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GE微访谈欣赏文学之美1

廖可斌

对话通识教育

Q：廖老师，请问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您是如何在课程中贯彻通识教育的思路并设计课程的？

A：通识教育，在我看来就是培养完善人格的教育。无论是西方古代还是中国古代，在人的教育过程中都是很重视通识教育的，或者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的。早期西方学校的课程主要是逻辑、修辞、语法，就是让学生通过对语言的把握来学会思考，理解古代人的思想，然后学会独立思考。中国古代也是这样，首先强调要做好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现在的西方教育还是比较重视“general education”，我们将其翻译成“通识教育”，意思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我觉得，可能中国这几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重视经济，而经济需要科技来推动，所以也特别重视科技。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必要的。但是相对来讲，可能过分重视了物质利益，而不太重视人本身的修炼，不太重视人格的养成。不仅整个社会存在这样一种风气，而且从小学到大学，在教育过程中也有这种倾向。大家好像因为看不到人文教育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觉得它似乎没有必要，这其实是很糟糕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要靠人来做的，有高素质的人才会有高素质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比较欠缺，想象力也比较欠缺，或者情感比较贫乏，与人交往的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沟通能力，也比较欠缺，这其实会影响到他将来长远的发展，影响到他一生所能达到的高度。何况人类的社会生活并非只有物质生活，还包括精神生活，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人格有问题，人们的精神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人与人之间也会发生很多冲突，这样的生活不是完满的生活，甚至可能是很糟糕的生活。所以说，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人格养成教育。人格养成教育包括感情、思维能力的培养，包括价值观的建立、品德修养，等等。这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们现在以为通识教育就是上一两门课，但其实它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教育过程的。当然，我们在大学教育阶段，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设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等。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首先要真正重视人格的教育，充分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另外，通识教育单靠选修一两门课程是不够的。我建议加大通识教育课程在大学课程中的比例，让学生在选课时有一定的自由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硬性地指定一两门课程让大家去学。我们也绝不能指望学生学了这一两门课程，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一个有相当大偶然性的事情。可能你做了很多，效果不明显，但可能在某一点上就起了效果。不能把过去应试教育，过分功利的、过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一下子又延伸到通识教育里面来，希望通过上一两门课，就达到很多目标，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其实也不现实。

具体到“大学国文”这一门课，在教学思路上面，其实学生与老师、开课院系与学生所在院系之间，认识都不完全统一。可能很多学生不是很想学这门课，或许他们更想学专业课。上这门课的同学，可能希望这门课比较“好玩”，能够轻松地获得学分；或者是有一些实用的目的，如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等等。这些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人文学科不能太急功近利，它不会有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希望借这么一门课程来达到很多目标，而且这些目标能迅速实现，比如说要使选课学生的道德品质很高尚、文学修养很好、语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很强，是比较困难的。开设“大学国文”课的老师主要来自中文系，中文系的老师可以说比较懂得国文的本质是什么，“大学国文”应该怎样来上，比如说，它应该让学生拥有自由感受文学之美的空间。文学本质上是比较自由的，如果把这门课完全变成一门实用性、操作性、程序性很强的课程，违背了文学本质的话，那么上课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而原来希望达到的那些目标也很难实现。我们希望，这门课能让学生比较轻松地体验古今中外文学的美妙、语言的美妙，让大家在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下去欣赏。如果我让你看一部电视剧，说你要准备好呀，那里面有什么情节，你要记下来，那这样看一部电视剧，还有什么乐趣吗？文学的本质是自由的，接受文学的过程也应该是相对自由的。

Q：请问在上课的过程中，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课程要保证学术水准，但面对的又是非专业的学生，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A：最大的困难是，同学们从中小学开始到大学阶段受到太多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多同学首先会想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其次就是考试会不会考到，一些同学完全是以“有没有用”或“考不考试”作为衡量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上课时最难的就是，如何让同学们一起真正地暂时放开考试、放开实用的想法，摆脱这种习惯思维，真正地放松心情，大家一起来品味语言与文学之美，一起来探讨相关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人生问题。学生经常想的是这个知识点考不考、我能得多少分，或者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然而有些问题，比如人的情感的问题、生死的问题，现在中国人好像不太思考这些问题，但作为一个人，应该对这些有所了解。他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他觉得思考这些问题没什么用，就不思考。不思考，就会使脑子慢慢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单调，甚至发生一些很离奇的事情，这是因为思想缺乏维度、缺乏支撑、缺乏弹性。文学作品是挖掘人性的，它揭示人性深层的真相与复杂性，所以中国古代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实人性是很危险的，如果你阅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欣赏了很多的艺术，慢慢地养成自我反省的习惯，从而对人性的危险性与阴暗面有所体会的话，也许可以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当然，这可能还是讲到实用的路子上了。但这种实用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人格养成，最后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所以我觉得，同学们暂时抛开考试的需要，抛开对知识点的关注，抛开实际、功利的目的，来真正“欣赏”这门课程，欣赏语言和文字之美、文学和艺术之美，并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领悟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是没有办法讲成几个不同版本的，对中文系学生讲一个版本，对非中文系的学生又是一个版本。在我看来，把同一门文学课程“切割”成两个版本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文学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估计我对中文系同学与对非中文系同学讲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语言和文学就是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当然，我也尽可能地在上课的过程中考虑到听课的主要是理工科的同学，有时候会结合我对理工科同学情况的一些理解，尽量和他们进行沟通，有时候稍微点明一下，比如这个东西从理工科的角度来看，大家会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一下。不过，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Q：在您看来，“国文”的意涵是什么？它和现在比较热的国学，以及中学的语文教育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A：国文与国学有一点交叉，但是交叉的内容不是很多。“大学国文”主要是一门语言文学课，本来比较理想的是既包括中国古代的，也包括中国现当代的内容；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内容，因为我们把外语翻译过来也就变成国文了。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的那一部分，当然就与国学有一点交叉。但是国学是一个很博大的体系，包括哲学、历史、中医、农业、水利等各个方面，而“大学国文”主要还是作为一门语言文学的课程，所以说交叉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它和中学语文当然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中学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知识，培养基本的技能，原来你不知道的必须先记住，比如说字和词的读音，词的词性和组合，等等。大学阶段当然还要继续学习知识，有些地方还要巩固一下基本的技能，比如说词汇和语法等，但重点已经不在于此。重点应该是让学生能够透过文本，领会到主要的内容和它的语言技巧、艺术技巧，它的文学之美，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涵，包含的人类生活的真相或者心灵世界。大学阶段的课程不应该仅是解释、分析字句，那就没多大意思了；而应该是让学生透过这些基础的知识，去自由地领略和欣赏其中的内容和技巧。应该说，中学课程更多的是教学、学习，而大学课程更多的是沟通和领略。这门课可以制订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要求，但在此基础上，应该让老师有充分选择和发挥的空间，教什么，怎么教，怎么考，都可以多样化。因为每个老师的长处和个性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发挥他的长处，尊重他的个性，他的教学效果才会好。总之，老师应该比较自由地教，学生应该比较自由地学。如果我们这门课程还是设计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从讲授篇目到教学方法再到考试方法，都规定得很死板、很繁琐，我认为这是不太理想的，等于又向中学教育靠拢了。

Q：您认为在现代社会，应该怎样去培养学生对于国文的兴趣呢？

A：观念要发生转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主要是长时间的实用主义思想、应试教育对我们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同学们十几年都是这么学过来的，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的学习方法，就是看教材、听课程、记知识点、考试这样一个套路。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都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在此环境下，加上长时间所形成的习惯，学生学习就是为了拿到学分，得到很高的绩点；得很高的绩点就是为了拿奖学金、保研、出国留学，这种实用主义思想是我们这门课最大的挑战、面临的最大困难，而这几乎是无法用简单的方式改变的。

其实，就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而言，并不存在特别难的问题。因为文学和理工科不一样。从人类历史来看，早期的人类大概距今六百万年，近期的人类大概距今四五十万年，而我们最早的文学也不过是两三千年前的。这两三千年和那几十万年相比，时间很短暂，那就意味着人这两三千年的变化是极小极小的，没多大变化，除了一些表面的变化以外——比如穿的衣服，那时穿皮毛，现在穿毛衣——人的感觉、心灵、思想，变化是不多的。所以，古代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例如衣食住行、社会结构等，表面上与现在的生活有点不同，但是那些经典作品，往往是很深入地揭示了人最本质的东西，而那些恰恰是根本不变，或基本不变的。比如你的欢乐、你的痛苦、你的绝望、你的哀伤，这些东西就很少变化。同学们要抛开那种偏见，好像古代的东西和现在很不一样，有很大的距离，或者看不懂。只要抛开这样的偏见，真正去读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古今人相去不远”，心灵完全是相通的，只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可能有点差别。所以，关键不是文学作品里的内容和现在的生活有多大的距离、让人感到陌生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一点耐心、有没有一点兴趣，去接触一点古今文学名作的问题。这是所谓古今的差别。中外也是这样。大家总会觉得，外国人的生活我们怎么能产生兴趣呢？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有点表面上的差别，真正到了比较深的层面，完全是相通的。我上课时举过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例子，他写过《阴暗线》《黑暗的心》等作品，书里那些二十来岁的小孩子有着莫名的烦恼和冲动，我看我们这边的孩子现在也都是这样，到这个年龄就有这么个阶段，可见中外也是相通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阅读障碍，如果有障碍，也主要来自我们自己：预先就判断我不懂，预先就判断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这是一种先入为主之见。如果真正地去接触古典的或外国的作品，了解它们，你会发现没有多大的难度。

文学与文化

Q：廖老师，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文学理论下的阐述？

A：我前些天正好给一个学者的书写序，在里面谈到了这个问题。近一百多年来，我们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甚至文化，大概是走过了一个“之”字形路。当中国古老帝国的国门终于打开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了，这落后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也不仅仅是科技方面、军事方面，更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思想文化，都已经很落后了。所以这个时候借鉴西方的理论，包括它的文学理论，来看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这样确实能转变我们的思想观念，让我们有新的看法。近代以来，我们对文学的看法是有很大变化的。像过去只重视诗歌、古文，近代以来就比较重视戏曲、小说了。中国到了元明清时期就开始重视戏曲、小说了，但是始终没有把它当作文学的主流，甚至是最重要的文学，而近代以来这些文学观念就变了。过去评价文学的标准可能是它高雅不高雅，而我们现在评价文学的主要标准可能是它真实不真实，这样就有很多的变化。总的来讲，近代以来，前一个阶段我们大量地吸收西方的文学理论，借鉴其观念、思路，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文学，可以说带来了我们对古代文学看法的根本性变化，包括对《诗经》《楚辞》的看法，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自信心有所回升，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一下子潮流似乎变了，我们对于过去过分崇信西方的理论，包括文学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的现象，开始进行反思，产生一些质疑，认为要按照中国文化本来的面目来建立中国的话语系统，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这就是转了一个弯，风向发生了改变。这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过去确实存在用一些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来剪裁、重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现象，确实让它有点走形、有点变样。但有些人的话讲得有点过头，好像这几十年来、一百年来接受西方的理论大错特错了，好像中国古代的东西就是自成系统，完美得不得了。我认为，这样的反省与反思总体上是合理的。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有两条需要注意：第一，我们不应该全盘地或者过分地否定过去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必要的。西方的文学理论也好，其他理论也好，给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不要过河拆桥。第二，我们现在即使说要注意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现象之间的契合度的问题，要尽可能地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也还是要视野开阔，借鉴西方的理论，来达到一种比较合理的结合，绝不应该又站到中国古代的老路里面，就中国说中国。就中国说中国肯定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

我认为现在借鉴西方的理论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要理清它内在的脉络，要比较客观地、公正地去了解它、评价它。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这应该是一条“之”字形路。我们要不断地去调整角度，而不应该是折返跑。折返跑就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不能总是转圈，更不应该走回头路，而应该是走“之”字形路，不断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现在人的心境和一百年前当然不一样，随着我们研究的心境、眼光、角度的变化，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整个文化中某些新的面向和特质，比如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特别喜欢讲道理，伦理色彩比较明显。过去我们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认为文学里面有过多的说教、伦理的东西是不好的。但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打通的，中国古代文学不太追求那种纯美，而是追求那种大美、深美。中国古代历来就是把文学之道和人道（伦理）、世道（政治）甚至天道结合起来的，认为如果里面有一定的人道、世道、天道的内涵，那么这个作品可能更有深度，内容更丰富，是更有价值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包括文章的结构也与天道是相通的，文章的结构要符合阴阳相克相生的原理，中国古代历来就有这么一种传统和特色。我们过去按照西方纯文学的标准来看，觉得这些东西不好，甚至过度地否定。现在如果按照尊重中国文化的传统、尊重中国文化的特色的思路，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评价就会和前些年不一样，至少不会那么简单、粗暴地否定。

Q：您认为对于同一个文本，文学提供的分析思路和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与此相关，作为文学家的作者和作为思想家的作者有何不同？

A：我接触过法律系的老师，他们作为法律史学家来研究《窦娥冤》，选择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研究哲学的当然更侧重把文本当作一种思想史的材料，关注的角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最好还是坚持文学本位，就是主要从文学角度去分析。文学角度主要是指作品描写人什么样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作者又是怎样来表达、描写这些思想和情感的。重点应该是情感和技巧。当然，如果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能够了解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哲学的知识，借鉴它们的一些角度，来进行多角度分析，那可能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但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应该还是要坚持以文学为本位。

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中国就存在着许多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文学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但这两者兼长的不是很多，往往是有所侧重。比如说朱熹，他既是一个大思想家，又是一个有相当高水平的文学家，但大家觉得他主要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文学家。又比如说苏轼是大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他主要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朱熹的文学作品，往往就包含着比较多的理性思考，理趣多一些；而其他一些文学家更多地是凭借想象、凭借感觉来创作，理论思考不多。但这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人，也多多少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要重点突出的是什么。比如说在写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就还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写。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术事业与学术思想，与他们的文学创作之间有联系，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意识地将二者分开。

Q：您可以为我们讲讲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能为当今立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提一些建议吗？

A：我自己很惭愧，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算是比较早的；我于198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也算是比较早的。开始几年比较努力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也还有点进步，但后来因为一些比较偶然的原因去做院系的基层管理工作，结果一做就做了十四年，耽误了很多的时间，自己的学术研究就受到很大影响。

现在如果说有什么体会可以和同学们分享的话，就是年轻的时候绝不要太功利主义、太实用主义。我们现在的学生，包括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都太急于求成，不愿意打下一个比较深厚、宽广的基础，往往只想取其一点，迅速见到成效。但第一，如果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宽广的视野，就这一点而言也肯定扎不深、看不透；第二，这样的学生不可能由这一点生发开去，发现更重要的问题。这样抓住的问题和思考的成果往往深度、广度不够，所以，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把那些最基础的书都读完，既要读基础的文献，也要读理论书，既要基础扎实，又要视野宽广，不然后劲就不足，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做到上通下联，做出的成果的质量往往也不高。现在很多研究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学教育是这样，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也是这样，总是抓一个很小的东西来专门研究。现在年轻的学者当然也有很好的，但是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分工越来越细，选择的面越来越窄。他们和老一辈学者的差别在于，他们对一些小问题研究得比较精细，但是缺乏一种对整体问题的关怀，包括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的关怀。同学们应该努力追求“博大精深”。不能博大，实际上很难达到真正的精深；当然，没有精深，也很难达到真正的博大。国内外优秀的学者研究问题，视野都很开阔。比如说亨廷顿研究文明的冲突，他也要从古希腊古罗马说起，只有考察历史的源流，才能抓住问题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常说，走进历史的深处，才能够接近问题的实质。这算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如果说教训，那就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把握自己人生的选择。因为时间有限，一定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然后就专心致志地去做。比如说，你觉得自己适合做社会管理工作，那就好好地做好准备，不要瞻前顾后，而是好好地去努力。如果觉得自己适合做专业研究工作，那就不要为一些眼前的诱惑所吸引，而要持之以恒。如果你觉得自己适合在社会上从事一种比较自由的职业，比如说去创业，那你就去创业。人可以有很多种选择，都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必须做好选择。

1 课程名称：大学国文；受访者所在院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访谈时间：2016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