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逸之士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他的隐逸思想和实践在东晋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潮流。我们可以通过《晋书·隐逸传》进一步分析这种隐逸潮流的特点，进而对王羲之隐逸思想和实践有更深入的理解。

《晋书》“列传”专设有“孝友传”“忠义传”“良吏传”“儒林传”“隐逸传”等，“孝友”“忠义”“儒林”都是传统儒家强调和看重的，“隐逸”是玄学和道教的重要内容。

从《晋书·隐逸传》的记载来看，很多隐逸之士的共同特点是：性无恚怒（例如孙登、董京）、闲静寡欲。隐逸之士大多喜欢山岳，经常隐于山中。孙登“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尝住宜阳山”[33]；董京“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翟汤“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杨轲隐于陇山，瞿硎先生常居住在宣城郡文脊山中；谢敷“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公孙凤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公孙永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张忠于永嘉之乱，隐于泰山；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郭瑀隐于临松薤谷；陶淡隐居罗县埤山。

《晋书·隐逸传》开篇就指出了隐逸之士和庙堂之士有联通的桥梁，或者说山林是庙堂的一部分，隐逸之士也是待征诏之人。“至于体天作制之后，讼息刑清之时，尚乃仄席幽贞以康神化，征聘之礼贲于岩穴，玉帛之贽委于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斯之谓欤！”[34]

《晋书》记载的隐逸之士的隐逸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很多儒林之士有朝廷征诏而不就的经历。

虞喜，“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35]。“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36]“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37]朝廷又下诏，依旧“辞疾不赴”。咸康初，何充上疏，疏奏，又下诏，虞喜“又不起”。虞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著有《安天论》《志林》、释《毛诗略》、注《孝经》。

范隆，“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38]，著有《春秋三传》《三礼吉凶宗纪》。

杜夷可谓是山中宰相，实现了山林和庙堂的结合。杜夷也有接连征诏而接连不就的经历。“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恒就夷咨访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请退。”[39]虽然杜夷有庙堂的经历，但其内心还是在山林，这从《晋书》对他的评论就可看出：“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门。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40]

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衍也有不就征诏的经历。“弱冠，公府辟，本州举异行直言，皆不就。”[41]

《晋书·隐逸传》有《霍原传》，霍原被杀的经历告诉我们为何那个时代隐者面对征诏常坚决不就。霍原之死竟然是因为一首歌谣“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王浚认为豆就是霍原，所以斩杀了霍原，不仅斩杀，还悬其首。霍原的学生悲痛万分、痛哭不已，夜间偷偷地把霍原的尸体埋葬。一个社会和时代隐逸者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乱世，而隐逸之后的养生、服食、采药、书画创作不过是隐逸所催生的副产品。

第二，《晋书·儒林传》记载的很多儒林之士有隐逸的经历，同时很多隐逸之士擅长儒学。隐逸之士和儒林之士有交叉。

《晋书·儒林传》氾毓传云：“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净自守。”[42]这里所记载的隐逸之士刘兆和徐苗也都在《晋书·儒林传》之列。

范宣既擅长“三礼”，又熟悉《庄子》：“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43]擅长“三礼”和熟读《庄子》并不矛盾，“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44]。范宣宣称自己言谈未尝及老庄，但当有人问他“‘人生与忧俱生’出自何处”，他回答出自《庄子·至乐篇》，客人问：“您不是不读《庄子》吗，怎么会知道此语出处？”他笑着回答说：“小时候曾经看过。”《庄子》在魏晋的兴盛从范宣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晋书·隐逸传》对隐逸之士谯秀的记载是：“以儒学著称，显明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45]

《晋书·隐逸传》记载孟陋长于“三礼”，曾注《论语》。“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亲族迭谓之曰：‘少孤！谁无父母？谁有父母！圣人制礼，令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毁性无嗣，更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后从吉。由是名著海内。”[46]族人还是用儒家的孝、礼思想来鼓励孟陋。有人向桓温举荐孟陋，对其评价是“学为儒宗”（“孟陋高行，学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47]）。这再一次证明《晋书》的《儒林传》和《隐逸传》有交叉之处。

索袭是硕德名儒，“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48]。敦煌太守阴澹赞之“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咨大义”[49]，“澹欲行乡射之礼，请袭为三老”[50]。索袭谥号：玄居先生。

隐逸之士宋纤“少有远操，沉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51]。宋纤不见酒泉太守马岌，却见张祚派的使者张兴，迫不得已出山。“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52]纤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53]又有：“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54]宋纤谥号：玄虚先生。宋纤不喜朝堂之上，隐居于酒泉南山，授徒三千余人。可见，隐居于山中依旧可以用功于经史子集、治学授徒、著书立说，这为隐逸和儒林相通提供了条件。

郭荷六世祖是郭整，“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55]。郭荷谥号：玄德先生。

郭瑀“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56]。郭瑀隐于临松薤谷，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曾出山，但并不成功，最终返回酒泉南山赤厓阁，饮气而卒。

《晋书·隐逸传》记载的祈嘉曾依照《孝经》著《二九神经》。祈嘉夜间忽闻窗外有声音叫着：“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第二天祈嘉就逃走了。

隐逸之士杨轲“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缊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57]。杨轲好《易》，且授徒，生活上似颜回，人不堪其忧，杨轲不改其乐。

隐逸之士郭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58]。隐逸之士也可以实现著书立说的目标。

第三，很多隐逸之士具有孝的美德，孝的评价标准对于隐逸之士依旧适用。

《晋书·隐逸传》记载的夏统“幼孤贫，养亲以孝闻”[59]，无论是隐者还是仕者，孝终归是被人称赞的。夏统母亲得病，夏统侍奉左右，并伺候医药。夏统擅长谈论，宗族劝他入仕，因为“甘辛苦于山林，毕性命于海滨”终归是劳苦的，但是夏统却生气地回答说：“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统属太平之时，当与元凯评议出处；遇浊代，念与屈生同污共泥；若污隆之间，自当耦耕沮溺，岂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间乎！闻君之谈，不觉寒毛尽戴，白汗四币，颜如渥丹，心热如炭，舌缩口张，两耳壁塞也。”[60]出仕抑或入仕，要根据时代和社会情况来决定，太平盛世当出仕，乱世则当归隐。夏统的这种想法在隐逸之士中很普遍，孔子也曾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夏统的从父敬宁祭祀先人，找了两个女巫，夏统的从兄弟和夏统一起去看从父敬宁祭祀，并表祝贺。夏统一进门看到两个女巫，惊愕而走，事后责备从兄弟们，其中一句是：“季桓纳齐女，仲尼载驰而退；子路见夏南，愤恚而忼忾。”[61]孔子和《论语》依旧是魏晋南北朝士人们脱口而出的内容，《论语》依旧非常重要，孔子的地位依旧屹立不倒。

《晋书·隐逸传》还记载有范粲及其儿子范乔之事。范粲佯狂不言，乔与二弟放弃学业，照顾父亲，父亲死后，乔足不出邑里。司隶校尉刘毅曾说：“使范武威疾若不笃，是为伯夷、叔齐复存于今。如其信笃，益是圣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为朝廷惜遗贤之讥也。”[62]尚书郎王琨评价范乔“儒学精深”。

另有翟汤，“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63]。翟汤之子翟庄，“少以孝友著名，遵汤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后食，语不及俗，惟以弋钓为事”[64]。翟汤仁让廉洁，儿子翟庄以孝知名。

《晋书·儒林传》收入了范弘之《与王珣书》，其中有“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65]。《与王珣书》中还有“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66]。范弘之此言和王羲之《兰亭序》如下语句相似：“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第四，《儒林传》《隐逸传》中很多人都有从不仕到出山、出仕的转变。

例如董景道，“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汭。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67]。

范粲也有一个由不仕到出仕、再到不仕的过程。最终“粲因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辄密咨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68]。“以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载，终于所寝之车。”[69]范粲三十六年闭口不言，待在车上，脚不践地，全靠子孙侍奉左右。王羲之也有脚不践地的记载，“羲之白：乖违积年。每惟乖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当可居处。羲之脚不践地，十五年无由奉展，比欲奉迎，不审能垂降不？豫唯哽（阙）故先承问。羲之再拜”[70]。脚不践地这种状态是真是假、何以可行则不得而知。

氾腾因天下战乱而放弃官位归隐在家。“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71]氾腾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72]

再如任旭，郡将蒋秀请他做功曹，蒋秀贪污枉法，任旭苦谏，秀不听。任旭选择离开，闭门讲习，修身养性。后来蒋秀因贪污枉法被杀时才醒悟任旭的苦谏，但任旭自此归隐于家，不再出仕。（“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隐遁，辞疾不行。”[73]）

第五，很多隐逸之士具有不私己的特点。

朱冲“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74]。《晋书》记载了朱冲不私己的轶事：邻居丢了牛，误把朱冲的牛当成了自己的牛，后来邻居在林下发现了自己的牛，很愧疚，牵着朱冲的牛来归还，朱冲却不要，把牛送给了邻居。另外一件轶事是：有牛来朱冲庄稼地里找食吃，朱冲不仅不生气，还把庄稼给牛吃，牛的主人很愧疚，自此不再鞭打牛。

范粲的儿子范乔，其同邑人盗砍乔之树，有人告诉了乔，乔假装没听见，同邑人听说后很惭愧，要把树归还给乔，乔却说：“你节日里砍此树，想要与父母欢庆节日，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外黄令高頵赞叹说：“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孙恂恂率道，名讳未尝经于官曹，士之贵异，于今而见。大道废而有仁义，信矣！”[75]

郭文“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76]。郭文是《晋书·隐逸传》记录的唯一和葛洪有关系的隐逸之士：“余杭令顾颺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77]郭文去世之后，“葛洪、庾阐并为作传，赞颂其美云”[78]。郭文和葛洪一样，喜爱游名山，有很多游山林的经验。但是和葛洪不同的是，郭文不求长生，得病之时，王导给他药，他说：“命在天，不在药也。夭寿长短，时也。”[79]郭文还有三件轶事，其一是：山林猛兽害人，而郭文独住十余年。有猛兽张口对着郭文，郭文见兽口中有一横骨，以手取之，第二天，猛兽在郭文室前放了一头鹿感谢他。其二是：郭文做盐的生意谋生，常低价卖盐。其三是：郭文看到猛兽杀死一头鹿，他告诉别人这里有一头大鹿，他人卖鹿后分钱给郭文，郭文不取。

《晋书·隐逸传》有《郭翻传》，“翻少有志操，辞州郡辟及贤良之举。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80]。郭翻为人大方，稻、车、渔猎所得皆给予他人。对庾亮征诏不就，云：“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郭翻曾不小心坠刀至河水中，路人经过，帮助郭翻取出。郭翻坚持要赠刀于路人，路人坚持不接受，再三推让无果，郭翻将刀又扔入了水中。路人无可奈何地又入水取出刀来，郭翻最终收下了刀，但是以十倍的刀价给钱于路人。这就是郭翻廉不受惠，沉刀于水、路人取之的故事。

第六，很多隐逸之士爱服食。

陶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81]。

张忠，“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82]。有的隐逸之士在山中读经典、授徒，有的隐逸之士在山中弹琴、吟咏，还有的隐逸之士在山中修道教导养之法。张忠隐于泰山，对琴书、六经置之不理，而对服食、导养之法积极践行。苻坚派人征诏时，张忠说：“吾余年无几，不可以逆时主之意。”[83]见到苻坚之后，张忠表达了归隐山林的心志，苻坚许之，但张忠走到华山之时去世，谥号为安道先生。

刘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84]

第七，很多隐逸之士常以书、画、琴、文自娱。

《晋书·隐逸传》记载了隐逸之士辛谧擅长书法，“谧少有志向，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为时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85]。辛谧认为“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只能是穷理尽性有妙处，现实中很难实现。辩名析理的玄学名著郭象《庄子注》主旨是“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86]。郭象的这一理论在西晋、东晋颇为流行，辛谧应是熟知。

隐逸之士公孙凤弹琴、吟咏，“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处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异之，莫能测也”[87]。

公孙永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年余九十，操尚不亏。”[88]公孙永也有受到当权者所迫而“诈狂”的经历，谥为崇虚先生。

戴逵擅长书画、鼓琴等巧艺，“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89]。戴逵批评元康、竹林的放达，对儒家、道家的看法较辩证。

《晋书·隐逸传》里还有如下几位：韩绩爱好文学，虽然隐逸居处，不交世事，但依旧受到东土人们的敬重：“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90]伍朝，不与世接，“少有雅操，闲居乐道，不修世事”，“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91]。石垣，粗衣陋食，“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又能暗中取物，如昼无差”[92]。隐逸的生活肯定有艰难困苦，隐逸之士们在人不堪其忧的艰苦条件下，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第八，隐逸之士大都喜爱老庄道家。

《晋书·隐逸传》记载董京“后数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寝处惟有一石竹子及诗两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93]“归我自然之室”对自然的追求是道家式的理想。

《晋书·隐逸传》和《老子》有关的内容俯拾即是。例如：隐逸之士索袭死后，玄居先生阴澹曰：“世人之所有余者，富贵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慌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棲心天外，虽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94]《老子》中有五音、五色和味无味之说，第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95]第六十三章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96]

第九，隐逸成为流行，很大原因在于战乱对生命的威胁，以及人们对社会的失望。《晋书·隐逸传》记载了隐逸之士对社会的种种不满。

董养曾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乎？每览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于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97]从董养所言可以看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谋反者得到赦免，杀祖父母、父母的得不到赦免，太学学堂有什么用呢？天人之理泯灭，天下当然会大乱。董养著《无化论》来批评这种现象。最终，董养和妻子入蜀，莫知所终。

隐逸之士鲁褒所作的《钱神论》论述钱的重要，讽刺当时重钱、重利的社会现象。“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雠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98]“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99]

《晋书》批评晋朝玄谈之风，认为始自正始的尚虚谈之风，摒弃礼法和名教，导致五胡趁机乱华，晋朝因此避地江左。“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郑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列传，其余编之于左，以续前史儒林云。”[100]

本章小结

王羲之隐逸思想和经历处于魏晋南北朝玄学关于山林和庙堂关系大讨论的背景下，深入理解王羲之的隐逸思想离不开对这个大背景的了解。魏晋南北朝玄学中，山林和庙堂理论最为秀异特出的是郭象《庄子注》所言“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王羲之早期身在庙堂、心在山林是对郭象这一理论的实践。郭象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理论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王羲之最终也全身而退、彻底归隐。除郭象之外，江熙、孙绰、沈居士、葛洪等多人都有关于山林和庙堂的言论，这些都构成了王羲之隐逸思想的大背景。

隐逸成为流行，多源于战乱对生命的威胁，以及人们对社会的失望。《晋书·儒林传》记载的很多儒林之士有朝廷征诏而不就的隐逸经历，同时，《晋书·隐逸传》记载的很多隐逸之士擅长儒学，隐逸之士和儒林之士有交叉；《儒林传》《隐逸传》中很多士人都有从不仕到出仕的转变；忠孝的评价标准和选人、用人标准对很多隐逸之士同样适用；很多隐逸之士爱服食，常以书、画、琴、文自娱，喜好老庄道家，不私己。可见，王羲之从出仕到隐逸不是个例，而是有着整个社会时代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