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中国符号学人王铭玉
——《符号学论略——镂金文集》
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会长、天津外国语大学前副校长王铭玉教授撰著的《符号学论略——镂金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步完成排版工作,我有幸先于他人阅读全书并向铭玉祝贺,当然最后应诺尽快为本论著写上几句。
种种原因,我们这两代人走在一起了。
正如铭玉所言,改革开放成就了他的“三书”人生,即“读书,教书,写书”。1 我没有机会调研铭玉在完成“三书”上的具体经验,但他所说的“写书”据我了解已有四十多部(包括专著、编著、译著、教材、词典等)。单就符号学而言,已有《语言符号学》《符号学研究》《符号语言学》《现代语言符号学》《符号学思想论》五部。2 那么,我的情况呢? 一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已步入四十岁中年的我竟然回归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到1978年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45岁高龄考取教育部派遣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的名额,次年1月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进修,学习了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回国后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只是那时我还没有铭玉那“写书”的豪言壮志。
最重要的机遇是语言符号学的研究使我们两代人有了直接接触。1993年,我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担任两届系主任卸任后不久,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乐黛云主任突然找上门,劝说我代表北京大学给苏州大学准备成立的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担任“名义上的会长”,具体事务仍由苏州大学负责。事后了解,1993年前后苏州大学为了成立中国符号学会,想挂靠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乐黛云教授给苏州大学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筹建中的“中国符号学会”改为“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因为符号学研究要结合包括中文和外文在内的“语言”才可获得北京大学校领导和上级单位批准;其次会长由北大派遣,不然难以向上级解释这个学会与北大的关系。3 我接受此任务后,匆忙准备了《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一文,参加了这个学会1994年召开的第一次年会。4 就是这个年会,尚处“年轻小伙”的铭玉也参加了,结识了我这个“名义上的会长”。坦率地说,当时我对符号学研究重视不够,满以为自己挂名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不再参加往后的活动了。碰巧1996年我在北大退休后出国探亲,没有参加1996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年会。我在内心深处的想法是通过逃会,给苏州大学提供一个借故改选会长的机会。不料我回国后,铭玉还真的郑重其事地给我提了意见,说由于我没有与会,群龙无首,山东那次会议开得不太成功,这不利于我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在铭玉的开导和支持下,我这个老汉还真的听进去了,此后每次年会我都参加。直到2016年83岁高龄,征得与会高校同意,经过选举,铭玉当选为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的第二任会长。
铭玉当选会长的原因有三:一是他参加了学会的历届会议,而且是全心全意搞符号学研究,是大家公认的、名正言顺的“符号学人”;二是他时任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他们学校又建有省部级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带头人、平台、经费等也相对有所保障,便于领导学会开展工作;三是他的年龄优势,继续干上一二十年不成问题。事后证明,他的确不负众望,能与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兄弟院校合作,并且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国符号学八大基地联盟,共同推动了我国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更令人钦佩的是,我在本序一开始就提到铭玉的“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头衔,不论是“符号学专业委员会”,还是“主任委员”,对外语界搞学术研究的教师,特别是搞语言符号学的教师来说,都是望而止步的。看来当初我和与会者把铭玉选为第二任会长确是英明之举。
《符号学论略》一书厚达近500页,其内容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何况本人水平有限,难以深入评述。这里,我只能谈谈自己粗略阅读本书后所感受到的十个特色。
——正如《符号学论略》这个书名所展示的,铭玉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已跳入“符号学”这个更高端更广泛更全面更理论化的领域,其内容除语法学外,主要涉及符号学概论、符号学理论阐述、符号学应用研究和符号学评介四个方面。特别要指出的是,对每个领域,铭玉不是写一两篇文章或综述交差了事,他对各个领域能做到从不同方面深入分析。这就是说,每个领域都分为6-10个专题讨论。最令人兴奋的是,他竟然实现了苏州大学当初试图成立“中国符号学会” 的远大理想。看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当时的思想有些保守了。
——铭玉对符号学的研究能密切结合先走一步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他的文章“语言学在新世纪的八大发展趋势”,深入探讨了包括符号学在内的有关学科的未来走向,如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由单一转向多元化,从系统转向应用,从描写转向解释,从结构转向认知,从静态转向动态,由分析转向综合,由模糊转向精确。这些趋势,对于学术界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符号学和语言学指出了前进方向,起到了引领作用。
——作为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铭玉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成果,如他论述了符号学思想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中国古代已出现有关符号概念的讨论,如易学、名学、训诂学、汉学、佛学等;不仅是古代,当代中国学者对现代符号学研究也有巨大成绩。像金克木、李幼蒸、张杰、丁尔苏、赵毅衡、郭鸿、王寅、张德禄、乐眉云、王立非、徐盛桓、何自然、顾嘉祖、王福祥、文旭等学者的大名不时出现。
——铭玉对中国符号学研究的成果和国际地位能做出鼓舞人心的评价。如他划分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三阶段始于1994年,这一年正好是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成功召开第一次年会的时间。在此基础上,铭玉令人兴奋地,也是令人心服口服地指出,除英、法、俄外,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的第四王国。
——铭玉的研究明显地呈现出如下一个优势,他打破了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英语独霸天下的局面。在我国高校的外语院系,人们都会发现除了文学、文化和编辞典外,语言学学术研究队伍的构成一般以英语为主,因为国际上主要的学术专著和期刊基本上都是英语的。铭玉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这个偏见。他是学俄语的,因此除了通过第二外语(英语)掌握材料外,他提供了较多的俄语学者的科研成果,包括第一手的俄语语料。回想当年我写有关巴赫金的文章时,我只能依赖来自英语的第二手材料。
——铭玉对各种学术理论能采取以理服人的正确态度。在介绍符号学理论时,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均能介绍;在讨论标记理论时介绍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和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的理论;在探索语言符号象似性时,既有认知心理学理论,也谈功能语言学理论。这完全符合我的导师韩礼德先生的“适用语言学”的观点,即不要轻易肯定一派,否定一派,而是根据研究目标、方法、条件和效果等多种客观指标进行评价和选择,有时可对有关理论进行融合。
——在符号学研究中,铭玉善于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上所述,他在介绍中国符号学研究时提到了13种符号学研究的依归,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放在最后——第13种。这里,铭玉毫无轻视之意,他想表达的是这是他最后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表现在方法论上,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的历史性维度出发,可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共时性方法进行理性的审视或颠覆性的消解。同时,通过对符号学实践差异性以及符号批判对象及关系的辨析和梳理,可以扩展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铭玉在全书中贯穿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如聚合与组合的对立、形式与语义的对立等。上面谈到的语言学发展的八个趋势,实际上也是立足于二元对立的思想观点。
——北京大学在提升教师职称时,明确规定“教学,科研,社会工作”三个条件并重。谁在三个方面都能做出成绩,谁就能优先提拔。对此,我总有一个错误认识,觉得“社会工作”太占时间,还会得罪人,因此经常规劝有的教师,“你好好搞你的教学和科研,不要抢着当这个‘长’,那个‘主任’,你不是当领导的料”。我的一位学生还曾专门研究分析我的科研成果,并介绍给他同学或其他中青年老师,说“胡老师的文章大部分是退休以后写的”。如今,铭玉以他的实际行动纠正了我的错误想法。他既能当好领导,也能搞好教学和科研。希望铭玉能多多介绍这方面的经验。至少最近我的一个学生给天外杂志写了一篇稿子,我想通过铭玉这位副校长了解评审结果,他干脆拒绝了,说他不插手他人的工作。我在微信中赶紧用手指点上“明白”二字圆场。
——我注意到铭玉不单自己从事符号学研究,也能培养和支持他的学生和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最熟悉的有吕红周,他2016年曾来京采访过我有关符号学研究的情况。除与铭玉经常合作外,他本人在2014年出版了专著《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另一位年轻学者贾洪伟至少有三部符号学译著是铭玉写的序,如《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斯符号学为纲》《翻译符号学初探——格雷译文选译》《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本书中还提到王清华的《俄语功能语法理论及研究》、张凤的《文本分析的符号学视角》,以及他和王双燕合写的《论说〈符号学思想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总感到铭玉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后浪,也是前浪!
——同时,铭玉这本《符号学论略》的编著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出版形式,那就是他将有关符号学的数十篇论文细心加工成专著形式,步步深入;按五大章的主题收录作为具体章节的论文,主题明确;个别章节如有合著者,在文后都列上大名。估计没有多久,将会有学者研究“出版符号学”了!
浏览全书之后,我问铭玉为什么书名的副标题为“镂金文集”,他说他在博士毕业之时,其导师李锡胤先生亲自为他题字“铭玉镂金”四字致贺,勉励学生学术研究要毕生精益求精。铭玉始终不忘先辈教诲,不仅把恩师的墨宝挂在家中,还铭记在心中,并取“镂金”二字为书名以示对导师和学术的尊重。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学生的应有之举。
最后,值此牛年春节,容许我给铭玉及全国符号学界同仁拜年! 祝中国的符号学事业蒸蒸日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1年2月春节
1 王铭玉:《改革开放成就我的“三书”人生》,载《往事历历40年回眸 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年。
2 王铭玉、李经伟主编:《符号学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年;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铭玉、宋尧:《符号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铭玉等:《现代语言符号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王铭玉等:《符号学思想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3 胡壮麟、吕红周:《发展与展望——中国符号学研究今昔谈——北京大学胡壮麟教书访谈录》,《语言文化研究辑刊》,2016年8月31日。
4 胡壮麟:《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2),4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