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一、引言
我曾多次向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课程，本讲是这几次演讲的讲稿。我也在其他学校向青年教师或研究生做过相关演讲，在这样的活动中，对讲稿有所充实。现在，每当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我也喜欢向他们讲解大致相同的内容。之所以反复说这一番“老话”，是因为我觉得老话有“经常”的意义，涉及某种普遍性——各位是不是知道：按照《玉篇》的解释，“经”的含义就是“常”，因为布帛是通过经纬相交而织成的，所以“经”“常”代表法度和大义。其次，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门知识，不如说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其价值。这也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外，从内容上看，这里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当我们“与时俱进”到21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今天我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供大家批评、参考。
《玉篇·系部》释“经”：“常也，经纬以成缯帛也，法也，义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二、个人经历
在和音乐学界朋友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朋友所取得的成就不一定和课堂学习有关。其实我也是这样，是一个对课堂比较陌生的人。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就不听课了。有一次我逞能，上课的时候不听讲，而去猜测作业题；下课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说“今天家庭作业是第一题、第三题”等等，我就把写好的作业提前交给老师。没想到老师很宽容，对我并不指责；我想，大概因为她知道我毕竟学会了。这样一来，我就养成了不听课的习惯。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的算术总评分是100分。当然，分数高并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警惕。一般来说，阅读是比较主动的学习，必须由自己来承担责任。在同老师胡闹的时候，我总是不敢大意，养成了仔细检查的习惯。这样一来，我的学习成绩就比较好。
阅读是比较主动的学习。
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下乡了。实在没有书看，就找高中课本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顺利地考进了大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能进大学就行。在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的是“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是一个办在茅棚里的学校；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填的是“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是代表某种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但我当时太幸运了，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在这一届，在这所学校，只有我是按第一志愿录取的，也只有我是语文、数学、外语都达标的（是从外语系录取后转入中文系的），老师们于是对我很照顾，鼓励我提前报考研究生，并且给了我一个便利条件——上课可以不听讲，坐在最后一排看书。
1979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复旦是名校，又正好碰到刚打开国门的年月，于是有很多海内外著名学者来讲学。我问王运熙老师要不要去听？他说：与其花一个小时听这位学者演讲，不如用十几分钟时间去阅读他的著作；而用上一个小时，你就可以看一整卷《史记》了。不去听讲，时间上更经济。因此，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进课堂，而是在图书馆泡了三年。
与其花一个小时听演讲，不如用十几分钟时间去阅读演讲者的著作。
到了博士生阶段仍然如此。我的导师名任讷，字中敏，第一个笔名叫任二北，第二个笔名叫任半塘。其他别名、笔名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两个笔名却比较特殊，反映了他在两个不同阶段的学术理想。他起初喜欢北宋词和元代北曲，因此自称“二北”。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为了出版一部关于唐代戏剧的书稿，就用了“半塘”的笔名。“塘”字去掉“土”旁，就是唐代的“唐”字，“半塘”的意思是说他研究唐代文艺，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等。任先生当时给我订了两条纪律：第一，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其他时间都不休息。任先生说：“我已经88岁了，能不能活到90岁，还很难说；你要抓紧。”但他长寿，到95岁才作古。这样一来，我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又在扬州陪了任先生将近一年。第二，这个学校的人，你一个都不要认识。他这样要求，是怕我的学习受干扰。这个不认识人的要求，我基本上做到了，因为我的社交活动仅限于每天打一场篮球，而打球的时候，我和球友只以外号相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没有办法接近课堂。
总之，我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课堂以外的。这次讲座，我的想法也是：借助中国音乐学院这个课堂，讲一些超越课堂的话。因为所谓音乐文献学，就是超越课堂的学问——是“目治”的学问，而不是“耳治”的学问。研究音乐的人，习惯于耳治，所以，有必要做一个根本的修改。
音乐文献学是“目治”的学问。
1994年，我应《古典文学知识》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经历》（后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2期，此处引用时文字略有修改），其中有以下一段话，现在念给大家听一听，因为从中可以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凡括标阿拉伯数字的地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图1-1 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和任半塘先生合影（1985年）
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
天道酬勤。
三、十条经验
现在，我就从那些括标阿拉伯数字的文句中，提出十条经验加以介绍：
（一）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我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单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1977年、1978年，我把朱光潜、宗白华两先生编写的书、翻译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都读了一遍；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实际上，它们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专业——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常常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从方法角度看专业。
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内容与形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那时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
有一句老话：“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绝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20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是有意义的，但它不像50年代“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
（二）读原著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做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
把现代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读《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读原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国学最重要的事情。学习中国音乐史，也应该好好读几部经典古籍。
《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是指导读原著。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李方元、孙晓辉他们都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80分。在中国音乐学院能不能按这种方式上课呢？从条件上看是可以的。上午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看了一下，一楼阅览室有《四库全书总目》，总书库有两万多册线装书，电脑目录中可以检索到几千种新印本古籍，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印古书和关于古籍的书有5280册。同国内其他艺术院校相比，水平是比较高的。为此，今天我想留给大家一个作业：利用现有条件去翻看一下中国古籍，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做一个粗浅的了解，了解它们的基本内容，也了解它们的主要版本。如果不这样做，就学不了文献学。
第一份练习题。
（三）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话
学术能力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有的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元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历史文献不多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和想象。不过在我看来，进行国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学术工作是一个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只讲分析材料，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代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他。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是某种浮躁，缺点是不踏实。其实，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是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王运熙老师才用刚才讲到的方式来安排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和中国文献学这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中国文献学主要解决找材料的问题；其他课程解决读懂材料的问题，以及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角度分析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课程结构就是这样的。按现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这样做可能很难了。有关方面今天来一个教材，明天来一个检查，大家学会了应付，却难有时间练习基本功了。
（四）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
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学术做一个总评，那么，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指的是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古代目录学讲究分类，用分类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通过分辨古书的部类及其源流来说明一门知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很方便。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是容易明白的。在图书馆里面，书是分类排列的；在商店里面，各类物品也是分类排列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既是为了方便挑选，也是为了方便比较，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之效。在面对资料、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分类的意识。
不过，关于因书究学的道理，一般人却了解不多。因书究学是指通过研究一本书去建立一门学问。这最初是中国经学的特点，也就是把六经作为课本，对它进行解释，并建立解释的系统。后来，因书究学成为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并进而成为国学各部门的常用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学术特点同经学的关联。
为什么呢？因为，因书究学代表了一种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论思想。它认为，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具体说来，既要注意古代书籍在年代学、史源学上的意义，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书的完整性的。比如《文心雕龙》研究，通常就没有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而采用“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过它研究创作思维，有的人通过它研究风格，有的人则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等等——通常从现代概念出发，而违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而是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结构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因书究学”式的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
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
孙晓辉博士《两唐书乐志研究》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文，其中讲了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我说，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种“考古学家”早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了。这种“考古学家”是一些暴发户。他们一手拿着铁钎（考古学的名称叫“探铲”），一手拿着竹竿，每发现一个古墓，就用铁钎打出孔道，然后顺着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东西。这让现代考古学家总是觉得沮丧，因为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好东西都已经被捞完了。古代的“考古学家”是以“挖宝”为目的的，他们造成了一批被称作“存世文物”的可怜的宝贝。这些宝贝可以像艺术品那样供鉴赏，供摆设，供拍卖，却不方便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宝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坏了。可见“挖宝”纵然痛快，却很糟蹋学术。现代考古学家与此不同。他们讲究发掘工作的科学规范，讲究按单元全面地揭露遗址，注意地层，注意遗物的位置、布局及其变迁，还注意对遗物做类型学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遗址和遗物的历史信息，以全面再现人类历史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前一种“考古学家”只能算是盗墓贼。实际上，所谓“因书究学”，它的思想是和现代考古学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献的历史信息。
关于考古学家和盗墓贼。
举个例子，当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史学体裁的形成。比如《史记》，从组成部分看，它先是“本纪”，其次是“表”，再次是“书”，复次是“世家”，最后是“列传”。《史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其历史文化原因是什么？《史记》体裁为何会影响到其他史书，以至形成一个“正史”系列？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样，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王运熙先生在年轻时候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六朝乐府与民歌》。它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卷的研究成果，是采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方式完成的。王先生写过一篇《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附录在《乐府诗述论》一书当中，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他说到这样几点：第一，学术上的进步“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之学”；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比如“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第三，“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这些说法，合起来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图1-2 王运熙先生手迹
（五）读书得间——两种比较：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读书得间”这句话？不知道？好，那我就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
关于“读常见书”。
回想起来，这句话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陈寅恪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论文集。大家谈到陈寅恪治学特点的时候，喜欢用“读书得间”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能够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这话和“读常见书”的说法有关。陈寅恪先生就是主张读常见书的。“读常见书”的说法流行于20世纪前期。那时出版印刷事业大大发展，普通图书不足为奇了，稀见书被人视为珍宝，于是造成一种倾向——以稀见书自炫的倾向。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学者们提出读常见书的主张。比如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按照这种观点，书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读出深刻的心得，是不是能够“得间”。
对于现在的文史研究者来说，是不是应该提倡“读书得间”呢？我认为应该提倡。这一方面是提倡一种学习策略：读常见的书，也就是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这些书是其他各种书的基础，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积累，当然是我们阅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种学习方法：要从常见书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对知识有所贡献，建立了实在的学问。
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
从学习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读书得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间”的要点，是要学会在比较中读书。“比较”的要点则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之所以能看清对面的人，是因为那人的身体同背后的景色有反差。又比如有句老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意思是说要把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得出认识。总之，我们是在比较中看清楚事物的。陈寅恪读书也是这样，读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找很多相关联的材料——背景材料和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先是反反复复地写眉批，然后把眉批写成书。《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种采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书。看看其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读书得间”的要点：其一，是和背景材料做比较；其二，是和相类似的材料做比较。
在比较中认清事物。
中国另外有一句老话，叫作“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读书的时候要点句读，要校勘，要写眉批，这样才能读懂。这不同于现在人的读书，只是在书上画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划线。这种下划线，只代表你对书中的内容被动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种点、校、批，则是主动地寻求理解。由此看来，“读书得间”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因为在读书过程中要运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手段。一旦了解了古人的读书习惯，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等，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古人的习惯是：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就要去寻找最善之本，来校勘它、补正它，使它成为真正的善本。这种做法正是“再造善本”。这和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样。现在的方式是影印古书，是一种工艺行为；古代的方式则是通过校勘来追求古本，把较晚的版本恢复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种学术行为。
古今两种“再造善本”。
除掉以上所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读书得间”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把读书上升到游戏的境界。实际上，所谓学术，也就是进入游戏境界的读书。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人把学术看成是一种游戏和竞技。比如古代学者讲究“以不知一事为耻”，这里就有竞技的意思。陈寅恪也有这种心态。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做无用的事，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一生呢？这说的就是学术的非功利性，也就是游戏性。陈寅恪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他想表明某种谦虚，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信。因为以自己的一生来做“无益之事”，这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大家是不是比较过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是不是知道，中专教的是手艺，是明显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教基本理论，教不那么有用的知识？如果再把大学部和研究生部做一比较，这区别就更明显了。总之，有用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无限的。我们读书，越读到后来，就越需要探索，学到的东西就越是无用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庸人是不懂得它的高妙的。
“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可能明白以上这个道理的人不太多；但在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曾经让汉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讨论什么是“学术”。一个同学说：“学术就是研究地学习。”说得对吗？对，说到了学术的动机——是一种深度的求知。第二个同学说：“学术就是对事情问一个为什么。”说得对吗？也对，说到了学术的本质——通过追根究底，创造关于事物原因和原理的新知识。到第三个同学，这说法就不同了。他说：“学术就是研究没有用的知识。”这话说得对吗？我认为，说得更加透彻，看到了学术的超越性。高超的学术是研究宝塔尖里的事情，怎么能够讲有用、无用呢？真正的学者自然懂得这一道理，不去追求有用于世；相反，他们愿意为兴趣而工作，愿意在无益之事上消耗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借这种无益之事检验自己的水平。陈寅恪晚年的时候，双目失明，这时他却写了一部考据性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这事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些学术权威批评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为一个妓女作传呢？怎么不去写一本中国通史呢？甚至说：你这种学问，同现实斗争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批评是很可笑的，完全不知道搞政治同搞学问的区别。而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读书得间”的一次实践。除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外，写这本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表明考据学的力量，它能够超越双目失明的限制，而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二是要从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从文字的缝隙当中，找出一个卑微而伟大的人生。
（六）小题大做
许多好学者都有小题大做的经验，这一经验甚至上升成了研究工作的策略和原则。讲小题大做，其实质是讲透彻地解决问题；其相反一面则是大题小做，讲宏观。当然，做学问既要有显微镜又要有望远镜，也就是说，既需要微观地看问题的人，也需要宏观地看问题的人。不过，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主要任务还是解决问题。那么，能不能深入地解决问题呢？这往往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做。
讲小题大做，其实质是讲透彻地解决问题。
关于小题大做，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就是认为它在视野上过于狭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打一个比方，人们灌溉农田，需要引水，常见的办法是开渠；但还有一种方法，也就是打井。把井打到10米深，也许方圆100米的地下水就流过来了；若打到20米深，那么，流过来的水可能就是方圆几公里的水。这就是说，深和广是不冲突的，博大和精深往往可以兼容。这也就是我理解的做学问的诀窍。按学术界的通常表述是“掘井式的研究”，按我的经验是通过深度可以追求广度。尽管不采用这种“掘井”方法也可以产生学术影响力，比如梁启超；但历史地看，能够更久远地留下来的学术成果，还是通过“掘井式研究”获得的成果。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都是喜欢做掘井式研究的人。
通过深度追求广度。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它就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我读研究生是1979年。前面说过，按老师的要求，一进校就开始阅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接下来几个学期也是阅读原著，只不过换成了《昭明文选》《乐府诗集》《文心雕龙》，或者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总集和别集。读到第五个学期期中的时候，眼看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在写学位论文了，我不由得着急起来；但王老师一直不提论文选题一类事情。有一天我觉得不能再等，便利用师生见面的机会，硬着头皮问：“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写硕士学位论文？”王老师的回答当然是“要写”。不过他指导选题的方式是让我回忆近几年来的读书收获。我在阅读宋代文学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词家讲“本色”的现象；在阅读明代文学书的时候，又注意到曲家讲“本色”的现象；并且我研究过这两件事的关联。考虑到“本色论”是我近几年阅读中比较有体会的问题，我于是就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词曲本色论作为学位论文研究的方向了。
注意阅读中比较有体会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方向”，而不说是“题目”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到第五学期结束，才把题目确定下来。起初是发现词本色论和曲本色论的材料很丰富，若自由发展的话，学位论文将写成《中国文学中的本色论研究》。这样写未尝不可，但词和曲两方面都不可能深入。我于是把这个大题目的范围减去一半，即减去了词本色论部分，不再做全面的本色论研究，而是重点研究戏曲的本色理论。但一旦这样做，我又发现，从学术角度看，每一时代的本色理论价值不同，不同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最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时期的本色理论，因为在一个事物初步发生的时期，它的本质表现得最明显。为此，我在自己所积累的资料中找到两个最有发掘价值的问题：一是戏曲本色论性质如何，它同词本色论有什么关联？二是戏曲本色论为何在嘉靖时代兴起？找到这样两个问题以后，我又在论文题目上做减法，减去万历以后部分，决定重点研究嘉靖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其实是嘉靖时代最后十年中的本色理论。表面上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的过程，是题目不断改小的过程；但在实际上，它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题目改得足够小，我们才可能立体地观察事物，才可能“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按老子的说法，这叫“损之又损”。
损之又损。
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这件事中，其实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要讲“厚积薄发”。研究生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是打基础，决不能人为地揠苗助长。那种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盲目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做法，既危害科学，也贻误青年。二是要讲“小题大做”。在我看来，研究生论文选题，无论如何都不嫌小，就怕大。各位都认识陈铭道教授，那么，知道他是怎样选择论文题目的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川剧高腔帮腔中的语气词拖腔研究》。他通过语气词拖腔来研究帮腔，通过帮腔把川剧高腔最重要的特点说清楚了，说深刻了。这就是一个极小也极好的题目。
不能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盲目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
（七）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1982年，我在完成硕士课程以后，报考了任半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为什么选任先生呢？原因是：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读了他的书，很敬佩他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他要招收“隋唐燕乐”专业的博士生。我一看到消息就决心报考了。不过，等到复习迎考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点鲁莽：隋唐燕乐是一个陌生的专业。甚至可以说，什么叫作“燕乐”，我也不很明白。不过我也知道，中国各高校都不存在“隋唐燕乐”这个专业；其他候选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在这个领域做过研究；如果报考，那么，大家都面临专业转换的问题。这样一想，我就不怕从零开始做准备了。事实上，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也就是要报考一个陌生的专业。那时我的想法是“临阵磨枪，不快也亮”。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这一次，我有更大的信心，我的想法于是上升成为“知难而进”。其中的道理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其实容易做。因为这种事情难在表面，难在开头，不用害怕。我们把最大的困难克服了，接下来不就容易了吗？而且，害怕困难是人的天性。如果难的事情大家都不敢去做，而你去做了，那么，你不就成功了吗？
从“临阵磨枪，不快也亮”到“知难而进”。
图1-3 1996年8月的黄翔鹏先生（右一）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面，我做了很多过去没想到或不敢想的事情。三年的容量，可能相当于通常情况下的五年到十年。除博士学位论文以外，我编定了120万字的资料书——《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博士论文也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例如唐代音乐文学体裁分类的问题，大曲各类型之起源的问题，词如何产生和演变的问题，敦煌舞谱释读的问题，《胡笳十八拍》的创作年代问题，等等。所以我说：“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所谓“超常发挥”，对于我是一种高峰体验。我觉得，获得这种高峰体验，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很难得，很珍贵。正是这种感受进一步鼓励我去知难而进。因此，我很乐意向各位推荐这一经验。说朴素一点，这经验就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1985年5月，我在福建泉州遇到李春光、周吉、李健正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制订了一个系统学习民族音乐的计划。当时的打算是：用一年时间在西安学习吹拉弹打；用一年时间去新疆做田野调查；再用一年时间去北京，跟随黄翔鹏先生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于是，1985年12月，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立即坐上火车，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向黄翔鹏先生提出了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和愿望最终都没有实现。不过，它们却持续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发展，让我成为和中国音乐学界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史学人。这仍然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知难而进的精神，如果没有“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的认识，那么，我就不会和中国学界结缘，不会举办今天这个讲座；当然，我也不会有那些关于超越的体会。
（八）“天子狩猎”和“大禹治水”
我经过王运熙、任半塘两位名师的指导，有一个重要收获：了解了他们的学术风格。如何描述这两种风格呢？我觉得，可以采用“天子狩猎”“大禹治水”这两个词语。用“天子狩猎”一词，可以概括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风格；用“大禹治水”一词，则可以概括任半塘先生的学术风格。
“天子狩猎”一词，是我和我的同门、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商定的。它描写了一种有计划地选择范围，但自然地捕获猎物的活动。王先生的学术工作就是这样：第一，他总是依靠目录书的指引，选择阅读范围；第二，他随后仔细阅读这个范围中的书籍，边读边做索引；第三，到了某个定量，从阅读和书籍索引当中产生研究的方向和题目，他再做研究。王先生对六朝乐府民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编写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一文，展现了他所采用的“天子狩猎”的方法。
依靠目录书的指引，选择阅读范围；然后仔细阅读这个范围中的书籍，边读边做索引。
20世纪的新史学有一个观点，要注意研究长时段的事物，注意研究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事物。这意味着，做学问有一个诀窍：可以特别关注历史资料中重复出现的事情。这是因为，凡是这种重复，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那么，你就发现了新的知识。这个道理很明显，但一般学者却不这样做，他们总是追逐热点。追逐热点的人，往往是缺少自主性的人，因为热点是众人造成的，追逐热点总是意味着从俗。至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追逐热点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若要自己发现问题，那么，自己就要变成一个首创者，而不是附和者。各位是不是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句话？这话见于《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像风一样，可以改变草的方向；道德不高尚的人像草一样，只能被风吹倒。一个研究者，当然应该有风的品质。为此，我建议大家采用我刚才提出的方法——注意研究长时段事物和在历史上重复出现之事物的方法，用来代替从俗的方法。所谓“天子狩猎”，正是对前一种方法的概括。通过王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方法的优点。王先生不常写书，而重视写作论文，每篇论文都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等论文积累多了，编成论文集，我们就看到，他在学术上的发现仍然形成一个系统。由此可见，“天子狩猎”是一种符合认识规律的学术方法。
凡是重复出现的事物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就是重要发现。
同“天子狩猎”相比，“大禹治水”更富于计划性，同时也比较富于主观色彩。它的基本含义是：设定一个研究范围，然后做穷尽式的研究——既穷尽这一范围中的问题，也穷尽这一范围中的资料。任半塘先生的散曲研究、唐代文艺研究，都具有这种“大禹治水”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任先生居住在成都水井坊，住在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当中。大院很吵闹，但对他影响不大，因为他有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他背上一个背篓去图书馆，背篓中有热水瓶，有午饭，也有许多旧日历纸。他依靠这个背篓在图书馆读一整天书，随时把有关资料抄在用旧日历纸做成的小卡片上。到第二天凌晨，他利用几个小时来整理这些资料，把日历纸贴在一本用旧报纸订成的大厚本上。大厚本的页边上事先就用毛笔写好了章节名，比如“第一章，范围与定义”“第二章，构成条件”“第三章，形式”等字样。这样一来，他一旦把图书馆里的书读完，也就写成了著作的雏形——不仅做完了资料分类工作，而且大致确定了一本书的篇章结构。他于是以大厚本为草稿，一口气就写完了一本大书。这就是“大禹治水”法的具体操作方式。
可以说，“大禹治水”是一种富于个性的方法，对其他人并不适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它要求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计划。这不太符合学术的本性。因为学术本来就意味着不断发现，不断改变自己，其过程因而是不断推翻原定计划的过程。但任先生有两个优秀的学术品质，使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其一，他有很好的学术直觉，他通过长年积累，早就确立了立体地观察文学事物的习惯；其二，他有竭泽而渔的思想准备，这种工作重在进行资料梳理，而不是观点论证——或者说，是把观点体现在资料排比当中。四川教育学院龙晦教授告诉我：任先生在图书馆看书，是把古书一架一架全部看完的。因此，当他完成《优语集》这本书的时候，曾经自负地宣告：如果有人能在书中找出一条失收的资料，那么，他就赠送壹圆大洋。从这件事可以知道，所谓“大禹治水”，其实是一种全面占有资料的整体研究。
“大禹治水”：全面占有资料的整体研究。
（九）资料与理论并举
我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时，借助任半塘先生提供的资料，编完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这是按照导师要求，作为论文准备而编辑的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由于它和博士论文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具有理论先进性，又具有资料的坚实性，也因为它代表两代人的合作，所以，这部《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得了很多奖励，包括第五届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等。可以说，它的成功意味着一种学术方法的成功。这种学术方法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
“大禹治水”的方法，其特点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手的。比如在写作《敦煌曲初探》之前，先编纂《敦煌曲校录》；在写作《唐戏弄》之前，先编纂《教坊记笺订》和《优语集》。事实上，《敦煌曲初探》不过是对《敦煌曲校录》的理论总结，因为“初探”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在“校录”工作中提出来的。
资料与理论并举，这也是我向学生传授的最重要的方法。我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通常会设计一项合作工作，即资料工作。做完这项工作，就放手让学生独立写作学位论文。比如，我和博士生马银琴合作编写了《诗三百年表》，马银琴则独立写作了《西周诗史》（后来扩充为《两周诗史》）；我又和博士生何剑平、周广荣合作编写了《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周、何两位则分别写作了《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敦煌维摩诘文学研究》。这些论文都具有资料翔实、思路新颖的特点。它们证明：资料与理论并举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资料与理论并举，事实上还意味着一种工作秩序。我们在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如何开头，通常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考察学术史，也就是先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二是阅读原始资料，也就是考察对象。前一种做法自然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研究都要从前人的基础上做起，都要有学术史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我通常偏向于后者。我的做法是：先粗略了解前人的研究，主要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资料，然后马上进入对原始资料的阅读。一直到完成了作品初稿之后，我才重新阅读别人的成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致力于阅读、分析原始材料，避免在阅读论文方面浪费时间。这不仅因为原始材料永远高于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且因为相当一部分论文是“抄来抄去”的。这个道理大家都理解：写作之前，如果把别人的成果都看完看透了，可能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大脑中跑马了。
原始材料永远高于他人的学术成果。
（十）做减法
有一句话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话很对。我理解其中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在生活中，人们都喜欢做加法，而不喜欢做减法。做加法是人的天性。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懂得了做减法的必要性。
在读大学之前，我在农村劳动了十年，是在江西省贵溪的一个农场种梨树。我们种的是出口的梨树，要求很高，比种水稻田还累，因为一年四季都有事情，只有农忙，没有农闲。不过，这农活项目不多，除收摘果实之外，无非是四件事：春天疏果，夏天施肥，秋天喷药除虫，冬天剪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件事情中，只有施肥是做加法，其他都是做减法。比如疏果，是要把所有果台上的多余果子都摘掉，每个果台最多只留下一个果。而在剪枝的时候，每根枝条上都要过刀，留下向外发展的树芽，让整棵树保持一个疏朗的形状。特别重要的是，剪枝时要把多余的树干锯掉，每一棵树只留下一根中央树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简单说来是建立透风透光的树形。不过，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我们的果树便的的确确不同于野生的果树了。
野生的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高大，第二个特点是丰满，第三个特点是果实繁茂。如果碰到一个外行，那么他一定会说：“这真是一棵好树。”但是懂行的人知道，这种果树徒有其表。树上的果子像是满天星斗，虽然多，但没有一个可以食用。这正好和我们的果树形成了对比。我们的果树不张扬，精干，年年结果子，而且结下的果实饱满甜美。这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学者。而野生的果树呢？就像是另外一种人了。
好的果树和徒有其表的野果树。
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和种果树一样，也有做加法和做减法的问题。人们大多知道做加法，总是片面强调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总是追求眼球效应，于是造成了学术上的浮躁。但真正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抢眼，愿意潜心研究；虽然默默无闻，但学术却主要是靠这些人推动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他的主要职责，应当是给学生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道理就是前面说过的：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天性，越是聪明的学生越是具有发展的生命力。但正因为这样，越是聪明的学生就越是需要管理，需要一个好的“树形”。不同的老师教学风格不同，有的宽松，有的严格。经验证明，宽松的老师可以让一部分好学生继续发展；但只有严格的老师，才能让所有愿意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需要规范的。这里也用得上一句古话。《荀子·儒效》说：人应该有师有法。“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意思是说：老师和规范法度可以节制一个人的不合理的本性，使他真正拥有人类文化的积累。
老师的主要职责是给学生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今天，我在这里宣传做减法，主要目的是鼓励同学们自我剪裁，主动去尝受学术的甜头，也尝受学术的苦头。事实上，每一个成熟的学者，都尝受过苦头，甚至经受过失败。我们从事的是科学的事业，怎么可能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呢？何况学术的本来目的未必就是追求成功，它也可以当作人生经历来实现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某种成功、某种进步而习得学术规范，或者通过某种失败、某种退步而习得学术规范，这两者，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事情。为此，我愿意这样来概括我的经验：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要注意在成长过程中做减法，剪裁自己，而防止自我膨胀。因为一味讲自由生长，一味追求膨胀，势必违反规范，也违反规律。而没有规范就不能进行学术对话，不遵循规律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浪费。总之一句话，只有注意做减法，才能保证学术发展的质量。
学术可以当作人生经历来实现其意义。
四、结语
以上十条，主要是我在攻读两个学位过程中的经验。这个过程，也就是我开始掌握古典文献学的过程。所以我把它们作为进入音乐文献学的必要准备介绍给大家。这样做也意味着，在我看来，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门知识，不仅是文史各学科的基本技术；而且，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学术传统。要掌握文献学，首先要掌握这个思维方式，掌握这个学术传统。以上十条，大概可以代表它的要点。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些要点复习一下：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文献学。
如果大家记不住十条的话，也可以记住以上六条。至少要记住两条：一条是从事实出发；另一条是学会做减法，注意小题大做。为什么强调这两条呢？因为这两条可以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也可以改变不合理的习惯。年轻人总是想方便简捷地驾驭世界，但慢慢会发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只有具体细微的认识才能成为坚实的认识。另外，认识的过程就像登山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踩稳，一蹴而就的想法只会导致摔跤。从这个角度看，文献学是一个绿色学问，它可以保证我们持续地、健康地发展。
小题大做和做减法，是取得学术深度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