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
作为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大国之一,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世界符号学发展的哲学、语言学和文学传统,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另一方面充满了对俄罗斯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及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和思考。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文化符号学因此而成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总体说来,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以下6个主要分期。
一、 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
19世纪后半期在俄罗斯符号学研究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主要有三位:韦谢洛夫斯基(А. Н. Веселовский)、克鲁舍夫斯基(Н. В.Крушевский)、波捷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他们分别以其在文学、语言学和语文学领域的成就为符号学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韦谢洛夫斯基是19世纪历史比较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他在分析贵族的行为模式时,率先运用将行为举止符号化的分析方法,这直接启发并指导了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对人生履历的研究和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对十二月党人的研究。韦谢洛夫斯基还对动机(мотив)和情节(сюжет)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将动机视作最小的叙事单位,而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动机(положения-мотивы)往来穿梭于其中的主题(тема) ”1 视作情节,“情节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сюжета) ”随之成为现代符号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分支,并在什克洛夫斯基(В.Б.Шкловский)、什佩特(Г. Шпет)、普洛普 (В. Я. Пропп) 和托马舍夫斯基 (Б. В.Томашевский)等学者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波兰籍的著名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由于其对语言学研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列入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先驱者的名单。克鲁舍夫斯基第一次从与决定语言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的关系角度将音位2概念重新定义并引入语言研究。他同其老师库尔特内(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一起建立了音位理论和形态交替理论,做出了语音和音位的区分,并认识到这种区分对分析语言历史发展的意义,这些成为喀山学派对世界语言学学科最有分量的贡献。同时,这也为20世纪上半叶盛行于世界语言学界、文学理论界、文化人类学界的结构主义方法奠定了基础。在关于语言一般理论的书稿中,克鲁舍夫斯基用符号系统科学的术语描述了支配语言演变过程的一般符号学规律:“如果语言不是别的,而只是符号系统的话,那么,语言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即符号的系统和其所指事物之间应该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语言的整个发展就是对这个理想目标的永恒追求。”3
19世纪后半期伟大的语文学家波捷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以其博大精深的语文学观点在俄罗斯符号学史前思想家名册中占有重要位置。他对词的内部形式、人类交际、诗学思维、神话思维、诗学文本(包括寓言、谚语、俗话等)、词汇和思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词对于说话者来说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客观化的一种手段。” “说话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而是激发起对方自己的思想。” “艺术是艺术家的语言,就像借助词没法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艺术作品也没法表达艺术家自己的思想;因此,艺术作品(当它完成之后)内容的发展已经不在于艺术家,而在于理解者自身了。”事实上,波捷布尼亚的学术思想已经表现出巴赫金对话论的萌芽,他对交际中接收一方的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对将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语文学传统的完美继承,这一切对于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19世纪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虽然只是一种不成形的零星研究,但提出了决定未来符号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借鉴和改进语言学方法、关注作为符号学基本研究对象的文学文本。
二、 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
20世纪初,作为自然主义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的对立面,象征主义影响下的俄罗斯新戏剧吸引了众多的创作者。戏剧多种符号语言并存、交际性突出等特点使得它成为当时俄罗斯符号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舞台。在这方面,梅耶霍德(В.Э.Мейерхольд)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主要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将戏剧与词分离,同时将作者与戏剧分离,认为戏剧中的言语符号只具有第二性的意义;他认为导演重建戏剧时应从哑剧着手,因为哑剧中的第一性戏剧成分(如面具、手势、动作、情节)的效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关注听和看两个不同渠道之间的符号关系;认为节奏是戏剧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导演创作方法。
文学理论家曼德尔施塔姆(О.Э.Мандельштам)认为词和形象之间并无任何差别,象征就是打上印迹的形象,而俄罗斯的象征主义者在揭示词的形象本质时,给所有的词和形象都打上了印迹,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曼德尔施塔姆认为文学与语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社会现象,与课堂、街道相联系;而后者属于家庭、办公室现象,独特的、语文学上的言语色彩构成了家庭生活的背景。按照他的观点,文学家罗扎诺夫(В.В.Розанов)把本质上的家庭文本上升到文学交际的水平正好打破了文学与语文学之间的这种固有的界线。
语言学方面,作为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乃至后来形式主义学派中少数真正的语言学家,波利万诺夫(Е.Д.Поливанов)和雅库宾斯基(Л.П.Якубинский)从语言学的角度为诗歌语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波利万诺夫对日常语言与诗歌中的语言进行了比较,认为日常语言中词的意义方面比声音方面重要得多,而诗歌语言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声音则被提高到了显著的位置,诗歌中声音唤起的情感与诗歌内容唤起的情感是相互依存的。同时,波利万诺夫对手势语还特别重视,他对手势语做出的分类与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非常相似,而且,考虑到不同文化中手势语的不同,他甚至谈到编写手势语词典的可能性。4 而雅库宾斯基则是凭借他《关于对话性言语》一文进入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文中提到了众多与巴赫金相类似的关于对话性的观点,不同的是,巴赫金将这些认识成功地拓展、应用到文学和文化领域,而雅库宾斯基则坚守着语言学阵地。
由此可见,早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学者在戏剧、文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都进行着新式语言的发掘与构建,这种繁荣的学术环境为符号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和丰富的分析材料。
三、 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中期的苏联符号学研究
革命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更给俄罗斯知识界以极大的冲击,俄罗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变化,政治因素的掺入使得学术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尽管如此,苏联的符号学研究领域仍然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逆境中完成其符号学探索的。这个时期到20世纪中期是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成形时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主义和解释学研究
以比齐利(П.Бицилли)、卡尔萨温(Л.Карсавин)和维·伊万诺夫(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为代表的持历史主义态度的历史学家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散的符号重构整个符号系统;看到了中世纪符号存在的普遍性,并以中世纪文化为个例探讨文化符号机制的特点,对象征和象征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对中世纪符号普遍性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
什佩特(Г.Шпет)是解释学(герменевтика)的代表,同雅各布森(Р.О.Якобсон)、维诺库尔(Г.Винокур)、亚尔霍(Б.Ярхо)一起参加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他是俄罗斯学术界最先直接使用术语семиотика的学者之一。什佩特对解释学和符号学研究的基本贡献在于:明确地划出了作为解释学基础的交际方面;从符号学角度对词进行细致的分析,同时并不把符号学等同于词汇符号学;提出应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待人;分析了词由多义向单义转化的过程;强调语境对于理解符号的重要意义;认为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与形式主义学者为追求所谓严格的科学性而只注重交际链中的单个成分的做法不同,他将词、语境和个体均纳入交际链。在文学理论方面,他认为,词本身不是美学对象,其美学特质存在于结构之中;认为诗学不是美学,跟美学也不存在上下位关系,诗学同句法学和逻辑学一样,很少解决美学问题,诗学应该是关于词(语言)的感觉和内部形式的学说。什佩特是俄罗斯符号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关于表述(сообщение)5的观点在雅各布森的《语言学和诗学》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поэтика》)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后者称他为老师。他提出的语言是艺术等符号领域的方法论样板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洛特曼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方法论,也得到了雅各布森的高度评价6。他分析情节问题时提到,情节之所以能让人感兴趣是因为其中存在两种成分——重复成分和区别成分,而韦谢洛夫斯基和普洛普正是以这种重复和变化为基础才开始自己的研究的。
(二) 文化学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十月革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形成了统一流派、具有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占据主流地位的形式主义方向,另一个是没有形成统一流派的多样性研究。后者的代表人物弗洛连斯基(П.Флоренский)因为其充满宗教色彩的独特的符号学观点在学术界影响颇深。他留下的符号学遗产主要涉及5个方面:关于符号的学说、语言学和交际学中的词、魔幻理解中的词、空间和时间符号学、可视符号学领域。7 他对符号的基本定义是:符号是一种不是它自身、高于它,而本质上又是借助它加以表达的东西。同时,他强调符号没有明确的边界,想列举出它的所有方面是无法做到的。他认为词在最高程度上符合这种符号定义,受其科学观念的影响,弗洛连斯基试图实现词和符号从其主观平面向客观平面的转移,从符号性向物质性的转变,从而赋予了词强大的交际能力,他甚至认为词就是说话者。
(三) 戏剧理论
在符号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戏剧都因为其作为一种表演性的符号语言所具有的直观性和多符号语言并存的特点,而对符号学的发展起着本质性的推动作用。在革命后的苏联符号学界也一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库格尔(А.Кугель)。库格尔在分析戏剧和宗教仪式时,认为任何宗教仪式都包含非常重要的戏剧成分,戏剧中信仰的痕迹越少,戏剧则越是偏离自身理应扮演的角色。在作者、导演、观众和演员中,库格尔认为:演员的作用高于一切,这与梅耶霍德的观点相去甚远;演员作为作品和观众间的中介和桥梁,其表演应该具有让人激动、让人振奋或让人绝望的感染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演员可以等同于一种交际渠道,其符号特性就表现为演员的行为过程。
(四) 形式主义文学理论
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俄罗斯形式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代表是彼得堡诗语研究协会的埃亨巴乌姆(Б. М.Эйхенбаум)、什科洛夫斯基和特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
形式主义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定了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揭示了文学文本的一些结构手段。其中对20世纪文学符号学影响最深的是其“偏离观”,即将被描述的对象脱离开大家所熟知的意义系列,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形式主义研究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上,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强调文学作品本身及其构成方式。这种过分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而忽略内容层面的观点使形式主义一方面同传统的人文思想脱节,另一方面也同信奉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时代主流及意识形态化倾向格格不入。受人文学科科学化思潮的影响,在文学的学科定位上,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独立于其他学科或理论之外。以此思想为指导,形式主义者开始关注文学文本形式方面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系统性、客观性等特征。
形式主义学派对于符号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普洛普对童话故事叙述模式的研究,该研究集中体现在1928年出版的《童话形态学》一书中。普洛普的理想在于为俄国童话故事找出深层结构和转换规则,其做法是将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童话故事的分析中,试图以此揭示出童话故事的结构和类型,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школа)和巴黎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大量占有俄罗斯民间童话素材的基础上,首先找到了“功能”(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为)作为其分析的基准,并列出了31种功能类型。8 同时,普洛普认为这些功能分布于7个“行动范围”内,同7种行动元(反面角色、捐献者、助手、被追求者、派遣者、英雄、假英雄)相对应。
四、 现当代过渡时期
在俄罗斯符号学史上雅各布森和巴赫金的研究具有过渡性质,从时间上看,他们两人正好处于俄罗斯符号学从成形到成熟、从现代进入当代的过渡时期,同时分别是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彼得堡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们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如雅各布森与莫斯科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赫金则深受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他的理论中能明显感受到形式主义思想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如洛特曼偏爱二分法是直接受雅各布森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巴赫金关于法国诗人拉伯雷的文集直接导致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向文学符号学的转向。
(一) 雅各布森的研究
雅各布森无论是在俄罗斯符号学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形成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2年,雅各布森就开始强调建立关于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的重要性,并经常谈到广泛开展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符号学20世纪60年代先是在苏联,然后在美国,稍后又在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的迅速发展。雅各布森参加了1965年华沙国际符号学研讨会和1966年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符号学夏季研修班,表现出了对一般符号学问题和符号学个别问题的浓厚兴趣。伊万诺夫(Вяч.Вс.Иванов)指出:“符号学由对各种符号仅凭印象的研究慢慢变成一门严肃科学,这个转变正是由雅各布森开始的。”9雅各布森首先是从交际的角度认识符号学的,他通过对符号学、语言学和一般交际科学的关系来给符号学定位。他认为三者构成一组同心圆,符号学研究那些借助表述(сообщение)进行的交际,位居中间;语言学研究借助言语表述进行的交际,在最里层;而一般交际科学研究任何形式的交际,包括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位于最外层。
在思考皮尔斯的符号学观念时,雅各布森试图解决当代符号学最为现实的一些问题,这些思索体现在《寻找语言的本质》一文中。雅各布森对皮尔斯根据能指与所指的不同关系类型将符号分成索引符、象似符和象征符的符号三分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扩展。从“相似性”/“相关性” 、“事实的”/“约定的”这两组二项对立的不同组合中,雅各布森看到,除了皮尔斯所说的三类符号,即事实相关符号(即索引符)、约定性相关符号(即象征符)和事实相似符号(即象似符)外,还应存在第四种组合,即约定性相似符号,他认为,这第四种组合对于音乐来讲是非常典型的。
对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雅各布森主要接受了其关于语言具有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两个结构范畴的观点,并结合传统修辞学的研究提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价值的概念:极性概念和等值概念。极性概念是指语言具有两个向度,即语言的平面极和垂直极,分别由换喻和隐喻来体现;而等值则指这两种修辞格所推出的实体相对于原实体而言具有同等的地位。此外,雅各布森还将换喻(与组合相对应)和隐喻(与聚合相对应)这两个概念扩展到其他符号域,认为诗歌和浪漫主义文学凸现的是隐喻模式,而散文和现实主义文学凸现的则是换喻模式。他在对比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说的基础上,认为象似性在语言结构的不同层级中都发挥着尽管是从属的,但却是重要的和广泛的作用,从而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观提出了质疑,进而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语言象似性问题的研究上。他认为索绪尔共时和历时的划分也不合逻辑,因为任何结构系统都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而历时变化又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结构系统中,所以共时和历时是不可分割的。
在归纳由洛克、皮尔斯、胡塞尔等思想家所形成的符号—逻辑传统时,雅各布森强调符号学中语言学方向的独立地位。雅各布森认为,无论从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交际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10来说,还是从儿童的发育过程11来看,语言在各种符号体系中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他对符号学的贡献也正体现在其语言符号学理论上。雅各布森依靠交际行为的一般模式,提出了著名的语言通讯理论,认为任何一个语言行为的成立决定于以下六个因素:所指(референт)、代码(код)、说话者(адресант)、受话者(адресат)、接触(контакт)和表述(сообщение),它们分别对应语言的六种功能:所指功能、元语言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联络功能和诗学功能。雅各布森明确提出,应该将这个模式扩展到其他符号系统中。他认为,对那些主要指向表述本身,即完成诗学功能的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对各种艺术形式,如文学、音乐、绘画、芭蕾舞剧、戏剧、电影等进行平行分析是符号学最有前景的任务。
(二) 巴赫金的研究
巴赫金是一位有着文学理论家、美学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等多种头衔的学者,是一位埋没多年后被重新发现的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的重要思想家。他1965年发表的写于40年代的有关法国诗人拉伯雷的研究文集,有力地影响了塔尔图学派的学术方向,使后者从早期控制论和科学符号学方向转向文化符号学方向,12因此而被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视为师祖。概括地说,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哲学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两本书中。
对于符号,巴赫金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定义,而是十分强调符号的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他认为记号系统并非只是个别意识现象或个人心理的内在现象,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客观的、在个人意识之外被给予的。13 对于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范围与记号的范围是一致的,“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 。14 由此,他认为作品(作为特定的符号)的内容是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文学与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法律一起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大厦。
巴赫金在文学符号学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在于他的对话理论,他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式小说的分析、对叙事文本的对话性结构分析踏入文学符号学的殿堂的。他认为:“小说——是社会各种话语,有时是各种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15小说中的对话语言是文学的“最强形式”,排除了统一的、绝对主义的独白形式,即排除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而代之以“民族的和社会的语言多重性”。16 其对话理论的基础是他者与他人话语在个体话语中的广泛存在,由此出发,他认为,话语具有双重指向性:一方面指向言语的内容本身,另一方面还指向他人话语。除了看到生活中人类思想本身存在的对话关系以外,巴赫金在说者和听者范畴中拟出了这样几个对话性关系: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自我、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并重点分析了作者与人物(即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他将作者与人物的对话关系概括为三种类型:主人公掌握作者、作者掌握主人公、主人公即作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巴赫金走出作者——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和对陀氏作品的个例分析,进入一般叙事学范畴时才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作者应该充分重视读者的统觉背景和积极理解。
五、 20世纪中后期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及洛特曼的研究
(一) 学派的总体研究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是两个学术方向或称两种语文学传统——莫斯科的语言学方向和彼得堡的文学方向——的合流,是两种学术传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产物。 20世纪20—60年代的俄罗斯语言学、文学、戏剧理论、艺术理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的成果均成为学派进行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学派60年代主要以文学文本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探索文本符号的结构规律、文学交际参与者的关系、意义阐释等问题;70—80年代他们把结构主义方法扩展到其他符号领域,如图像、电影、绘画直至文化整体;17而到了90年代,学派仍主要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围绕文化符号活动的类型和普通文化类型学等问题展开研究,但1993年洛特曼逝世以后学派的研究工作开始趋于萎缩。总体而言,学派的研究分成两大研究方向,即以伊万诺夫和托波罗夫(В.Н.Топоров)为代表的“原型学”研究,即定位于语言学、文学和诗学篇章的符号学注释方面的研究,和以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Б.А.Успенский)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该研究以文化篇章(тексткультуры)为操作单位来分析不同文化的模式及其特点。18 学派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德国、英国及东欧广大国家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派自身也成为这些国家的符号学家研究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文化符号学不同的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对文化的探讨基本上针对的都是俄罗斯文化,而很少涉及他国文化。
(二) 洛特曼的主要研究
作为学派的领军人物,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以其对俄罗斯文学、文化、历史的独特观察而享誉世界,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其语言符号学思想及文学文本理论。
洛特曼同意什科洛夫斯基有关有声言语万能性和雅各布森关于语言在符号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观点,同时也受巴赫金“整个文化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语言现象”的思想的影响,在确定语言系统为“第一模式系统(Первая моделир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而除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符号系统为第二模式系统(Вторая моделир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的基础上指出:第二模式系统是在具有直接所指意义的自然语言基础上加以组织的,它能转译成自然语言的内容,但同时又具有自然语言结构以外的附加结构;第一模式系统起着解释第二模式系统的作用;符号学的整个构成均以语言学为原型。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洛特曼及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对文化类型的划分表现出明显的语言学主义,如洛特曼将文化文本分为两个内部组织类型:聚合类型和组合类型。在洛特曼看来,文学虽然是用文字表达的,但它也属于第二模式系统,因为“文学在一种特殊语言中表达,它是作为第二系统在天然语言之上被建立的。因此可以把文学定义为第二模式系统”。19 洛特曼的第二模式系统研究正是从文学文本入手,然后转向其他艺术领域的,如电影、绘画、建筑等。
洛特曼在区分民间口头文学与非民间口头文学时,看到了文化系统内的两种交际模式:外向交际(извне)和内向交际(изнутри)。前者通过大量的文本获得信息,如现代人的信息获取方式;而后者,如仪式交际中,人们可能终生只读一个文本(《圣经》),靠内省的方式不断获得新的信息。正是看到了内向交际读者的主动性,洛特曼提出了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似的观点,认为作品的理解是一种多样性的动态过程,作品的接受者不仅仅是听者,还是创造者,这正是宗教系统仍然具有很强的信息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洛特曼进一步区分了Я—ОН 和Я—Я两种交际过程。探讨文学文本的意义结构时,洛特曼认为,一个文学文本包含着两个意义系统,即非艺术性的(自然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艺术性的(超自然语言的)意义系统,这两套意义系统相互作用,互相视为对法则的合法偏离,解读文学文本的全部意义不仅取决于创作者,还取决于读者的统觉知识和预期结构。他认为作品、现实和解释活动的关系问题是语义学三要素在文学文本层次上的反映。需要指出的是,洛特曼对文学文本的重视程度超乎其对其他符号领域的关注,因为他将文学代码的特性当作万能的机制,因为文学文本的思想结构就其本质而言,是这一时期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反映,它包括了行为、意识、文学创作、日常生活、道德等的结构。20
应该说,洛特曼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俄罗斯符号学的标志性、总结性的人物,他将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精神、艺术等方面的现象和内容均纳入其考察的范围,做了一些深入的、别具一格的研究,给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六、 后洛特曼时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
苏联1991年的解体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莫斯科、彼得堡及其他俄罗斯城市的符号学家同塔尔图的学术交流和联系,学派公认的领军人物和卓越的组织者洛特曼1993年的逝去使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学术研究失去了往日的宏大规模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标志性学术出版物《符号系统论著》也于1992年出版到第25卷后中断,学派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实际上已经解体,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也随之沉寂下来,回顾、总结和反思成了主流。总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至今,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表现为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观察视角出发总结和研究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本身,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具有回忆录的性质。如《新文学观察》1993年第3期收录了尼科拉耶娃(Т.М.Николаева)的《文化英雄的悲剧》、托波罗夫的《代替回忆》 、皮亚季戈尔斯基(А.М.Пятигорский)的《90年代对于60年代符号学的印象》、加斯帕罗夫(М.Л.Гаспаров)的《角落里的视线》、列斯基斯(Г.А.Лесскис)的《关于夏季研讨班和符号学》、谢列布里亚内(С.Д.Серебряный)的《1966—1967的“塔尔图研讨班” 》等文章,主要是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学者(尤其是洛特曼) 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学术活动的背景、学术观点的来源和变化进行了概述和点评。
(2)将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本身视作一种符号学现象,对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形成过程进行剖析。如乌斯宾斯基的《关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起源问题》 (1987)认为学派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不同学术传统的结合,而这两种传统源于俄罗斯文化的“两极性”“两中心性”21,进而对学派的具体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而戈斯帕罗夫(Б.М.Гаспаров)更是直接以《作为符号学现象的20世纪60年代的塔尔图学派》为题,试图揭示“符号学研究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意义上能作为表达时代精神的文化‘文本’”。22 文中,作者甚至都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而将学派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考察,认为学派的特点在于封闭主义、秘密主义、西欧主义以及乌托邦倾向,认为学派是相对于苏联意识形态的一种内部的文化流放,这些观点引起了一大批学者著文进行补充、质疑、批驳等各种回应。
(3) 回顾和总结学派符号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并将之结成文集出版。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科舍列夫(А.Д.Кошелев)主持的系列丛书“语言.符号学.文化” ,该项目先后出版了乌斯宾斯基的两卷本文集(1994, 1995)和《艺术符号学》 (1995) 、托波罗夫的《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圣洁性和圣徒》 (1994) ,还包括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义、1992—1993年的精选论文、最新的讲演和访谈以及学派代表人物对学派的自我反思性文章在内的《尤·米·洛特曼和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 (1994) 、洛特曼的《在思维的世界里》 (1999) 、伊万诺夫的两卷本文集(1999)等多部著作。
七、 结语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虽然缺少足够清晰的发展线索,但大致呈现出以上所列举的几个分期。各个历史时期的符号学研究在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关系,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符号的社会性、心理性、历史性等问题上表现出了研究的连续性。由于符号学本身从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到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等各个环节表现出来的模糊性,俄罗斯符号学似乎也无法精确把握。本文不寻求对各种流派、各个学者、各种观点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微观分析,而把重点放在揭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态度、各种方法和各种研究框架,以期能展现俄罗斯符号学发展的一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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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Успенский Б. А. , 1998: «К проблеме генезиса 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ой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ы», 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я,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
(13) Якобсон Р.О. ,1985: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
(14)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
(15) 杜桂枝:《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
(16) 胡壮麟:《走进巴赫金的符号王国》,王铭玉、李经伟主编:《符号学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
(17) 李肃:《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8)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9)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与陈勇合作
载《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2期
1 Почепцов Г.Г. ,199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емиотики. М. ,ст. 13.
2 音位被索绪尔理解为印欧语言语音交替内部的结构成分。
3 Почепцов Г.Г. ,199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емиотики. М. ,ст. 14.
4 Почепцов Г.Г. ,199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емиотики. М. ,ст. 111—114.
5 他认为:“表述是社会交际的根本性的事实和条件;对它的研究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表述’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对应关系,对它的研究需要这样一些对应的术语:说者——听者;作者——读者;权威——认同;来源——继承等。”(Почепцов, 1998:180)
6 雅各布森在1929年给什佩特的信中写道:“读完您在《民族心理学导论》前言部分所提到的建设性的理论前提,我更进一步明白,对语言系统的分析完全可以脱离心理学。”(同上,186)
7 Почепцов Г.Г. ,1998: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семиотики. М. ,ст. 195.
8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3页。
9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 1985: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Романа Якобсона», Якобсон Р. О.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ст. 26.
10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交际的实现分以下三个层次:表述的交换(обмен сообщениями)、“方便条件”的交换(обмен удобствами)、女人的交换(обмен женщинами)。
11 对儿童成长过程的研究表明:学会说话的小孩其手势的交际象征意义与不会说话的小孩反射式的身体动作是大相径庭的。
12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16页。
13 同上书,第618页。
14 胡壮麟:《走进巴赫金的符号王国》,《符号学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5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23页。
1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31页。
17 李肃:《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40页。
18 杜桂枝:《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第5页。
19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01页。
20 李肃:《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41页。
21 俄罗斯文化的两中心性(двуцентровость)或称两极性(биполярность)指俄罗斯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文化中心、两种文化传统,它们之间互相排斥、互相抵触,这在俄罗斯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起初是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对立,而后依次演变为弗拉基米尔同诺夫哥罗德、莫斯科同诺夫哥罗德、基辅同莫斯科的对立,最后则是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个文化中心的对立和共存。
22 Гаспаров Б. М. , 1998: «Тартуская школа 1960-х годов как семио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история,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д ред.Неклюдова С.Ю. М. ,ст.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