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经典时代”的文献积累与经典时代的“六经”形成
以“轴心时代”为坐标，经典时代经历了前经典时代、经典时代和经典阐释时代三个时期。前经典时代是文化经典的孕育期，而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则是经典文化的创立期。与整个“轴心时代”的其他文明一样，公元前6世纪到前3世纪，中国的哲学与文学也进入突破期，雅思贝斯在讲到“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时候，还强调了其中有一个“轴心突破”期（Axial breakthrough），“轴心突破”是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六经”）全面建立和成熟的时期，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这一时期的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而“轴心时代”以后的整个古代社会则是经典的阐释期，对经典的解读、争论成为中国学术传统的主要内容。
经典时代的形成宛如一条奔腾的历史长河，始而细流涓涓，小水潺潺，这是文献的积累期；继而水流渐丰，河道初成，已经进入文化的前经典时代；再而江河洋洋，水流涣涣，形成奔腾勃发的气象，这是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是文化的经典时代；最后江河东去，顺流而下，中国文化进入经典的阐释期。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学术、文学与艺术都无法摆脱经典文化的根本影响。
经典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经典源于文献。远古的历史文献是经典的原初形态，经典是对文献的总结整理和思想升华。中国是一个历史文献极为丰富的国家，经典正是对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阐释中逐步形成的。“六经”一词，始见于《庄子》，而“六经”的形成，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积累和选择升华的过程。从传说的唐尧、虞舜到夏、商、周漫长的历史积淀之后，在“轴心时代”特殊的时代氛围和历史土壤上，经典完成了化蛹成蝶的思想升华，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经典文本。“轴心时代”以前的历史属于文化的前经典时代，或者前“轴心时代”，前经典时代为经典时代的成熟做了资料和思想的准备。这一过程总体上表现为从底层向宫廷集中，从纷纭累积向集约精粹发展。从文献到经典形成，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积累的过程。
《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即简策，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说文》释“册”谓：“册，书也。”（《说文》释“删”，而释“册”则曰“符命也”。）蔡邕《独断》谓：“策者，简也。”而“典”是收集整理置于宫廷的文献，是重要的历史记载。《说文》释“典”谓：“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简策是“典”的文献来源，而“典”则是重要的具有相当政治意义的历史文献。
《周易》形成的过程最有典型意义。《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周易》的产生过程时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以汉代为坐标，经历上古、中古、近古时代，而以伏羲氏的八卦、周文王的六十四卦，最后到孔子的《易传》为标志。从伏羲到孔子不仅历时久远，也是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从远古到近古，原初《周易》是卜筮的、宗教的，而到孔子的《易传》，则将《周易》从卜筮带入了哲学的领域，实现了从神学到哲学的思想跨越。
经典形成的过程，也是文献不断积累、选择、升华的过程。《尚书》包括了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尧典》，经过夏、商、西周三代的《夏书》《商书》《周书》，再到春秋秦穆公时代的誓命大约两千年的历史文献。《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周公时代已经有了《书》类文献，据《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汉书·艺文志》则谓：“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无论是三千余篇，或是百余篇，还是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上古文献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逸周书》以及近期出版的《清华简》更加证明了这一点，目前的《尚书》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尚书》形成的过程，也是文献积累删汰选择的过程。
经典文献的来源是多元的复杂的。礼乐文化固然通过礼乐文献流传保存，而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礼乐文化是一套完整的仪式、演奏、规范、操作等行为体系，依靠制度、实践得以传播，也就是说礼乐文化的流传一方面是通过文献经典影响传播，一方面是依靠行为操作而继承发展。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礼仪系统，这些礼仪之间存在着相互继承、不断改进而又各具特色的特征。孔子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1]礼乐的形成经过了从夏到商再到周的时间链条，虽然其间有所损益有所增减，是变动的，但本质上是连续的，其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逻辑关系，有一个漫长的文献积累和制度建设过程。在礼乐文化建设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礼记·明堂位》谓：
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崇文重教，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以及约束贵族的行为规范，这些礼仪涉及一个社会的总体宏观的政治制度，也涉及整个社会成员的微观琐细的行为规范，所以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的说法，周礼涵盖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周公制礼作乐，将一套宗教祭祀的礼仪逐渐改造成塑造人伦道德的实践规范体系。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夏、商、周礼乐文献整理和制度规范总结的基础上完成的，周代礼乐文化是三代文明的升华，更是一种历史传统。周公时期的礼乐，属于前经典时代的文化构成体系，而前经典时代恰恰为经典时代的到来做了铺垫和准备。
《乐经》有无，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其实，真正的《乐经》并未消亡，而是分散于三礼的各个环节中。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乐经》与其他经典不同的是，它是实践性的、是操作的，不单独依赖文献的流传。礼乐一也，《乐经》始终与礼结合在一起，因此《周礼·大司乐》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其实也是古老的乐官体系。而《仪礼》《礼记》都保存了典礼仪式中演乐的记载。《乐经》的文献形式是广泛的，既包括实践性的《三礼》文献，也包括《诗经》等文本形式，还包括《乐记》《乐论》等理论著作。孔子及其弟子对古典礼乐文化和音乐经典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2]，这是诗的整理，更是音乐的整理。
经典的形成经历了从底层民间到王室宫廷的过渡。《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余篇”，虽然古诗未必一定是三千余篇，但是根据《左传》《国语》《礼记》以及《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大量《诗》外诗来看，上古诗歌绝不是现在流行的三百零五首，而应该是大量的、广泛的。
这些大量的诗篇通过政治的手段从民间、从诸侯国向宗周宫廷集中。《礼记·王制》谓：“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根据礼乐文化的建设，周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采诗制度。
再如《汉书·艺文志》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如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
在历史记载中，采诗之官的工作是颇富诗意的：“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13]孟春时节，生机无限，采诗之官，敲击着木铎，担负着“观风俗，知得失”的政治使命，四处搜集诗歌。虽然这样的描绘有些冠冕堂皇，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西周宫廷有乐官制度，负责搜集整理诗乐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杨荫浏统计，《周礼》中由大司乐统领的乐官、乐工等，凡一千四百六十三人，这尚不包括“旄人”下辖的人数不定的民间舞人。[14]正因如此，周代宫廷存在数量众多的艺术文献。
在经典产生的过程中，孔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经典时代的建立，是以孔子对“六经”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思想阐释为标志的。孔子是经典的整理者、传承者，也是经典的创立者、实践者，“六经”传承几乎都与孔子相关。他是历史文献的传承者、整理者，“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适应礼乐文化的需要，他对《诗经》《尚书》等古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15]他以人文精神为古老的《易经》作传，将《周易》从卜筮之学带入了学术的、哲学的精神高度；他是新的文化的开创者、拓荒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6]，《春秋》绝笔不仅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清晰的编年时代，也昭示了一种以史为鉴、惩恶劝善的史学精神的确立；他是礼乐文化的坚守者、践行者，这不仅表现在他对礼乐经典的笺释和坚守，更表现在他将礼的精神贯穿于自己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他以礼教人，也以礼律己，言行举止都表现出礼的风雅和温馨。因此，我们不能脱离文化经典而空谈孔子的思想意义，只有站在“轴心时代”经典文化建立的背景上，才能理解孔子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