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感谢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给我一个出版自己成果的机会, 使我能回顾几十年来学习和研究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历程, 并与语言和符号学界同仁们分享我学习和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我们学会的发展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在一起讨论研究过哪些问题, 有哪些共识, 曾经有哪些争论, 有哪些成果, 有哪些错误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努力改进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1951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毕业, 分配到军队做了十多年外事翻译工作, 随后到军队院校担任英语教师, 直到2001年退休。改革开放以后, 西方学术思想和学科逐渐输入我国。这时, 我正担任“高级英语”和“英语散文”的教学工作。为了解决教学上的困难, 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听钱瑗老师开的“英语文体学”课程。她无私地把自己刚编写好、还未出版的《实用英语文体学》讲稿送给我, 不断指导我, 并提供后续教学资料, 使我能在全国仅有少数几所大学开设文体学课程时, 在我院开设了这门课。后来, 为了我院研究生学习的需要, 我自己动手, 编写了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不久, 为了扩大读者面, 把这部教材译成中文《英语文体分析》并出版。我院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军事外交人员。我又根据我院的特殊需要着手编写外交英语教材, 到北京外交学院图书馆借来一本《外交学》和一本《外交文书汇编》, 结合我十多年外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和经验, 用一年多时间, 编写出一本教材 Diplomatic English -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Diplomatic English。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黄震华教授和外交部专家裘克安主审, 国家教委审订, 作为高校教科书出版。我国著名学者、文体学先驱、国家教委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王佐良先生为此书作了序。在序中写道: “……将现代文体学的原则应用到外交英语研究, 而成果如此丰富, 体例又如此完整, 从理论到实际应用, 从历史到现状, 又从讲解到提供阅读材料, 大体具全, 据我所知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此书一直在我院使用, 效果良好, 并再版。这段教学和编写教材的经历给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语言学是真正的科学, 它有很强的实用性; 学习研究语言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

1994年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在苏州大学成立并在那里召开了首届研究会。从此, 我参加了历届研究会并发表论文, 与同仁们一起讨论研究语言学和符号学问题。与此同时, 我国许多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出版了各自的语言学刊物, 同时也刊载一些符号学文章。我从中学到了许多语言学和符号学知识, 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 王寅教授在1999年6 月召开的首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上, 发表了关于语言象似性的文章, 此前不久撰写出版了《论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一书。笔者有幸得到他的赠书, 得以拜读, 思考了许多问题, 有许多启发, 受益匪浅。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和他的整个学说是否成立? 在此后不久的研讨会上, 我发表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否成立? ——与王寅教授商榷”的文章。国内许多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 发起了一场长达五六年的大辩论, 涉及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虽然最后没有明确结论, 但通过这场大辩论, 大家对以上学科有了进一步认识, 而且开创了良好学风。可惜, “好景不长”, 这样的辩论此后再也没有出现。

在语言和符号学方面, 大家首先接触的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它有一本完整系统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 并有后人在各人文学科上广泛应用。尽管如此, 大家对它的理论仍然理解不深。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 产生许多争议和误解, 如上述语言任意性问题。我个人也不例外,曾经对它有许多误解。直到前几年, 我仍然认为,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论述的语言结构是封闭的、静态的、与社会文化隔绝的”, “索绪尔只研究语言, 不研究言语”, “索绪尔只研究共时语言学, 不研究历时语言学”, 等等。但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信任没有动摇过。直到几年前, 为了研究普通符号学, 仔细地从头到尾阅读学习了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原文, 才发现, 上述所谓的缺失, 索绪尔在教程中早已涉及, 只不过没有展开, 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做了后续工作。这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 先解决理论体系, 然后逐步解决与体系有关的其他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没有逐一地纠正自己的错误, 但我已在后续的论述《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文章中较详细地批判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对皮尔斯符号学, 虽然它是公认的另一大符号学派, 开始我对它一无所知, 看不出它与语言学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 对它的泛符号论以及似乎不着边际的、烦琐的符号分类非常反感。在我前期的论文中有所反映。后来,我从它的三分符号模式 (符号代表物—对象—解释) 着手, 研究皮尔斯符号学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发展过程: 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二分模式 (实体—对实体的描述), 到康德的三分知性范畴体系, 又及黑格尔的三分辩证逻辑范畴体系, 认识到皮尔斯的三分符号体系是以康德的三分知性范畴体系为基础的。它说明符号 (代表物) 并不代表对象的意义, 但又离不开对象, 意义是解释的结果, 也就是说, 意义是人对事物 (对象) 认知的结果。因此, 皮尔斯符号学是一门认知符号学。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性质, 同时了解它的动态性和互动性的来由 (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中, 是符号与对象、符号与符号、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然后, 从皮尔斯的学术思想的整体出发研究他的符号学。他的符号学、逻辑学和实用主义哲学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它们合起来研究科学思维方式。与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联系起来考虑, 认识到: 在西方两大符号学派中,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着重研究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表达、交流功能, 而皮尔斯符号学着重研究语言在思维和认知中的功能。

在学习和研究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后, 我进一步认识到, 从文化符号学派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 的代表人物洛特曼来看, 他是苏联的第一个结构主义学者, 而他研究的内容, 不仅涉及结构主义思想, 而且涉及皮尔斯符号学 (包括皮尔斯和他的理论继承人莫里斯的学术思想)。另外, 还加入一些后结构主义学者的学术思想 (如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的学说); 他研究的文本既是一个广义的语言结构, 又是一种符号活动; 他既研究语言的表达、社会交流, 又研究个人的思维、认知, 这些活动产生各种信息, 也就是各种知识, 这些信息、知识的交流和积累构成人类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积累, 文化交流和积累构成人类的文明进步。所以, 概括地讲,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是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融合和提升 (后期的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还加进了生物学 (生态学)理论)。三者的结合, 构成符号学的基础。我认为, 奠定符号学基础非常重要。否则, 符号学为何物无定论, 谁都可以说自己在研究符号学,致使符号学几十年来原地踏步, 混乱依旧！

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和中国兴起和发展的认知语言学, 推动了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基本上是皮尔斯认知符号学的具体化和提升。它认为语言活动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重要部分, 而且具体描述了人类认知的心理过程和生理机制。由于它是一种语言学科, 与其他语言学科可以直接联系, 因此对其他语言学科有很大的影响, 对语言的动态性、互动性、建构性做出了有力的解释。

我开始接触语言学和符号学时, 就认识到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而哲学是符号学的基础。现代西方哲学分为两大思潮, 一大思潮是科学主义思潮 (包括英美分析语言哲学), 另一大思潮是人本主义思潮 (包括欧洲大陆语言哲学), 两大思潮的融合与语言学转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概括。符号学有两大流派, 一大流派是皮尔斯认知符号学, 另一大流派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但是, 怎样把众多语言学科与它们的哲学和符号学背景联系起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找到了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的重要理论依据。他把语言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从语言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科 (研究作为个体的人的认知、思维及其机制的学科); 另一类是: 从语言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学科 (研究作为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表达、交流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学科)。我逐一分析了各主要语言学科的哲学和符号学根源, 并按照韩礼德提出的标准, 将这些语言学科分类, 并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最后得出了语言 (符号) 学科的体系。这个体系有两大分支: 一支是科学主义思潮——皮尔斯符号学——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 如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另一支是: 人本主义思潮——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从生物体之间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科, 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社会语言学、文化符号学等。此外, 还有这些学科的融合体, 如《批评语篇分析》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批评语言学和一些批判性的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融合与发展;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韩礼德的语言意义是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潜能的实现的理论融合; 文体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各学科的分析手段的结合。此外, 属于同一分支的语言学之间的交流显得很自然, 如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不属于同一分支的语言学科之间的交流则受一定的限制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 如认知语言学只能应用在文体学中个别的心理分析上, 而不能融入文体学的体系中, 等等。这样, 对各语言 (符号) 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有一个较准确的看法, 对各语言 (符号) 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相影响, 以及各语言(符号) 学科的发展趋向也有一个概括了解。这样, 就构成了语言 (符号) 学科的一个总体系。从而, 为构建普通符号学打下了初步基础。我认为, 索绪尔在近百年前的预言“符号学将使语言学成为科学”已经基本实现; 同时我坚信: “符号学将使众多社会人文学科成为科学!”

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 如何构建普通符号学的问题。我认为, 普通符号学应该涵盖世界各民族 (国家)、各种文化、各学科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 的符号学研究。上述对语言 (符号)学科体系的研究就是一种实验。普通符号学应该更高一点, 更加概括一点。语言 (符号) 学体系的起点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 研究的是现代语言 (符号) 学各学科; 而普通符号学的起点, 应该更高一些, 应该是总的哲学, 应该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它研究的范围也应该更广泛一些, 涉及世界各主要文化体系, 涉及一切科学 (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它应该是一种总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 构建各学科的 (哲学) 逻辑范畴体系。在过去几年中我已经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包括: 论述哲学逻辑范畴体系本身, 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格雷马斯叙事语义学、文学符号学、科学符号学与艺术符号学等。但文章要一篇篇发表, 刊物有限, 而且阻力很大, 得到认可不容易, 有时还要受到无理批评指责。本书中只涉及一篇: “作为普通符号学起点的科学符号学”。

以上就是我近30年来学习研究语言 (符号) 学的全过程。希望读者阅读本书时, 我的前言对你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