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哲学

如何理解哲学？在沉思存在的过程中，总是难以回避这一元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以智慧的追求为指向，哲学之思奠基于知和行的过程，彰显了世界之“在”和人自身存在的内在统一，并展开为对“性与天道”的思与辨。作为对世界总体上的把握，哲学试图达到的，是真实、具体的存在。

一、什么是哲学

“哲学”一词最初是西语philosophy的译名，在古希腊，“哲学”一词的涵义是爱智慧，就其与智慧相关联而言，哲学也可以视为一种智慧之思。智慧之思当然并不限于西方，事实上，中国的哲人同样很早就开始了走向智慧的漫长跋涉。

谈到智慧，自然便涉及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智慧相对的知识，主要与具体的经验领域相联系，它以经验领域中特定事实为对象，以命题、范畴等对各种具体对象分别地加以把握。在这方面，科学无疑是重要的形态。当然，知识不限于科学，但我们可以说科学是知识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形态。以中国哲学为视域，智慧相对于知识而言，更多地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在引申的意义上，“天道”首先指向作为整体的世界以及世界本身的统一性或宇宙的终极原因、终极原理；“性”则更多的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并具体展开为对人自身的本质、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完善等的追问。这样，“性与天道”在总体上即以宇宙人生这样一些终极性的问题为其题中之义，并展开为关于世界终极原理、存在意义等方面的追问。如果由此追溯西方哲学之源，则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你”，并不仅仅是单数人称意义上的“你”，此处之“你”，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古希腊人很早就开始追问何为世界的本原、世界是如何构成的、终极原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与中国哲学中“天道”之域的问题具有相通性。可以看到，在哲学的早期发端中，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对“性与天道”的追问，还是古希腊人要求认识你自己、探讨世界的本原，等等，都已经表现出对于世界之“在”和人自身存在的追问与思考。智慧的探求常常便表现为这两重追问，而这两者本身又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在追问世界的同时总是联系人自身的存在，或者说，人们总是在人自身的知行过程中追问世界之在。

当然，尽管“性与天道”在总体上相互统一，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二者加以考察。从“天道”的层面看，作为世界统一性原理的“道”首先意味着对存在分离的扬弃。在此，我们可以对关于“道”的追问与关于特定对象的知识性追问作一分疏。就知识而言，每一种知识形态都有自己确定的界限，彼此之间往往无法越界。如果孤立地从某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来看，则它所把握的常常是存在的一个方面。例如，物理学指向的是对象世界的各种物理规定——波、粒子、力，等等；生物学所考察的是生命对象的新陈代谢；经济学揭示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就这些知识形态而言，它们都停留在对象的一个层面或一个方面上，没有，也无须从总体上去把握世界。然而，存在本身则是由多方面的规定所构成，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仅仅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显然不足以把握统一的世界。如何扬弃不同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或分裂？在这里，以“天道”的追问为形态的哲学智慧，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进路。

就“性与天道”中的“性”而言，如前面所提到的，其内涵往往更多地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智慧总是通过个体长时间的探索，逐渐地凝化于人的精神结构，成为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智慧并不是一种外在附饰，而是人的内在规定；智慧的具体内容，常常是通过人的认识、实践过程逐渐体现出来的。从这方面看，智慧的特点就在于与人同在，而无法与人相分离：它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境界而与人同在，并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制约着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智慧即其人。

以“性与天道”的追问为内容，哲学的沉思往往凝结为理论的形态；哲学史上留下的各种原创著作，便可以看作是哲学智慧的结晶。但同时，真正的哲学又总是同时处于探索的过程中，并不断地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敞开自己，展示自身的意义。事实上，不仅哲学的理论形成于过程，而且对其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也离不开探索过程。就此而言，哲学既是一种理论，又展开为一种活动。作为一种理论思维的活动，哲学的探索主要不是接受或认同已有的观点或看法，从本质上看，哲学需要一种自由、独立的思考，离开自由的思考也就没有哲学。

从历史的维度看，哲学作为活动的另一重含义在于：它与哲学史无法分离。哲学本身就体现在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离开历史过程，我们就无法回答或解决“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要真正理解哲学的内涵，便需要与哲学家展开“对话”；思考、理解哲学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不断回到历史之中、不断地与历史中的哲学家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往往以诠释哲学家的思想为形式。哲学家的思想是其沉思过程的结晶，通过诠释其思想并与哲学家对话，我们也可以逐渐地揭示和了解其心路历程，并经历他的沉思过程。通过这种“对话”，可以从一个方面逐渐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获得比较具体的理解。

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其含义还在于“为道”和“为人”的统一。所谓“为道”，就是哲学的探索过程，“为人”则是一个身体力行、实践自己哲学理念的过程。哲学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说教，也非仅仅停留于书斋中的思辨。哲学家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实践往往具有内在联系。从历史上看，庄子以“自然”为第一原理，认为最完美的形态就是自然的形态，人类的文化活动、文化创造都是对天性的破坏，由此他提出了“无以人灭天”的原则。这种将“自然”理想化的观念，无疑容易忽略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但从哲学理念上看，其中也包含着注重自然原则的趋向，这和儒家对“仁道”原则的推崇形成了对照。庄子不仅在“为道”的意义上坚持自然原则，而且也将这一原则贯彻于其“为人”的过程。根据历史记载，楚威王曾派人请庄子去做楚国的宰相，但是庄子断然予以回绝。在他看来，宰相之位固然很高，但他宁愿在贫贱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愿受当时政治生活的束缚。这样的生活方式、实践过程和他在哲学上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庄子的学说和他的为人是统一的。就西方哲学史而言，苏格拉底是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家，而当我们回顾苏格拉底一生的时候，总是要提到苏格拉底之死。他的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中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以及对死的达观态度。苏格拉底所在的城邦以误导青年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在入狱之后，他的学生曾为他创造了逃离的机会，但是他却拒绝越狱而宁愿静静地在狱中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样的选择既以坦荡自信的胸怀，体现出了对人自身尊严的维护，也展示了哲人对死的达观态度。苏格拉底在哲学上十分注重德性，在人生最后的选择上，确实也可以看到他对于道德的深沉追求。他的道德呼唤和他的人生选择之间，同样呈现内在的一致性。

当然，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其特点更集中地体现在理论的层面；哲学本身即展开为一个无穷的理论追问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来到草原，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时，往往会禁不住赞叹自然之美；当我们走进森林，看到清澈的小溪，听到潺潺的流水，也会自然地产生美感。这些“美”都是具体的美，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之上的；而哲学则不满足于这种特定的美感，也不停留于仅仅作出具体的审美判断，它要求追问“什么是‘美’本身”“何为美的本质”。哲学对“美”的追问与日常生活中的美感，其差异就在于前者超越于经验现象的描述，而要求进一步追问美的内在本质。哲学总是进行终极性追问，而不是限定在现象的层面上。

哲学上比较系统的理论追问，可以借用康德提出的问题来阐释。康德曾提出了四个著名的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人是什么？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涉及理论的理性或认识的领域。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认识过程——从日常经验到科学家的探索活动，都涉及具体的认识活动。哲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经历这类具体的认识过程，而且进一步追问认识过程所以可能的根据，考察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知识具有何种界限？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不能够知道什么？等等，由这一类的追问，常常具体地演化出不同形式的认识论、知识论。

康德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涉及实践理性或伦理的领域。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和作为伦理学说的道德哲学。道德主要展开为一种规范系统，它规定“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道德哲学则不仅仅满足于颁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律令，它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应当作出这种而不是那种选择？社会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原则的根据是什么？怎样的行为才可以视为道德行为（一种合理的道德行为的特征是什么）？如何才能建立社会的普遍道德秩序？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往往引发出不同形态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

康德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我可以期望什么”）在引申的意义上指向终极的目的或个人的终极关切。如我们所知，终极关切每每关乎宗教的追求。但哲学不同于宗教，宗教意义上的终极关切，往往与彼岸或来世等问题相涉，哲学则基于人的现实存在，以理性的方式探索如下问题：终极关切的意义何在？终极关切何以不可避免？等等。这一类追问常常与人对自身的理解相联系。对无限的存在者或宗教领域中的上帝来说，不存在终极关切的问题，因为“无限”或“上帝”的预设本身就承诺了终极性，从而无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之外的动物则仅仅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它总是限定在自己的物种之中，受到自己特定物种的限制而无法超越，对这种有限的存在来说，也不会发生终极关切的问题。相形之下，人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他是有限的存在，其生命总是会走向自己的终点；但另一方面，人又不像动物那样，仅仅限定在自己的物种之中，他可以超出自身，提出超越既成存在形态的理想和目标，并且通过自己的力量，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去实现这些目标。质言之，人是一种既有限又无限的存在，具有超越有限的能力；终极关切和人的这种独特的存在品格显然难以分离。哲学对终极关切的追问，也常常基于对人的以上存在品格的分析和理解。

康德所概括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具有总结的性质。前面几个问题的追问，最后便归结到“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解释它：在生物学的层面，我们可以把人理解成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从人类学这个角度看，可以对人的生理的特征、生物性的特征作综合的考察，而文化人类学则进一步着眼于人的文化特征，关注人的文化、行为方面的特点。对“人是什么”的更深沉的分析，则展开于哲学的层面。具有不同哲学立场、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常常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同时，对“人是什么”的追问，总是进一步把哲学的沉思引入到历史的领域之中，而这些追问最后总是与人的历史活动以及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展开的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从哲学史看，在康德提出“人是什么”这一类问题之后，历史的领域、历史的维度在哲学中就越来越引起关注；在后来的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那里，对历史、社会这个层面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化。

以上，主要借用康德所提出的问题，大致地考察了哲学作为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存在的活动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方面。在追问存在的过程中，哲学同时形成了其不同分支，后者也可以看作是哲学思维所指向的具体领域。当然，如果严格地加以分疏，则哲学的领域并不限于前面所提到的方面。

哲学作为一种追问存在的活动，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批判、反思的过程。真正的哲学之思很少接受现成的结论。哲学对既成的命题、观念、理论，都要求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反思，并进一步追问其根据。总之，它具有批判性的特点。同时，哲学家自己所提出的观点、论点、命题，也无法回避论证的过程。前面提到的“批判性”，主要是针对前人或是他人的结论、知识、命题而言，表明哲学不是现成地接受已有思想。对哲学家自己而言，当他提出一个论点、命题的时候，也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严密的推论。哲学家的特点就是要进行批评和论证；他既拒绝接受现成的教条，也反对独断地给出一个结论；无论对他人或自己提出观点，都要进行分析、论辩。这种反思的态度以及注重推论的趋向，同样构成了哲学活动的重要特点。

概而言之，以智慧的追求和探索为指向，哲学之思既以宇宙人生的终极性原理为内容，又包含真、善、美等不同的价值向度；既再现存在的统一性和具体性，又连接了把握存在的不同视域和方式。

二、哲学的起源

与“什么是哲学”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哲学是如何发生的”。回答这一问题，也就是考察哲学本身如何形成。关于哲学的起源，东西方的哲学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哲学很早就形成了哲学起源于惊异或惊诧的看法。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最初产生于人类的惊异感或好奇心。如我们所知，“惊异”涉及知和无知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完全认识、透彻了解的对象，我们通常不会产生惊异感。例如，对于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现象，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或好奇。对于完全无知的东西，我们也不会产生惊异感：如果对一个事物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都一无所知，我们对它的惊异感便无从产生。惊异常常形成于知和无知的统一。就其内涵而言，“惊异”事实上涉及某种理论的兴趣：认识往往发端于惊异；以“惊异”解释哲学的起源，相应地着重是从人类的理论兴趣或理论需要这一层面来探讨哲学的产生问题。与这一思路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更多地从忧患的角度来把握上述问题。如所周知，中国最早的哲学经典之一是《易经》，在追问、探讨《易经》如何产生的时候，早期哲学家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事实上，这是用问题的方式提出一个正面的见解：在这里，《易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经典之一，主要被理解为忧患意识的产物。“忧患”相对于“惊异”来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现实、对人生的关切，以“忧患”为哲学之源，相应地主要是从人类现实的需要、现实的关切这一角度来讨论哲学的起源。总之，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加以切入，哲学都并不仅仅是少数哲学家们关起门来加以思辨的产物，它在现实土壤中有深厚基础。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探索（惊异），还是社会、人生之维的关切（忧患），都可以看到哲学产生的现实根源。

这种现实的根据往往体现在许多具体方面。事实上，如我们经常注意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也往往很难避免哲学问题。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这样的记载。例如，中国古代哲学家朱熹很早便提出了哲学的问题，在其幼时，他的父亲曾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朱熹马上就问：天之外是什么东西？这一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它涉及对宇宙在空间上的无限性的思考。同样，与朱熹差不多同时代的陆九渊，也在很小的时候问他的父亲：“天地何所际穷？”即天地有没有边际，与朱熹相似，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与此类似，明代的王阳明在12岁的时候就曾问他的塾师，什么是“第一等事”，所谓“第一等事”即是有关本原性、终极性之事。他的塾师回答说：能够考取功名（中举人或中进士），就是第一等事。王阳明对这一见解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唯有“成就圣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等事。这里的“成就圣贤”，就是一个与人自身存在相联系的哲学问题：如何才能成圣也就是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朱熹、陆九渊提出的问题更多是对这个世界的追问，那么，王阳明所提出的“何为第一等事”或“如何才能够成为圣人”则涉及人自身的存在。早年的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在当时还都不是哲学家，而只是普通的幼儿，但却都已经朦胧地涉及哲学问题。

可以注意到，从“类”以及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人类较早的发展阶段（古希腊及中国先秦），人们已开始分别从理论的需要或现实的关切等层面来探讨哲学产生的根源；就个体的角度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即使在幼年时代往往也很难避免哲学问题。这些事实表明，哲学思想不是少数人在头脑中凭空杜撰出来的，它发生于人的现实存在过程，根源于个体、社会的现实需要。这种现实的向度，同时构成了我们讨论“哲学何为”的基本前提。

三、哲学之用

从“哲学何为”这一追问出发，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哲学在现实生活中有何意义或作用？这一问题大体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社会历史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哲学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不断地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的世界。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以从哲学本身的问题入手来加以考察。

哲学通过真、善、美的追问，不断将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联系起来，其中同时体现了哲学的规范作用。一般而言，理论总是具有规范的意义，哲学作为对世界的理论把握，同样不仅解释世界，而且也规范人的实践。从规范的角度看，哲学的功能当然不是具体地去解决一个一个特定领域中的问题，而是在总体上引导人们去创造和实现真善美的世界，而这同时也从历史的、社会的层面展示了哲学的现实意义。

与智慧的追求相联系，哲学的意义在个体的层面表现为引导人走向智慧之境。智慧之境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道观之”。前面已提到，哲学是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以道观之”就是从道的角度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形而上的层面看，“以道观之”意味着扬弃人自身的内在分裂或分离。如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常常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扮演不同角色，而每一种角色，仅仅表现了某一种特定的存在形态。当个体分别处于或定位于不同的角色时，他在某种意义上便呈现为一种分离的存在。“以道观之”要求扬弃个体的分离或分裂形态，重新从总体上整合自我，使之回归到具体的存在形态。从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层面看，“以道观之”则意味着超越抽象的认识方式，克服自我本身在认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偏见，如其所是地把握这个世界、达到真实的存在。

在道德实践的领域中，智慧之境体现为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在晚年回顾其一生时，认为自己在七十岁时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层面。“从心所欲”表明人的行为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其中不存在勉强和外在的强制。“矩”泛指社会的规范，“不逾矩”也就是不违反这种规范，它所体现的是行为的自觉性质。如果我们由此作进一步考察，则可以将道德行为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自觉”之维，道德主体应当具有理性的意识，他的行为也应当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自发的；其二是“自愿”之维，即行为不是在外在力量强制之下展开的，而是出于自己的自愿选择；其三，“自然”之维，前两种形态（“自觉”和“自愿”），在某种意义上还包含有意而为之的意思，表明行为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依赖于自己的自觉思考和意志决断，等等，“自然”的境界既包含了自觉与自愿，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超越有意而为之，达到了一种从容中道的境界：个体在不同境域的言行举止，既无须任何勉强，也不表现为一种有意而为之的过程，而是不假思为，近乎自然。智慧之境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即以此为其内在特征。

在审美的领域，智慧之境涉及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问题。审美的过程一方面具有合目的之性质：我们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对象、外部世界的构造、比例、色彩或更广意义上的存在形态似乎合乎我们的审美要求，这个过程可称之为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个体在对对象作审美观照时，并非以功利的意识去扭曲对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依然让对象“自由独立”地存在。在此意义上，审美过程既可以说是自然的人化：自然的对象进入到人的审美过程之中，成了人的审美对象，并获得了审美的意义，同时也表现为人的自然化：人不是用某种功利的观念去改变、扭曲对象，而是让自然以自身的形态存在，在更广的意义上，人化的过程本身也以合乎自然为指向。这里，智慧之境确乎表现为一个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境界。从另一视域看，基于上述观念去考察、处理生态环境等问题，同样有其独特的意义。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此，一般往往主要是从伦理的观点来考虑，并由此提倡尊重自然；通常所说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便是从尊重自然这一伦理观念出发。事实上，如果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往往可以获得对环境和谐、生态平衡更深刻的理解：一个被人为破坏的环境或生态，同时也意味着远离庄子所说的天地之美，从而不合审美理想、缺乏应有的美感。

以上过程主要表现为从类（社会）以及历史的层面，不断地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统一的世界，相对于此，智慧之境更多地从个体的角度，展示了对真、善、美统一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二者并非彼此分离，事实上，当我们从审美理想的角度考察生态等问题时，智慧之境的意义已超越了个体之域。同时，个体的境界难以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以真、善、美的统一为内容，智慧之境最后终将化为个体的具体行动。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境界和人的存在不可分离：境界总是外化于行为、体现于人的知行过程。

对知和行统一的进一步考察，便涉及人性能力的问题。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人性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变革世界和变革自己这一过程中的体现。以感性与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等统一为形式，能力融合于人的整个存在，呈现为具有人性意义的内在规定。在理性的层面，人性能力以逻辑思维为形式，以实然与应然、真与善的统一为实质的指向。对实然（真）的认知、对应然（善）的评价，同时又与目的之合理性（正当性）的确认以及手段之合理性（有效性）的把握彼此相关。这一过程既以知识的形成为内容，也以智慧的凝集、提升为题中之义，无论是真实世界的敞开，抑或当然之域的生成，都展示了理性能力的深沉力量。与理性或逻辑思维相辅相成的是想象、直觉、洞察等非理性的形式，后者的共同之点，在于以不同于一般理性或逻辑思维的方式，展示了人把握世界与人自身的内在力量。整体性的精神形态不同于单向度的规定，而是包含理性与情意等非理性的方面。价值目标上真善美的统一，与精神世界中知情意的交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形态，智慧之境既包含内在德性，也涉及人性能力，从而具体表现为精神境界（德性）与人性能力的统一。

从认识世界的维度看，哲学沉思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锻炼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过程。通过思考哲学问题、回顾和反思哲学的历史，我们自身也往往经历一个理论思维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前面已提到，理解哲学，需要回到哲学的历史，沉潜于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文献，这种沉潜、回顾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和哲学家对话的过程。通过对话，我们同时也敞开他们的思维历程、领略他们的问题意识，并具体地了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身的理论思考能力也会逐渐经受锻炼、得到提升。这种理论能力并不仅仅作用于哲学的思考，它也可以进一步运用到我们思考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行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所从事的各种不同领域的实践，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至此，我们看到，“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最后引向“哲学有何作用”的提问，两者相互关联。以“性与天道”的追问为指向，哲学的智慧展示了其独特的意义：一方面，哲学不同于具体的知识或技术，它并不能代替后者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另一方面，哲学领域中的智慧探索与智慧之境，总是通过对知行过程的制约和规范，不断在个体与类的层面，将人引向真善美统一的自由境界。

（本文系作者于2003年3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所作讲演的记录，原载《学海》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