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政时代

罗马城位于亚平宁半岛西海岸的中部、古代被称为拉丁姆（Latium）的地区，最初的发展围绕着台伯河边的帕拉丁山（mons Palatinus）进行，并逐渐扩展到卡皮托林山（mons Capitolinus）、埃斯奎利努斯山（mons Esquilinus）、凯利努斯山（mons Caelianus）、阿文丁山（mons Aventinus）、维米那利斯山（mons或collis Viminalis）以及奎利那里斯山（mons Quirinalis）这六个重要山头，所以历史上有“七丘之城”（Septimontium）的称号。[4]对于古代城市而言，罗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罗马城起源的地方有几座山丘，方便防御，有水源、河流交通，离入海口也不远。公元前1世纪的维特鲁威（Vitruvius）曾经写过一部《建筑十书》，其中的第1卷第4章就总结了设置城市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首要的原则是要选择健康的地点，应当在高处，要避免与沼泽相邻，等等。罗马人自己对罗马城的选址还是很满意的。罗马的史家李维（Livius，英文为Livy，逝于公元17年）曾经写过一部《建城以来史》，其中他借着卡米卢斯（Camillus，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一位罗马传奇人物）之口称赞罗马的地理位置，强调台伯河便于运送内地的物产，大海离罗马既不远但又不太近，这样罗马既有近海之便，又不容易遭受海上攻击。卡米卢斯认为罗马天然就特别适合城市的发展和扩张。[5]

那么罗马城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各类教科书上经常提到公元前754/753年是罗马建城元年，[6]但这个年代只是古罗马人对罗马建城时间的众多推算之一。这个年代有没有考古佐证呢？考古现在还不能够提供定论，但是把公元前8世纪作为罗马的起源时间基本可以成立。20世纪，在帕拉丁山上陆续发现了茅屋群，这些房屋的大小一般在15平米左右，比较简陋。早期的茅屋群外围还有围墙，似乎那时帕拉丁山上有不同的村落，而这些村落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敌对的、竞争性的，但最终逐渐聚集，形成城市。到前8世纪末，帕拉丁、维利亚、奎利那里斯、卡皮托林这几个山丘之间的平地发展成公共活动的中心，也就是后来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的前身，出现重要的公共建筑，标志着这个地区向城邦的转变。前6世纪以后建筑风格发生明显变化，那些比较简陋的茅屋被更牢固、规模更大的建筑所取代。[7]

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间，罗马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不算发达，更谈不上一枝独秀。北方的埃特鲁里亚人（Etrusci）[8]和亚平宁半岛南部属于“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的移居点（又称为“聚落”），不但在物质文化上更为发达，而且与地中海世界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诸如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等重要的希腊作家对于意大利半岛并不陌生。但直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在希腊著作中仍是阙如，并不名列名城大邦。罗马城也并非后世所称的“永恒之城”，前4世纪初时就曾遭高卢人入侵和洗劫，之后罗马城进行了迅速的重建，在洗劫和重建的过程中，有些可以作为史料的材料或消失或损毁，[9]对早期罗马史的书写也造成了困难。高卢人入侵以前的罗马早期历史，对罗马人自己来说也是朦胧不明，前1世纪的罗马史家李维对此毫不讳言。罗马的早期历史笼罩在神话传说与虚构夸张的迷雾中，口头流传的传说故事中加工重建的成分居多，史实难辨。古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信古和疑古之间摇摆，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出史实。[10]然而，无论这些神话传说是否可以作为撰写古史的基础，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传说在罗马文化和罗马身份的构筑中占据相当核心的地位，也在罗马宗教传统和政治斗争中被广为征引，在定义罗马传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传说故事版本众多，它们之间存在着或竞争或累加的关系，而最终流传最广的版本则是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作用下胜出的版本。这些传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罗马城的起源故事以及七王的统治。在地中海世界广为流传的罗马起源故事的版本不止一个，[11]1世纪后期及2世纪初的哲学家及传记家普鲁塔克在其《罗慕路斯传》的开篇便总结了十几个人物、过程各异的起源故事。较早的版本来自于希腊人，有着浓厚的希腊中心主义的印记：比如，罗马的建城者被说成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的后裔；或者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返乡途中被暴风雨驱赶到台伯河边，在那里驻留，有位叫作Rhome的女孩（俘虏）烧了他们的船，他们的定居点得名于这个女孩；还有认为罗马来自希腊语中“力量”（ῥώμη）一词，因为希腊人饱经颠沛流离才创建了这座城市，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在这些版本中，希腊人是创建罗马的始祖。而在罗马人筛选主流建城版本的时候，具有明显的“去希腊”倾向。罗马人的始祖不再是希腊人，而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也有学者认为，埃涅阿斯在意大利建立新城的故事是通过埃特鲁里亚人作为媒介而被罗马人接受的。[12]以埃涅阿斯和孪生子罗慕路斯（Romulus）、雷穆斯（Remus）为核心的起源故事，原先各自独立，但逐渐混合在一起，在前3世纪趋于定型，并在奥古斯都时代（前31—公元14）得到集中润饰和完善。

存留下来比较完整的叙述见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与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在罗马人自己的叙述中，罗马城的起源可追溯到特洛伊战争的最后一年。特洛伊城中了木马计之后，遭到屠城和焚城的命运。在一片大火中，特洛伊英雄之一，维纳斯之子埃涅阿斯肩背老父、手拉幼子、带着家神珀那忒斯（Penates）逃离灾难。埃涅阿斯在地中海飘零多年之后来到意大利，娶了拉丁姆地区国王的女儿拉维尼娅（Lavinia）为妻，并在该地区建新城拉维尼乌姆（Lavinium）。埃涅阿斯之子又在附近建新城阿尔巴·龙伽（Alba Longa），但是李维不确定他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儿子还是他与拉丁姆国王的女儿拉维妮娅的儿子。总之，包括阿斯卡尼乌斯在内阿尔巴·龙伽历经了13位国王的统治，此后城里发生了政变，王弟阿姆利乌斯（Amulius）觊觎王位，废黜王兄努米特尔（Numitor），并将侄女雷亚·西尔维亚（Rhea Silvia）任命为维斯塔贞女，以断这一支的后嗣。然而，西尔维亚蒙战神马尔斯（Mars）临幸，怀孕并诞下孪生兄弟。阿姆利乌斯得知后命将孪生婴儿处死，奉命执行命令的人将婴儿丢弃在正处于泛滥期的台伯河岸边。有母狼经过，不但未伤害婴儿，反而哺乳他们。后来，孪生兄弟被一牧人发现并抚育成人。兄长得名罗慕路斯，弟弟名为雷穆斯，长大后既牧且盗。因一起偶然的事件，兄弟得以与外祖父努米特尔相见，身份得以揭示。他们合力驱逐阿姆利乌斯之后，努米特尔得以复位。兄弟俩决定在他们获救的帕拉丁山脚建立新城。困难的是，因为两人是孪生兄弟，究竟以谁的名字来命名新城成了争端。这个事最终是交给神意来断决，他们用的方法是所谓的“鸟占法”，也就是说通过观测鸟的轨迹来了解神的意志。他们两个各站一个山头观鸟。据李维的版本，雷穆斯先看到6只鸟飞过，然而罗慕路斯看到了12只鸟。究竟是以先看到为尊，还是以鸟的数量来确定哪个是更大的吉兆？争执继续，甚至变成暴力冲突。最终，雷穆斯跳过新建的城墙，以此举嘲弄罗慕路斯，而被后者当场击杀。罗慕路斯成为唯一的建城者，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新城，即罗马。[13]罗慕路斯也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一位“王”（rex），在他之后还有其余6位出身各异的王，这7位王的统治构成了罗马的“王政时代”。

这个版本的罗马城起源故事保留了罗马城的起源和《荷马史诗》所吟唱的特洛伊战争之间的联系，但都剔除或弱化了希腊起源说，更强调拉丁姆地区城市之间的历史关联和特殊关系。拉丁姆地区通用拉丁文。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拉丁姆城市之间便可互通公民权，并允许拉丁人之间通婚以及在其他拉丁城市拥有财产。考古发现也证实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拉丁姆地区的城市之间在宗教仪式、物质文明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上述版本的罗马起源故事符合强调拉丁姆在罗马历史上的地位以及罗马文化拉丁成分的需要。这些叙事当然并不是前1世纪维吉尔或者李维的首创，比如母狼和双生子这两个元素，在前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纳入罗马城视觉艺术的呈现，刻到了钱币上。然而这些要素的最终组合是政治、文化选择的结果，是合乎奥古斯都时代时宜的版本。在上述的罗马起源传说中，罗马城一开始就和两位神祇维纳斯（埃涅阿斯之母）和马尔斯联系在一起。由于尤利乌斯·恺撒所出身的尤利乌斯氏族（gens Iulia）把世系追踪到埃涅阿斯之子，并奉维纳斯为女始祖，而恺撒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养父，所以罗马城与埃涅阿斯的渊源得到大力宣传。

这些故事中的元素是罗马人遴选出来用来构建文化认同的元素，母狼、孪生子、埃涅阿斯都成了符号，不但在罗马城，而且在被罗马征服的地区成为认同罗马的标志之一。在古罗马，建城神话与一系列庆典活动密切相关。比如，每年2月15日的牧人节（Lupercalia）和罗慕路斯兄弟的身世及建城神话联系在一起，罗马人自己的说法是牧人节的庆祝地点（Lupercal）就是母狼哺育两兄弟的地点。牧人节的传统一直延续到494年，那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的一个世纪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广为流传的俗语，用来比喻伟大的成就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建立新城所需的宗教仪式并不需要太多时间，而这些仪式一旦完成，在古人的眼中，“城市”也就“建立”了。[14]在古罗马人看来，城市是有生日的，不仅是罗马城，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纪念日。古人需要知道自己的城市的历史从哪一天算起，因为很多庆典和这个日期相关。罗马的诞辰日（Parilia）被定在4月21日。[15]至于罗马城“建城”的确切年代，罗马人自己也争执不休，不同推算之间的差别多达几百年。罗马第一位史家皮克托尔（Fabius Pictor）认为正确的年代是第8个奥林庇亚纪年的第一年[16]，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认为是在第7个奥林庇亚纪年的第一年。据前1世纪时博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的推算，罗马城建于第6个奥林庇亚纪年的第3年，也就是现在公历的前754/753年。

这个纪年在罗马帝国时代广泛采用，也为后世所沿用。传统的说法还认为建城以后就开始了罗马史上的王政时代，罗慕路斯为第一任国王，到前509年王政被共和体制所替代之前，也就是说在大约250年历史中，罗马共经历了7任国王的统治，每任平均统治年限长达35—36年。现代学者对这些传统说法和纪年持怀疑态度并提出种种新的假设。比如，瑞典考古学家耶斯塔德（Einar Gjerstad，1897—1988）把王政的起始年代定在前575年，并把450年定为王政时代的下限。[17]

王政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很多细节是后世的创造，而有学者认为王的数目为7也许是对应七丘的数目。但这并不妨碍它是罗马人自己构建的集体记忆中的重要元素，有关七王的传说在罗马传统上占据重要地位，罗马人把许多的习俗庆典（比如牧人节）、制度（比如元老院、百人队）、标志性的工程建筑（比如卡皮托林山上的朱庇特神庙，罗马的城墙、排水系统、大赛马场等）的起源都归于王政时代，给予它们古老的缘起。而古老在古罗马文化中是值得尊敬的。并且，在罗马时代的作家比如李维的讲述中，罗马从建城伊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城邦，是一个族群融合并且给外邦人提供机会的地方，7位王出身、族群各异。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王政时代的历史常被援引来支持帝国的包容性。[18]

比如，罗马和近邻萨宾之间的紧密关系被归因于第一位王罗慕路斯。据载，罗马在建城之后，面临诸多挑战。当时的罗马只有男丁而无女性，为了延续城邦的生存，罗慕路斯向周边邻城寻求联姻，但处处碰壁。罗慕路斯于是改变策略，举办庆典，邀请萨宾人来参加。活动中间，信号一出，罗马人就开始动手劫掠萨宾妇女。其后，萨宾人在首领塔提乌斯（Titus Tatius）的带领下举兵复仇并占领了卡皮托林山。两军阵前，已与罗马人组成家庭的萨宾妇女竭力促和，罗慕路斯和塔提乌斯达成协议休战，罗马人和萨宾人合称为“奎利泰斯”（quirites）。罗马的第二位王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正来自萨宾地区。在罗马的传统叙述中，是努马创建了罗马最古老、地位最崇高的祭司团，奠定了罗马宗教制度的基础。此外，努马还奠定了法律的基础，扮演了类似于希腊史上“立法人”的角色。他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罗马人的自我形象构建，这是一种理性的、智慧的、和平的、有序的形象，不是武夫，更不是奉行战争至上的形象。他也被认为是双面神雅努斯（Ianus）神庙的建造者，而这个神庙有着浓重的象征意义，战时庙门大开，和平时庙门关闭。历经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这座神庙只关闭过两次，可见战争是罗马的常态。所以几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在他的《功业录》（Res Gestae，亦常被称为《奥古斯都自传》）中把关闭雅努斯神庙作为自己值得夸耀的成就之一。

第三位王图路斯·奥斯提利乌斯（Tullus Hostilius）是拉丁人，他被认为是第一位修建元老议事院的国王。第四位王安库斯·马尔奇乌斯（Ancus Marcius）是努马的外孙，也是他创建了有关战争的仪式和传统。第五位王塔可文·普利斯库斯（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来自埃特鲁里亚，但有可能父亲是希腊科林斯人，而母亲是埃特鲁里亚人，她虽然出身高贵却十分贫穷。塔可文无法在自己的城邦获得赏识，所以才移民罗马。第六位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是第五位王的女婿，但他的出身却十分低微，母亲有可能是战俘，他本人是奴隶出身。在罗马人对王政时代的认知中，王位的传承并非世袭制，罗马的第二位王努马和罗慕路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最后三位王虽然都是亲戚，但并不存在直接继承。第五位王塔可文自己是有子嗣的，但是王位并没有直接传给儿子，而是由女婿接手。

那么新王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贯穿罗马历史的一个机构，也就是罗马元老院，这是个顾问团性质的机构，成员是终身制。在罗马历史上，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元老院的规模、成员和功能有所变迁，但它一直都是个不容忽视的组织。罗马人自己认为元老院是由第一位王罗慕路斯创立的，他挑选了100名成员组成他的顾问委员会，这些成员被称为patres，字面的意思是“父亲”，这些成员的后裔成为罗马的patricii，也就是身份世袭的贵族。在老王去世和新王产生之间的空当，由一个10人元老团执事，即100名元老分为10支，每支选出一人组成。新王由元老院提名，要经民众会议（库里亚大会）批准，之后再由元老院确认，新王便正式产生。[19]上面提到的第六位王塞尔维乌斯是第一位未经这样程序产生的王，因为他在第五位王生前已经参与了大量政务。所以罗马人所理解的王政时代，既非禅让制，也非世系制，亦非君权神授，它带有选举的因素，虽然王是终身制，但王政也带有民众和元老院为权力本源的因素。

据李维称，塞尔维乌斯对罗马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全面改革。[20]塞尔维乌斯把罗马居民划分成21个部落，并且引入了按财产划分等级的制度，并进行了罗马史上第一次人口登记。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依照财产的多少分为“骑士”（直译“有马人”）以及另外五个等级，每个等级由若干百人队组成。这些百人队构成百人队大会的投票单位。大会投票按等级顺序进行，“骑士”首先投票，共有18票。第一等级共有80票，第二至四等级各有20票，第五等级有30票。富人占有的票数最多，所以百人队大会明显向富人倾斜。无财产者在等级制之外，不能服兵役，也无投票权。无论塞尔维乌斯是否真有其人、是否与这些改革有关，这些制度在直到前1世纪的几百年间一直都是罗马的基本制度。也正是通过这些制度，罗马逐渐完成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转变。据说塞尔维乌斯修建了罗马的第一座城墙，但现在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实际建于前4世纪以后。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用拉丁语来书写罗马的历史与传说，无论是用诗歌还是用散文的形式，要等到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和前2世纪上半叶，也就是说距离罗马最初的历史已有几百年之遥。而古希腊的历史书写在前5世纪已经开始，ἱστορία/historia在希腊语中原意为“探究”“调查”。所以在罗马人书写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希腊语书写历史的范式。在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历史的影子。比如，就“立法者”的角色而言，雅典有梭伦，罗马有努马。有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归因于城邦历史发展的共性，比如用财富或者居住区取代血缘作为划分居民的标准，再比如城邦起初由国王统治，最终被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取代，等等。

罗马的王政时代是如何终结的？罗马人是如何来书写这个变化的呢？简而言之，是把王政时代最后一位王塔可文构建成“僭主”形象，把驱逐塔可文及其家族的举动定性为为了自由（lībertas）而进行的抗争。[21]

古希腊各城邦历史，特别是在前8世纪中期至前6世纪，常常出现僭主（τύραννος）这种角色，英文中的tyrant就源于此。我们通常把tyrant译为“暴君”，但是在古代语境下，僭主这个译法更加恰当，因为它突出了“僭取”，或者说是“非法攫取”统治权这个核心要素。亚里士多德对“僭主”（τύραννος）的定义强调了两点：一是他不对任何人负责；二是他只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在古希腊政治理论中僭主制是君主制的变体，最初是个中立词，但在前4世纪时，已经变成了非法的、自利的统治者的同义词，但也常常被认为是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变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僭主有一些标志性的表征：比如权力的合法性有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他经常身边围绕着护卫；他与贵族作对；有的僭主比较残暴，手段残忍；存在着欺男霸女的行为；他们的子孙通常或无能或惹祸，所以僭主的统治通常难以延续。

罗马的最后一位王，“傲慢的”塔可文符合僭主的所有表征，或者说罗马人基本上是按照僭主这个模式来书写塔可文的。[22]这位塔可文一说是第五位王的儿子，一说是孙子，但史料中基本都认为他是第六位王的女婿，他组建了私人护卫，通过谋杀岳父的方式成为新王，所以他获得王位的方式是非法的；他无视社会上层，脱离元老院，专权独断。对外，他通过联姻等方式来拉拢拉丁人，但又设计陷害拉丁人中胆敢直言的人。对内，塔可文大兴土木，使民众负累沉重。在白色恐怖式的统治下，社会上层都敢怒不敢言，有一位（具体地说他还是塔可文的外甥）甚至藏起了锋芒，故作愚钝，并因此得到布鲁图斯（Brutus）这个名字，brutus在拉丁文中是“蠢笨的”之意。

最终触发政变的导火索是塔可文的一个儿子塞克斯图斯·塔可文（Sextus Tarquinius）奸污贵族妇女卢克雷提娅（Lucretia）。卢克雷提娅被描述为贞洁女性的典范，激起了塞克斯图斯的征服欲望。一夜，他潜入卢克雷提娅家，威胁她，假如她不从，他就会杀死她，并把一个赤裸的奴隶的尸体放在她的尸体旁，造成她因为和奴隶通奸被杀死的假象。因为自由妇女和奴隶通奸对罗马妇女的名节和家族荣誉的损害极大，卢克雷提娅屈从于塞克斯图斯。卢克雷提娅受辱之后，向丈夫、父亲、布鲁图斯等人控诉塞克斯图斯的罪行，要求他们发誓惩罚他。其后，当着他们的面，卢克雷提娅非常决绝地自杀而亡。

这个故事的层面很多，在李维的笔下，她自杀之前，在场的她的丈夫、父亲和布鲁图斯，都曾安慰她，强调她是没有过失的，因为她的思想并没有犯错，即使肉体受玷污，也没有罪过。然而卢克雷提娅却为自杀提供了理由，即为了防止今后不贞的女子以卢克雷提娅为先例活着。作为女性，她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她被描述成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自己做抉择的女性，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对女性本身不宽容的“道德楷模”。当然，卢克雷提娅在这个故事中更重要的是她的象征意义，她象征的是美德和贞洁，而塞克斯图斯冒犯的不但是一位地位尊贵的妇女，而且是她所代表的美德。

罗马人在布鲁图斯的领导下群起公开反对塔克文父子的统治，并成功将其驱逐出罗马，结束了王政时代。而罗马转由一年一任的行政长官们管理，布鲁图斯和卢克雷提娅的丈夫可拉提努斯被选为第一任最高行政长官。布鲁图斯并获得“解放者”的称号，从此，“布鲁图斯”这个名字便在罗马史中同“共和”以及政治自由的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拉丁文中“王”这个词是“雷克斯”（rex），字面的意思是“统治者”，这个称号在王政结束之后逐渐成为一个负面称号，演变成了僭主的同义词。在共和时代不再有“王”这种职位，即使在帝制时代，罗马皇帝也没有采用rex这个名号，而被称为恺撒、奥古斯都等。

传统的解释认为，王政的结束是罗马人反抗埃特鲁里亚外族统治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罗马的历史书写并没有把重点放在驱逐外族之上，而更多地是放在渲染塔可文的僭主形象，以及王室与贵族以及人民之间的矛盾上。罗马人并不避讳讲述罗马城遭受入侵劫掠的经历，比如公元前4世纪初，罗马曾遭高卢人抢劫。假如说早期曾经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入侵，罗马作家没有必要回避或粉饰。但他们在书写最后三位王的时候，并没有从外族入侵或征服的角度来叙述。埃特鲁里亚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在宗教方面（尤其是占卜术）、建筑风格方面等，但这些影响也不一定要通过征服来实现。而且，布鲁图斯和可拉提努斯与塔克文家族都有直接亲缘关系。卢克雷提娅丈夫的全名是路奇乌斯·塔可文·可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是王的侄子，是塞克斯图斯的堂兄弟，布鲁图斯则是塞克斯图斯的表兄弟。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前6—前5世纪，从王政向共和的转变，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有许多的案例，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罗马并不是个特例，一些埃特鲁里亚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这个转变最直接的原因，因为相对于王政而言，共和体制通过选举长官、限制任期等机制能够把权力更广泛地在社会上层分配。社会上层要求一种更广泛的、更均衡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而反对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在罗马叙事传统和政治认知中，“自由”时代此时取代了王政时代。帝国时代的重要史家塔西佗，其《编年史》的第一句如此写道：“起初，国王统治罗马，路奇乌斯·布鲁图斯创建了‘自由’和执政官之职。”然而无论是李维还是塔西佗笔下的“自由”都并非指所有人的自由，而是指社会上层参与政治资源分配、分享权力的自由。当前1世纪中期，罗马上层认为恺撒有称王的企图时，有一些人组织起来刺杀了恺撒，其中就包括布鲁图斯的后裔。布鲁图斯这个名字和“自由”之间的关联被再次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