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王羲之和玄学
东晋王羲之生存年代一作303年至361年，一作321年至379年。王羲之是众人皆知的“书圣”，他以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艺术独步古今，其影响之大空前绝后。毫无疑问，王羲之是历代书学家、书法家永恒的关注热点，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据王羲之研究专家祁小春先生的专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所论，王羲之的撰述资料散见于以下历代文献中：《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晋书·王羲之传》、唐代《法书要录》《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宋代《墨池编》《书苑菁华》《太平御览》。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和清代严可均《全晋文》堪称王羲之撰述资料之集大成。在这些撰述资料中，除了王羲之所撰的书论、王羲之传记等等，主要是四百多通书翰尺牍文献。这些书翰尺牍文献又以文本和法帖两种形式存在。法帖是例如《十七帖》《淳化阁帖》等书迹。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尺牍文献主要保存在：唐褚遂良《右军书目》（《法书要录》卷三）、唐张彦远《右军书记》（《法书要录》卷十）、明张溥《王右军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十八）、清严可均《王羲之集》（《全晋文》卷二十二）。在以上四种保存文本形式的尺牍文献著作中，唐褚遂良《右军书目》和唐张彦远《右军书记》收录的王羲之法帖是王羲之撰述文献中最为可信的一批资料。
东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交融，孕育出了“书圣”王羲之，王羲之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在孕育“书圣”王羲之的众多条件和因素中，文化因素是其中之一，玄学属于文化因素。玄学在三国魏和西晋时体现为大玄学家和知名玄学著作，东晋时玄学趋于大众化、艺术化、生活化，波及面达到最广。“书圣”王羲之在东晋的出现，正是玄学艺术化的体现。
魏晋玄学是继先秦、两汉之后中国哲学的又一高峰，它不仅整合了秦汉儒道两家思想，而且融合了西土的佛教义理，中国哲学的儒、释、道精神内核由此形成，鼎盛的隋唐佛学随之开启，宋明理学也滥觞于此。汤用彤和汤一介父子是魏晋玄学研究的大家，汤用彤先生将魏晋玄学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关于魏晋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1]汤一介先生对魏晋玄学的定义为：“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2]汤一介先生将魏晋玄学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和八位代表人物：正始时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竹林时期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元康时期代表人物郭象、裴頠；东晋时期代表人物张湛、僧肇。汤用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对魏晋玄学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的划分稍有不同。
从个人信仰来看，王羲之有五斗米道的道教信仰，其书法之大成和此道教信仰有重要关系，这是学界的共识，也是学界关于王羲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其实，道教和玄学这两种思想和背景都对王羲之有影响，而学界在玄学对王羲之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
从魏晋南北朝的实际来看，玄学和道教是交融发展的，这种交融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从经典文献来看，二者都重视《老子》《庄子》；从喜好倾向来看，二者都崇尚隐逸、钟情山林、喜爱自然、关注养生。从代表人物来看，玄学家中嵇康是典型的道教爱好者，他喜尚竹林之隐、企慕逍遥之仙、关注服食养生，深受道教影响；道教徒中葛洪深受玄学影响，《抱朴子》第一篇就是《畅玄篇》。从关注的主题来看，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玄学的核心问题。从现实层面看，山林和庙堂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王羲之是五斗米道教信仰者，却也崇尚自然，“自然”是玄学最重要的概念。
汤用彤先生从佛教入手而至玄学，对魏晋南北朝佛教、玄学的研究皆有大成，而对道教的研究却较为有限。汤一介先生著有《早期道教史》，但该书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的深入研究尚显薄弱。总之，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的重要意义，哲学学界重视和研究的还远远不够。南怀瑾先生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中曾这样论述：
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大发展时期，此“道”包括道家，也包括道教，玄学是儒、释、道融合大发展的产物。和佛教不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比佛教和玄学兴起要早，玄学还未产生之时，道教已经在“默默无闻”地发展了，而且，道教自其产生之日，即奉《老子》为经典。道教的养生、求仙等思想和观念早已有之，玄学之放达、逍遥即本于此。从道教的角度看玄学，很多疑惑之处应然而解，鲁迅先生论述魏晋风度与药和酒的关系就曾让人眼前一亮。《老子》《庄子》《周易》是魏晋南北朝“三玄”，属玄学经典著作，但正如许地山先生所云，老庄哲学是道教的思想根据，早在玄学成为显学之前，老庄就已经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来源。
魏晋南北朝，很多玄学家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很多道教徒也受到了玄学的影响。书学研究者会把王羲之和嵇康、陶渊明作对比研究，文学研究者常把嵇康、陶渊明作对比研究，这是因为嵇康、王羲之、陶渊明有慕仙、养生、服食、隐逸的共同之处。
故此，王羲之道教思想的研究固然意义重大，但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的研究也非常重要。由于“玄学”是涵盖面很广的复杂概念，因此关于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的研究，既可以以玄学概念、玄学议题为中心进行论述，也可以以玄学著作、玄学发展阶段为中心进行论述，本书以玄学代表人物郭象、嵇康为中心，研究王羲之的玄学思想和背景。
二、王羲之和郭象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郭象生活在魏熹平四年至西晋永嘉六年（252年至312年）。一在西晋，一在东晋，王羲之生存年代稍晚于郭象。王羲之是写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圣”，郭象是魏晋南北朝玄学发展的最高峰，其代表作《庄子注》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影响。三国魏和西晋时，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郭象、裴頠等玄学大家频频出现，而东晋再没有玄学大家涌现，这并不意味着玄学发展衰弱了，相反，由于郭象的影响，东晋时玄学思潮的波及面达至最广，几乎整个社会上层都受到了玄学的影响。王羲之恰好出现在此时，并创作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所以，王羲之书法之大成和当时玄学流行的社会背景有何关联，尤其将玄学推至鼎盛并恰好稍早于王羲之的郭象和王羲之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郭象现存文献有《庄子注》整本著作和《论语体略》九条。虽然郭象《庄子注》和向秀《庄子注》存在著作权公案，但现今学术界一般认为《庄子注》是郭象在向秀基础上述而广之，《庄子注》的作者还是郭象。所以郭象的相关文献相比于王羲之，较为集中和确定。魏晋南北朝玄学的相关文献还包括：王弼《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可见于楼宇烈先生《王弼集校释》；嵇康相关文献可见于戴明扬先生《嵇康集校注》；阮籍相关文献可见于陈伯君先生《阮籍集校注》；另有何晏《论语集解》、僧肇《肇论》等。
本书上篇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包括六章，这六章分别为：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隐逸思想和背景；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叔父王廙“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兰亭诗》一首；王羲之《兰亭诗》儒、释、道内容；从《兰亭序》论王羲之的生死观；以郭象为中心论王羲之政论思想。
三、王羲之和嵇康
嵇康，字叔夜，世称“嵇中散”，生活年代一作224年至263年，一作223年至262年，是三国魏时的玄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对后世影响巨大。嵇康个性鲜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重视养生、服食，对道教颇为亲近，音乐方面很有造诣，艺术修养深厚。诗、酒、琴、友是他生活中的四要素，在这四者的陪伴下，嵇康追求养生、逍遥。嵇康平生不喜入仕，爱隐逸，但最终因钟会陷害而被司马氏当局所杀害，临死前奏《广陵散》。嵇康擅长诗词，在诗词文章方面有《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秀才答四首》《幽愤诗》《述志诗二首》《游仙诗一首》《六言十首》《重作四言诗七首》《思亲诗》《郭遐周赠三首》《郭遐叔赠五首》《答二郭三首》《与阮德如》《阮德如答二首》《酒会诗七首》《杂诗》，另有《琴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卜疑集》《稽荀录》《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太师笺》《家诫》等，这些在《嵇康集》中皆有收录。
王羲之生活在郭象理论风靡之时，郭象有些理论对王羲之产生了直接影响，有些理论虽没有证据证明对王羲之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可以作为王羲之的玄学背景来考察。而嵇康则不同，嵇康生活年代与王羲之间隔相对较远，难以证明嵇康的玄学思想对王羲之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在魏晋南北朝众多玄学家中，嵇康和王羲之最为相似。嵇康是玄学中的王羲之，王羲之是书学中的嵇康，二人不仅在人生经历上有相似之处，而且在服食养生、喜爱道教、擅长书法或音乐艺术、逍遥放达、推崇自然、情归隐逸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故本书下篇从养生、服食、自然、隐逸、艺术等几个方面对王羲之和嵇康进行比较研究，寻迹书法家王羲之和玄学家嵇康的关联。其中，第七章以道教和养生为中心论王羲之和嵇康；第八章以艺术为中心论王羲之和嵇康；第九章以《老子》和“自然”为中心论王羲之和嵇康；第十章以隐逸为中心论王羲之和嵇康；第十一章论王羲之和嵇康的个性。
四、研究现状
学界关于王羲之的研究代不乏人，刘汝涛、王涛、王玉池、雒三桂、梁少膺、毛万宝、黄君、方波、祁小春、张天弓、丛文俊、邱振中等众多专家都在王羲之研究上贡献颇多。其中，祁小春先生以其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基础，将王羲之置于书人、书迹、书论三部曲中进行绵密细致的考察、梳理和研究，有多部著作问世。
王羲之是书学研究的热点，郭象、嵇康是哲学研究的热点，以郭象、嵇康为中心论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属于哲学和书学的交叉研究。
从研究专著来看，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书学研究领域，只有邓宝剑先生《玄理与书道——一种对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论的解读》专门论述了玄学和书学的关系，该书是学界第一本专门论述玄理和书道关系的著作，意义重大，但是对王羲之和郭象、嵇康关系的深度挖掘尚显薄弱。
从研究论文来看，学术界关于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的研究论文可暂举数例：张文晔《玄妙之伎——王羲之书学“意象观”的玄学依托》，《中国书法》，2019年10月；翁志丹《“玄礼双修”与王羲之书风》，《中国书法》，2018年8月；周闻鹏《魏晋时代语境下的王羲之新体书法》，《美术教育研究》，2017年1月；谷圆圆《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黑龙江史志》，2015年6月；王伟《王羲之亦儒亦玄思想辨析》，《中国书法》，2003年11月；林圭《玄学视野下的王羲之书法及书法思想》，《书法赏评》，2012年8月；阮忠勇《论儒道思想对王羲之书法美学思想及书法的影响》，《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12月。
其中，张文晔《玄妙之伎——王羲之书学“意象观”的玄学依托》是从魏晋玄学的方法论角度切入，探讨玄学对魏晋书法艺术的影响，借助魏晋“言意之辨”分析书法“象”与“意”的辩证关系，以此来梳理王羲之书学思想中的“意象观”。翁志丹《“玄礼双修”与王羲之书风》旨在研究王羲之书法与魏晋玄礼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王羲之所创的“新体”及其行书成就做出相应的思想诠释，并讨论以王羲之为核心的晋代书法受到历代文人士大夫推崇的内在原因。
王伟《王羲之亦儒亦玄思想辨析》认为：自从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人们就往往较注重其书法风格、书法技艺等的研究。但是，不能忽视对王羲之思想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不能忽略在东晋时代背景下，王羲之思想中所流露着的儒与玄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的复杂性。
王羲之《兰亭诗》是研究王羲之玄学思想和背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李建中《玄学人格与东晋玄言诗》，《江海学刊》，1999年2月；许明征《玄学与东晋兰亭诗会》，《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3月；李翰《兰亭文会与玄学家的政治姿态》，《文学遗产》，2008年5月；程丽芳《郭象玄学与东晋诗歌的审美追求》，《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月；陈大利《〈兰亭诗〉研究探微》，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亦可见总论魏晋玄学和晋代书风的研究论文，例如：尹旭《晋代玄风独振与书风尚韵》，《中国书法》，2001年5月；苏洪强《浅析玄学与晋人书风》，《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6月；戴志《魏晋风度与王羲之〈兰亭序〉——兼论王羲之对后世书风的影响》，《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2月；王海燕、李守治《空灵缥缈，物我皆忘——从晋唐书法艺术中管窥魏晋玄学的影响》，《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8月；杨涛《东晋“新体”书法成因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孟云飞《两晋书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
具体到王羲之和郭象、嵇康的关联研究，学界相关研究著作还是空白，相关研究论文仅可见：王澍《论王羲之的“嵇康情结”》，《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该文认为王羲之与嵇康异时而同调，因王羲之的诗文多有意模仿嵇康；两人的家世背景也极相似，且都因此导致他们与晋帝的关系相当微妙；两人先天性情相近——耿直端方、说话直爽，后天习染也高度一致——尚老庄、任自然，皆性刚才俊、违拗上司、开罪僚友；两人皆列籍道教、重视养生、好尚服食。总之，王羲之有意模仿嵇康，有浓厚的“嵇康情结”。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王羲之和郭象、嵇康玄学思想关联的研究有待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