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代、辽、宋、金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一、五代、辽王朝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一）五代十国割据及辽王朝和高丽王朝的建立

1.五代十国割据和辽王朝的建立

公元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中国和统治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新罗王朝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元907年，久为藩镇割据困扰，中央集权统治越来越衰落的唐王朝被新军阀朱全忠推翻。在唐亡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同时，南方也相继出现了吴、吴越、闽、南汉、南唐等九个政权，加上后来在太原及其周围地区割据的北汉，史称“十国”。中国又陷入了割据的局面。从后唐开始，中国北方的五代政权都与已日趋衰落的新罗和10世纪前期建立的高丽王朝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就是江南的吴越等政权，也与高丽偶有交往。但是，由于五代政权都是短命的，战争频仍，加之他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政权又不接壤，因此在中朝关系史上并未留下引人注目的大事。10世纪前期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辽王朝，则为中朝关系的发展谱写了重要的一章。

辽王朝是以契丹族为主，并联合了汉、奚等族上层分子建立的中国北方政权。契丹族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西南部辽河上游之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流域。9世纪中叶后，随着唐中央集权统治一天天衰落，契丹迅速发展壮大。10世纪初，契丹八部中的迭剌部之耶律阿保机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他开始积极向四周扩张，陆续发动了对奚、室韦、女真、吐浑、党项等部的征服战争，并多次南下抄掠汉族聚居区。在军事征服不断扩大，阿保机个人及其家族、所在部落势力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号契丹（公元947年改国号为大辽，983年又改称大契丹国，1066年后复称大辽；为方便起见，我们一律称作“辽”）。辽天赞四年末、天显元年初（925—926），耶律阿保机又挥师东进，向统治中国东北中东部地区的渤海国大举进攻。这时的渤海早已失去往昔“海东盛国”的雄风，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已无法组织强有力的抵抗，很快就被辽攻灭。之后，辽又征服了北方的女真等部，从而统一了我国整个北方地区。[442]

会同元年（938），辽太宗从后晋石敬瑭手中取得了幽云十六州这一战略要地，国势更为强大。这时辽的疆土已是“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443]所谓“东至于海”是指辽东临日本海及渤海湾；东北到黑龙江下游，东南抵朝鲜半岛北部，与高丽相邻。

2.高丽王朝的建立

在辽建国前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王朝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公元9世纪以来，由于新罗统治集团穷奢极欲，对人民剥削压迫不断加重，致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剧。9世纪后期，人民起义遍布全国各地。在人民起义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新罗王朝的统治一天天削弱，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一些没落贵族或新兴地主，则利用人民起义力量或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不断扩大个人武装力量和势力范围。[444]

新罗孝恭王四年（900），利用农民起义力量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军阀甄萱脱离新罗而独立，成立了百济国（史称“后百济”），自封为王，定都于完山（今韩国全州），控制了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全罗道和庆尚北道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没落贵族出身的弓裔，同样也是靠农民起义的力量发展成为割据武装势力。他于新罗孝恭王五年（901）自立为王，立国号为“高丽”（朝鲜史称“后高句丽”），后来又相继把国号改称“摩震”“泰封”，其控制范围为新罗北部和中部，势力最强。这样，朝鲜半岛除东南部已经江河日下的新罗政权外，又出现了“后百济”和“泰封”两个割据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后三国”。[445]

弓裔割据称王后，穷奢极侈，而且大搞佛事，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激化了内部阶级矛盾，也引起封建官僚们的强烈不满。新罗景明王二年（918），豪族将领，担任泰封政权侍中的王建发动政变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后定都于开州（今朝鲜开城）。王建称王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斗争，实力日益强大。新罗敬顺王九年（935），遭受后百济沉重打击而更加衰微的新罗王室向高丽投降。高丽太祖十九年（936），高丽又灭掉后百济。这样，高丽便继新罗之后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高丽王朝从公元918年建立，至公元1392年被李氏朝鲜王朝取代，历经474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而高丽王朝前期，恰与我国北方的辽王朝毗邻，双方的关系相当密切。[446]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918年王建建立的高丽王朝，与我国历史上的高句丽政权并无继承关系，二者是两个归属不同的政权。如前所述，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我国疆域内建立的地方政权。[447]高句丽疆土后来扩展到朝鲜半岛北、中部，公元427年又把首都迁往平壤，但它始终是中国疆域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668年高句丽亡后，生活在朝鲜半岛大同江、龙兴江以南的高句丽遗民融入了统一后的新罗。在统一新罗存在的两个半世纪期间，迁往朝鲜半岛中南部的高句丽遗民，已与新罗人的其他两大组成部分，即原新罗人、百济人在经济、文化、心理状态等方面逐渐融为一体，语言也逐渐划一，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尽管高丽王朝前期一些统治者也曾自诩为高句丽的继承者，实际上他们继承的却是统一的新罗王朝。[448]

我国从南北朝后期开始，把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简称为高丽。如北齐、北周在册封高句丽王时，均简称高丽王。[449]一些史学家在其编撰的史书中，也把高句丽写作高丽，比如梁萧子显撰写的《南齐书》、唐初令狐德棻撰写的《周书》、魏征的《隋书》、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等史书中的《高丽传》，写的都是我国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唐初李延寿撰写的《北史·高句丽传》，直至南北朝中期，一直用高句丽这一称谓，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则简称其为高丽了。[450]

由于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被简称为高丽，与公元918年朝鲜王建建立的高丽王朝名称相同，从北宋开始，一些人便把朝鲜高丽王朝与我国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混同起来。如宋人薛居正撰写的《旧五代史·高丽传》、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高丽传》，都从高句丽写起，把王建建立的高丽王朝说成是高句丽的延续，即把高句丽和王氏高丽等同起来。[451]这种错误阐释贻害后世，以致元以后的某些帝王、封建官员和知识分子，往往把我国高句丽的史事（如隋炀帝、唐太宗时对高句丽的战争等）加到了朝鲜高丽王朝的身上，把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归属的政权混同起来。这种误解、误传甚至一直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一些史学工作者。[452]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中朝历史的学者不能不认真辨析的。

（二）五代政权、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1.五代政权与新罗、后百济及高丽的关系

五代十国前期，朝鲜正处在三国鼎立的分裂状态，但无论是新罗、高丽还是后百济，与中国的五代政权都保持着联系，而且沿袭了唐与新罗那种宗藩关系。其表现之一是遣使朝贡，献方物。后唐同光至长兴年间（923—933），新罗、高丽多次遣使向后唐贡方物。后唐清泰三年（936），后百济也来使献方物。其二是接受五代政权册封。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六月，“以权知高丽国事王建为检校太保，封高丽国王”。[453]翌年，后唐派王琼、杨昭业赴高丽册封。后晋天福六年（941），“高丽国王王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454]同年八月，后晋“遣光禄卿张澄、国子博士谢攀使高丽行册礼”。[455]开运二年（945）十一月，后晋少帝封高丽惠宗王武（王建长子）为高丽国王。王武死后，高丽王位先后由王建次子王尧，尧弟王昭继承。王昭先后接受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的册封。其三，奉五代政权正朔，行其年号。高丽太祖十六年（933），行后唐年号，接受后唐日历。高丽太祖二十一年，“始行后晋年号”。[456]高丽定宗三年（948）始行后汉年号。[457]高丽光宗二年（951）“始行后周年号”。[458]五代政权有时也与高丽进行贸易。后周显德五年（958），“周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辇奉御金彦英赍帛数千匹来市铜”，翌年，高丽“遣使如周，献铜（实为交换）五万斤，紫白水精各二千颗”。[459]只是因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每个政权存在时间都很短，宗藩关系主要还是名分上的。不过，这一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往来，在两国关系史上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辽前期与高丽的关系

辽建国后，特别是公元926年灭渤海后很快就统一了中国东北地区，遂与高丽成为陆地相接的两个邻国。辽前期大体继承了渤海时期与新罗的疆界，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以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为界与高丽相接；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以朝鲜浿水（今朝鲜大同江）中上游及下游北部一带为界。辽、高丽建国不久，双方即开始往来，但因彼此都不很了解，所以这种交往都带有试探性。[460]

辽神册三年（918），高丽刚刚建国就“遣使来贡”。[461]此后，天赞四年（925）、天显元年（926）、天显二年，高丽都派使向辽通好。这时辽刚刚建国不久，各方面都亟待巩固，因此能以平等姿态与高丽建立友好关系。天赞元年，辽主动向高丽赠送骆驼、马和毡。会同五年（942），辽又主动向高丽赠送骆驼50匹。可是高丽国王王建这时却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为由，“遂绝交聘”。不仅如此，高丽还把辽使者一行30人流放于海岛，把辽赠送的骆驼拴在首都万夫桥下活活饿死。[462]诚然，高丽方面不愿意看到一个灭渤海后更为强大的辽与自己为邻，于是与其绝交。不过绝交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自新罗统一后，与唐交往十分密切，所以新罗深受唐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其中，儒家“贵中华而贱夷狄”的华夷观，对新罗影响也很大。继承新罗思想文化的高丽王朝统治者，同样把与其相邻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视为“夷狄”，视为“异类”，认为“北蕃之人，人面兽心”。[463]对同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契丹人，高丽统治者自然也有轻蔑之心。相反，高丽统治者却把五代政权奉为正统。其实五代政权中的后唐、后晋、后汉统治者均为沙陀人，也是少数民族。可是，由于他们汉化已久，而且高丽统治者似乎也未知其民族属性，所以高丽先后行五代政权年号，受五代政权册封。北宋建立后，高丽则受宋册封，行宋年号，仍未把辽放入眼中。

会同五年（942）高丽与辽绝交，特别是将辽使者30人流放到海岛，这对辽来说无疑是莫大侮辱和公然挑衅。然而，辽统治者对此却未做出多大反应，或者说是隐忍未发。究其原因应是辽统治者正忙于巩固其内部统治，同时也在忙于向南发展，主要精力用于和后晋争夺华北中原而无暇东顾的缘故。

到公元10世纪后期，形势发生了对辽越来越有利的变化。首先，辽王朝的内部统治已相当巩固。其次，通过与北宋两次战争的胜利，不但巩固了辽对幽云地区的统治，而且大振辽的“国威”，增强了辽统治者的自信心。辽与北宋的第一次战争发生在辽景宗保宁十一年（979，宋太平兴国四年）。这一年宋太宗挥师北上灭掉北汉，之后乘胜继续北进，企图一举攻下幽州（今北京），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市内）大败，宋太宗仓皇南逃。第二次发生在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宋雍熙三年）。这一年，经过数年苦心准备的宋军分三路进行大规模“北伐”，结果仍以惨败而告终。经过这两次交锋，辽不仅挫败了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企图，更重要的是使北宋统治者积极收复失地的信心大大受挫。此后北宋统治者对辽转为消极防御，辽的南线可高枕无忧了。从此，辽的国势大为增强，辽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464]

随着国势日益增强，辽统治者自然要雪以往高丽绝交、侮使之耻，同时要进而控制高丽。早在统和三年，辽就准备派兵征高丽，后因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而中止。统和十年，辽圣宗命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恒德（字逊宁）为统帅，领兵进攻高丽。翌年，辽军攻下高丽的蓬山郡（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东）。[465]高丽方面派内使侍郎徐熙为中军使，赶至辽军前请和。在这一战事中，辽军统帅萧恒德向高丽方面指出辽进攻高丽的理由，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点。一曰“大朝（指辽）统一四方，其未归附，期于扫荡”。二曰“汝国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罚”。三曰“汝国兴新罗地，高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或曰“大朝既已奄有高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四曰“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466]诚然，上述几条理由多为辽统治者企图征服高丽而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其中第三点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条史料，首先揭示出辽统治者对高丽和高句丽区分得很清楚，指出高丽兴起于新罗故地，是新罗的继承者而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次，表明辽人认为强盛时据有辽东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不属于朝鲜而属于中国。辽王朝既已统一了高句丽故地辽东，那么同是高句丽故土，已被高丽部分占据的朝鲜半岛中北部也应当归辽所有。对辽方这一主张，高丽之徐熙辩解说：“我国即高句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按：高丽都开京）。”[467]这表明，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辽和高丽，对高句丽的归属就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很清楚，正如萧恒德所说，高丽是新罗王朝的继承者。虽然高句丽后来也称作高丽，与10世纪前期建立的高丽王朝同名，但把二者等同起来，而且说高丽王朝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是缺乏根据的。

3.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统和十年，辽对高丽的大举用兵，使高丽统治者看到了辽朝的强大。由于辽的大兵入境，加之高丽又与辽接壤，高丽只好向辽求和，辽也随之退兵。[468]第二年，高丽改行辽统和年号，[469]并派侍中朴良柔奉表如辽，表示奉辽正朔，并暂时断绝了与宋的交往。[470]至此，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代替了北宋与高丽的宗藩关系。

不过，统和中期辽与高丽确立的宗藩关系并不巩固。统和二十七年（高丽肃宗四年，1009），高丽西京都巡检使康兆杀死国王穆宗王诵，立王询为王，是为显宗，而以穆宗自杀通知于辽。[471]按照中国传统，藩属国发生弑君或擅废立之事为大逆不道，宗主国有权干涉，乃至兴师问罪。辽统治者抓住这一显示宗主国权威的机会，[472]于翌年遣使赴高丽责问，随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自率领步骑四十万渡过鸭绿江对高丽“挞伐”。辽军围攻高丽兴化镇，[473]在通州击败高丽军，擒获康兆。但辽军并未因抓住弑君的祸首而罢休，而是继续攻占了郭州，并渡过清川江进围高丽西京平壤，未克。统和二十九年，辽圣宗率军继续南下，攻占了高丽首都开京，放火烧毁了高丽太庙、宫阙和大量民居。[474]十天后辽军撤出开京，不久北上回国。辽军之大举侵袭，使高丽蒙受巨大损失，也使高丽统治者意识到这个近邻的强大。辽军北撤后，高丽遂多次派使赴辽，谢班师、贺冬至、贺辽帝生辰，力求改善与辽的关系。可是辽圣宗却未就此罢休，于开泰元年（1012）令高丽国王王询亲自赴辽朝觐。[475]对此，高丽国王不能接受，便称病拒绝。辽圣宗大怒，下诏索要此前高丽逐步向北推进，在鸭绿江下游左侧所建的六城，即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476]此后数年间，辽多次遣使索要上述六城，甚至几次派兵攻打六城。同时，辽还在鸭绿江下游建浮桥，以便于出师南下，在鸭绿江下游左侧置保州、宣州，作为控制高丽的桥头堡。[477]但是，几次进入高丽的辽军都遭到猛烈抵抗。这期间，高丽曾多次派使到北宋，“仍请归附如旧”，并于开泰五年（显宗七年，1016）“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478]高丽的目的很明显，即寻求北宋的支持，力图摆脱辽的威胁和控制，但北宋因实力所限，并未积极回应。开泰七年，辽又以萧逊宁为都统率大军侵高丽。辽军虽然进展迅速，直趋高丽首都，但沿途遭到高丽军的多次打击。高丽又实行坚壁清野，伺机出击，结果辽军在茶、陀二河间战败，损失惨重。[479]

辽与高丽之间持续十余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给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害。辽统治者的外交威胁和武力压迫并未使高丽真正屈服。相反在高丽的顽强抵抗下，辽军几次遭受沉重打击，损失很大。而辽军的多次侵袭，更使高丽军民伤亡惨重，并遭到巨大破坏。同时，高丽统治者也意识到悬在自己头上这把辽的利剑，始终威胁着高丽统治者的安全乃至生存，一味对抗下去十分危险。因此，双方都有重新和好的要求。[480]开泰八年（1019），辽自东京派工部少卿高应寿赴高丽，高丽则派考工员外郎李仁泽到辽东京回聘。开泰九年，高丽“遣李作仁奉表如契丹，请称藩纳贡如故”。[481]此后，双方使者频繁往来，高丽又“复行契丹年号”，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遂又恢复。

从辽圣宗太平初年开始直到辽亡为止的一百零几年期间，辽与高丽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宗藩关系。首先，高丽方面国王之即位、王太子的确立均要得到辽的承认，由辽皇帝册封。其次，高丽要定期向辽进贡，献方物。第三，双方各种使节来往频繁，在女真建国并进行大规模反辽前，这种使节往来始终未中断。辽派往高丽的使臣主要有册封使、宣谕使、宣赐使、贺使（如贺国王生辰等）、哀使（告哀使、祭奠使、吊慰使等）、起复使。另外辽还经常由五京之一的东京派使，如东京回礼使、回谢使等。高丽方面派往辽的使节主要有告奏使（告嗣位、告立王太子等）、贺使（贺正、贺皇帝、皇后、太后生辰、贺改元等）、问候使、谢使、哀使等等。其中，辽派出的册封使地位高，礼仪隆重。辽皇帝还向高丽国王赠送礼品，比如辽道宗寿昌三年（1097），派耶律思齐、李湘册封高丽肃宗王颙，“赐玉册、圭印、冠冕、车辂、章服、鞍马、匹段等物”。[482]

辽与高丽的官方交往除政治层面外，经济、文化交往不多。高丽定期向辽献方物，辽也给予一定回赐。如大安四年（1088），辽遣使赐高丽“羊二千口、车二十三辆、马三匹”。[483]大安九年，辽遣使赐高丽羊。[484]不过，双方没有大宗官方贸易，也基本没有边境互市。大安二年，辽提出在鸭绿江下游置榷场互市，高丽却遣告奏使赴辽表示反对。大安四年，辽又计划在鸭绿江下游左岸置榷场，高丽再次遣使乞罢之。辽即使主动在边境设了榷场，高丽也不积极配合，所以双方基本未进行官方边境贸易。《辽史·食货志》中记有一些市场上交易“高丽之货”，可能主要来源于民间交易或使臣交易。

在文化上，影响较大的是佛教典籍的交流。道宗清宁九年（1063），辽向高丽赠送《大藏经》。高丽对此十分重视，文宗国王“备法驾迎于西郊”。[485]寿昌五年（1099），辽派萧朗使高丽，“兼赐藏经”。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辽使高存寿赴高丽贺生辰，仍赐大藏经。[486]同样，高丽出版的佛经此时也传入我国。大康九年（1083），道宗皇帝下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487]众所周知，辽代雕印的《大藏经》，即所谓《契丹藏》或《辽藏》以及高丽雕印的《高丽藏》，在保存、传播佛经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两国间的佛经交流，堪称佛教发展史上的盛事。此外，其他典籍也有所交流。统和二十年（1002），“高丽遣使来贡本国《地里图》”。[488]天庆三年（1113），辽遣永州管内观察使耶律固赴高丽敕祭王太后，回国前他向高丽索要《春秋释例》《金华瀛洲集》，高丽国王“各赐一本”。[489]此外，高丽还曾派儿童赴辽学习契丹语，以充与辽交往的译员。不过，总的来看，高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辽的交流，远不如与北宋交流频繁、丰富。

在辽圣宗太平以后的约一百年间，辽与高丽也发生若干矛盾和小规模武装冲突，主要发生在辽与高丽边界的西段地区。如兴宗重熙二年（1033），辽边兵侵高丽静州。重熙六年，辽船兵侵鸭绿江入海口一带的高丽据点等。开泰三年（1014）夏，辽在鸭绿江下游造浮桥，同时在江左岸建保州、宣义军及宣州、定远军二城。[490]高丽方面认为，辽的这一举措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几次请求辽毁浮桥和城郭，被辽拒绝。后来，辽又在保州、宣州附近建一些附属设施。如重熙二十三年，在保州城东建弓口门栏。清宁元年（1055），又在两城附近创亭舍（邮亭）。高丽方面认为，这是辽越来越向自己疆土逼近，因此致书辽东京留守表示反对，请求撤毁。清宁三年，高丽国王说，辽在高丽西北的“松岭东北渐加垦田或置庵子，屯畜人物，是必将侵我疆也，当亟请罢之”。[491]大康二年（1076），高丽有关部门又以辽在其定戎镇关外置庵子，请求派使告奏撤毁。其实，这一时期高丽也积极在其西北地区建城置堡，极力向鸭绿江中下游方向扩展疆土。不过，这一时期双方在疆土纠纷的处理或边境设施建立等方面都比较慎重。乾统元年（1101），辽东京兵马都部署移文高丽，“请罢静州关内军营”。高丽都兵马使向其国王指出，“顷在大安中，辽欲于鸭江置亭子及榷场，我朝遣使请罢，辽帝听之，今亦宜从其请”。[492]高丽肃宗采纳了这一意见。可见，双方在无损于重大利益的前提下，对边境地区的一般矛盾冲突都能尽力和平解决。在重大问题上，双方也都很慎重。

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担任东京舍利军详稳的渤海遗民大延淋囚禁了留守萧孝先，杀户部使韩绍勋等人，起兵反辽，旋即称帝建国，国号兴辽。大延淋反辽后，立即遣使向高丽求援，翌年再次派使向高丽“乞师”，但高丽终不为所动。

总之，在辽王朝中后期的一百余年间，辽与高丽之间虽然也出现若干矛盾冲突，但双方都尽力妥善解决。圣宗太平以后，作为宗主国的辽未再干涉高丽的大政，高丽的主权、领土完整基本得到辽统治者的承认，双方和平友好相处了一个世纪。这有利于高丽和辽的稳定，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如高丽内史门下省官员所说：“国家结好北朝（按：指辽），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493]

辽末，以天祚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荒淫腐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前后，其统治下的女真族却迅速发展壮大。天庆四年（1114），以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联盟起兵反辽，翌年建立大金国，此后，金的反辽斗争迅猛发展，节节胜利。处于穷途末路的辽统治者曾向高丽请兵，但高丽无力也无意介入中国内部的战争，对辽的请求置之不理。[494]后来高丽统治者见到辽“有危亡之势”，遂于天庆六年四月决定在公私文字中“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495]不过，高丽统治者对中国北方政局仍在观望中，还不想贸然中断与辽的关系。保大三年（1123）八月，高丽派河则宝自龙州泛海使辽，结果不达而还。[496]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将俘获，辽亡。辽与高丽间的宗藩关系至此终结。[497]

（三）辽东南边境地区的女真诸部与高丽的关系

1.辽前期渤海遗民及女真人的迁徙

辽朝前期，其辖境内的渤海遗民及女真人都曾大规模迁徙。女真族，主要由唐、渤海时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直至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黑水靺鞨发展形成的。黑水靺鞨部民改称女真，多始于唐末至五代前期。渤海强盛时，曾征服大部分黑水靺鞨。所以，很早就有部分被征服的黑水靺鞨人及其所属或邻近部落人南迁，有些甚至迁到朝鲜半岛东北部。公元936年，高丽国王王建统率诸路军大举进攻后百济时，其中就有“黑水、达姑、铁勒”人组成的9500名劲骑参加。[498]其中的“达姑”，当为达鲁古部人；“铁勒”当为铁骊，他们是南迁后进入高丽境内的。辽建国前及建国初，曾多次征女真人，并把部分俘获人口向南迁徙。这表明渤海后期国势衰微，早已失去了对黑水靺鞨的控制能力。

（1）渤海遗民的迁徙

天显元年（926）辽灭渤海，并在其故地建东丹国，由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任东丹王。[499]由于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特别是由于耶律阿保机死后继承皇位的耶律德光对其兄耶律倍在远离辽统治中心的渤海故地进行统治很不放心。因此，耶律德光采纳了东丹国中台省左次相耶律羽之的建议，于天显三年（928）末下令，将东丹国迁往东平（后改为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同时，强令渤海遗民离开故土，迁往东平及其以西、以南地区。一些不愿受辽压迫，不愿西迁的渤海遗民纷纷逃亡，“亡入新罗（按：当为高丽）、女直”。[500]其中，逃往高丽的人数很多。规模较大的有，天显九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投奔高丽；会同元年（938）“渤海人朴昇以三千余户来投”高丽，[501]数十、数百人结伙逃至高丽的次数更多。至于零星逃亡者，则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逃往女真聚居区者，文献上无具体记载，这些渤海人后来多随女真人的迁徙而南移。还有一些渤海遗民继续留居在渤海故地。其中有些是“困乏不能迁者”，辽统治者允许他们留居原地；有些是原渤海边远地区或山区居民，因当时统治者鞭长莫及而留了下来。此外，居住在原渤海西京鸭绿府地区的一批渤海人，在辽灭渤海时就拒绝投降。东丹国迁徙时，他们坚持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生产、生活，其首领称王，立国号为定安国，成为辽疆域内的国中之国。[502]北宋淳化二年（991）前，定安国通过赴宋的女真使者几次与北宋通文书，向宋献方物。这个定安国存在多长时间呢？有的学者根据《高丽史》显宗九年（1018）正月条有“定安国人骨须来奔”[503]的记载，推测定安国可能在这一年亡于辽。辽统治者对渤海遗民的强行迁徙以及他们的大批逃亡，使渤海故地的人口骤然减少。在渤海亡后的几十年间，昔日经济繁荣，人口兴旺的中国东北中、东部地区，已变成农牧生产荒废，人烟稀少，满目凄凉的景象了。[504]

（2）女真人的迁徙及邻近高丽的女真诸部

渤海遗民的迁徙和逃亡，给东北北部很多女真部落的南下创造了条件。一些女真部落溯牡丹江而上，进入原渤海上京、东京和中京所属地区；有的则继续南下进入朝鲜半岛东北部，即渤海南京南海府故地。另一些女真部落迁往西北部松花江以南，其中有些迁入包括朝鲜半岛西北地区在内的鸭绿江流域。同时，辽统治者又陆续对不服从其统治的女真部落进行征讨，把俘获的人口南迁。总之，辽统一中国北方后，渤海遗民和女真人都曾大规模迁徙，使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辽代与高丽相邻地区的边民除原渤海的部分遗民外，又增加了大量新迁来的女真部落。

辽前期，高丽王朝的东北边界继承了新罗与渤海的边界，即以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一线为界。后来，高丽的东北边界又稍稍向北推进，移至泥河以北，今朝鲜咸兴以南的定平一线。这条边界线以北，生活着辽统治下的女真部落。由于这些女真部落位于高丽的东北方向，因此高丽称他们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505]

高丽方面所说的“东女真”或“东北女真”属于辽代女真诸部中的哪些部呢？在《辽史》及《金史》中都没有邻近高丽东北边界地区之女真部落名称的明确记录。不过，《金史·世纪》《金史·斜卯阿里传、高丽传》中，都把高丽东北边界以北的那片女真人居住区（今朝鲜咸兴周围及以北地区）称作“曷懒甸”，而且这一地区还有一条曷懒水，曷懒甸当以曷懒水得名。而《辽史·兴宗纪》《辽史·部族表》中均有蒲卢毛朵部界内有曷懒河的记录。曷懒河、曷懒水当是同一条河。因此，可以推断，邻近高丽东北界的女真人当属《辽史》中多次提到的蒲卢毛朵部。笔者作这种推断还有个旁证，即《辽史·兴宗本纪》重熙十七年（1048）四月甲申条“蒲卢毛朵部大王蒲辇以造舟人来献”的记事。这表明蒲卢毛朵部人善于造舟，因此他们当居住在大河或大海旁。邻近高丽东北边界的曷懒甸正东临日本海。《高丽史》中还有多处这一地区的女真人乘船到高丽东部沿海地区骚扰的记录，表明当地人善于造船。因此，一些学者把辽代蒲卢毛朵部定位在邻近高丽东北边界这一地区当是可信的。高丽方面所说的“东女真”，也包括蒲卢毛朵部以北的女真人。[506]根据《高丽史》《辽史》的记载，蒲卢毛朵部之北（今朝鲜咸镜北道及以北地区）的女真人为长白山女真。长白山女真有三十个部落，所以他们也被称作长白山女真三十部。长白山女真显然得名于长白山，其分布范围可能很广，即长白山以东、东南及以北的女真人都属于长白山部，居住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的，只是长白山女真的一部分。渤海灭亡后出现的蒲卢毛朵部、长白山女真，其中肯定有很多渤海遗民，他们有可能是隋唐时期白山靺鞨的后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辽前期陆续迁来的女真人。[507]

辽前期，高丽的西北边界约在大同江中上游至龙兴江一线上，后来，高丽方面逐渐向鸭绿江下游方向扩展，即这段边界的西段逐渐向北推移。邻近高丽西北边界的也是辽统治下的女真人，高丽方面称他们“西女真”或“西北女真”，辽统治者称他们为“鸭绿江女真”。他们也当由部分渤海遗民和迁来的女真人组成。[508]

辽代，统治者为便于治理不同生产方式、不同风俗习惯的各族部民，在中央确立北、南面官制，在地方则为部族制和州县制并行。具体说来，对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的契丹、奚、女真人等，由中央北面官管理；同时保留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即以部族制行使地方军政职能。对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族，西迁渤海人等，由中央的南面官管理，在其聚居区设立州、县。因此，蒲卢毛朵部、长白山女真、鸭绿江女真，都保留着各自的部落组织。[509]辽统治者分别在他们的聚居区建立大王府，即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蒲卢毛朵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大王府，任命他们各自的首领为大王。大王下面的重要官员，也由辽统治者在各部上层首领中任命。由于这三大部女真距辽的统治中心都比较远，所以辽统治者对他们和对东北中北部的女真各部一样，都采取羁縻而治的办法进行统治。各部要定期向中央进贡，首领要定期到中央朝觐，不按时进贡者要受惩罚，其他方面则由大王等自行管理。在鸭绿江下游，特别是在靠近鸭绿江入海口两岸地区，由于是军事要道，又是辽、高丽使者往来必经之地，辽设置若干州、军，派官、派兵镇守，军政事务直接隶属于辽之东京。[510]

2.蒲卢毛朵、长白山、鸭绿江诸部女真与高丽的贸易及友好往来

（1）三部女真边民与高丽的贸易

蒲卢毛朵部、长白山和鸭绿江女真由于和高丽邻近，加上辽统治者实行羁縻政策，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很严，因此这三部女真人与高丽的往来比较频繁、密切。这种交往，主要是进行贸易。渤海强盛时，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但发展不平衡，与新罗相邻的南京南海府、西京鸭绿府地区相对落后一些。辽灭渤海以及渤海民众的反抗等一系列战争，渤海遗民的大规模迁徙、逃亡，又给这两个地区造成很大的破坏。辽前期从北方陆续迁来的女真人，经济以渔猎、养马为主，农业起步晚，手工业不发达，衣着材料和很多其他生活用品比较缺乏。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马匹、猎获物和某些手工制品与高丽交换。[511]

女真用以和高丽交换的大宗货是马匹和貂鼠、青鼠皮等所谓的土物。《高丽史》中这类记载相当多。如高丽定宗三年（948），“东女真大匡苏无盖等来献马七百匹”。[512]显宗三年（1012），“女真酋长麻尸底率三十姓部落子弟来献土马”，[513]显宗九年，“西女真渠逸等二十余人来献土马”，“东女真酋长阿卢大等来献土马、貂鼠皮”，[514]显宗十二年，“西女真毛逸罗、那忽逻等来献土马、貂鼠皮”。[515]文宗三十一年（1077），东女真来献“骏马”等等。[516]文宗三十三年、宣宗八年（1091），“西女真”和“东女真”还分别向高丽献过骆驼。女真人一般不养骆驼，可能是从契丹人那里交换来的。上举高丽显宗三年女真麻尸底所率三十姓部落，显然就是《辽史》中所说的长白山女直三十部。值得重视的是，《高丽史》还记录了这三十部的姓氏，只是他们用音译记录的文字与《金史》中惯用的不同。其中也有若干明显可辨者，如尼方固即尼庞古，晕底宪即温迪罕，乌林大即乌林达，排门异当为裴满，云突梨当为温都（后改写温敦），满尹伊当为完颜，等等。[517]

在女真与高丽的贸易中，还经常看到兵仗、兵器等物。如高丽显宗九年，东女真“四十余人来献马及甲鍪”，[518]显宗二十年，西女真一百余人“献土马、兵器”。[519]所谓的兵仗、兵器，多为女真人特有的楛矢、弓弩。如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四月，东女真曼斗等一次就向高丽献“楛矢十一万七千六百”；五月东女真苏勿盖也献“楛矢五万八千六百及器仗”。[520]东女真有时还向高丽献“戈船”，这与前举《辽史》中蒲卢毛朵部人向辽兴宗献造船人一样，表明邻近高丽东北界的女真人善于造船，也是当地女真人为蒲卢毛朵部的旁证之一。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女真与高丽交换的物品中还有铁器。高丽显宗九年正月，“西女真未阏达等七人来献甲鍪及马”；[521]二月“西女真凌举、渠伊等来献皮、铁甲”。[522]显宗二十一年，东女真睦史、阿骨等“来献马及铁甲、楛矢”。[523]这些铁制品有可能是渤海遗物或交换得来的，但有些也可能是女真人自己冶炼的，因为女真温都部、加古部（亦作夹古）很早就以善于冶铁闻名。

《高丽史》中一般把女真人携货物到高丽进行交换，称作“来献”或“来贡”。但是，这里所说的“贡”“献”，与蒲卢毛朵部、长白山女真、鸭绿江女真向辽中央的进贡不同。因为上述三部女真是辽的属民，由辽设置的三个大王府分别进行管理。他们向辽进贡是必尽的义务，要定期进行，失期要受惩罚。如重熙十二年辽“以斡朵、蒲卢毛朵部二使来贡不时，释其罪”，[524]就是明证。三部女真对高丽的“贡”或“献”则不是义务，且次数、时间不受高丽制约，完全是女真人自愿与高丽进行的贸易。高丽方面对东、西女真“贡”“献”的各种物品，有时会按等论价酬值，有时则以“赏”“赐”等方式给予相应的回报。前述高丽光宗三年东女真献马七百匹，高丽方面就“阅马为三等评定其价，马一等银注子一事，锦绢各一匹；二等银钵一事，锦绢各一匹；三等锦绢各一匹”。[525]高丽方面以“赏”“赐”名义回报的物品主要为衣着材料、生活用具，如“赐衣带货物”“赐衣着银器”“赐匹段”“赐例物”等。因此，《高丽史》在记述女真人到高丽时使用的“贡”“献”或高丽的“赐”“赏”只是形式，实际双方进行的是以物易物的贸易。

辽代女真诸部边民与高丽的友好贸易，一直持续到金建国前夕，而且相当频繁。这种贸易补充了各自所需，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对高丽来说，女真大量马匹的输入，补充了军事和运输之需，貂皮、青鼠皮等也满足了统治阶级的生活需要。同时，贸易往来也有助于高丽边境地区的安定。因此，高丽统治者很重视与辽女真边民的贸易。除边境地区双方互通有无外，还允许女真人到其首都开京贸易。高丽在开京修建馆舍，专供接待来此贸易、“觐见”的女真人使用。不过，女真到高丽首都交易者，往往是由其氏族、部落首领率领下的几十人、上百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有时甚至是几部人马同时到达。这样一来，对高丽造成巨大压力。为此，高丽文宗三十五年（1081）时规定，女真人“留京毋过十五日，并令起馆，以为永式”。[526]对女真三大部而言，与高丽的贸易使其得到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绢帛或其他手工业品，补充了自产不足的麻布和某些生活用品。当时，高丽的经济、文化都领先于女真。女真与高丽的贸易和往来，促进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辽前期，蒲卢毛朵部、长白山、鸭绿江女真缺乏耕牛，农业发展迟缓。高丽耕牛的输入，促进了这三部女真养牛业的发展。12世纪初生女真联盟与高丽爆发曷懒甸之战后，高丽统帅尹瓘一次就掠走曷懒甸女真耕牛三百余头。耕牛的迅速繁殖、高丽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传入，使朝鲜半岛东北、西北部女真的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增加。高丽显宗十一年（1020），东女真酋长达鲁等，一次就向高丽“献蕃米三百石”。[527]看来，当地女真的粮食生产已小有剩余。女真早期“不知岁月晦朔”，后来传入高丽日历，同样有利于其生产。

（2）三部女真与高丽的政治性关系

三部女真与高丽经济上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双方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由于高丽与其所谓的“东女真”“西女真”陆地相连，水路也都很近，与他们的关系是否融洽直接关系到其边境地区的安危。因此，高丽统治者主要以怀柔政策对待这三部女真。高丽不仅在边境或进京贸易方面给女真提供方便，还从政治方面进行笼络。高丽统治者对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的三部女真氏族、部落首领，往往赏予爵秩，以示恩宠。从《高丽史》的记载看，高丽对经常来贸易的女真首领授予的爵秩有佐尹、中尹、甫尹、正甫、元甫、正朝等，还有宁塞将军、宁远将军、柔远将军、绥德将军、归德将军、奉国将军、怀化将军等等。前者是高丽所谓“乡职”一类的头衔，后者是类似高丽武散阶而专为女真人设置的，对女真人来说都是虚衔，与辽授给他们管民的实际职务称号不同。[528]对那些经常到高丽，或对高丽有过帮助的女真首领，高丽统治者还往往增其爵秩。比如高丽显宗十年（1019），“东女真毛逸罗率众来朝，增阶职”。[529]德宗即位年十月（1031），“东女真元甫开老等四十六人来朝，增爵赐物”。[530]靖宗四年（1038），“东女真归德将军高之问来朝，改授怀化将军，傔从皆授职”。[531]辽与高丽从公元11世纪20年代起，宗藩关系日益稳定，双方交往频繁。但是，鉴于以往辽数次入侵，高丽对辽仍存有戒心，因此，高丽方面限制受辽统治者信任、重用的女真首领入高丽，以免这些人为辽提供有关高丽的情报。如发现与辽中央关系密切的女真首领入高丽还予以拘留，以警告他人。但是事实上仍有不少持辽中央“职牒”“官诰”的女真首领到高丽贸易，高丽统治者为维持关系，只假作不知而已。对三大部女真首领来说，与高丽保持一定的礼仪性往来，即高丽方面所说的“朝见”，也可以获取不少好处。首先，这种往来可以联络感情，便于进行贸易，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次，通过这种礼仪性往来，女真首领可得到些赏赐；而高丽授予女真首领的爵秩虽说是虚衔，却有利于提高他们在本部民众中的威望，巩固其地位。

11世纪20年代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稳定后，辽已不再发兵侵袭高丽。此后，高丽抓住机遇在其西北面慢慢向鸭绿江下游发展；在其东北面也渐渐向今龙兴江以北开拓。且在新开拓区即原女真人居住地置州、设关、修城、建镇。这样一来，原来紧邻高丽的一些女真部落，就处在了高丽的控制范围内，有的则和高丽的据点犬牙交错。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女真部落与高丽的联系更密切，来往更频繁，因而有的主动归附于高丽，有的因环境的关系不得不听从高丽约束。这些女真人，有的还成了高丽的编户。比如高丽显宗二十年（1029），“东女真大相哙拔率其族三百余户来投，赐渤海古城地处之”。[532]靖宗六年（1040）九月，“北女真将军尼迂火骨辅来投，赐田宅处之圻内”。[533]同年十月，“西北女真仍老化等十三人来投，命充为课户”。[534]文宗元年（1047），“东女真将军耶于害等六人各率其众款塞，赐田宅处之内地”。[535]高丽方面之所以把“归附”的女真人安置在“内地”，是因为担心他们如果仍留居原地，与其他女真部落相邻，容易反复。

高丽为巩固其边疆统治，有时还主动对紧邻其境的辽边民进行“招谕”，使他们纳入高丽统治之下。高丽文宗二十七年（1073），居住在清川江南高丽平虏镇附近的女真首领骨于夫、要结等由于“再蒙招谕”而归附于高丽。他们本来担任辽的“大完”职务，这时又接受了高丽官衔。骨于夫、要结还表示要“与狄耶好等五户引契丹化内蕃人内徙觅害村附籍，永为藩屏”。[536]这段资料还揭示，由于朝鲜半岛北部多为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在辽与高丽交界地带还有在政治上处于真空，俗称“三不管”之地的女真人或渤海遗民。他们和高丽边界以北的“契丹化内”，即作为辽之臣民的广大女真人有所不同。这些族群后来有的归附于高丽，有的则加入了辽后期形成的生女真联盟。某些女真村落归附高丽，还与高丽介入紧邻高丽边界之女真氏族部落间的矛盾或仇杀有关。辽咸雍九年（1073），高丽定州（今朝鲜定平）一带归附高丽的女真首领，与东面“三山村海边女真人有仇”。为此，一些已归附高丽的女真人联合起来，向东面三山村等地的女真发起进攻，高丽则派定州郎将文选等监战。结果东部沿海村落二百余人被杀，三百多人被俘。高丽军官的介入，使附近未归附高丽的女真人感到压力和势孤，所以不久高丽长城外侧、定州周围的十几个女真村落也不得不归附高丽，由高丽设的“归顺州”管辖。[537]从11世纪中叶起陆续归附于高丽的女真人，后来都与高丽人融合了。

3.蒲卢毛朵部、长白山、鸭绿江女真对高丽的骚扰、掠夺

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辽边民蒲卢毛朵部、长白山和鸭绿江女真正处在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一些氏族、部落首领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便对邻部乃至邻国高丽进行掠夺。而且，这三部女真的经济当时还较落后，很多生活用品匮乏，贸易有时又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因此常常对经济比较发达的高丽进行骚扰、掠夺。高丽西北的鸭绿江女真，主要从陆路对高丽进行掠夺。高丽东北的蒲卢毛朵部及其以北的长白山女真，除从陆上对高丽骚扰掠夺外，由于他们有很多部落东临日本海，因此也经常从海上对高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抄掠。

从10世纪后期开始，鸭绿江女真就进入高丽境内杀掠吏民，驱掠丁壮。穆宗五年（统和二十三年，1005），“东女真寇登州，烧州镇部落三十余所”，[538]显宗二年（统和二十九年），“东女真百余艘寇庆州”。[539]庆州距朝鲜半岛东南端海岸不远，女真人组织庞大的船队到这里来掠夺，表明他们有较高的造船和航海能力。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东女真即蒲卢毛朵部和长白山女真对高丽的骚扰相当频繁。如，显宗六年（开泰四年，1015）“女真以船二十艘寇狗头浦镇”，[540]显宗十九年（太平八年，1028）五月，女真攻平海郡，十月“东女真贼船寇高城”，接着又侵龙津镇，虏高丽“中郎将朴兴彦等七十余人”。[541]靖宗十一年（重熙十四年，1045），鸭绿江女真“百余人侵宁远镇长平戍，掳掠军士三十余人”。[542]女真对高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骚扰、掠夺，威胁着当地高丽人民的生产、生活。为此，高丽统治者采取不少措施阻止和打击女真人的侵袭。首先，利用与高丽关系好的女真人提供情报，事先防备。其次，通过一些部落首领，对经常进行骚扰掠夺的女真部落进行劝谕或警告。靖宗九年（重熙十二年），高丽就通过女真柔远将军沙伊罗等，“诱致水陆贼首罗弗等四百九十四人诣和州馆请朝”。[543]不过，上述办法收效不大。一些经常与高丽贸易且得到高丽爵秩的女真首领，往往暗中进行骚扰、掠夺，因为掠夺比贸易更方便，获利也更多。高丽方面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则在他们再来贸易时夺其爵秩，加以拘留，甚至处以极刑。文宗四年（重熙十九年，1050），东女真“盐汉等十五人以曾犯边”被拘留，[544]第二年，东女真阿骨等七十七人也因犯边，被高丽拘留于广仁馆。[545]文宗十年（清宁二年），东女真柔远将军沙支何等二人，因为曾经“掠朔州人物”，被高丽斩首。[546]

为了更有效地防御女真的骚扰、掠夺，高丽统治者多次动用军队，阻击、打击入境的女真人。靖宗二年（重熙五年），东女真乘船掠夺高丽三陟县桐津戍。高丽事先得到情报，“设伏草莽”，“斩俘四十余级”。[547]文宗五年（重熙二十年），“女真寇边，遣军士击斩五十九级”。[548]文宗二十二年（咸雍四年），高丽水军两次在椒岛与女真兵船激战。有时高丽军队还主动出击，深入大洋或辽朝境内进击女真人。靖宗九年（重熙十二年），高丽沿海分道判官皇甫琼，“领战舰深入大洋奋击水贼，俘斩甚多”。[549]文宗十一年，高丽东路兵马贰师侍御史深入到辽境内袭击女真人，破其屯落二十余所。文宗三十四年（大康六年），高丽甚至派步骑三万余人分道袭击东女真，擒斩430余人。[550]可见，女真诸部对高丽的骚扰，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灾难、破坏，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高丽方面的种种努力，并未能彻底阻止女真诸部的骚扰，这种武装掠夺一直持续到金王朝建立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