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巫玉、史玉与德玉：中国早期玉器传统的损益
孔子在论及三代礼制时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二》）表面上看，孔子是强调三代礼制的变化，但实际上孔子是想要剥开损益的外衣，把握历史进程中那些恒久不变的因素。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王国维曾作《释礼》一文，谓“礼”的本义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所以“古者行礼以玉”。[2]验之考古材料，可知中国早期玉器不仅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几经损益，渐进地形成了巫玉、史玉和德玉三个传统，以下试做分析。
一、史前时期：巫玉传统的兴起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用玉传统发端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玉器的萌芽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是玉器的发展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形成了用玉的第一次高峰。[3]
考古材料显示，在这一波用玉高峰中出现了多个用玉中心，邓淑苹将其概括为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三个源头，即：以红山文化与大汶口及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区”以及分布在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华西区”。[4]不过，论渊源有自，这一时期的玉器传统主要有二，即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玉器，前者继承查海、兴隆洼文化玉器而来，后者则与长江流域的崧泽、马家浜和凌家滩诸文化的用玉传统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华西区”玉器传统的形成时间要略晚一些，而且在目前也还未见牛河梁、反山一类代表当时用玉最高境界的遗址，故而也有学者主张中国史前玉器当分为良渚与红山的南北两区。[5]
长期以来，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屡有玉器零星出土。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在辽西地区的建平牛河梁以及喀左东山嘴等地发现大型红山文化遗址，其中有女神庙或积石冢等礼制性遗存。在这些积石冢中部又建有中心大墓，其中只用精美玉器随葬，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惟玉为葬”，常见器类有玉猪龙、勾云形佩、马蹄形器、带齿兽面纹佩、璧和玉环等。[6]毋庸置疑，这些积石冢中心大墓的墓主人必然是红山社会中的最高层，玉器既是其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可能是他们沟通神人的专属工具。
玉器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也广泛存在，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也出现了类似于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现象，有学者称之为良渚文化的“玉敛葬”。[7]尤其是在反山、瑶山和福泉山这类集祭坛与墓地功能于一体的核心遗址内，“玉敛葬”的现象表现得极为突出，如被誉为良渚“王陵”的反山墓地，随葬品中玉器所占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反映了玉器在良渚社会生活中格外尊崇的地位。[8]而就器类而言，良渚早期以璜、镯、管、珠等饰物为主，到良渚中期，琮、钺、璧等礼器，冠形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璜、管、镯、带钩等装饰品以及龟、鸟、鱼、蝉等动物造型器物交相辉映。相比红山玉器多素面无纹的特征，琮、钺、璧等良渚玉礼器上所见雕刻细致的神人兽面纹显得异常醒目，可惜学术界对其内涵的认识远未达成一致。
此一时期的华西地区，虽然没有出现牛河梁、反山、瑶山一类的用玉“高地”，但华西系统玉器已现端倪，如宁夏菜园文化、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以及宗日文化所见的琮、璧、璜、联璧等礼器及装饰物，以及斧、锛、凿、刀等工具类玉器，这些翔实的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华西地区确有其独特的用玉传统。[9]
从各自的器物种类乃至玉石原料来看，上述三个用玉传统无疑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但也表现出相当的共性，即三个地区的玉器均呈现出礼仪用器与日常生活用器的明显分化。具体而言，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良渚的琮与钺，华西地区的琮与璧均体现出超越一般器物之上的尊崇地位。良渚文化在这一方面又表现得尤其突出，不仅出现了琮、钺这样的主礼器，而且它们与至高无上的神人兽面纹形成了稳定的搭配。从这层意义上讲，良渚玉文化堪称同时期三大用玉传统中的最高峰。由此再来审视良渚古城，必然要将其视为“古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无论是红山抑或华西，尚无充分证据能够证明此时也有类似的古国存在。
若从具体器类而言，虽然三大用玉传统在日常用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但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无一例外都以装饰用器为主，即以玉饰其身。玉本是“石之美有五德者”，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长时段生活在石器时代，最容易滋生出“石崇拜”，对各种石料的特性也最为了解，由此对“石之美”者情有独钟并用以装饰自我几乎是人类的本能。[10]
史前时期装饰用器与礼仪用器并重局面的形成其实是古人“推己及神”的具体表现。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曾谓，“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这就是说，自古以来侍奉神灵其实全凭人类自己的喜好，具体来讲就是：
礼仪之作的根本动机在于事神求福，祭祀是其核心手段，所以祭祀必然以“媚神”和“娱神”为鹄的。要达此目标，古代先民自然要把自己眼中最美好的事物贡献给神灵，以满足神灵的各种感官欲望——车马、服饰、音乐、牺牲、粢盛、酒醴和珍玩皆由此而起。而在史前时代，最美好圣洁的“珍善”非玉莫属，所以玉器成为最早的礼器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事神活动在早期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很早就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巫。所谓“巫”者，按《国语·楚语下》观射父的解释，是“民之精爽不携贰者”，他们“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其职责就是“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说文·玉部》则释“雪”为“以玉事神”之“巫”，可见作为神职人员的巫者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要天赋异禀，具有超越一般人的灵性，即必须是“民之精爽不携贰者”；其次是要掌握沟通神灵的手段，其中最主要者就是“以玉事神”。因此，我们不妨称史前的玉礼器为古之巫玉，而以这种眼光审视红山的玉猪龙和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便会发现它们无不充满了史前巫术气息。
在中国早期社会，王为巫首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相关记载不绝于书，著名者如颛顼“依鬼神以制义”（《大戴礼记·五帝德》）并“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巫步多禹”（《法言·重黎》）以及汤“以身祷于桑林”（《吕氏春秋·季秋纪》）等皆是，所以李泽厚认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11]而从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用玉情况来看，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数量最多、质量最高以及某些特殊的玉器仅见于牛河梁和反山这类最高等级的墓地中，这无疑可以用作当时社会“巫君合一”的最佳诠释。[12]
二、龙山时代：巫玉传统向史玉传统的转变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晚期用玉传统为三足鼎立之势，那么到了龙山时代这种格局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伴随着良渚与红山文化的衰落，黄河上中下游的齐家、陶寺、龙山诸文化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均发展出发达的用玉传统。
在前一阶段的三大玉器传统中，相比红山和良渚而言，华西玉器系统明显居于弱势地位。但进入龙山时代，前两者急剧衰落而后者则得以持续发展，齐家文化玉器即其代表。如邓淑苹所说，在正式发掘的齐家文化遗址当中，以甘肃天水师赵村和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玉器最值得关注。[13]其中师赵村M8随葬的一件玉璧和玉琮，质料极为接近，很有可能是以同一块玉料制作而成；[14]喇家M17位居遗址广场中的祭坛之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地位，而该墓随葬品除15件玉器之外，别无他物，玉器中则包括三璜联璧和璧各2件；[15]与此同时，在喇家遗址F4房址的墙壁下也发现摆放有两件玉璧，同样说明璧对于喇家居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16]此外，在甘肃静宁后柳河村一座祭祀坑中发现了4件齐家文化的玉琮与4件玉璧的组合。[17]如果再结合甘青宁各地博物馆所征集的同类器物，[18]可以断言齐家文化确实存在一个以璧、琮为主体的玉器传统。
沿黄河顺流而下，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也有了发达的玉器，如在陶寺遗址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中，随葬有玉器者多达200余座。[19]从已有材料来看，陶寺文化主要以玉钺为礼器，而装饰用器则以璧、琮、璜、联璧为主。据高炜介绍，陶寺墓地1970—1980年代出土玉钺超过80件，一般是一墓一件，且绝大多数见于男性墓；出土的玉璧数量也超过80件，绝大部分都是放置在墓主胸腹部或见于臂部和腕部，显然是佩饰之物；这里出土的13件玉琮也大多见于墓主的臂部，每墓一件，也多出在男性墓中。而迄今为止陶寺玉器最重要的发现则见于2003年清理的陶寺中期大墓IIM22，该墓虽遭严重破坏，但从墓室未扰动部分仍出土玉石器18件套，分别为玉钺5、玉戚3、玉琮1、玉璧1、玉璜3组、玉兽面1组以及青石大厨刀4件，其中多件玉钺还带有彩绘的漆柄，其器类构成与此前陶寺墓地所见者基本相同。[20]陶寺遗址之外，诸如临汾下靳[21]和芮城清凉寺[22]等陶寺文化墓地中，也同样流行钺、璧、琮、联璧、牙璧和玉璜等物，说明陶寺文化的玉器构成较为稳定。
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则以玉钺和玉刀为礼器，这一点在临朐西朱封墓地表现得尤为突出。[23]这里的M202与M203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墓葬，其中M202随葬玉器包括钺2、刀1、冠饰1、簪1、坠饰4、绿松石串饰18以及绿松石片980多件，M203则有钺3、环1、绿松石坠饰5和绿松石片95件。[24]另一处出土玉器较多的龙山文化遗址是五莲丹土，历年来在该遗址先后采集到玉石器36件，其中包括玉钺18件和玉刀4件，由此也可看出这两类器物在龙山文化玉器中所占的地位与比重。[25]不过，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却是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采集到的另两类器物：一是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神面纹玉圭，另一类则是临沂大范庄、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和沂南罗圈峪等遗址出土的牙璋。以往学者多将这两类器物视为山东龙山文化最主要的玉礼器，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如有学者认为两城镇的玉圭很有可能是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产物；[26]而笔者则主张牙璋并非海岱地区的固有之物，它的发源地最有可能在中原地区，实际上是夏王朝的主礼器——玄圭。[27]
说到牙璋，则不能不提到以神木石峁为代表的陕北地区出土玉器。从已有材料来看，这一地区的玉器器类以牙璋、大刀以及牙璧最为突出，尤其是前者，据邓淑苹的统计，海内外公私藏品中石峁牙璋的总数已然超过100件，所以她主张石峁是牙璋的重要起源地。[28]但应引起注意的是，陕北地区固然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玉器，[29]但却表现出浓烈的外来倾向，如良渚的玉琮、海岱地区的牙璧、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与鹰形玉笄以及齐家风格的琮与璧均在此发现，异彩纷呈的背后其实是本地玉器传统的缺失。如果再联系到新近确认的规模宏大的石峁城址，[30]石峁玉器包括数量众多的牙璋在内最有可能是交流或劫掠的结果，而未必一定是当地的土著产品。
进入龙山时代，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衰落，长江流域的玉器中心也转移到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目前石家河玉器主要见于肖家屋脊遗址的瓮棺葬中，最具特色的器物是带獠牙的玉神像以及多种动物造型的器物如鹰、凤、虎和蝉等。[31]从渊源上讲，因石家河玉器在当地的先行文化如大溪和屈家岭文化中并未见到祖型而稍嫌突兀，但上述器物在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难找到相似之物，因此不妨视为当地发展起来的玉器传统。
综上，可以看出龙山时代用玉传统的一个显著变化，即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盛行钺、刀、牙璋等显示世俗权力的玉礼器，旧传统的典型器物琮与璧则流行于华西地区的齐家文化，而新兴的石家河玉器传统则充满了巫玉之风。换言之，在龙山时代出现了新旧两种用玉传统对峙的形象——以陶寺、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史玉传统和以齐家、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巫玉传统。
在中国早期社会，巫、史本为一家，故《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之语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巫发生分化，形成了“祝宗卜史”四官——祝掌祭祀，宗掌世系，卜掌占卜，而史掌记事。但即便如此，早期文献中仍常常将“巫”与“祝”“宗”“卜”“史”连言，如“巫祝”“巫史”和“巫卜”一类，清楚地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32]
由巫而史，固然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但实际上代表了神权向王权的演变。巫的主要职责是事神求福，反映了神权在社会生活中仍居于主要地位；而史的职责则如司马迁所说，是“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即既要通天道，更要知人道。一言以蔽之，史官的根本职责在于“资政”，因此必然重于人事而慢于鬼神，相应地，作为事神求福的主要手段——祭祀，其主要功能也转变为观射父所说的“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国语·楚语下》）。因此我们可以说，巫玉传统反映的是神权高涨，而史玉传统折射的是王权的崛起。
三、夏商周：德玉传统的确立
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如何与某支考古学文化或与考古学上的某个时段对应，是中国考古学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主张龙山时代的晚段已然进入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
《礼记·表记》载孔子之语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是说夏人已然开始重人事而轻鬼神。而如上文所分析，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盛行的正是反映王权的史玉传统，如此似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支持龙山时代晚段已然进入夏王朝的说法。
如果以更无争议的二里头文化论，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中玉戚与牙璋无疑占据了最为显著的地位。[34]戚为钺类，最有可能源自生产工具类的斧类器物，但二里头文化中的玉戚究竟源于陶寺或山东龙山文化，还是秉自豫西地区的史前传统，如灵宝西坡墓地的同类器物，并不容易遽断。[35]相比之下，牙璋的出现则可谓是石破天惊，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类必然是出于某种礼仪需求而特意设计的，因此它只可能来自一个源头而不会是不同区域各自发生的。就目前材料而言，虽然豫西地区出土牙璋的数量及其年代均居于弱势地位，但笔者依然坚信所谓牙璋就是夏后氏的核心礼器——玄圭。随着夏文明的强势扩张，玄圭也散布到四夷，如陕北、山东和成都平原。[36]
汤放夏桀，殷商王朝对夏代玉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夏代的牙璋被商代的玉戈所取代。牙璋是夏人的玄圭，而玉戈则是商人的玉圭。经过夏商王朝的更替，圭作为主礼器的地位得到继承，但在具体形制上又有创新，这是夏商礼制损益的具体表现。而当中原地区的牙璋被玉戈所取代，牙璋这一器形却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中顽强地存在，甚至不惜将典型的商式玉戈改制为牙璋，堪称是“礼失求诸野”的极佳典范。更重要的是，随着玉戈（圭）地位的进一步稳固，玉钺（戚）在商代趋于式微，无论在数量还是体量上，商代玉钺均远逊于同时期的玉戈。不仅如此，商代玉戈似乎已经有了等级差别，身份地位越高者，其所拥有的玉戈体量也越大，如目前长度最长（96厘米）的一件商代大玉戈即出土于盘龙城李家嘴M2中，而该墓则是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37]
概言之，史玉传统在夏商两代得以稳固与发展，其标志就是玉圭（具体器形即牙璋与玉戈）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主礼器；与此相应的是，玉琮这种历史悠久的巫玉在夏商时期则趋于消亡。圭兴琮亡的背后正是王权对神权的压倒性胜利。
武王克商于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不在于殷周王朝的更替，而在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以及由此奠定的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礼乐基因。礼既兴，则礼器作。虽然自夏代以降，青铜鼎彝已经成为贵族们的新宠，但严格地讲，鼎俎笾豆皆是行礼之器，而非敬献给神灵的礼物，事神求福的礼器依然非玉莫属。[38]
如按文献记载，周代的玉礼器主要是“六瑞”和“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穀璧，男执蒲璧。”又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所以《周礼·春官·典瑞》载典瑞的职责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周礼》之所以将“瑞”和“器”对举，就是要显示二者的区别。
如依《周礼》的说法，六瑞其实只是圭、璧两类器物，而六器则包括圭、璋、璧、琮、琥、璜等六种器物。验之考古材料，周代最核心的玉礼器当是圭、璋和璧三类。圭是夏代以来的主礼器，璧的历史则更为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已经流行。周代的玉璋，不仅见载于传世文献，也见诸彝铭，然而究竟哪种玉器是周代的玉璋，则迄今仍是个谜，不过多数学者认为考古中所习称的柄形器就是玉璋。柄形器初起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袭用，到了西周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在有些器柄上加琢了凤鸟纹或龙纹，二是在柄前端缀以绿松石、小玉片或蚌片等牙饰。以柄形器的精致与普及程度而言，它与璋的尊崇地位确实是可以相匹配的。
周代用玉传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瑞与器的互用。圭、璋、璧三种器物不仅是贵族之间相互使用的礼瑞器物，如天子册命诸侯、诸侯或贵族觐见周天子以及贵族的相互聘问，圭、璋都是不可或缺之物；[39]但同时它们也是最重要的礼神之器，如周公祷告祖先，即“植璧秉圭”（《尚书·金縢》），而宣王祭天，也要“圭璧既卒”（《诗经·大雅·云汉》）。所以汉儒郑玄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周礼·春官·典瑞》郑注），瑞、器互用，其实也是古人“推己及神”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周代祭祀遗存如侯马盟誓遗址中出土的祭祀用玉，其玉器器类早已超出了“六器”的范畴，举凡玉环、玉璜、带钩、龙形佩饰、人形佩饰乃至残玉片无不可以用作礼神之物，由此可见周人更多的是关注玉的材质，而非器的造型，这也正是《礼记·郊特牲》强调“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的关键所在。
相比夏商两代，周代玉器的一大进步在于用玉的系统化，即以圭、璋、璧为主体的瑞玉系统，以多璜组玉佩和梯形玉牌串饰为主的佩玉系统，以及以玉覆面为代表的丧玉系统。然而，最能代表周代玉文化发展高度的则是寓玉以德，从而缔造出中国古代用玉传统的最高峰——德玉传统。
郭沫若曾经指出，“德”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它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40]周人德孝并称，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故“有孝有德”（《诗·大雅·卷阿》）是贯通周代文明社会的道德纲领，也是周代维新在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41]同样，李泽厚也认为，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而另一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德和礼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42]
春秋以降，周代礼乐文明的人文主义气质进一步发展，“德”的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故春秋时代实已成为“德行的时代”。[43]但周人论德，并不虚妄，而是最终要落实到特定的人身上，这类特殊人群就是君子。特别是到了春秋时代，“君子”的观念已经发生一大突破，它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和它的社会身份——儒家所说的“德”与“位”之间——已无必然的关系，“君子”正式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想，所以《白虎通·君子为通称》解释“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
《礼记·聘义》载孔子之语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君子与玉何涉？关键就在于它们各有其德——玉是自然界中最具天地之德的圣洁之物，而君子则是人世间道德的化身，于是玉与君子可以互喻，故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秦风·小戎》），中国玉文化中的德玉传统也由此而生。
孔子曾经感慨，“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礼记·表记》）。就中国早期玉器而言，夏商的史玉传统与周代的德玉传统，均无愧于“至矣”的评价。而两周以降的玉器与玉文化，或不如虞夏之质朴，或逊于殷周之文质彬彬，因此就总体而言，玉文化在周代以后是损多而益少，再也无法重现三代玉器的荣光。所可幸者，华夏民族崇玉、爱玉传统得以延续和保存，而所崇者皆系于玉之德，这即是中国用玉传统中永恒未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