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的脚步已经步入21世纪，回眸百余年来中国文学打破封闭格局，寻找与时代契合点的发展历程，不能不注意到外来文化留下的印记。这些印记有的经历史风雨的冲刷，已不甚清晰；有的经变形、同化，已成为中国文学本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世纪之初，探寻这种文化交往的轨迹，了解外来文化（特别是外国文学）在百余年来中国被接受或遭排斥、异质文化间相融汇或相碰撞的历史，应该是不无裨益的。它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独特的侧影，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生动的范例，为新世纪的中外文学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勃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这一课题被凸现了出来。这些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仍有大片的空白有待研究者去填补。杨周翰先生在谈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时认为：“最不够的是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今文学的联系。”[2]钱钟书先生更是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来，各国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因此，“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3]这个任务应该而且其主体的部分只能由中国学者来承担。
在比较文学学科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20年代，第一个使“比较文学”术语流传开来的法国学者维尔曼就做起了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章，他在巴黎大学最初开设的讲座就是“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采用的是追溯渊源的方法。此后，以欧洲为中心的各国文学关系研究成了法国比较文学界用力最多的研究领域。法国学者大都强调用实际材料考证各国文学之间存在的关系。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描述出文学影响的“经过路线”。法国学派的中心人物梵·第根、伽利和基亚甚至对比较文学作出如下的界定：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的是那些只是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只是对一个放送者和一个接受者之间二元关系的证实”[4]；比较文学“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实联系”[5]；“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6]应该说，法国学者在当时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建立的方法论体系对这门学科的形成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一学派严谨的学风也应受到肯定。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科自身的发展，法国学派确实在方法论上显出了它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过于趋向了对实证关系的追寻，对文学作品之间的美学关系重视不够，以及受限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因素”。[7]因此，它受到后起的俄国形式主义等现代文艺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挑战，受到以韦勒克和雷马克等人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
20世纪下半期，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理论对比较文学传统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德国接受美学和读者反映理论，就为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革新提供了契机。研究者开始改变过去单向的影响研究的模式，而更加重视文学交往中双向互动的现象；改变了过去仅仅停留在描述本国文化中的“国外渊源”的层次，而更多地注意考察接受者面对外来文化时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以及接受者各自不同的心理结构、文化形态、时代和个性特征等重要内容。又如，当代苏联学者关于文学类型学的见解也受到重视。日尔蒙斯基强调文学关系研究中应注意类型学的相似与具体影响这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他在《文学流派是国际性现象》一文中断言：“世界文学中的历史类型学的类似，或者文学过程的趋同，远比一般想象的多。”因此，文学关系研究不能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有的苏联比较文学学者还大力倡导以宏观的视野和有机整体的意识考察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应该把各国的文学现象看作一个十分复杂矛盾但又是有规律性的统一过程，并提出了“特定的历史文学综合体”的概念。在不同的体系里，这个“综合体”的内涵可以有所不同，它可以是个别文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体，也可以是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体现文学共性的一个整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任何重要的文学现象都已经是世界性的了。因此，确立把看似个别的孤立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体的和系统联系的基点上加以考察的意识已经变得格外重要。再如，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欧洲中心论”形成了冲击。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应该受到重视，中外文学的交往十分频繁，如唐诗与日本古典诗歌、明代小说与韩国李朝小说、中国古典诗歌与英美意象派诗歌、印度佛经文学与中国志怪小说和唐代变文、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等，因此中外文学关系理应是国际文学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就新时期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而言，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著述始终占据着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半壁江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国际文学关系（主要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例如，范存忠先生有关于文学关系研究中应有的理论深度的要求：“我们对关系和影响可以做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什么？二是怎样？三是为什么？譬如谈关系，不光是谈什么关系，也要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研究的东西讲得深些透些。”[8]朱光潜先生有关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纵（本民族文化传统）横（外来文化的影响）结合之说：“真正的研究一定要看这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9]温儒敏有关于“站得高一些，视野再扩大一些”的见解：“要继续研究个别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更要注意从同时期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现象。”[10]陈思和有关于“世界性因素”的观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这一课题“至少应该包含两种方式和观念。第一个方式是比较的方式，也即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影响如何通过传播媒介被中国接受者吸收消化，最终融入接受一方的文学结构之中”。这种方式的研究“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为系统的著作出现，但有许多带有实践性的个案研究已经展示了其中的魅力”。这种方式适用于对思潮（文化思潮、文艺思潮、流派、理论）的研究。但是，艺术样式与审美部分的研究就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的影响要复杂得多，这种影响“往往是作家创作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他所接受的各种影响已经完全融化到他的整个创作的境界中去，一切皆由己出，成为艺境中一个不可分解的部分。要分析这一类文学创作现象，影响比较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11]还有严绍璗先生倡导的“原典性的实证”说。他认为，方法论的问题在“揭示异质文化的相互关系方面愈来愈具有突出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所谓研究是否当真经得起文化事实的检验”。他主张在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在尊重研究者各自研究个性的同时，应当遵循共同的基本的研究法则，那就是“原典性的实证研究”。他还指出，如果连基本的“关系”都“似是而非”，没作严肃的考证，研究者从何谈起“接受外来文化的主体性特点”，又怎样“把文学还给文学”？[12]严绍璗的观点是针对目前文学关系研究中存在的某种不够扎实的学风而发的。以上这些中国学者的理论见解尽管强调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健康发展和走向深入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研究的是中俄文学关系，它当然离不开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格局。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从清末民初开始，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多次强有力的冲击，外来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人把这种影响比作种子和土壤，影响的种子只有播在准备好的土地上才会萌发生根，而种子又受它所成长的土壤和气候制约。正是这特定的土壤和气候，使中俄文学关系成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页。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中俄文化交往主要表现为俄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俄苏文化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为此，鲁迅先生在1930年代写下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的名篇。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靡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因此，尽管百余年来中俄（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几经曲折，但是俄苏文化的影响力却历久而不衰。当然，对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倾斜的接纳，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过于浓厚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也阻碍了人们对俄罗斯文化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了解，而日丹诺夫主义一度肆虐中国文坛这样的教训更不应被忘却。世纪之交，中俄两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文化在艰难的蜕变中孕育着新的生机。而处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中国，文化开放也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人们开始用更加冷静的心态面对俄罗斯文化。中俄之间的文化交往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调整中跨入新的世纪。有理由相信，历经几个世纪风雨的中俄文化交往将在新世纪变得更具理性，也更具深度。
正因为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在汇入世界文学大潮的过程中，俄苏文学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俄苏文学才会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一代代作家和学者所重视，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也才会不断有人涉足其间。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收获颇丰，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所建树，不过纵观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也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除个别的著述外，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大多局限在1919—1949年这30年的范围之内；研究著作多为论文结集，尚无系统梳理中俄文学关系沿革的专门著作；这一领域中有待研究者去填补的空白点还有不少。[13]本书自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已经意识到的这些问题，但将努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这一研究领域中某些环节的不足，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梳理一下近现代和当代的中俄文学关系。乐黛云先生曾在《中西比较文学教程》（1988）中写道：“如果整理‘五四’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外国作家被中国读者所选择和接受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被强调的不同方面，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近80年来中国社会心理的发展和变迁。”希望本书能从一个角度为读者提供这样的一个侧面，并能为学界构建以“创造”“传统”“引进”为支柱的新型的文学史体系提供一块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