他还认为，若将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蒙古的影响有多大。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教权与民主权利这三者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言权。而蒙古人统治200多年之后，情况完全改变，王权急剧上升，社会各阶层必须绝对服从沙皇，为之效劳，并受严格控制，连昔日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21]

维尔纳茨基强调了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体制和中国文化对俄罗斯的深刻影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这首先是因为钦察与窝阔台、察合台、伊儿四个汗国均系后王封地，名义上仍属时为元朝的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钦察汗国无外交事务决定权，臣服的俄罗斯公国还得将王公子弟送到元大都作人质。其次，蒙古帝国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接纳了不少汉人和汉化的契丹人，有的还身居要职。如成吉思汗和继任者窝阔台的重臣（官至中书令）耶律楚材就是契丹人，他在户口、赋税、农业等方面循汉制的建议多被采纳。在拔都西征前2年，燕京还设立了供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的国子学，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22]入主中原后蒙古人自身也在逐步汉化。这些因素确实会在金帐汗国时期的俄罗斯产生影响。再有，落后的蒙古帝国的南下西征在给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带来破坏的同时，对东西交流却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中俄之间的陆路交通更加畅通，特别是原已存在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北路。13世纪50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波罗和叔叔马飞·波罗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来到中国的。他们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在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逗留，后往东一直来到夏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曾被元世祖忽必烈待为上客。这一时期中俄之间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中国的丝绸、火枪和日用品等直接进入了俄罗斯，当时的诺夫戈洛德成了东西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之一，而元朝的大城市里也出现了俄罗斯的金器匠。在蒙古帝国的长期统治和物质交流频繁展开的背景下，比摹仿东方生活方式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影响自然也会随之出现。

说到文化上的联系，这里似有必要再提一下上文提到的“契丹”。俄语中的“中国”（Кumaй）一词与“契丹”发音相近，这里似有某种文化上的勾连。契丹是中世纪游弋在漠北的一个民族，公元7—9世纪时先后依附过突厥和中国。10世纪初建契丹国，局部实行汉制，逐渐强盛。后南下中原，改国号为辽，其西北疆域深入西伯利亚腹地。12世纪西迁，后为蒙古族所灭。契丹强盛之时，影响远播海外，以至中世纪的欧洲、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称中国为“戈台国”（即“契丹”的转音）。地处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的亲王海敦在《契丹国记》中称：“契丹国者，地面最大国也。幅员之广，莫与伦比。人口众多，财富无穷。……其国人聪慧灵巧，远过他人。……其国亦实多奇异物品，贩运四方。制工优雅，精美过人……”[23]这段文字写于元成宗时期，也就是说指的已是元朝时期的中国，但仍称契丹国。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也将金朝时的中国称为契丹。13世纪后期，哈桑所著的阿拉伯文兵书《马术和军械》中仍把中国传入的军械称之为“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契丹强盛和影响远播之时，正是古罗斯国家形成和开始有书面语言的阶段，俄语中的Кumaй可能就在此时出现，而后只是沿用此名泛指中国而已。这样的推测，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如果认为“俄罗斯人称中国人为契丹人与其说是误会，毋宁说是他们早就认识到契丹人早已汉化，成为中国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4]，似乎不够妥当。处于经济文化发展起步阶段的俄罗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估计还不会这样深。

至于维尔纳茨基将金帐汗国的统治等同于“中国大汗”的统治，这一点看来也值得推敲。因为金帐汗国虽然接受“中国大汗”的册封，但独立性相当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的关系日益疏远，宗教、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上的差异也愈加明显。如元朝的蒙古人崇尚藏传佛教，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信奉伊斯兰教；元朝的蒙古人逐渐汉化，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在推行其制度文化时也多少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5]这一规律在起作用。因此，对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文化中的外来因素的估价似应恰如其分。

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作家写下的作品大都反映的是俄罗斯人民与蒙古入侵者斗争的史实。较著名的有《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金帐汗国遇害的故事》《激战马迈的传说》和《顿河彼岸之战》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外族入侵时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特定的形势也使这些作品凡是涉及东方国家时，都将它们视作敌国。如《顿河彼岸之战》就有这样的文字：“让我们缀词联句，欢娱俄罗斯大地，将悲伤抛给西姆所有的东方国家。”[26]对于中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和民众来说，东方的概念是与蒙古帝国，与金帐汗国，与拔都和马迈等统治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散失的关系，我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一时期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文字，即使有也是一星半点的。如14世纪的俄国编年史中简略地提到了宋朝在蒙古铁蹄下被征服的史实，15世纪末尼基金在他的《三海航行记》中也有些许关于中国的记闻。中国、东方，这一切留给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更多的还只是充满想象的空间。

对于18世纪的俄国民众来说，中国的面目仍然是十分朦胧的，但对“中国”这个词却已不陌生。这是因为17—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对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17世纪，随着中欧间海路的连通，体现中国文化底蕴的各种艺术品开始大量进入西欧，从而在西欧（特别是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旋风。而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这股旋风自然也很快席卷了18世纪的俄国，特别是上层社会和知识界。

当然，“中国热”的出现也与俄国内在的需要相关。当时的俄国经过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已经伸及整个西伯利亚，中俄成了接壤的邻国。前往中国的外交家、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逐渐增多。这些人中有的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的印象变成了文字，如季姆科夫斯基的三卷本《中国旅行记》等。18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有的刊物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情况，如《莫斯科电讯报》和《西伯利亚通报》（后改名为《亚洲通报》）等。这期间，从西欧翻译过来的这类文字也不少。俄国科学院所藏的中国书籍迅速增加。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俄国作家们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如今能见到的18世纪俄国作家有关中国的文字已经不多，然而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

在那一时代的不少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皇帝仁慈、政府清廉、法纪严明、百姓勤劳的理想王国，一个可以与俄国丑恶现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

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因介绍“中国思想”而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发生的一场冲突。18世纪60年代，女皇曾作出拥护启蒙思想的姿态，亲自创办讽刺杂志《万象》，提倡“含笑地”嘲讽人性的弱点。社会上讽刺杂志应运而生。其中，诺维科夫创办的《雄蜂》和《空谈家》等杂志最为出色，所载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端。《雄蜂》第8期（1770年2月）上刊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27]一文。

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是赞扬中国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现实，特别是女皇“开明政治”的许诺“始锐而不克其终”。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法律。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因涉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就很强了。诺维科夫还在译文的后面加上了这样的似褒实贬的文字：“由于我们伟大女皇的圣明治理、她对臣民的关怀备至和不倦的辛劳，由于她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提倡科学艺术，更由于她知人善任、执法如山，她的恩情真如江河经地、无所不在。总之，由于她所有的不朽业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这位中国哲学家活到现在的话，他就不必写这篇劝告给皇上，他只要劝告皇帝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后尘就可以进入永恒之宫了。”[28]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雄蜂》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此文原为《雍正遗诏》，系1735年清朝雍正皇帝写给弘历等皇子的遗嘱，载《大清世宗宪实录》，由列昂季耶夫译出。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段文字出现在同一期刊物上。[29]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琳娜二世，而更令她气愤的是编者刊登这篇文章有暗示她交权的用意。此前叶卡捷琳娜曾声称她将在儿子16岁时将皇位传子，而1770年她的儿子巴维尔正好满16岁。诺维科夫如此的越轨之举，使得他的杂志只能再次以停刊而告终。后来，心有不甘的叶卡捷琳娜居然自己写了一篇以教子有方的中国皇帝为主人公的作品《费维王子的故事》（1783）以自诩，并有御用文人在一篇诗体书信中吹捧她是“坐在北国的宝座上的孔夫子”。当然，桀骜不驯的诺维科夫到头来还是被女皇投入了监狱。

中国的孔夫子，在当时的俄国是圣人兼哲人。不少作家对孔子也颇有兴趣。1779年，作家冯维辛（1744—1792）根据法文翻译了儒家经典《大学》，译文刊载在《学术新闻》杂志上。前文提到的程颐与其兄一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改编后独立成篇。朱熹再作加工，分成“经”“传”两部，并认为“经”是由曾参记录下来的孔子的述作。因此，冯维辛的翻译可以说是将孔子的思想首次译介到了俄国。[30]冯维辛选中《大学》进行介绍，非随意而为。《大学》着重阐述的是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调当权者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明德”“修身”；同时也不能贪财，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对于这一切，作为俄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的冯维辛是颇为赞赏的。他写于稍后的文章《论国家大法之必要》是18世纪俄国最有代表性的政论文，其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与之相通的。他所译的《大学》在正式出版时曾遭检查机关删削。

在18世纪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对孔子的赞扬，如拉季谢夫（1749—1802）在晚年创作的诗篇《历史之歌》中称孔子为“天人”，认为他的“金言”将光照千秋；杰尔查文（1743—1816）在《一位英雄的纪念碑》一诗中引用了孔子有关战争的格言，并称孔子是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赫拉斯可夫（1733—1807）也曾译出过赞美孔子的诗篇。[31]

俄国启蒙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使他们将遥远的、更多是想象中的中国看成了一方净土。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无疑受到过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影响，这些法国作家的文章和作品在当时的俄国是广受欢迎的。如赫拉斯可夫就编译过三卷本的《〈百科全书〉选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有这样的话：“假如世界上有一个政体，或者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政体，是值得哲学家们注意，同时又值得大臣们去了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遥远的中国……”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还在《礼俗论》中称赞中国皇帝“遵守帝国的法律行事”，而中国的法律充满“仁爱”，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仁爱的民族。伏尔泰对孔子极有好感，他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启蒙作家所向往的道德治国、哲人治国的政治理想。18世纪的俄国作家们与伏尔泰一样，为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所感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与孔子、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的。

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心目中，中国同时又是一个靠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出一片灿烂辉煌的艺术天地的奇异国度。在康捷米尔、拉季谢夫和杰尔查文等作家的笔下一再出现过“奇异的中国智慧”这样的字眼。

这种印象的出现仍与当时红红火火的“中国热”有关。18世纪执政的几个沙皇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1715年，彼得大帝曾派人出使北京，搜集了不少中国的艺术珍品。1719年，他又派伊兹迈洛夫去中国，三年后该船满载中国的工艺品和日用品回到俄罗斯，其中有中国皇帝赠送的珍贵的绢画。1724年，他在建立科学和艺术院（后改名为皇家科学院）时，又积极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语人才。而在彼得大帝的宠臣舍列梅捷夫、缅希科夫等人的豪华的宅邸里，中国精美的瓷花瓶、描金的雕椅、漂亮的织锦、富丽的景泰蓝也比比皆是。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更加热衷于中国文化，在她执政的20年间俄国的商队不断从中国采购诸如家具、餐具、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而后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来到彼得堡。这时期出现在俄罗斯的甚至包括石狮、灯笼、屏风、玉雕、漆器、刺绣、扇子等这一类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工艺品。它们激起了俄国工匠的仿制热，以致后来俄国的艺术学中出现了所谓“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这样一个术语。叶卡捷琳娜二世主政的1760—1790年代，中国的园林艺术风行俄罗斯。彼得宫里的“中国花园”、奥兰宁包姆里的“中国宫”、皇村里的“中国桥”等都出现在那一时期。中国的园林艺术在清朝乾隆年间达到巅峰阶段，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草鸟鱼，美不胜收，它对西方一度盛行的整齐划一的巴洛克建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俄国在这时期建造的中国式园林有的至今仍有遗存。

处在这样的氛围中，有机会出入皇家官邸和园林的俄国作家自然会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赞美的篇章。罗蒙诺索夫（1711—1765）身兼科学家、教育家和诗人身份，他常用诗歌来颂扬科学。他的《论玻璃的益处》（1757）一诗是赞美科学造福人类的诗体书信，其中这样描述中国瓷器：聪明的中国人从泥土中造出器皿，而不需要用玻璃，“多少座小山/都变成了各色的瓷器，/它们的美丽/吸引了多少人们，/不顾狂风巨浪，/跨越重重海洋！”作为特殊的装饰品，“它使得花园和走廊/充满了光亮，/它使得室内一切/都变得如此妩媚”。罗蒙诺索夫认为瓷器与玻璃相似，是可以“给眼睛以享受”的一种艺术品。而在罗蒙诺索夫写这首诗的时候，俄国的工匠也开始学制瓷器。1760年，在俄国的首家瓷器厂里，彼得堡的工匠们成功地制作了一组瓷器塑像《中国人》。

诗人杰尔查文的诗篇《废墟》（1797）中对皇村中的中国式建筑作过这样的描写：“这儿曾经有过剧院，/那儿曾经有过秋千，/这里小屋里充满亚细亚式的安乐温暖。”“在祭礼之坛上，/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在奇花宝树之间，/珍禽异兽曾经遨游。”[32]这里赞美的皇村园林建筑原是18世纪初建的一处皇家园林，叶卡捷琳娜二世改建皇村时，在欧洲风格中融入了中国的园林艺术。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小屋”是中国式的，它们共有8间，小屋中间还有一座宝塔。这是由荷兰建筑师卡美朗根据威廉·查尔斯的《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33]的蓝图设计的。这个工程延续了多年，内有池塘、凉亭、瀑布等。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剧院”也是中国式的，它由俄国建筑师涅耶洛夫设计完成，是一座屋檐四角高高翘起的高大的建筑（该建筑1941年被德国军队炸毁）。当年，在这座剧院里上演的第一部剧目就是歌剧《中国菩萨》。这就是杰尔查文所说的“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

引起俄国作家兴趣的还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当时中国文学进入俄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靠西欧译本，二是直接从中国引入。以前者为主。作为纯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俄国的是中国元杂剧中的优秀作品——纪君祥的《赵氏孤儿》。1759年，俄国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以M·S的笔名发表了译作《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刊载于《勤劳蜜蜂》杂志该年9月号。译作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的德文转译本。只是苏氏的俄译仅为马氏译本的小小片段：第一幕第二场的台词，即剧中公主自刎前追述她的丈夫与其诀别情景的一段台词。译作用的是简洁明快的诗体，虽然形式上已无元杂剧的味，但剧情的氛围还是能感受得到的。纪君祥的原作取材于历史，以抨击窃国奸臣、颂扬高尚人物为主题，颇具戏剧性。苏氏的悲剧风格与其有某种相似之处，可见苏马罗科夫对这部剧作感兴趣并非偶然。《赵氏孤儿》在欧洲有多种改编本，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88年涅恰耶夫将这一剧作忠实地译成了俄文。而在此前几年，即1781年，魏兰德还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俄文小说。

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还不止这些。如1742年出任俄国科学院院长的罗蒙诺索夫曾积极推动过汉学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科学院译出了直接从中国获得的17卷本《八旗通志》。他还在1750年代俄国关于中俄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明确主张俄国应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拉季谢夫在促进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他在俄国贸易部和彼得堡海关任职期间，曾专门对开展中俄间互利的贸易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还赴西伯利亚进行过数年的考察，并出版过《中国贸易研究》一书。1790年代，他流放西伯利亚时，利用各种可能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时沙俄政府拟派贸易团赴中国，有人就曾提议拉季谢夫参加，但被女皇否决。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拉季谢夫谈及这方面内容的著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作家与沙俄官方的立场有明显区别，拉季谢夫更多是从国家间的互利关系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中俄贸易问题的。当然，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诗文中有时也会看到某些不和谐的音调，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都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歌颂过沙俄的扩张。

纵观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它既带有那一时代西方世界共同的视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为“他者”的特点，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见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34]或者说，西方人往往“需要通过‘他性’，来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长期以来，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35]但是，18世纪俄国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与西方世界有着明显区别，由于当时的俄国作家所接触的有关中国的文字和器物，既有来自西欧的，也有直接来自中国的，俄国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气质也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印象中带有鲜明的俄国特色。俄国作家在利用来自中国的材料时似乎少了一些哲理性的思考，而更具实际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这个不甚清晰的“他者”来反观俄国自身存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印象里漂浮着的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