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葛洪《抱朴子》隐逸思想

王羲之身处东晋，信奉五斗米道教，而东晋最著名的道教徒是葛洪。从东晋道教的角度看，研究王羲之，离不开对葛洪的研究。葛洪著有《抱朴子》，其中的《逸民篇》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羲之隐逸思想和实践的大背景。

《逸民篇》记载了抱朴子到云台山[29]拜访逸民，恰遇仕人在场，听到了仕人和逸民谈话。

仕人认为逸民隐居于云台山是古之清高、今之逋逃，犹如去张毅之内热，而就单豹之外害[30]。逸民认为仕人喜惧于劝沮而不识玄旷之高韵。仕人又借狂狷、华士被太公诛杀之事，指出逸民有杀身之危险。逸民指出吕尚（太公望、姜子牙）长于用兵，短于治国，治国多用刑杀，而不修仁义，无治国之术。逸民认为吕尚杀害一介之士，导致英杰不入其境、俊民贤能之士逃离而去。

逸民最后又反问仕人：吕尚和周公有何差别？仕人回答：不太了解。逸民云：周公珍惜重视人才，不逼之以在朝，如果吕尚居周公之位，周公之大臣、人才皆会成为市朝之暴尸。尧、舜、禹、汤、魏文、晋平六君并不弱小，对待隐逸之士却非常尊重和重用，总是尽力使隐逸之士心服而归顺，绝对不会用杀戮。西汉开国皇帝汉高帝刘邦也是善恕多容、珍贤贵隐，有过人之度量。

葛洪对吕尚持批判态度，批评他以军法治国、多用刑杀、不修仁义、枉杀贤人。周灭商后，姜子牙被封齐地，齐国有狂狷、华士因为不愿效力于齐国而被吕尚诛杀，吕尚是害怕狷、华在民众中形成不良影响（坏俗），担心齐地人民效仿狂狷、华士不为齐国效力，但是俗人中能够安贫乐道、忘富遗贵、慕隐士之退静者太少了，狷、华又怎么能坏俗呢？葛洪主要是批评姜太公杀戮隐士，这和今天我们所认为的姜太公的良好形象有所不同。

魏武帝曹操请隐逸之士胡昭出仕，胡昭不愿出仕，魏武帝云：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魏武帝曹操是多么礼贤下士、善待隐逸之士！隐逸之士胡昭是何许人呢？胡昭（161-250）是三国时期隐士、书法家，以隶书见长，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齐名。有“钟氏小巧，胡氏豪放”之说，世人并称“钟胡”。

仕人又认为：大儒作为官吏，不必要切事。逸民指出：隐逸之士不在乎禄位和荣华富贵，不会为凡俗名位所吸引。物各有心，安其所长，或出或处，各从所好。当然，逸民也并未完全否定儒家立德立言的追求，身名并全，谓之为上。世人所畏惧的是权势，所重的是利益。

仕人认为隐逸之士得意于山泽，不被时用，是天下无用之物。逸民举火、日、江海、井为例，证明大小不可同。在朝者有在朝者之用，隐逸者有隐逸者之用。桀纣是帝王，仲尼是陪臣，但人们被比为桀纣则会愤怒，被比于仲尼则会高兴，说明贵贱不在官、位，而在德。通过隐逸之士的论述可见，东晋时，孔子依旧受到众人推崇。

仕人认为隐遁之士不为臣民。逸民则认为“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31]。山之金玉、水之珠贝处于逸民隐居之地，都是国君之财。隐者隐于山林，咏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让，儒墨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尧舜认可这一点。

逸民反对夷、齐、鲍焦之死。关于夷、齐，《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有：“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32]鲍焦，周时隐士，因不满时政，遁入山林，抱树而死，事迹记载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葛洪借隐士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夷、齐、鲍焦的看法，即夷、齐、鲍焦之死不足以令人称道，身名并全是上选，如果不能身名并全，隐逸也是好的选择。葛洪自始至终都没有彻底否定儒家入世。

葛洪《抱朴子》在东晋的出现，固然有道教自身发展规律的原因，但也和两晋尤其是东晋大规模的隐逸现象有关。东晋隐于山林之人越来越多，隐逸之人大多追求养生或长生，浸染于道教者随之越来越多。《抱朴子》中记录了很多隐逸山林的生存方法，例如：登山之道、隐居山泽辟蛇蝮之道、江南山谷之间诸多毒恶避之之道、道士山居不畏风湿之术、涉江渡海避蛟龙之道。葛洪还提供了入山符和入山佩带符。总而言之，《抱朴子》在东晋的出现不是偶然，《抱朴子》对山林中如何修道的论述离不开东晋大量隐逸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