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多党合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度里,中华民族要解放,中国要以雄伟的身躯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没有一个具有极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核心力量,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形成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铸成一个坚强的整体,那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人民所以有今天,就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极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核心力量。

中国革命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就有争论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共产党能否领导的问题,历史已经作了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仍有争论和斗争。 20世纪50年代不是有人叫嚷要“轮流坐庄”“轮流执政”吗? 前几年,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们又鼓吹“政治多元化”,打出横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锋芒仍然指向共产党的领导。

那么,在多党并存的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又怎样实现政治领导? 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 本文试图从历史上、理论上作些探讨。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的基本内容有两条:一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一是多党之间的合作共事、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条件。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又是各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保证。为什么在多党并存的中国,多党合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由我国具体国情决定的,具体国情也就是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从历史条件看,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党派,在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对抗斗争中,根本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人民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旧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社会总人口中,他们虽然是少数,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是革命的对象。另一头是与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他们“觉悟高,本事大”,2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富有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特别能战斗,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固然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然而,它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受到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提不出正确的纲领路线,由于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一直没有组成强大的政党,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了自身经济发展的利益,需要解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他们需要和赞成革命;但是,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与官僚中产生出来的,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工农群众广泛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强大起来,会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因而又具有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性、妥协性,乃至反对革命的一面。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3,正是这个阶级两重性的矛盾惶遽状态的写照。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由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所组成的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4。

从现实条件来看,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也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奋斗;但是,充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它们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具有统一战线和阶级联盟性质的党派。随着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再存在,剥削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了,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这种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使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说:“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5这就准确地概括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民主党派中就有人提出:政治上应靠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应靠民主党派领导。 1953年6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中国民主同盟七中全会代表的茶话会上,针对民盟内部有人企图在经济建设上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指出:“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而不是由每个党派都直接领导建设。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建设就成为多头领导了,就变成无政府状态了。”6他还多次强调:要“以共产党为核心,为领导,各党派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7

建设社会主义,渐次达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第一天就庄严地宣布,她的目的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8。不久,又重申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9。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在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土上,如何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繁重而又复杂的历史任务,这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这一任务,中国现有的民主党派,没有一个能够胜任。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又能把它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才能胜任这个领导核心力量。为什么? 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1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任何政治力量也代替不了的。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11,是由我国具体国情决定的。

第二,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饱尝胜利的欢乐和失败的痛苦之后,才作出如此抉择的。民主党派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民党已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国共两党对峙的新格局。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内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势力逐步发展起来,形成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派。 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人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创建了中华革命党,公开宣布: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标榜要走第三条道路。国民党专门发表宣言,指斥它“阻碍本党救国建国”,声言“必尽全力以芟除之”。不到三个月,他们创办的《灯塔》《突击》《星》和“爱的书店”相继被查封而停刊,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谭平山于1948年1月又参加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结论:“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12章伯钧在与共产党共同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中,深感共产党是可以信赖的党。 1935年为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关于“组织反日阵线”的号召,他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名义发表了宣言,并向周恩来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

血与火的浩劫,使民主党派沉思:为什么组织“第三党”的邓演达被杀害? 为什么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先后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枪之下? 为什么一个争取民主的“民盟”被无辜宣布为“非法团体”,被迫解散,转入地下? 为什么和平请愿的“民进”代表马叙伦、阎宝航和雷洁琼,在南京下关被暴徒殴打成重伤? ……一幕幕活生生的事实,使民主党派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民主政治的绊脚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能够打垮反动独裁专制政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以,马叙伦受伤后,对去慰问他的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13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揭露蒋介石的求和完全是“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的骗局,望共产党不要苟安纵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4。民革中央还单独发表声明,希望共产党千万不可姑息养奸,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强调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15。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民革的李济深、蔡廷锴联名致电朱德和周恩来表示:为了便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愿将过去民革为配合解放战争所进行的军事策反工作的全部资料和关系,移交中共南方局处理,民革工作人员“仅处于协助地位”。所有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四十多年来,民主党派虽然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1989年春夏之交那样复杂的政治风波,但各民主党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衷不改。致公党的负责人杨纪珂最近说:“中国致公党数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作为一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全党必须树立一个信念,就是今后不论发生什么风波,中国致公党将一如既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6民盟前领导人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经验,就是我们的结论。”17在民主党派各自的党章或纲领中,都心悦诚服地自觉地写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它们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中,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和历史结论。

第三,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多党合作中居领导地位,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1)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三大差别,而要实现埋葬剥削制度和消灭三大差别的艰巨任务,必须由同一切剥削制度势不两立的阶级来领导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是以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为伟大使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只有它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担此重任。而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群众,只是人民群众整体中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的政治、经济利益和主张,也只是某个或几个阶层人士的利益和主张。这些部分群体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部分环节上的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乃至整个民族根本利益的,最大公无私的共产党,站在领导地位,加以全面的、合理的协调。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

(2)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这是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比民主党派先进的突出特点之一。

(3) 在长期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的过程中,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传统与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4)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千锤百炼、逐步成熟了的党。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和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党内拥有一大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和理论家。他们是我党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经过七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这是我国现有其他政治力量无法相比的。

(5) 我党缔造并牢牢掌握着一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它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这是我党的一大优势。

(6)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政党,它拥有4800万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而我国八个民主党派成员的总和也只有35万多人,两者的比例大约为1000∶7。中共广大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上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以1989年全国各条战线评选出来的模范人物为例,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2790人中党员占96.6%,全国总工会授予的4304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党员占79%,国家教委表彰的19769名优秀教师中党员占74.8%,国家科委授予的2219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党员占63.4%,全国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中党员占87%,1979年以来由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大军区授予荣誉称号的370名军人中,党员占92.7%。18 中共党员、干部在各条战线的模范行动,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7) 从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党就不可能取得领导资格,成为领导的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在指导思想上也曾多次发生过失误,但它对国家和民族、对国际事务的重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中的领导地位是我国国体决定的,也是我国宪法赋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其他党派来实现的。这表明在标志国家根本性质的国家体制中,明确规定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宪法赋予了共产党执政的法律地位。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由我国具体国情、国体决定的,是各民主党派所公认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领导地位是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不可取代的。

二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列宁曾说:“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多频繁的、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19这里所说的“总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毛泽东也曾强调无产阶级要“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20。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组织之间,不存在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也不存在思想上的强制服从关系,而只能是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应该也不可能去干涉或具体地、直接地去管理各个民主党派内部事务,而只能在具有方向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总的政治领导,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上起主导作用。就是说:重要的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究竟什么是党的政治领导呢? 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领导就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我认为政治领导应有下列内容:第一,政治领导是要在决定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和每个历史阶段的总体目标,要在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和重大事件上,提出自己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全社会和民主党派共同奋斗。这些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每个历史阶段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民主党派的政治要求,也是他们的具体行动口号。

第二,政治领导对民主党派来说是民主协商性的领导,而不是命令性强制性的领导。因为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他们都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他党不应干涉,应当尊重它们的权力。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国家事务的管理,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或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都应随时通报,自由交谈,沟通思想,采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代表举行高层次的民主协商会、小范围的谈心会、座谈会、某种专题性的研讨会等协商形式,进行交流和政治协商,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掌管的权力,命令性或强制性地要人接受。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要“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21。五十年前毛泽东的这段精辟论述,至今仍应是我们党对民主党派进行政治领导和友好合作的准则。

第三,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还必须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来实现。对民主党派只能启发、引导他们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他们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那么,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呢? 首先,全党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同时要充分认识多党合作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依然同我党执政地位联系在一起,全国人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上,而要使党领导得正确,“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22。也就是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3。如果像有的人那样,对“社会主义”都讲不清楚,要“淡化”党的领导,还要“改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论上不彻底又怎能说服人? 又怎能掌握群众? 又怎能变成物质力量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1989年的动乱,主要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一贯,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又源于理论上的混乱。一个理论上成熟的党,思想上就更统一,政治上就更坚强。因而,高度重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全党还必须充分认识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必须懂得任何政党都不能靠孤军奋战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共产党员应该重温毛泽东的指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24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确定“两个万岁”的思想,25这样,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能达到进一步巩固发展,中国的政局才能稳定,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应该法律化、制度化。为保障这一制度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执行,建议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写进宪法。在宪法中对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性质、作用等作出原则性的规定。此外,还应组织法律专家和有关领导进行调查研究,在条件成熟时,着手起草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法”和“政党参政法”。中共和各民主政党都应在各自的党章中,将本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作出原则规定,作为处理本党同其他政党关系的依据。

最后,民主党派自身也要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大旗,对其成员不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整个组织的政治素质,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三

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权,支持一些人组织反对党,这是它们的既定战略。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跟在后面摇旗呐喊,挑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鼓吹要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叫嚷要“轮流执政”。应该旗帜鲜明地说,过去我们批判“轮流执政”是对的,今天反对“多党制”也不应有丝毫含糊。因为“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

第一,中国不存在实行“多党制”的社会条件。从历史发展看,“多党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失败的。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曾经出现过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新局面。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织政党,搞多党竞选,一时三百多个政党林立,结果“多党制”并未成功,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2—1913年,国民党的代表人物宋教仁,四处游说,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反对袁世凯专制,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492个议席,成为多数党。结果,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北站。宋教仁的被刺又一次宣告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在中国的破产。历史上国共两党曾出现过两次合作,但没有出现过一天共同执政或“轮流执政”的历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卫星党》,他们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不是对任何国家体制的抄袭和模仿,完全是独创,这个独创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形成的。

从现实来看,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不能与其他政党轮流掌权,中国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瑞士一位学者在中国考察后说,中国的精英大多都在共产党里,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可以与之相比。他的结论是:“多党制”不适合中国。我国现有八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也反对在中国搞“多党制”。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民主促进会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重申:“我们都要一如既往地坚信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理直气壮地反对妄图在中国实行西方多党制的一切言行。”26从历史到现实都证明,中国根本不存在“多党制”或“轮流执政”的社会条件。

第二,中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政党制度,不管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各政党都代表着各自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他们之间的竞争、冲突,都是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控制,是垄断财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更不会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如果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地位的变更,就意味着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意味着中国国体的变更。全国各族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从与国体相连的经济基础来看,资产阶级多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用以保护和巩固自己私有财产和政治统治的工具。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原则,是永远不会变的。而我国的多党合作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你争我夺的政治角逐,没有尖锐的经济利益冲突,就失去了多党制的基础。况且,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目前虽有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但它们只是公有制的补充。可以说,随着私有制的铲除,多党制在我国已失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叫嚷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目的就是为政治上搞多党制寻求基础。

从政体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这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特别是七十年来在中共领导下,英勇斗争取得的成果,人民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权利,当然反对搞西方的多党制。而西方的多党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产阶级利用它调节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防止个别集团垄断政权,防止政府仅为一个集团服务。它给人以民主的外观,而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巧妙地掩盖起来,便于欺骗广大劳动群众,把劳动人民的不满引向执政党,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党或几个党执行新的政策上,使他们不去怀疑和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不管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实质是“主权在资”,而不是“主权在民”。实践证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而且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机构。我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

第三,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来看,中国不存在“多党制”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过去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政治的斗争中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今天,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政治目标也是一致的。在长期斗争中,中共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奋斗,是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民主党派公认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它体现了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在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同样享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关系,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

第四,实行多党制会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大动乱。西方敌对势力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主攻方向在政治上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在我国倘若允许建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国际敌对势力必然会插手支持,国内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必然会从暗处转向明处,登台争权夺利,中国就可能出现一个主义丛生、政党林立、党派纷争、秩序混乱、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停滞的时代,社会将会出现大动乱,中华民族就要遭受大灾难。这一点,连美国的兰德公司研究人员都看出来了,他们在给布什总统的报告中说,如果把共产党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几十个或几百个党,中国会处于长期动乱的状态,那将对整个世界都不利。

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多党竞争,因为这会使国家政治失去凝聚力,使国力在党派纷争中损耗。中国政局要稳定,就必须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个格局。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27。

综上所述,理所当然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适合我国国情。它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各党派轮流执政;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就必须稳定这个格局。……一些人企图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这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违背民主党派的章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28

(原载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胜利的旗帜,光辉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

2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4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5 《人民日报》1990年2月8日。

6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7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9 同上书,第77页。

10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11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0日。

12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74页。

13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开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14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89页。

15 同上书,第86—87页。

16 《为推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尽力》,载《人民政协报》1990年2月13日。

17 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

18 当代思潮杂志社编:《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讲座》,红旗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19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1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743页。

22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

23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25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有人提出民主党派要不要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而一并取消。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及时提出两个万岁的重要思想。他说,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26 雷洁琼:《坚决反对实行西方多党制的言行》,载《人民政协报》1990年2月9日。

27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15页。

28 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