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序

当从事于这本传记的述写之际, 我的打算是想借这本书使一个因其战绩而久已彪炳史册的人物, 能够更逼真更活现地显现在每一个读者的眼前。

从一种较高的意义上说, 并不是每一个能够关弓荷戈和统兵驭卒的人都配称为战士或英雄的, 正如同并不是每一个不能关弓荷戈和统兵驭卒的人都不配称为战士或英雄一样。这论点倘是可以承认的, 那么, 我们的史书上有多少所谓武将者也便应该被淘汰于这战士群和英雄群之外。而岳飞——这一个出生于北部中国平原的农家, 代表了一切的爱国农民, 也代表了一个在苦难中的全民族而置身于战场上的人物, 他却是: 即使把战士和英雄的含义更提高一些, 也依然当得起一个战士和英雄的称号的。

生长在北方的广漠的大平原中, 在岳飞的禀赋当中便也有着极浓重的地域色彩: 单纯、质直、坚定、强项。当一个掀天动地的祸变降临到他的时代和他的乡邦中时, 一个要保卫乡邦、克平祸变、从祸变中拯救出他的千万苦难同胞的念头, 冲动在他的生命的脉波当中, 一念所至, 勇往直前, 因而当一般执政者和学士大夫们还在议论未定、彷徨无策的时候, 岳飞先已为这意念所驱使, 挺身走上战场, 参加在对女真人的斗争当中。而从此以后, 对于这明确的意念和选定了的道路, 他始终不渝地把握着、固执着, 为它而生, 为它而死。

时势造就了英雄, 英雄也时常大有造于时势。从前者去加以理解, 我们将看到, 每一次遇到国家民族的巨大祸变、危急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候, 总有一些节烈义勇之士应时而出, 支撑住那个倾危的局面, 或则以其忠节而维护了天地的正气, 为后代培育下一些复兴的根苗。因而在北宋之末和南渡之初, 便必然会产生出宗泽、张所、李纲、韩世忠和岳飞等人。他们的生年稍有先后, 所担任的角色和所表现的气节与事功也互有异同,然使异时异地而处, 却一定会是遵循着同一种轨辙行进的。我们可以说, 当岳飞还在少年, 还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格去承当一个重要使任的时候, 由宗泽、张所、李纲等人所担当所完成了的, 不啻正是在岳飞的心愿中所企求所想望的一切; 到了岳飞壮年之后, 那些人或死或窜, 都已经和那个时局不甚相干了,而由岳飞所经营所作为的, 也不啻正是继续着他们所未曾完成的工作。唯其如此, 对于岳飞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色彩, 足以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们的诸般作为, 以及那些人物和那个时代所交织成的错综关系, 我都加以注意, 取来渲染成那个时代背景的全部轮廓; 而对于岳飞在其中所居的地位的大小轻重,我只是适如其分地安排着, 没有加以涂饰和夸张。从后者去加以理解, 我们又必须体认岳飞的生存价值, 在那个艰险的历史剧变当中, 认取岳飞的个人因素的重要性。我们又可以说, 在南北宋之交, 虽则先后已经有了宗泽、张所、李纲、韩世忠等人, 如果没有岳飞挺生其间, 南宋立国的局势及其与女真人的关系, 必定是另成一种式样的。就这一观点说来, 我们不能不特别致详于岳飞的情操和品性, 他的特异的作风和特异的贡献。

自从岳飞做偏裨将领时起, 一直到他建立节钺、厕身于三大将之列, 他所部领的军队, 始终是以纪律严明、作战力强大著称于世。因此, 凡岳家军所到之地, 军民合作, 精诚无间。这件事, 固然意味着岳飞的治军有法; 而更重要的, 却是意味着岳飞对于那次亘古少有的民族灾难的历史意义有着如何深刻的认识, 意味着他对于野蛮的侵略者怀着如何深切的仇恨, 更意味着他对于自己的同胞怀着如何深切的热爱。他只是想, 如何才能够和全体同胞弟兄们同心协力去从头整顿旧山河, 免得这整个民族, 连同这民族所建造的高度文明, 受着野蛮的异族的奴役、宰割以至毁灭。他只在足以使全民族感觉胜利的场合,才肯去争取个人的胜利, 却绝不肯丝毫违反了同胞大众的利益而去赚取自身的成功。这便使他永远处在临深履薄、戒慎恐惧的情况之中, 自身不敢稍有松弛, 更不敢使他的军队稍有松弛;自身不敢骄纵腐化, 自然更不敢使他的军队骄纵腐化。凭靠了这一点, 岳飞的事功便具有了更崇高的意义, 使他从同时诸大将中区别出来, 接受着当代以及后代人群的最高的评价和最高的崇敬。

向着这一个胸怀中充满了复仇的火焰的人, 这一支有着钢铁一般的风纪的军队, 人民大众付之以全部的信心, 觉得凭靠着他们便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和民众成为一体的岳飞, 既以其胜利的信念灌注着全体人民, 也由全体人民的爱戴而更加强了他自身的胜利的信念, 对于他的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主张,他更加坚定地执持着, 也更加踏实地践履着。

不幸的是, 当他刚踏进胜利的门槛, 使得金国的兀朮和全部女真人战栗了的时候, 也竟使得宋高宗和秦桧战栗了。高宗和秦桧是当国的人物, 他们有权力阻碍他的进程, 使他十年的长期经营不崇朝而悉数废坏。他惋惜, 他愤激, 在显明的康庄大道上竟也会触着暗礁, 落入陷阱! 一个公忠正直的北方军人,学不会一些看风转舵的乖巧本领, 到这里, 他只有以身殉道!

在我们的著述界, 到今天, 还保留着不少的秀才积习,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人物, 专好颠倒原有的评价, 做一些翻案的文章。即如秦桧残害岳飞的事, 近年来也竟有替秦桧申辩的人,以为秦桧是为了要集权于中央, 并且为了深知国力之弱不足以抗衡女真, 急需完成和议, 所以不得不将飞扬跋扈、残民害政的军阀力加摧抑。说这话的人, 对于当时的史实并不甚了了,只是凭空地设为此论。岳飞的行径是否飞扬跋扈、残民害政,就我这本书中到处都可以找到最真实确切的答案, 在此不再申述; 对于秦桧, 我们可以从下列两点估定其身价:

第一, 当时女真人逼在近边, 伺隙而动, 即使南宋君臣自审没有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力量, 但至少在自身方面也还得保存一些实力, 以备万一敌方来侵时从事于捍卫抵抗的工作;而在秦桧当政期间, 却只见其解除大将兵柄, 分解各大将的部属, 以致杀戮最有功勋的大将, 而不见其在此以后更有何等培植武将、建造新军的举措。把国家整个儿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地区, 豁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 只靠厚颜屈膝、听任敌人的需索侮弄, 以幸其不以兵戎来临; 倘使不幸而敌人背信渝盟, 便只有坐以待毙。这只是代替敌人做驱除扫荡的工作, 哪里是集权于中央呢?

第二, 在两国俱已厌兵、和平局面幸而求得之后, 当时还正是南渡未久、庶事草创之际, 便当如朱子所说:“既有个天下, 兵须用练, 弊须用革, 事须用整顿”, 应当在和平中“自治有策”, 才能在那个东南半壁建立一个像模像样的国家。然而秦桧对此, 却“荡然不为一毫计”, 只见其倾轧排挤, 把异己之人斥逐遍于边远, 察事逻卒, 布满京师, 小涉讥议, 即中以深文, 捕系治罪, 一般热中利禄的人遂皆希意阿附, 争以陷害善类为功, 国家元气为之斫丧殆尽, 而有待兴建扶植的事项, 成千累万, 却不见有一政一事之见诸施行。然则在秦桧的胸怀当中, 是否还有半点公忠体国之意, 不已断然可晓了吗?

明白了秦桧的为人, 知其在当政期内的举措, 无一事不是出于阴谋和私心, 则其残害岳飞的事件为曲为直, 也便片言可决了。

由于秦桧的忮刻猜忌, 当岳飞身被横祸之后, 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 或则为了阿附求容, 或则为了远避祸端, 各人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或关涉岳飞的一些记事, 大都自动地加以焚毁或删除, 不再收罗刊刻于文集之内。甚至代皇帝立言的制命诏诰之类, 岳飞一生不知曾接受了多少道, 而在南宋初年诸家文集当中也一概不见收录。因此当我述写这本传记时, 便感受到极大的困难。岳珂的记载, 因其志在做孝子慈孙, 多有溢美之处; 官史的记载, 因其直接间接出于秦桧的党羽之手, 又多有溢恶之处。在这两个系列的记载之外, 现时几乎很难再找到当时人的记事以相印证或补充。而在这两个系列的记载中, 对于岳飞的日常生活均极少涉及。虽则战场被岳飞当作了他的家乡, 战斗生涯占去了岳飞全部生命中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 然而我们对于战地以外的岳飞的生活情况和做人的态度等等, 终还愿意更多知道一些。所幸在岳珂所编的《金佗续编》中, 立有《百氏昭忠录》一目, 收录了南宋一代的文士们记载岳飞事迹的文字十数篇, 除其中章颖的《经进鄂王传》及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两篇俱是摘录岳珂所撰《鄂王行实编年》而成外, 其余各篇, 如: 黄元振的《杂记》, 无名氏的《鄂武穆王岳公真赞》, 王自中的《郢州忠烈行祠记》, 赵鼎、陈公辅、杜莘老等人的奏札, 均可借以窥见岳飞的性行及其风度的一般。岳珂虽然把这些文章收入《金佗续编》之中, 而当其撰述《行实编年》时, 却极少从中取材; 我今对此数篇则详观熟读, 考定其作年, 辨明其真伪, 凡其可以相信的, 所涉虽仅一言一动之微, 也都加以甄釆, 期借助于这般一鳞一爪的材料, 不但构成岳飞的全部面影和躯体, 而且更好是: 能把他雕塑成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人, 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矗立在每个读者的面前, 如我在本文开头处所说。我知道, 我并没有能真正做到这样理想的程度, 其原因: 一部分仍得归咎于资料的短少, 也就是, 我们必须继续诅咒谴责那个泯灭这些史料的大奸大恶的秦桧; 另一部分呢, 自然须由作者负责, 作者在诚恳地期待着大家的指正。

1945年4月10日自记于北碚夏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