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达摩到弘忍的时代

引言

前期禅史仿佛在浓云密雾中笼罩着，让人不能轻易看破它的真相。

关于前期禅思想史研究所需要了解的种种历史问题，例如，6—7世纪的禅门史实、南北禅学的思想差异、各家禅师的交往渗透，似乎都不那么清楚。当然，禅宗的灯录系统早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现成说法，像东土六祖的血脉传承，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一直到惠能，但这种一脉单传的说法中究竟有多少事实，有多少虚构，实在还难说得很。就说中华禅门第一代祖师菩提达摩，虽然有松本文三郎作《达摩之研究》（1911），胡适作《菩提达摩考》（1927），关口真大再作《达摩之研究》（1957），加上黄忏华、汤用彤等人种种考证与研究，但谁能说达摩的经历与思想，就此已经真相大白？又像三祖僧璨，虽然也有人已经用很肯定的语气说禅宗的思想转变就出现在他的时代[158]，但我们对他究竟了解多少？那一点少得不成片断的史料，羼着真假难辨的传说，晚了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的记载，夹着后人耳食来的传闻，其实足以使我们的研究陷入困境。虽然敦煌出土的资料使我们有了一些自信，但就是加上这些资料，也未必能细笔重彩地勾勒出前期禅史，所以，在这里与其沿着旧说的路子再趟一道浑水，还不如另想角度开出一条生路。

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开前人研究的基础。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第一，扩展我们禅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不必被禅宗灯录所限定的那一脉单传所局限。其实，这只不过是禅宗大盛之后“逆流而上”追溯出来的祖系。这种后世追认的祖系有可能并不吻合历史上禅门的实情，因为南北朝至初唐，禅门的正统宗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奉禅的僧徒远远比灯录里记载的要多，这在《高僧传》《续高僧传》的“习禅篇”里，可以看得很明白；第二，在这些门派不同、师传各异的禅师之间，思想差异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所奉经典、所持理论、所行方法，并不见得能硬找出几条一致之例来。虽然我们依然要以达摩禅为考察的重点，但我们并不必胶柱鼓瑟地沿着灯录的说法，把他们看成是严守门户的嫡系真传。其实，这些禅师的思想都以“禅”为中心，而路数各有不同，在后来禅宗史里，这种种不同禅思想都会留下痕迹，如果我们不对他们做一些了解，也许会使某些禅思想内容如无源之水，找不到它们的来历；第三，在描述这些禅思想的进展时，也不必刻舟求剑式地硬性划分阶段，划分阶段的好处当然是理路清晰，点划分明，但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这一划分有时候不免有些抽刀断水，反而显得生硬。

我在这里用不多的篇幅，论考前期禅宗史线索，用较广的视野，来扩大前期禅思想轮廓，采取的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方式。我想，也许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有时候充分的模糊比勉强的精细倒更来得可信，就好像有时候雾里看花，比显微镜里看花还来得真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