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回顾与前瞻

“总集”之名,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是相对别集而言。一般而论,别集指一个作家作品的结集,总集则指按一定的编排体例与要求,将两人或多人之作汇于一编的书。 《隋书·经籍志》载,“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 ,意即别集的起源当在汉代。两汉的确出现了专收一家作品的别集,但当时有其实而无其名,直到南朝梁阮孝绪的目录学著作《七录》,始在“文集录”下列“别集”之目。这时“别集”在目录学著作中才正式取得“户口”。关于中国古代总集的起源,《隋书》卷三五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编者以为文学总集肇始于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并被后来之作家奉为“覃奥”而“取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序》阐述总集的缘起与类型亦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2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总集”是在作品渐多,读者难于披阅的情况下产生,其类型主要包括拾遗补阙、保存文献以“求全”的总集与精加甄选、衡鉴优劣以“求精”的总集两类汇编之作品。这显然比《隋书》所谓“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总集范围要广。本书以“总集”而非一般所谓“选本”为名,正是采用四库馆臣的说法,从其所指涉的总集范围来立论。

“宋诗总集”,顾名思义,指编者按一定的体例与标准,在一定的范围内辑录或选编有宋一代诗人所作之诗的文学总集。3 本书所谓“宋诗总集”即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它不仅含汇编两位或多位宋人之诗作的总集,还包括某些诗文兼收的宋编重要宋代总集,包括收录有宋诗的唐宋或宋金元明合选的跨代诗歌总集,有时也涉及收录一时一地、一家一族、一宗一派之宋诗的诗歌总集。所谓“诗”者,乃取狭义的概念,不包括词、赋等韵文。据公私书目及其他相关资料统计,截至1911年,见于书目著录或其他文献记载的宋至清人所编宋诗总集多达320种,这个数量比唐诗总集自然要少4,也没有清诗总集多5,然超过前代及元、明两朝诗歌总集则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生态环境的改善,学术研究日益走上正常、规范的学术轨道。宋诗研究逐步升温,对宋诗的认识逐步加深,学界有关宋诗总集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宋诗总集的新编本也逐渐增加。据不完全统计, 1949年以来见于本书附录的宋诗总集即有66种,特别是《全宋诗》及其三本补编《全宋诗订补稿》《全宋诗订补》《全宋诗辑补》的出版与问世,更嘉惠学林、功德无量。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如果说学界对宋诗进行理论探讨是以“宋诗是否具有形象思维”为关注焦点展开热烈讨论为开端的话6,那么,对宋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则是以出版或重印一批历代宋诗经典总集为先河。盛世治文,1981 年9 月17 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在这一指导方针推动下,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 。7 在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积极展开的大好形势下,一批影响较大的宋诗总集整理出版。当时以出版古代文学研究与文献资料为重点任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更是捷足先登,如1978年2月即据它的前身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重印本,出版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 ,其中上册为古体诗,下册为今体诗,注释一仍其旧,只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与讹误;1978年10月据乾隆二十六年(1761)诵芬楼刊本,校点出版清代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合编,蒋天枢校点的《宋诗别裁集》 ;1983年6月根据乾隆十一年厉氏樊榭山房刊本,出版清代厉鹗辑撰,胡道静、吴玉如等标点的《宋诗纪事》 ;1986年3月出版清代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的《今体诗钞》 ,其中前集录唐人五律,后集录唐宋人七律;1986年4月出版宋末元初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的《瀛奎律髓汇评》,将方氏原评与清代以来品评《瀛奎律髓》的论述汇成一书,便于读者省览。作为国家级的综合古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在宋诗总集的整理出版方面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80年12 月即出版宋初杨亿编,王仲荦注的《西昆酬唱集注》 ;1986 年12 月出版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清管庭芬、蒋光煦补的《宋诗钞》,是集包括《宋诗钞初集》与《宋诗钞补》两部分。除此以外,齐鲁书社1983年7月影印清代沈德潜编选、赵翼批点的《宋金三家诗选》 , 1986 年出版郑再时的《西昆酬唱集笺注》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由清代朱梓、冷昌言编,徐元校注的《宋元明诗三百首》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据康熙年间楝亭曹氏刊本排印《后村千家诗校注》 ;岳麓书社1987年3月出版宋代谢枋得、明代王相选注,喻岳衡整理的《千家诗》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清代严长明编选,吴战垒校注的《千首宋人绝句校注》等。以上宋诗总集除《宋元明诗三百首》《千首宋人绝句校注》为旧编新注外,其余均属点校、汇评或影印。这些宋诗文献资料整理出版后,迅速在读者中广泛流播,极大地改变了新时期以来古代诗歌研究的学术版图,由过去以《诗经》 、《楚辞》 、陶渊明及唐诗研究为中心与重点的古代诗歌研究格局,进展到先唐诗、唐诗、宋诗研究三部分均衡协调并重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宋诗的理论探讨从多个维度向纵深发展,为更多的旧编宋诗总集的整理与宋诗总集的新编提供了可供参考与借鉴的范本,也为《全宋诗》的编纂问世作了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宋诗总集的整理工作承继前此已有硕果,继续向前推进。在整理形式上,除前此已有影印、点校、注释外,还出现了两部以校证为重点的对宋诗总集进行深度整理的著作,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旧题刘克庄编集,李更、陈新校证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 ;凤凰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宋代于济、蔡正孙编集,朝鲜徐居正等增注,卞东波校证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等。李、陈二氏的《校证》分“考证”与“校记”两部分,“考证”主要交代该诗在《全唐诗》 《全宋诗》及诗人别集中的卷次、题名,或《全宋诗》 《全唐诗续拾》据此书收录情况,有时也辨真伪,指出诗的真实作者;“校记”只是出录各本文字异同,并不作优劣高下的判断;卞东波的《校证》中,“证”远多于“校”,旨在辨析原编张冠李戴、割裂原作、误署时代等,是书的主要部分。以时间为序,这一时段整理的宋诗总集依次还有:中国书店1990年据1922年扫叶山房本影印宋末方回原编,清纪昀批点的《瀛奎律髓》,书名改为《唐宋诗三千首》;中华书局1992年3月出版南宋吕祖谦奉诏编辑,齐治平点校的《宋文鉴》 ;巴蜀书社1992年3月出版陈衍评点,曹中孚校注的《宋诗精华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据《四库全书》影印,清代曹庭栋编的《宋百家诗存》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乾隆御编,马清福主编的《唐宋诗醇》 ;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出版清陈焯编的《宋元诗会》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元代陈世隆编,徐敏霞校点的《宋诗拾遗》。其中有的宋诗总集如《千家诗》《宋诗精华录》等,甚至还出现过三至五种不同的注本。

辑补宋诗总集的著作,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对《宋诗纪事》进行补遗的三部书,分别是徐旭、李建国点校,陈新审阅,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宋诗纪事补遗》;钱锺书著,栾贵明整理,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1月联合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 ;孔凡礼辑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的《宋诗纪事续补》 。 《宋诗纪事补遗》虽为晚清著名藏书家陆心源所撰,但其点校整理则由今人徐、李二氏完成。陆心源原书的错误,如误收非宋人诗,厉书已收,误作另一人而收等均一仍其旧,仅改正了个别错字。8 钱著的“补正”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十年,栾贵明的整理则始于1982年,而书的正式出版,则在钱锺书去世五年后的2003年。是集主要是对厉鹗《宋诗纪事》的纠正和补充,纠正的内容有误收、误属、张冠李戴及文字错讹,补充的任务主要是补人、补事与补诗,体例一仍《宋诗纪事》。孔著实际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辑补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漏收之宋诗作者约一千六百人,第其后先,厘为三十卷。以上三书是对宋诗原始资料的汇辑、整理与考订,兼及《宋诗纪事》,宋代诗人、诗歌的全貌虽不能尽显,然大致轮廓已经具备,为《全宋诗》的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末期,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横空出世,为宋诗理论研究与宋诗文献考辨提供了方便,为今人整理《全元诗》等后世诗文总集提供了参考。诚如一切大型诗歌总集,《全宋诗》也并非完美。对《全宋诗》的阙漏与讹误进行辑补与纠误的著作有陈新、张如安、叶石健、吴宗海等所撰,大象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全宋诗订补》 ,与汤华泉费时十余年,以一人之力辑撰,黄山书社2016 年出版的《全宋诗辑补》等两部。

随着宋诗总集的整理与新编,新时期以来对宋诗总集文献与理论的综合研究也因此展开,并有不俗的成绩,涉及此课题的著作或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以下几部。祝尚书的《宋人总集叙录》 (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侧重文献梳理。该书著录并考述宋人所编各种宋代(也包括前代至宋)诗总集、文(含奏议、诏令)总集、诗文总集及词总集的版本源流,评述其主要传本之优劣得失,然囿于宋人所编宋诗总集,元明以后所编的宋诗总集没有涉及。附录散佚宋人总集考与宋人总集馆藏目录,为他人进一步研究指点迷津,颇具资料价值。张智华的《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考察南宋时期所编唐宋诗文总集的分类与存佚情况,对部分重要诗文总集的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并由此探讨南宋诗文总集的编选原则及其与古文理论、诗学思想、学术风会的关系。两书论及宋代诗文,甚至宋文、宋词总集等,不属宋诗总集的专门研究。另外,金开诚、葛兆光合著的《古诗文要籍叙录》,王学泰的《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题录、叙录性质著作亦有对宋诗总集的普及介绍。

宋诗总集理论研究的著作或博士学位论文多分段考察,可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如卞东坡的《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对南宋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诗歌总集,如《宋百家诗选》《诗家鼎脔》《中兴禅林风月集》《圣宋高僧诗选》《瀛奎律髓》《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进行颇富深度的个案分析,也对一些不经见的宋诗总集作一般性介绍。张波的《明代宋诗总集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 ,探讨明代宋诗总集,改变了过去对这一时期不太重视的研究格局;清编宋诗总集是高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谢海林与高磊的同题之作《清代宋诗选本研究》9,还有申屠青松的《清初宋诗选本研究》10等。其中谢著比较突出,全书分综论与个案剖析两大部分,考察了宋诗选本的发展历程,清代宋诗选本与江南文化以及宋诗选本与清代宋诗学演进等焦点问题,重点探讨了《宋诗啜醨集》《宋诗会》《宋百家诗存》《宋诗纪事》及《宋诗三百首》等五种重要清代宋诗总集,是一部比较全面的清编宋诗总集研究著作。

关于域外流播的宋诗总集研究,迄今没有专门著作。严绍 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1中,著录了《宋文鉴》《宋艺圃集》《永嘉四灵诗》《宋诗选》《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诗苑众芳》等宋诗总集,记录其在日本的馆藏与总集的主要内容。巩本栋的《宋集传播考论·域外篇》考述了一些宋诗总集在高丽、朝鲜两朝及日本等汉文化圈的流播,兼及其学术价值。卞东波近来亦关注宋诗总集域外传播这一话题,已发表《日藏宋僧诗选〈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等系列论述。

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宋诗总集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研究领域:其一,宋诗总集综合研究;其二,历代所编宋诗总集个案研究;其三,新编《全宋诗》研究。第三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八章论述,此处主要就前两部分内容进行综述。

宏观研讨宋诗总集的论文主要考察总集生成的政治、文化、文学与学术生态背景。如张煜的《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高磊的《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贺严的《清初唐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对顺治至康熙十年前后唐宋诗选情况的考察》等,通过对唐宋诗总集在诗人与诗歌取舍、选诗旨趣等方面的分析,彰显宋诗总集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价值。李正明、钱建状的《“宋人选宋诗”与宋诗体派》,申屠青松的《清初宋诗选本与遗民思潮》,高磊的《论清初唐宋诗选本中的诗教自律》,陈文新的《论文学流派与总集的三种关系——以〈花间集〉〈西昆酬唱集〉〈江湖集〉为例》等,探讨宋诗总集与宋代诗歌体派、清初遗民思潮及诗教主张的密切关系,视角新颖,视域开阔,足资启发。王友胜的《民国间宋诗总集编撰的文学环境与主要成就》 、卫宏伟的《二十世纪宋诗选本研究》等主要探讨民国与1949年以来的宋诗总集。其中前文指出,在中西思想碰撞、新旧文化交替及诗学流派此起彼伏的文学生态背景下,民国时期新编宋诗总集既赓续了传统诗歌总集的旧模式,又在编撰缘起、审美取向、呈现形态上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成就。

近十年来还出现了一些题录、叙录性质的宋诗总集研究单篇论文,如申屠青松的《明代宋诗选本论略》,谢海林的《明代宋诗选本补录》,高磊的《清代知见宋诗选本叙录》及《清人宋诗选本叙录》,申屠青松的《历代宋诗选本论略》及《清人编宋诗选本叙录(顺康雍)》,谢海林的《〈清人宋诗选本叙录〉补正》等。囿于论文的性质与体例,这些文章对明清时期出现的宋诗总集仅作粗略的评述,缺乏应有的历史深度、视域广度与理论高度,但具有一定资料价值与参考作用。

宋诗总集个案研究论文数量约在百篇以上,主要围绕宋代以来常见宋诗总集进行研究,主要成果扎堆式集中在几部重要总集上。如曾枣庄对《西昆酬唱集》的系列研究12,许琰《〈西昆酬唱集〉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对该集的专题研究,田金霞《〈瀛奎律髓〉研究》 (浙江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对该集的专题研究,杜海军等对《宋文鉴》的研究,胡念贻、张宏生、胡益民、张瑞君、费君清等对《江湖》诸集的研究,伍双林等对《千家诗》的研究,巩本栋、申屠青松等对《宋诗钞》的研究,方建新、王友胜等对《宋诗纪事》的研究,高磊等对《宋诗别裁集》的研究,王水照、王友胜、李洲良等对《宋诗选注》的研究13,凡此等等,大多能够从文献学的视角,对宋诗总集编者生平著述、编纂缘起、编纂时间、版本源流、编纂体例、主要成就与局限等进行细密的考述,为古代诗学研究与诗学史建构提供鲜活案例,极大地推进宋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宋诗总集个案研究论文的文艺学视角,也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亮点。相关论文较多,这与近四十年来宋诗整体研究的基本面相与学术走势大致一致。如宋诗总集的文学价值、文学史价值、文学批评价值、与编者文学思想之关系、与时代文学思潮之关联,甚至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程等,均得到比较深入的分析与阐释。其中较有特色的文章如许浩然的《从〈宋文鉴〉的编修看南宋理学与馆阁之学的分歧》,吕肖奂的《试官们的生活与视界——〈同文馆唱和诗〉研究系列四》,傅怡静的《论中国首部题画诗集〈声画集〉的画史价值》,钱志熙的《论〈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马婧的《〈诗林广记〉体例的形成与宋代汇编体诗话》,谢琰的《〈联珠诗格〉的东传与日本五山七绝的发展——兼论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的路径与原则》,王利民的《〈濂洛风雅〉论》,孔令彬的《〈千家诗〉与〈红楼梦〉》,英国王次澄的《杜本及其所编〈谷音集〉》,陈冠梅的《〈谷音〉华夷观考辨》,莫砺锋的《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及《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许总的《论〈瀛奎律髓〉与江西诗派》,张波的《明代复古派宗唐视野下的李蓘〈宋艺圃集〉》,蒋寅的《〈宋诗钞〉编纂经过及其诗学史意义》,赵娜的《〈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香港谭卓培的《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研究》,高磊的《从〈宋诗三百首〉等看许耀的塾学观》,谢海林的《〈宋诗三百首〉 沉寂原因探论》,台湾吴姗姗的《论陈衍〈宋诗精华录〉之宋诗观》,徐希平的《不囿门户 独具特色——论〈唐宋诗举要〉对王士禛、姚鼐选录标准之突破》,台湾孟令玲的《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这些论文通过文本细读,对一些流传甚广的宋诗经典总集进行详细的个案分析,侧重探讨编者的编选宗旨、诗学思想与总集的基本内容、编辑体例及文学批评史意义,在方法论上,有承有破,敢于立论。

综上所述,宋诗总集综合研究的态势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失衡格局,即个案剖析多,系统全面的宏观研究者少;共时性的静态研究多,对宋诗总集研究史作学术梳理的动态研究少;研究宋诗总集与编选者多,探讨二者关联与彼此作用的成果少。一言以蔽之,缺少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宋诗总集作综合考察与研究的论著。宋诗总集的类型、特点、体例及价值,郡邑、家族或流派性宋诗总集的整理,域外宋诗总集的辑校,重要宋诗总集的编选与诗风形成、转变的关系,宋诗总集传播速度、广度的差异性及其原因,各种宋诗总集注释与评点中的诗学意义,编选者、作者、读者与宋诗总集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宋诗总集的传播、接受历程等诸多问题均缺乏具有力度、扎实系统的研究。因此,全面搜集、考辨与梳理历代宋诗总集,仍是一个亟待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而以此为基础,以传播、接受为中心与视域,对历代宋诗总集进行综合的、动态的研究,则更是一个较为前沿、极富理论价值的焦点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宋诗总集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研讨重点,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其一,研究领域可进一步拓展,改变过去研究空间狭小的局面。如前所述,目前宋诗总集研究已经取得不菲的成绩,但同样面临守旧出新的困境,其涉及的内容很不均衡,有些层面还有进一步拓展、挖掘的学术空间,有的总集如《西昆酬唱集》《宋文鉴》《千家诗》《瀛奎律髓》《宋诗钞》《宋诗纪事》《宋诗选注》等的研究可谓热闹纷繁,而仍有不少总集,甚至是学术价值较大的总集却无人问津,一些地方性、家族性的宋诗总集尤其显得门庭冷落。在宋诗总集各体中,类似丛刊的分集宋诗总集,如《两宋名贤小集》《南宋群贤小集》《汲古阁影钞南宋六十家小集》《宋元四十三家集》《宋人小集六十八种》《宋代五十六家诗集》等均缺乏有深度、有高度的研究文章。在诗歌总集的三要素中,过去的论文往往侧重总集所录诗歌与诗人的探讨,而相对忽视对选家及其在总集生成中作用与贡献的研究。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视域来看,往往侧重对诗歌总集本身的探讨,而相对忽视对后世读者,特别是后世刊刻者、评点者、删补者及其在总集流传、总集经典化过程中作用与贡献的研究。众所周知,宋诗总集编纂在各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南宋与清代前、中期的宋诗总集编纂因属高峰期,故受到学人普遍关注,成为焦点,而其他时段的宋诗总集却研究力量投入不甚充分,缺乏系统全面地探讨。因此,宋诗总集分期研究,尤其是对各时段宋诗总集特点与差异的比较研究,尚任重道远。关于宋诗总集的类型、特点与体例等理论型态的研究及宋诗总集的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等关切到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建构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更缺乏有学术深度与理论建树的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与开垦。

其二,研究方法可丰富多样,尤其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提倡、大胆尝试。中国早就有了文学接受的理论,也有了文学接受研究的尝试。如,《周易·系辞上》的“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孟子的“以意逆志”,董仲舒的“《诗》无达诂”,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钟嵘的“滋味”说,钟惺的诗为“活物”说等,均与文学接受相关;钱锺书的《谈艺录》“陶诗显晦”条,程千帆的经典论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等就是文学接受研究的成功案例。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视角来说,一部宋诗总集一经编成或刻印,它在后世的流传可能会面临三种不同情况:一是昙花一现,后世默默无闻,从无人提及;二是声名远扬,在历代历朝保持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三是盛衰隆替,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因受政治、文化、文学或学术生态背景的影响而时显时晦。其中后两种宋诗总集特别适合作传播与接受学研究。唯其如此,我们对那些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受到关注、产生影响的宋诗经典总集,如《瀛奎律髓》《宋诗钞》《宋诗纪事》等,进行学术史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不乏实际意义。因为,一部宋诗总集的传播史,实际上就是所录诗人的接受史,所录诗歌艺术生命的延续史。宋诗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如果与其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文学生态环境关联度比较大,那么它与后世文学思潮与文学史观的衍变与递进联系自然就比较多,可供研究者发掘与梳理的学术话题也自然会丰富多样。

其三,历代宋诗总集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还可进一步在规模上拓展,在学术质量上求精进,要与宋诗理论研究齐头并进。我们知道,任何对前人文学研究材料的忽视、遗漏,甚至有意隐瞒,都会导致文学接受与评价的变形、走样,导致对作家作品的曲解、误解,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北宋以来,宋诗总集的编纂虽有起伏、有曲折,但历朝历代总不乏编纂者、评注者、重刊者,时有佳构,形成一座丰富的矿藏,或存佚,或选优,或表彰先贤,或启迪来者,对察考诗学走势,保存诗学文献不无裨益。然目前我们对宋诗总集的整理多局限于几部名作经典,形成扎堆的局面,远非全面、系统,尚有大量有价值的宋诗总集未得到重视,没有整理本;有些仅存残本、抄本,甚至孤本,有的流落海外或原本就在日本、朝鲜半岛等汉文化圈刻印,庋藏个别图书馆,读者检读殊为不易,亟待系统地发掘、研究,整理出版,化身千万,方便读者;有些宋诗总集虽然已佚,但其诗可通过引征或转录的他书辑录,如北宋的不少唱和诗歌总集,早已失传,但通过参与唱和诗人的别集或可全部或部分地予以辑复。又如,宋诗总集初编或重刻多有序跋,叙述编纂宗旨、体例及基本内容,亦不乏叙生平、抒友情、考版本、明得失的文字,学术价值极大。祝尚书的《宋集序跋汇编》汇编现存宋人诗文别集历代主要传本之序引、题跋14,凡两千余篇,而历代所编宋诗总集及主要传本之序跋、凡例、解题、提要及著录等,资料浩繁,分散各处,亦急需进行地毯式搜集,分类汇编,编印成册,使其集群化,放大单篇序跋的功能,作为读者了解宋诗总集之版本源流与宋代诗学之发展演变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再如,有关《全宋诗》的纠误与辑补已有了专书三部,论文近二百篇,规划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吸收已有成果,整理出《新编全宋诗》,于当今及未来的宋诗研究既迫切,又有必要。以上这些颇有价值的宋诗总集文献整理工作目前尚无人着鞭。

1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第1089—1090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第2598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3 按今人论著多称古代诗歌总集为选本,实则总集远比选本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如《宋诗拾遗》《宋诗纪事》及诸如《严陵集》等收录某时地、某家族诗歌的总集都缺少“选”的意味,又如明末潘是仁所编《宋元四十三家集》、清乾隆间佚名所编《宋人小集四种》、法式善所编《宋元人诗集》等,甚至带有丛刊的性质,更不能用“选本”称之。

4 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自序,截至辛亥革命,见载的唐诗选本有600余种,其中存世者约300种。本书附录所列1911年前宋诗总集凡320种。

5 按日人松村昂继所编《清诗总集131 种解题》后,再编《清诗总集叙录》,著录各类清诗总集约200种。王卓华、曹辛华主编的《清诗总集丛刊》,收录清代诗歌总集170种。

6 按《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指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见《诗刊》1978年第1期。

7 参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编辑研究》2004年第2期。

8 徐旭、李建国点校《宋诗纪事补遗》卷首《前言》,第5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9 分别为南京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10 南京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11 见该书第二章《宋人总集》,第191—208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 见曾枣庄《论西昆体》,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4年版。

13 参王友胜《五十年来钱锺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14 中华书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