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一种精神和一种方法
摘 要 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已12年, 本届已是第七届研究会。历时6年多的关于语言符号具有象似性还是任意性的大辩论, 标志我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已从引进阶段进入创新阶段。为了发展这一大好形势, 建议提倡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深入研究符号学、带动语言学科发展的方法。要改革创新必须打破传统、挑战权威,提倡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要深入研究符号学、带动语言学科发展, 就要: 1) 首先研究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理论: 它们的哲学背景、理论要点、各自的侧重点、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2) 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 3) 研究这个趋向在符号学和语言学上的反映, 以达到以下目的: 了解各语言学科分别属于什么哲学思潮、哲学流派、符号学派和语言学类别, 各自的性质、范围、方法, 在历史发展中各学科间的交流、互动, 融合的可能性、方式和程度, 从而对各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描述和预测。
引 言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1994年成立于苏州大学, 并在此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 至今已开了六届 (每两年一届)。这届研究会已是第七届了。十多年以来, 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符号学理论, 为我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王寅教授1999年撰写文章并出版了《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一书, 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论战, 历时五六年之久。笔者认为, 大论战标志着中国语言与符号学已从引进阶段进入创新阶段。为了发展这一大好形势, 笔者认为, 我们要提倡一种精神和一种方法; 改革创新精神和深入研究符号学、带动语言学科发展的方法。
一、改革创新
要改革创新就要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从打破传统、挑战权威开始的。哥白尼 (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经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和研究, 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宇宙结构体系——日心说, 从此否定了统治西方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日心说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后, 才为人们所接受, 这是天文学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引起了人类宇宙观的重大革新, 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达尔文 (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 提出“进化论”。这位美国田纳西州教师因此受到法庭审判, 因为按照进化论, 人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 与“上帝造万物”的基督教教义相违背。过去大家都认为要“征复自然, 造福人类”,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人与自然是一体, 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国策之一就是“改革创新”。笔者认为, 王寅教授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 对我国语言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方面向我国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理论, 另一方面掀起了长达6年多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标志着我国的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已从引进阶段进入创新阶段。难能可贵的是, 他坚持不懈, 把这场论战进行到底。论战有助于把语言与符号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从而推动语言与符号学在创新道路上前进。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和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提倡一种研究方法
索绪尔在Linguistic Signs中写道: “我之所以能为语言学在科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是因为我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就像数学是自然学科的科学一样, 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现代符号学诞生以前, 符号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 现在也仍然以哲学为基础。符号学两大流派中, 索绪言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学和范畴论为基础的。这两派符号学又分别与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如果研究语言学科不把它们与符号学进而与哲学联系起来, 就只能就事论事, 谈论一些皮毛问题, 而不能触及其本质, 不能从根本上弄清它们的性质、范围和方法, 失去研究的基础, 陷入盲目性。目前现代符号学的研究仍不十分系统、深入, 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有人称之为“符号学的危机”。不少人由于无限夸大符号学的作用和研究范围, 而被称为“符号帝国主义” “符号恐怖主义”, 或因符号的分类繁多、术语费解, 而被称为“符号的丛林”等。但这些问题又不能回避, 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因此, 笔者认为, 我们要联系西方现代哲学, 搞清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并把它应用于语言学科研究, 以弄清各语言学科的哲学背景、符号学根源、所属语言学类别、各语言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 各语言学科之间在历史发展中的交流和互动, 从而对各语言学科有个概括的、基本的了解, 作为研究语言学科的基础。简而言之, 联系西方现代哲学,以符号学研究带动语言学研究。
三、如何进行这项工作
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 提出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1) 首先研究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和皮尔斯符号学派的基本理论: 它们的哲学背景、理论要点、两者各自的侧重点、共同点和不同点。 (2) 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及其在符号学和语言学上的反映。 (3) 研究各语言学科分别属于什么哲学思潮、哲学流派、符号学派和语言学类别, 各自的性质、范围、方法, 在历史发展中各学科间的交流、互动, 它们融合的可能性、方式和程度, 从而对各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描述和预测。现分别讨论如下:
1. 研究两大符号学派的基本理论、侧重点、共同点和不同点 (郭鸿, 2004)
符号学是语言学科的科学。它又是哲学与语言学科之间的桥梁, 既有哲学的深刻理念, 又有语言学科的可操作性。索绪尔 ( F. De Saussure) 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 (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符号学是符号学的两大学派, 它们的理论概括了符号学全部内容, 形成符号学整体。在人类认知、思维、表达、交流中, 皮尔斯符号学侧重认知和思维,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侧重表达和交流。对如此重要和基本的理论,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学术界还没有基本的共识。因此, 当务之急, 是首先研究它们的基本理论: 它们所属的哲学思潮, 哲学思想, 基础理论, 特点, 在人类认知、思维、表达、交流中的作用等。在这两大符号学派中, 我们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比较熟悉, 因为它直接与语言学挂钩, 它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或主流学派。不久以前, 还发现了索绪尔的新著作, 引起了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更深入的研究, 而且有新发现。另一方面, 对皮尔斯符号学则比较陌生, 因为它的符号模式令人费解, 符号分类繁杂, 而且看不出与语言学有什么直接联系。但许多人, 尤其是美国人,对皮尔斯倍加赞赏, 称他为“符号学之父”, 认为他的“泛符号论”涵盖学术的一切领域。这种情况令人莫名其妙, 甚至令人反感。但经过深入研究后, 笔者发现皮尔斯符号学确有其独到之处。它的“泛符号论”说明人类最根本的特点是会使用符号, 进行抽象认知、思维、表达和交流, 因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看作符号, 连人本身也是符号。它的符号模式: 符号代表物—对象—解释 ( representamen-object-interpretant) ,说明了一个伟大真理: 意义 (意识) 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 其间有认知主体——人的参与。这个观点说明: 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互动, 并且可以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就从认知范畴跨入了交流范畴。这一点对当今的两大类语言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为推动语言学发展的科学动力。皮尔斯符号学与语言学也有直接联系。皮尔斯符号模式是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用学研究语义学以外的意义, 研究言外之意和说话人的意图 (语言行为), 研究方式是根据说话人所处的具体情景 (有人称之为物理环境) 对所说的话做出“解释”。而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及其表达意义的成因, 研究说话人的心理活动, 即根据说话人的心理语境对语言及其意义的成因做出“解释”。其实皮尔斯对语用学也有直接影响。在奥斯汀和舍尔之前,皮尔斯就有关于语用学的重要论述, 但未曾被人发现 ( Winfried Noth) 。此外, 首先提出语用学的莫里斯 ( Morris) 是皮尔斯的学生, 他继承了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笔者相信, 更深入地研究皮尔斯符号学, 一定有更多、更宝贵的发现。
上面谈到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解决认知问题。这也正是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范围。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学和范畴论为基础的。它的特点是它的自然科学倾向、生物个体性和认知性, 在语言作为人类的认知、思维、表达和交流的工具中, 它侧重研究认知与思维; 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则以康德先验论和结构主义为基础。它的特点是它的人本主义倾向、社会性、结构 (系统) 性, 在人类的认知、思维、表达和交流中, 它侧重研究表达和交流。如果要问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有什么共同之处,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为语言行使其功能服务。即使在争论已久的任意性和象似性问题上, 它们也是一致的。皮尔斯所说的象征符号 ( symbol) 相当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任意性符号。要说它们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们有不同的侧重面。它们不但没有矛盾, 而且相辅相成, 共同完成语言执行的认知、思维、表达和交流任务。
2. 研究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在语言学上的转向和融合趋势
研究了两大符号学派的哲学背景和基本理论还不够, 还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势, 才能看出两大符号学派和各语言学科的发展趋势。
夏基松所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 (上、下册) 的引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鸟瞰——两大对立思潮的合流与语言学转向” (笔者:从此文论述的内容看, 是通过语言学转向达到两大哲学思潮汇流, 因此为了避免混淆, 最好将引论的标题改为: “两大对立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 ) , 是全书的纲要, 它概括了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和趋向, 大意如下:
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 ( scientism ) 与人本主义( humanism) 两大对立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最早表现为实证主义思潮,它的特点是: 把知识局限于经验范围, 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一切科学知识领域, 使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人本主义思潮的特点是: 坚持哲学的对象是人, 反对把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观察、实验、逻辑分析等理性主义的自然科学方法, 主张哲学的方法是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直观,以洞察人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非理性主义方法。
笔者认为, 与上述两大思潮对应的就是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学和范畴论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思潮的一个派别, 它的特点也是经验主义、科学主义倾向、生物个体性和认知性。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它的特点是人文主义倾向、社会性和系统(结构) 性。
所谓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就是这两种哲学思潮转向语言哲学。笔者认为, 科学主义哲学思潮转向的就是英美分析语言哲学, 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转向的是欧洲大陆语言哲学 (主要是解释学)。
科学主义思潮来源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一个学派逻辑实证主义, 企图建立一种数理逻辑化的或高度公理化的人工语言, 以代替非科学的哲学语言与人文科学语言, 以此消除误解, 解决哲学中的争论。这种理论受到种种责难终于成为泡影。科学主义的另一个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 则认为语言的混乱和误解不是来自日常语言, 而是来自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因此, 应该研究日常语言的使用规则, 正确地使用语言。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维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论” , 把语言比喻为游戏, 认为游戏的玩具 (如一粒棋子) 的意义是由游戏规则确定的。语言也是如此, 词语的意义全由使用情况决定。这个学派的另一个观点是“语言行为”论, 认为语言不只是“说”, 而且是“做”, 是一种行为, 因此不能离开人类的行为、孤立地去考察词语的意义。这样就否定了“建立一种数理逻辑化的或高度公理化的人工语言以代替非科学的哲学语言与人文科学语言”的科学主义观点。
人本主义思潮源于近代西欧的理性主义, 康德提出的先验理性的批判哲学 (杨祖陶等, 2001)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人本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于卡西尔 ( Ernst Cassirer) 的符号学和狄尔泰 ( Wilhelm Dilthey) 的解释学。卡西姆把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 , 人类用符号创造文化。这样就把他的文化哲学变成了一种广义的语言学。狄尔泰的解释学则是一种人本主义语言学, 它以文学艺术语言为典范, 以研究、理解人 (自我) 的内心语言为主要内容。由于它反对或否定认识论, 提倡对人 (自我) 的内在体验的理解和解释, 因而被称为解释学。它把自己说成是一切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 而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立起来。后来, 海德格尔 ( Martin Heidegger) 把狄尔泰的客观主义解释学转化为相对主义解释学, 并接受了日常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 文本或语句的意义并不是客观的、确定的, 而是随人对它的使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融合趋向。两大思潮的合流趋向体现在哈贝马斯 ( Habermas) 、阿佩尔 ( Karl-Otto Apel) 和利科 ( Paul Ricoeur) 的解释学中。他们认为, 英美分析语言哲学派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派 (解释学) 并不彼此排斥, 而是互相补充。因此,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 构成一种全面的语言哲学或解释学。阿佩尔提出了一种把科学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解释学的理解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的方法, 它是一种既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 又适用于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论——“说明-理解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建立在康德先验论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因此他称之为“先验-实用主义的说明-理解理论”。阿佩尔的先验实用主义解释学理论体现了欧洲大陆人本主义与英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融汇, 因而获得西方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 (同上: 608, 610, 黑体字是笔者加的)
到目前为止, 两大思潮和两种语言哲学的合流还只是局部的, 或者说只是一种趋向, 还不是全面合流。
3. 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合流在符号学和语言学上的反映
研究了两大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合流趋势还不够, 还要通过两大符号学派, 把两大哲学思潮与两类语言学联系起来, 才能完成我们的“联系哲学, 以符号学带动语言学研究”的任务。
Halliday指出, 语言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 一个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 研究语言的心理和生理活动; 另一个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 这两种角度的研究互相补充, 才有利于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胡壮麟等, 1989: 9; 张德禄, 2004) 著名德国符号学家、符号学权威著作《符号学手册》 ( Handbook of Semiotics) 的作者Winfried Noth 也持类似观点。
笔者认为, Halliday 和Winfried Noth指的这两类语言学中, 一类是属于皮尔斯符号学、英美分析语言哲学和科学主义思潮的语言学, 另一类是属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人本主义思潮的语言学。因为“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指这类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生物的个人, 不是社会的人;“语言的心理活动”指语言在人的认知和思维中的心理活动, 而“生理活动”指这些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另一方面,“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指这类语言学研究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语言的“社会属性”指语言在表达和社会交流中的作用。上述第一类语言学包括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第二类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文体学等。
现代两大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 也体现在两类语言学的交流和融合趋向上。笔者认为: 现代语言学各学科的发展史就是这两类语言学之间或同一类语言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历史。这些学科之间, 或在理论上融合, 或在方法上借用, 或在理念上影响, 并在融合的可能性、方式、程度等方面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掌握了每一门语言学科所属的符号学流派、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和这些流派思潮的内容、特点, 我们就能对这些语言学科融合的可能性、方式、程度做出估计, 从而对每一门语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趋向做出描述和预测。
到目前为止, 笔者已尝试对以下语言学科作了上述分析: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 一方面, 验证上述理论; 另一方面, 将此理论付诸实践。实践证明, 上述理论符合实际, 效果良好, 并发现一些规律: 两大类语言学科中, 同类语言学科的融合呈自然趋势, 甚至可以看作其中某一或某些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学科之间的交流比较困难, 甚至不可能, 即使可能, 也是方法上的借用, 交流的结果往往不改变主导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但是, 不同类的语言学, 可以在更高层次上, 在语言整体上, 互相影响, 而且意义非常重大。例如, 文体学属于第二类语言学。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它提供了文体分析的基础。巴伊 ( Bally) 在此基础上, 强调分析言语和言语的感情成分, 从而创建了文体学。属于同类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以其语言结构与社会语境相结合的特点, 加强了文体学并成为文体学的主要分析手段和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第一类的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也曾用于文体分析, 但只作为借用手段。语用学仅在文体分析的具体 (物理) 语境中使用; 认知语言学仅在心理语境中使用, 对语言结构及其意义的成因做出解释, 而并不改变文体学的结构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 (详情见另文“文体学学习教学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语篇分析也属于第二类。它的基础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同类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同样成为它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分析手段。不同类的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也曾用于语篇分析, 但仅在具体语境中作为一种分析手段。属于第二类的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 ( text linguistics) 、批评语言学 ( critical linguistics) 等却都成为语篇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同类学科的参与, 语篇分析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语篇结构分析、语篇结构与社会文化分析、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分析三个阶段。属于第一类的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参与并未改变语篇分析的结构主义传统。
语用学和文体学都强调语境, 语境决定意义, 它们似乎很接近。实际上, 由于它们分别属于第一和第二类语言学而有天壤之别。语用学研究作为个体的人使用的语言和语言的认知方面, 而文体学研究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使用的语言和语言的社会交流方面。语用学研究在具体 (物理) 语境中使用语言, 而文体学研究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使用语言。语用学聚焦于作为生物体的个人的认知, 研究人类的语言行为, 以达到了解违反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话语的真实意义和意图, 而文体学聚集于社会交流, 研究各类语言 (各种人在各种场合、为了各种目的使用的语言, 它们构成不同的文体)。文体学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一种跨学科的学科或方法论。随着语言学科的发展, 文体学不断从其他语言学科吸取它们的新研究成果作为文体分析手段。其中属于同一类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 都在文体分析中起主要作用, 甚至成为文体学的组成部分。而属于第二类的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 虽然也用于文体分析, 但只能作为在具体语境中的一种分析手段, 并不改变文体学的结构主义方向。
洛特曼 ( Yuri Lotman) 文化符号学则是第一、第二类语言 (符号)学理论上的结合。洛特曼是苏联第一位结构主义学者。他吸取了同一传统的苏联学者巴赫金 ( Makhail Bakhtin) 的“对话” ( dialogue) 理论和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 ( Julia Kristiva) 的“互文性” ( intertextuality) 理论, 同时吸取了不同传统的皮尔斯和莫里斯 ( Charles Sanders Peirce and Charles Morris) 的理论, 创建了文化符号学 ( Cultural Semiotics)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是语言符号在表达和社会交流中的作用, 而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是符号在个人认知和思维中的作用 (郭鸿, 2004) 。而文化符号学把表达、交流与认知、思维结合起来了, 把表达、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思维的个人心理和生理活动结合起来了, 使文化交流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表达、交流、认知和思维活动。对一个民族来讲, 这种社会性的表达、交流、认知和思维促使一个民族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对世界各民族来讲, 促使人类文化发展, 人类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详情见另文:“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
另外, 属于第一类语言学的认知语言学对符号学和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使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真理: 意识 (意义) 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 其间还有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积极参与。认知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互动, 进而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就从认知领域跨入了交流领域, 从而对第二类语言学产生巨大影响。目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等属于第二类语言学的学科都使用认知语言学的“互动”“建构”等概念。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必将使我们认识皮尔斯符号学,使它在语言学科的研究中发挥重大作用。
以上论述是一次大胆尝试, 它涉及整个语言学体系及其哲学和符号学框架, 并且到目前为止, 还未见任何中外学者作过系统的论述。敬请各位学者、读者给予关注, 提出批评和建议。
参考文献
郭 鸿:《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 《外语研究》 2004年第4期, 第六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论文。
郭 鸿: 《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比较》, 《中国外语》 2004年第2期。
郭 鸿: 《文体学学习教学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第四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论文。
郭 鸿: 《认知语言学的符号学分析》, 《外语教学》 2005年第4期。
郭 鸿: 《语用学的符号学分析》, 《外语研究》 2005年第5期。
郭 鸿: 《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分析》,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2006年第4期, 第九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暨首届国际语言评价系统研讨会论文。
郭 鸿: 《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 《山东外语教学》 2006年第3期。
黄国文: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第1期。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
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 《当代语言学》 2004年第1期。
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 (上、下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杨祖陶、邓晓芒: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指要》,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Guo Hong, 2006, Semiotic Analysis of Stylistic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the Fif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ylistics, Qinghua University and Beijing University, June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