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

第一章　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隐逸思想和背景[5]

第一节　王羲之的隐逸思想和经历

王羲之有隐逸实践和经历，其隐逸经历以自誓文为界分为两段：一是自誓文之前居于庙堂之上的阶段，此阶段的隐逸是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二是自誓文后远离庙堂、归隐山林的阶段。

祁小春先生认为《逸民帖》是《十七帖》中的法帖，是王羲之尺牍中最可靠的书信资料之一。《逸民帖》中有言：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6]

《逸民帖》中王羲之自云有“逸民之怀久矣”。《十七帖》中，记载了王羲之的隐逸喜好：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7]

王羲之喜欢游目山川：

知彼清晏岁丰，又所出（有）无乏。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8]

另外，敦煌文献中有《尚想黄绮帖》，《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认为此帖材料真实可靠。《尚想黄绮帖》原文为：

尚想黄绮，意想疾于繇，年在襄。吾（斯214本有“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之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也。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好之绝伦，吾弗及也。[9]

按照张天弓先生的考证，“黄绮”指“商山四皓”中的绮里季、夏黄公两位隐士，“尚想黄绮”，即是仰慕隐逸之意。

另，《晋书》记载王羲之自云无乡庙之志，尤其儿娶女嫁后，更“怀尚子平之志”。王羲之《报殷浩书》曰：

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10]

《晋书》还记载有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归隐之心：“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11]

王羲之早期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隐逸，可谓之“坐而获逸”。

初，羲之既优游无事，与吏部郎谢万书曰：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12]

王羲之与谢万书云，古之出世隐逸者，或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十分艰苦，庆幸自己坐而获逸，己之坐而获逸乃天赐。

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和王述不和，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作自誓文，而后远离庙堂、辞世归隐。《晋书·王羲之传》记载有自誓文，曰：

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13]

王羲之作自誓文后，远离庙堂，游诸山林：“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14]可见，远离庙堂之后的归隐，王羲之亦乐在其中。

以上文献资料充分证明：王羲之具有隐逸思想和经历，且早期是身在庙堂、心在山林之隐逸，后期是身心远离庙堂、俱在山林之隐逸。王羲之式的隐逸在东晋并不罕见，东晋时，士人或居于庙堂之上，或隐于山林之中，或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王羲之《兰亭序》对此亦有记录。

祁小春先生曾说：“虽然《兰亭序》文章是否为王羲之所作还值得怀疑，若《兰亭序》确为后人依托伪作，那么也应该承认，至少在思想上‘做’得还是非常像的……其中反映的思想情绪，确能代表王羲之那个时代的士族人生观。”[15]

王羲之《兰亭序》中有：“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16]“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和“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描述的是两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类型的人。前者适用于庙堂之上者，后者适用于山林之中者。王羲之认为这两类人“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17]“悟言一室之内”和“放浪形骸之外”两类人各自“快然自足”，这种看法并不是王羲之的首创和独特思想，而是东晋很多士人的看法。庙堂和山林、出世和入世、自然和名教，是魏晋南北朝士人们思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西晋郭象《庄子注》对山林和庙堂相结合的论述独特新颖、鹤立鸡群，影响了整个东晋，王羲之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