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料及其使用

西蒙·霍恩布洛尔

就公元前4世纪而言，没有可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比肩的向导。这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军事事件缺少明确的轮廓，这种缺乏对此类知识而言是个严重的障碍。但是，修昔底德的思想虽然有力，却也存在局限，或许我们应该说，他的局限正是其有力的代价；某些类型的历史——修昔底德对它们只是有选择地处理，特别是社会、经济和宗教的主题，在公元前4世纪实际上有可能得到比修昔底德的时代更好的研究。比如，当色诺芬（Xenophon）被看作一个政治事件的报道者时，他有明显的缺陷，但是对于现代研究宗教的史家来说，他又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一般来讲，公元前4世纪的文字史料[色诺芬、战术作家埃涅阿斯（Aeneas Tacticus）及其他人的著作]不像修昔底德的著作那么专注于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极对立。这可能反映了新的多中心的现实。但我们要注意，修昔底德的著作已经让我们窥到了阿哥斯（Argos）、马其顿（Macedon）、色萨利（Thessaly）和彼奥提亚（Boeotia）的政治，特别是在其第4卷和第5卷中。色诺芬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叙述，较修昔底德提供了更多关于二流以及次要城邦的情况：请把色诺芬《希腊史》（Xen.Hell .Ⅶ.1-3）对小城邦西库翁（Sicyon）和弗利乌斯（Phlius）所做的极为详细的描述与修昔底德的著作比较一下。但是，一个只把希罗多德（Herodotus）而不是修昔底德作为前辈和榜样的色诺芬，怎么看都会非常不同。

我们之所以能更有信心地写出一种关于公元前4世纪非传统的历史，即战争和政治事务以外的历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碑铭更为丰富。在雅典以外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

地图1 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

对于公元前403—前362年，只有一份保留下来的重要记载，即色诺芬《希腊史》的第2卷第3章至第7卷。在前一卷我们已经简要论及该书的前两卷（CAHⅤ2 8）。从第3卷开始，色诺芬的叙述离开了雅典的事务，转向小亚细亚。但是内部证据表明，内容上明确的转向开始得更早一些，即在第2卷第3章第10节已经开始。在使用计算机对作品风格进行测试成为常规做法之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它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不大可能被推翻。[1]

从第2卷第3章第11节开始的这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部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狭隘地集中于伯罗奔尼撒事务。[2]第3卷和第4卷确实包括了亚洲事务，但那是证明了规则的例外，因为只有当那里有斯巴达人活动时，色诺芬才对亚洲有兴趣。例如，我们在《希腊史》中几乎没有看到对公元前360年代总督大规模反叛的记录（Ⅶ.1.27可能是个例外）。这种斯巴达的视角有它的可取之处。例如，对斯巴达的军事和政治制度，色诺芬较修昔底德有更多的了解，后者曾抱怨斯巴达政体的隐秘性（Thuc.Ⅴ.68.2）。色诺芬与伯罗奔尼撒有友好的往来并且最终定居在伯罗奔尼撒的斯奇鲁斯（Scyros）的一份地产上（An .Ⅴ.3）。因此他能够记录基那冬（Cinadon）事件这样一个对斯巴达政府而言危险且尴尬的情节（Hell .Ⅲ.3；见下文第43页）。这是斯巴达的黑劳士或国有奴隶在大约公元前399年企图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反叛。关于斯巴达的制度，色诺芬也知道很多专门的术语。第3卷第3章第8节中提到了“所谓的小公民大会”一词，但不见于其他的希腊语文献。[3]他知道被释放的黑劳士，即新公民（neodamodeis）（Ⅲ.1.4，请与Thuc.Ⅶ.19.3等已有的记载进行比较），知道居于全权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的其他群体，比如特罗菲摩伊人（trophimoi），即与全权斯巴达人的孩子一起被抚养的男孩子、斯巴达人的私生子，他们是“熟悉斯巴达生活方式的好处的人”（Ⅴ.3.9）。最重要的是，色诺芬理解并同情“令人愉快的寡头制”（借用修昔底德著作第1卷第19章简洁的语言），对它的支持，使斯巴达能够控制伯罗奔尼撒同盟[但在第5卷第2章第7节讨论曼提奈亚（Mantinea）时，有关“令人厌恶的煽动家”的评论背后，色诺芬所关注的并不仅是这一件事]。这一制度突出的拥护者是阿盖西劳斯（Agesilaus），[4]他是公元前400年至前362年——大致是色诺芬第二部分所涵盖的那个时期——斯巴达两位国王中的一个，是希腊世界的一个强势人物，也是色诺芬被雅典长期流放期间的保护人。色诺芬不仅在《希腊史》中给阿盖西劳斯很大的篇幅，而且在他死后，还为他写了一篇颂辞，这是保留下来的第一篇希腊语传记散文。另一短小的专题论文《斯巴达政制》（Lac.Pol.）事实上是一篇从制度方面赞美斯巴达生活方式的颂辞。[5]

经常有人认为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偏袒斯巴达，因此在很多方面反感取代她的底比斯（Thebes）。但“偏袒”是一个含糊的词。它可以有各种含义，从彻底的歪曲——在这个问题上，色诺芬不该受到严厉指责——到任何史家都会表现出来的难以（或应当）避免的同情心以及时代的偏见。色诺芬对斯巴达有极大的兴趣，这是可以肯定的，但那不应该与支持斯巴达的党派偏见混同起来。[6]当斯巴达人有亵渎神灵的举动时，色诺芬无论如何都会谴责他们。比如，他解释斯巴达于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Leuctra）失败的方法，是把它视为神对斯巴达在公元前383年不合理地占据底比斯卫城所做的惩罚，他在第6卷第4章第3节中说：“神已经引导了他们。”在第5卷第4章第1节中，色诺芬明确表达了对那次占领的道德判断：“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证明，神不会忽视不虔诚或亵渎的行为。”

色诺芬反底比斯的感情非常明显，比如他嘲讽底比斯对献给阿波罗的什一税的贪婪（Ⅲ.5.5），那是底比斯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在戴凯莱亚（Decelea）提出的要求。还有对底比斯“亲波斯”的批评，即公元前367年她屈服于波斯，特别提到了佩罗皮达斯（Pelopidas）（Ⅶ.1.33ff）。事实上，斯巴达此时亲波斯的热情不比底比斯人少。

但是色诺芬的省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斯巴达的亲波斯可作为此类例证。其中最为明显者，人们倾向于用他政治上的偏好解释。比如他没有记录底比斯在公元前395年哈利亚图斯（Haliartus）战役后侵入色萨利的程度。实情先在第4卷第3章第3节底比斯盟友的名单中无意间被揭示出来了，其中包括色萨利的克拉农（Crannon）和法萨卢斯（Pharsalus），接着在第7卷第1章第28节讨论公元前367年的事件时，他记录了一个建议，即应该在色萨利利用部分西西里军队“抵抗底比斯人”。但是关于底比斯在色萨利野心的完整记录，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铭文或一种不同的文献传统（见下文第10页）。而且，在色诺芬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元前375年泰古拉（Tegyra）战役的记载。这本身当然是一件小事，但底比斯在此的胜利，预示了4年后底比斯在留克特拉给予斯巴达的毁灭性打击。仍然是在彼奥提亚问题上，第5卷第4章第46节是对彼奥提亚同盟重建问题最模糊和最可能的暗示。但并非所有省略都可以直接得到解释。在第6卷第3章第1节中，他出乎意料地没有把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us）列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被底比斯进攻的地点之内，因为这本有助于强化他“底比斯的强盗策略”的总的看法（Diod.ⅩⅤ.37，参见Xen.Hell .Ⅵ.4.10）。

色诺芬对雅典第二同盟的叙述也很少，他根本没有记载它的建立（Tod no.123=Harding no.35，lines 9-11，参见Diod.ⅩⅤ.29）。人们发现其中有偶尔的暗示：他提到（Ⅴ.4.34），比雷埃夫斯（Piraeus）重新装了城门，这看起来像是新同盟建立后的一个实际结果，在第6卷第5章第2节中（参见3.19），他提到了“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命令”。

在色诺芬的作品中，另一个遭到严重忽视的地区是波斯。这一点事实上与修昔底德著作第8卷之前的情况类似。“色诺芬”时期的一个特点是波斯“送”到希腊的一系列“共同和约”（）。[7]公元前386年（Ⅴ.1.31）的第一次“大王和约”以斯巴达放弃在亚洲的要求为代价，极大地加强了波斯在希腊大陆的地位。在有关最初和约的多次复订中，色诺芬一贯性地低估了波斯介入的程度。他的目的可能是弱化斯巴达的“亲波斯”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公元前375年和约的记载（Ⅵ.2.1）：我们只是从菲罗科鲁斯（Philochorus）的记载中（FGrH 328F 151）才了解到这个和约是波斯送来的（也参见前文关于他对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总督反叛的省略）。

色诺芬自己对波斯及波斯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但也不是不合逻辑——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很正常（见下文，第69页及以次）。他崇拜波斯人的很多品质以及具有这些品质的人物。但他的一些作品，特别是《阿盖西劳斯传》，政治上无疑具有“泛希腊主义”的特点。泛希腊主义意味着支持希腊人团结起来反抗波斯，如有必要的话，可以网罗有异心的总督。《希腊史》的立场是什么？有泛希腊主义，但不强烈。[8]温和的泛希腊主义在《希腊史》中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第一部分，色诺芬以赞许的语气提到了斯巴达海军将领卡利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所持的立场，他正试图从波斯人居鲁士那里得到金钱，但被迫等待。卡利克拉提达斯说希腊人很可怜，因为他们为了得到钱不得不讨好蛮族人，并且说如果他安全回国，他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达成和解（Ⅰ.6.7）。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他对这种感情有一个明显的回应，那里含蓄地提到了泰琉提亚斯（Teleutias）对安塔尔奇达斯（Antalcidas）（两人都是著名的斯巴达人）为了拿到钱（Ⅴ.1.17）而讨好任何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的批评。但色诺芬笔下的演说[9]，同修昔底德的一样，并非他自己观点的简单陈述。例如，把亚松（Jason）的观点——在波斯，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被教育成奴隶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归于《居鲁士的教育》的作者色诺芬，就会是很天真的做法。阿卡狄亚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Arcadia）曾说，“波斯国王著名的摇钱树不会给一只蚂蚱提供藏身之处”，只说明色诺芬采用这一说法具有幽默感（Ⅵ.1.12；Ⅶ.1.38）。我们肯定不再接受一个世纪前的简单看法：泛希腊主义是整个《希腊史》的核心。[10]也就是说，公元前4世纪50年代，晚年的色诺芬正试图消除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敌意，前者是收留他的国家，后者是他出生与成长的国家。

在本世纪的批判性评价中，《希腊史》的地位下降了：据说通过和修昔底德以及新近发现的奥克西林库斯史家（Oxyrhynchus Historian，Hell.Oxy .；关于此人，请见下文以及《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2版第8页及第482页）的著作比较，《希腊史》的作者是一个拙劣的历史学家。一种不那么让人满意的辩护策略，是对他确实打算写“历史”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因为色诺芬明显是一个道德家。[11]这个说法有一些合理之处：它解释了与前文提到的一般特征的一些反常之处。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留克特拉战役时所指出的，色诺芬对斯巴达的崇拜不是盲目的（也参见令人疑惑的《拉西第梦人政制》第14章）。但是，否认色诺芬“历史学家”的资格没有任何意义，他写作时这个专业的术语还没有发明出来。另一个更具主观色彩的回应是，强调色诺芬文学上的巨大长处，这一点在沉迷于他的“省略”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中可能被忽略。“他不是一个学究式的精确的作家，而是一个对生动描述具有非凡天赋的印象主义者”，这是对《希腊史》作者色诺芬所做的一个恰当并且适中的评价。[12]可以肯定，作为一个社会史学家，色诺芬有很多优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生活的概略性描写中（见下文第213页），而且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对基那冬事件的叙述。

关于色诺芬的其他作品，我们已经提到了《阿盖西劳斯传》与《拉西第梦人政制》，《长征记》则将在第三章分析。对《居鲁士的教育》存有争议。人们通常认为它为脱离事实的“纯粹的虚构”而不予理会，[13]这比另一种（不恰当的）极端的看法要好一些，后者试图在其中发掘出波斯人或许已经失传的关于自身过去传统的史料。[14]研究波斯帝国的历史学家们继续利用《居鲁士的教育》的材料，但并没有表明他们对作品地位问题所持的立场。[15]更有意思的方法是把它看成“论王政”这类论文的雏形。我们知道，这应是希腊化时代的特点。[16]既然如此之少的“论王政”的文献真正流传下来，更有益的做法是将《居鲁士的教育》以及《论骑兵长官》（Hipparchicus，色诺芬的另一篇论文）中描述或建议的做法，与已得到证实的公元前4世纪末真实的将军的实际策略、战略以及领导权的实施进行比较。在有关卡狄亚的欧迈尼斯（Eumenes of Cardia）这类人物的文献传统中，人们已经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17]欧迈尼斯恰好处于本卷讨论的范围之外，但他的职业生涯，肯定不是第一个证明色诺芬的作品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价值的。

公元前4世纪的专题著述（如战术作家埃涅阿斯的论著[18]，见下文第679页）非常丰富。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又称《论进出口税》（Vectigalia）、《雅典的收入》（Ways and Means）或《论收入》（Revenues）]是一部经济学专著。在这个问题上，希腊人理论上几乎没有取得多少进步。通常的评价是：《雅典的收入》乃不可救药的失败的典型。对此人们可以反驳说，色诺芬又一次被误解了（参见前文关于他《希腊史》意图的讨论），他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即实现和平。[19]但是《雅典的收入》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它对劳里昂银矿的说法。关于这个银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已经做了大量考古和铭文研究。色诺芬的建议可能是不现实的；但一名曾任20世纪70年代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工业和能源部部长的从业工程师写了一本非常珍贵和详尽的关于劳里昂银矿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色诺芬被誉为“个人之间经济合作的先驱”，并且“强调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20]最后是色诺芬的《家政论》，那是关于地产管理的著作（见下文，第12章第4节第662页）。当学者们将注意力从城市移开、转向乡村时，原本以为这篇文章会得到他们的认可，但实际上没有，“他完全没有谈到阿提卡全体农民的现实问题……这篇论文的应用价值几乎是零”。[21]对于古代经济的研究者来说，《家政论》只有助于说明地产主的态度（虔诚、等级化并且业余），它被重新定义为一本伦理学作品，[22]因此重新获得了某种学术地位。它的命运因此与我们讨论的色诺芬其他的作品相似。它关于妻子义务的部分（包括对化妆的谴责），倘若仅是关于雅典某个社会阶层男性的期望，那是有启发性的。[23]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色诺芬以外的文献资料。

其他幸存下来的关于公元前362年以前时期的叙述中，有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文库》（Bibliotbeke，一部通史）的第14、15卷。狄奥多鲁斯于罗马时代（公元前1世纪末）写作，关于他总的写作方法请见《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2版第7页。在一个特定时间段，他主要利用一种史料。[24]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他第17卷有关亚历山大的内容中穿插使用了两种史料，对于最近试图复活这种观点的尝试这里不想说什么。[25]正如我们看到的，第16卷有问题。但至少对于该世纪的前40年（第14、15卷及第16卷的一部分），和有关公元前5世纪的第11—13卷一样，他的来源无疑还是埃弗鲁斯（Ephorus）的著作。[26]狄奥多鲁斯认为埃弗鲁斯的道德倾向与他相投（参见Ⅺ.46），但他在重组埃弗鲁斯的材料时遇到了困难；一个众所周知的错误，即公元前375年与公元前371年和约之间的明显混淆，可能是由于狄奥多鲁斯误把一个导入性的说明放在了有关公元前375年的叙述中，而那个说明是埃弗鲁斯打算用于自己后来对公元前371年的叙述的。[27]在考虑西西里时，前面所说“一种主要的史料”需要某种（但只是一定程度的）限定。这个限定是双重的：材料独立的西西里部分不仅与希腊主要的叙述并行，而且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西西里，狄奥多鲁斯准备利用两位作家而不是一位作家的著作。在此他主要的资源也是埃弗鲁斯的著作。另一个是提麦奥斯（Timaeus）。他来自陶罗麦尼翁（Tauromenium），和狄奥多鲁斯一样是个西西里人，但约公元前315—前265年，他在雅典生活和写作（FGrH 566）。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西部希腊主义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一下，普鲁塔克在他的两位公元前4世纪西西里名人即狄翁（Dion）和提摩莱昂（Timoleon）的传记中，大量使用了提麦奥斯的作品。[28]在狄奥多鲁斯的作品中，很难把埃弗鲁斯的材料和提麦奥斯的材料区分开。[29]较为合理的看法[30]是：狄奥多鲁斯主要利用埃弗鲁斯的著作，并以提麦奥斯的叙述作为他的补充，所以在西西里部分，他的方法不同于叙述希腊本土的部分，但并非所有的部分都这样（见下文第5章第121页）。在埃弗鲁斯和提麦奥斯有关西西里部分的资料背后，可能是更为隐蔽的菲利斯图斯（Philistus）著作的影子（FGrH 556）。[31]由于狄奥多鲁斯经常插入来自年代记的资料，这就要求对“一种主要的史料”的说法做另一个限定。这份资料提供了王朝和其他的年代。这些年代非常适合于诸如波斯和赫卡同尼王朝的统治者，但对于马其顿和斯巴达的年代而言，就有严重的问题；一个博斯普鲁斯（Bosporus）统治者在公元前349年被杀害，而一份铭文显示，此人公元前346年还活着（Diod.ⅩⅥ.52；Tod no.167=Hardig no.82）。关于这份材料的可靠性，先前的一些看法过于宽容了。[32]

先前的一卷中对埃弗鲁斯本人已做了简单的描述（CAHⅤ2 7）。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埃弗鲁斯这位狄奥多鲁斯直接的资料来源背后，还有其他的、基本的史料。我们可以从中挑出两个，它们部分或全部叙述了公元前404—前362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第一个是奥克西林库斯史家（见前文第7页）。对于当代研究公元前4世纪政治的史家而言，这位作者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彼奥提亚同盟政体的记述（见Bartoletti，ch.ⅩⅥ）。这一记述使修昔底德一些偶然的暗示变得易于理解了。[33]但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关于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狄奥多鲁斯（埃弗鲁斯）似乎已经利用了他的作品。他显然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色诺芬而且比他更可取的传统（例如，关于公元前395年阿盖西劳斯在亚洲的战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的描述不一致。色诺芬认为这是一次正面交战，而狄奥多鲁斯则认为是一次伏击。伏击不那么光彩，所以狄奥多鲁斯可能是正确的。[34]但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与狄奥多鲁斯的观点一致，甚至使用的词语都对应，例如，][，Diod.ⅪⅤ.80.1及Hell.Oxy. Ⅺ.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狄奥多鲁斯的叙述，纠正色诺芬的某些细节和解释；但我们不能像对卡利斯泰奈斯（Callisthenes）那样（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位作家），说《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提供的那个时代的图景，与色诺芬《希腊史》的描绘极为不同。

埃弗鲁斯另一个可以证实的资料来源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奥林图斯（Olynthus）的作家卡利斯泰奈斯（FGrH 124），他的重要性比我们从他残存下来的《希腊史》的少量残篇（19）中做出的估计要大。《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记载结束于公元前386年，对于此后的事件，埃弗鲁斯似乎转向了卡利斯泰奈斯的作品。[35]基督教权威作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明确告诉我们，埃弗鲁斯利用了卡利斯泰奈斯的著述（FGrH 70 T 17）；普鲁塔克《佩罗皮达斯传》中的一些内容，例如对底比斯向色萨利渗透的描述，很可能[36]也来自卡利斯泰奈斯。通过狄奥多鲁斯和普鲁塔克的中介，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种很不同于色诺芬的传统，它们尤其给予了底比斯适当的空间和重要性。比如，更早的作家所使用的卡利斯泰奈斯的两个残篇（FF 11，18）或引用中都谈到了泰古拉战役——关于这次战役，请见前文，而色诺芬完全忽略了它。对于卡利斯泰奈斯采用的一般方法——他不像色诺芬那么亲斯巴达——最重要的证据是8号残篇。这个残篇出自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注释，关注的是公元前370/369年的事件，记载了斯巴达人有意派人到雅典请求援助，以抵抗底比斯的入侵（见下文第7章第191页）。这很接近狄奥多鲁斯在第15卷第63章的记载。这种相似性证实了狄奥多鲁斯终归是利用了卡利斯泰奈斯的材料这个普遍的观点。但卡利斯泰奈斯和狄奥多鲁斯一致提供的版本却很不同于色诺芬在第6卷第5章第33节及其以下的叙述：在色诺芬那里，一些斯巴达人只是“碰巧出现”在雅典，他们顺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无法得到这类事情的证据，但这几乎是一个“彻底的歪曲”（参见上文有关色诺芬偏袒的论述）。色诺芬似乎有意避免把斯巴达人描写成正在讨饭的人。从狄奥多鲁斯著作的第15卷判断，埃弗鲁斯用很大篇幅叙述了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的优秀品质（arete）；斯特拉波（Strabo）保留了对底比斯霸权失败的一个有趣分析（Ⅷ.2.1-2=Ephorus F 119）：尽管有埃帕米农达个人的品质存在，但底比斯由于缺少教育和军事训练（paideia and agoge）——它们分别对应于雅典和斯巴达的优良品质——而遭到了失败。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推断反映了埃弗鲁斯的老师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观点（见Isoc.V，the Philippus），但请注意卡利斯泰奈斯的叔父亚里士多德的类似观点。他认为，当（或许只是在这时）底比斯的领导者也是哲学家时，它是成功的（Rhetoric 1398）。无论如何，埃弗鲁斯可能也利用了其他彼奥提亚史家的作品（这个问题显然更有争议。请注意波里比阿第6卷第43—44章对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和雅典的有趣讨论）。最近甚至有人怀疑，斯特拉波的记载是否完全源于埃弗鲁斯，但还没有定论。[37]关于底比斯霸权本身，特别是关于它的海军，狄奥多鲁斯提供了很多基本的材料，其中一些可能最终来源于卡利斯泰奈斯。

埃弗鲁斯的波斯材料的来源是个特殊问题。一些材料无疑基于个人的了解：他来自小亚细亚的库麦（Cyme）。但当时已经有成文的《波斯史》。对于那个世纪之初的万人远征（见下文第3章），埃弗鲁斯利用了色诺芬的《长征记》。这个决定意味着狄奥多鲁斯尽管有些偏离，终归保留了色诺芬的传统（见前文对他的《希腊史》避讳问题的讨论）。对于此后的波斯及其总督的材料，我们有其他的作品可以利用，其中一些将在后面第47页讨论。对于科洛丰的狄农（Dinon of Colophon）（FGrH 690）及其他《波斯史》作者[38]合理的重新评价，已经驳斥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有关波斯的所有作品都是无价值的传闻这种肤浅的观点。[39]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尼多斯（Cnidus）的克泰西亚斯（Ctesias）的作品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谣传（FGrH 688）。但是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这些作家中的哪一个是狄奥多鲁斯著作中关于总督反叛的重要内容的来源（ⅩⅤ.90ff；见下文第84页），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从前文认同的狄奥多鲁斯的观点来看，他直接的来源应该是埃弗鲁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设狄奥多鲁斯自己为了方便直接利用了某部《波斯史》。

公元前4世纪历史传统的最后一条线索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的地方史家，他们的作品统称为《阿提卡史》（Atthis），在《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2版第10—11页中，已对他们做了介绍。对于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期，菲罗科鲁斯很多相关的残篇（FGrH 328）不仅仅具有年代学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当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提供这么少可靠的材料时，说“仅仅”是冒犯的。特别是，现代人猜测在菲罗科鲁斯的作品中，当短语位于一位执政官的名字之后时，表示那是一年中的第一个事件。[40]这种富有创见的推论，在人们希望对某些关键问题达到更精确的理解时，仍然被巧妙地利用。[41]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菲罗科鲁斯的证据可能是决定性的，例如关于波斯介入公元前375年的和约这一事件（见上文第6页）。关于安德罗提翁（Androtion）（FGrH 324），请见《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2版第11页及第475页。

普鲁塔克（约公元50—120年；见CAH Ⅴ29-10）《传记集》中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传记，利用了以上提到的已经失传或仅存残篇的几位作家的作品。普鲁塔克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名人兴趣的丧失，准确地反映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和史学现状，但这是很极端的情况：以亚西比德（Alcibiades）为一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弗奇翁为另一端，两者之间的雅典人无传记，因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6篇传记形成了对照。[这种失衡使公元前1世纪一位次要作家科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以埃弗鲁斯著作为基础的有关雅典人的《传记》偶然具有了重要性，如若不然，它不会享有这种重要地位。除了普鲁塔克确实涉及的一些人物，奈波斯的作品中还包括了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科农（Conon）、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卡布利亚斯（Chabrias）以及提摩泰乌斯（Timotheus）的传记。《提摩泰乌斯传》第11章第2节证明了奈波斯偶然具有的价值，它表明公元前375年的和约明确承认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进一步证明了狄奥多鲁斯著作第15卷第38章第4节的记述，请见下文第176页。]

相反，通过转向传统的雅典和斯巴达以外的权力中心，普鲁塔克采用了他所叙述的时代已经变化了的史学风格[除死于公元前395年的吕桑德（Lysander）的传记外，《阿盖西劳斯传》是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人唯一的传记，不过在属于希腊化时代人物的《阿吉斯传》（Agis）和《克莱奥麦奈斯传》（Cleomenes）中，可以看到古典斯巴达社会史学家的痕迹]。[42]因此，我们有《阿塔薛西斯传》（Artaxerxes），在波斯的重要人物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普鲁塔克受惠于狄农（Dinon），奈波斯的《达塔麦斯传》（Datames）中特有的材料可能也出自狄农，这是普鲁塔克传记中没有对应内容的另一篇奈波斯的传记。[43]关于达塔麦斯的反叛，见下文第84页及以次。关于普鲁塔克重要的有关西西里人的传记——《狄翁传》（Dion）和《提摩莱昂传》，见前文简短的描述以及下文第13章。《佩罗皮达斯传》不是普鲁塔克唯一的底比斯人传记，但另一篇即《埃帕米农达传》散佚了。它可能以节录的形式保留下来了（Paus Ⅸ.13ff），但这种看法没有得到认同。[44]

流传至今的普鲁塔克的作品中，包括《十大演说家传》（Mor .832B-852C）。这肯定不是普鲁塔克本人的作品。对它的评价，应该考虑到最近怀疑类似的文学传记系伪造这种有益的倾向，当然要以该作家的作品为基础。[45]在允许那种保留意见的情况下，这些传记是可用的：它们包含少量独立的材料。它们是对希腊化时代渴望以历史方法理解演说家的证明——注释家们[例如狄狄穆斯（Didymus），我们从《阿提卡史》中引用的很多内容都源于他]，可能还有狄奥多鲁斯的年代记的史料[46]，都有这种渴望。作为证据的一种类型，演说只在公元前5世纪末才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一章的框架中，无法讨论演说家的证据所描述的公元前4世纪历史的每一个方面。关于“十”位（数字分类是希腊化时代的特点，参见七大奇迹或七贤之说）演说家的正统说法如下：公元前5世纪的安提丰（Antiphon），安多奇戴斯（Andocides），吕西阿斯（Lysias），伊索克拉底，伊塞乌斯（Isaeus），埃斯奇奈斯（Aeschines），吕库古（Lycurgus），德摩斯梯尼，叙佩利德斯（Hyperides），狄纳库斯（Dinarchus）。

安多奇戴斯的第三篇演说《论和平》——有关公元前392年流产的和谈，见第106页及以次——对公元前4世纪90年代极其重要。原因更多的不在于它提出了色诺芬明显忽略的和谈中的波斯因素，而在于它揭示了（特别是第12—15节）雅典帝国野心公开或私下里复兴的开始。这篇演说也以它有关近期历史轻率的错误而闻名，[47]在这方面，它在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中远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它“创造”了一个在演说家的头脑之外从未存在的雅典。[48]这种作品是糟糕的历史，却是优秀的思想。

此外，吕西阿斯的政治演说也使我们能够弥补色诺芬作品中的某些不足。要确定吕西阿斯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果有的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49]他是一位修辞学家（logographos），或为其他人写演说辞的作家。关于这个概念，请参考下文有关德摩斯梯尼的内容。但是在吕西阿斯的作品中，对公元前5世纪末的寡头们有毁灭性的指控，不论这种事情有没有反映演说家个人的观念，它都证明色诺芬关于（Hell .Ⅱ.4.43）公元前403年后的大赦在事实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尊重的信念是错误的。[50]在冗长且充实的第12篇演说《诉埃拉托斯泰奈斯》（Against Eratosthenes）中，这种倾向已经强烈地体现出来了。在“吕西阿斯演说集”中，这篇演说是唯一肯定由吕西阿斯所写并且是他独立完成的。在第65节以下，他插入了泰拉麦奈斯（Theramenes）的政治活动。被告人曾与泰拉麦奈斯有关联，但后者当时已经死了。这篇演说的意义——它得到了一篇纸草文献的证实，它仔细地模仿但没有引用吕西阿斯的相关章节[51]——在于它是法庭辩论中频繁、有力地利用近期发生的事情的早期（公元前403年）例证，而色诺芬让我们相信雅典人已经忘记了它们。在另一篇演说（第26篇第9节以下）中，至迟到公元前382年，吕西阿斯仍诉诸反寡头派的情绪。我们经常见到法庭辩论中提到民主派的解放，如在第28篇第12节（发表于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初）：“我希望被告不要试图为这些罪名进行辩解，而是他来自菲莱（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意义见下文第36页），他是一个民主派，他与你们共同度过了危机时代。”[参见公元前345年的Aeschin.Ⅰ.173：“你们（陪审员）处死了智者苏格拉底，因为有人证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克里提亚斯（Critias）的老师。”那里根本没有提到新神或腐蚀年轻人。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见本书第39页及以次。]

现在没人愿意接受吕西阿斯对政治的影射。但是他保留了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的事件、态度和经济环境的宝贵资料：第28篇《诉埃戈克莱斯》（Against Ergocles）（如同Andoc.Ⅲ）阐明了大约公元前390年雅典人执着的帝国渴望，但这里的主题是行动而不是思想——特拉叙布鲁斯在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的劫掠。演说《论谷物商人》（第22篇）证实了科林斯战争中的经济困难，突出说明了甚至雅典粮食的大宗产品都依赖私人供应商及其脆弱性。[52]由于在石碑上发现了相关提案的部分内容（SEGⅩⅩⅧ46=Harding no.8），演说《诉提奥佐提德斯》（Against Theozotides）的一片残篇于1971年得到学者们非常细致的考察，它很好地证明了雅典人想要慷慨地对待把他们从三十僭主那里解放出来的人们的政治意愿，以及这样做遇到的明显的经济困难。吕西阿斯反对的这项提案，目的可能是把救济金限制在“解放者”的遗孤之内。其他演说阐明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第1篇），公益捐献制度（第21篇。关于这项制度，见下文第548页及以次），公民权（第23篇），以及对借贷的态度。[53]

早在1904年，人们就开始贬低财产律师伊塞乌斯作为事实陈述者一般意义上的可靠性，那部著作至今仍是关于一位古代作家最优秀的（也是最有意思的）注疏。[54]但在他现存的12篇演说中，伊塞乌斯不经意间给出了很多雅典社会、人文和经济方面的证据，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它们。如果极其谨慎，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有关他自己的专业领域——雅典的继承和收养法，特别是关于胞族这个困难问题——的史料（有关此问题，见CAH Ⅲ2.3.366ff）。[55]

尽管伊索克拉底[56]被包括在十位演说家的“名单”中，事实上他是个不同的人物。的确，他早期的一些演说是法庭辩论的产物，它们确实或可能是以通常的方式发表的。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经过打磨的政治论述，那是17世纪而不是现在人们更熟悉的类型[弥尔顿（Milton）的《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itica）让人想起了伊索克拉底一篇文章的标题，并非偶然——弥尔顿早年就提到了伊索克拉底，只是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关于政府的检查权和道德干预，两者的结论恰恰相反]。在某些问题上，例如提摩泰乌斯的经历，伊索克拉底提供了一些无法从他处了解的事实[第15篇，《论财产交换》（Antidosis）]；在第14篇[从历史角度看，《普拉提亚人》（Plataicus）是不可靠的，公元前373年发表][57]以及第5篇（见下文）中，他证实了底比斯人的要求在特定时期引起的不信任和厌恶。公元前355年的《论和平》（第8篇），就发表于雅典在同盟战争中失败后，是对帝国主义动态所做的有趣的、否定性的分析。[58]同样重要的是，他提供的证据透露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的普遍态度（泛希腊主义，对急进民主制热情不高）。[59]我们解读公元前380年《泛希腊集会辞》（第4篇）的方式——不是作为一个时评的、有价值的宣传小册子——正应如此，因为它非常准确地“预言”了一年左右之后雅典第二同盟的建立，以及在当时公众眼中的一些领袖人物的率领下进行一场泛希腊战争的企图（对此最有趣的是公元前346年的第5篇《致腓力》，这是另一个神奇的“预言”）。如果那样的话——通过有组织的殖民——希腊的“麻烦”就可以得到解决（见诸如Ⅴ.120）。关于这些“麻烦”，伊索克拉底自己提供了一些最好的证据，而且已经得到了适当的利用。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所说的某些内容中，包含有产者对新公民以及“没有城邦的人”（例如雇佣军之类）怀有的敌意。[60]但伊索克拉底最持久的重要性是他对教育理论的贡献——通过修辞实践对政治家进行职业训练，但这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这是一种有意区别于柏拉图的方法，后者坚持我们称为哲学的首要地位（伊索克拉底也使用这个词[61]）。同在西西里时的柏拉图一样（第695页），伊索克拉底也试图教育公元前4世纪新兴国家的君主。他有关塞浦路斯的演说，与《居鲁士的教育》一样（前文），对有关君主职责的那种文献颇有价值，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未来：特别请看第2篇和第9篇演说[《致尼科克莱斯》（To Nicocles）以及《埃瓦戈拉斯》（Evagoras）]。但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会看到，从历史的角度看，《埃瓦戈拉斯》主要是一种拙劣的模仿，请见本书第8章第4节第316页。

十位演说家中其余五人的现存作品大多属于腓力和亚历山大时期，现在我们来谈谈它们。但首先，我们要注意所谓的德摩斯梯尼的“私人”演说对社会和经济史家的重要意义[对其中一些，德摩斯梯尼的作者身份值得怀疑，另一些肯定不是他而是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写的；但在这个研究领域，只要这些演说真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那就无关紧要]。它们提到了（例如）村社事务（第57篇）；[62]航运风险投资以及包括采矿在内的其他商业事务[63]——关于这些请见下文第10章；雅典妇女的角色（第59篇，由阿波罗多鲁斯所写）[64]；海军的组织（第47、49、50、51篇）；一般的捐献制度，包括节日的组织（第21篇）[65]。第50篇演说——《诉波利克勒斯》（Against Polycles）实际由阿波罗多鲁斯创作，它表明了区分政治演说和个人演说研究的困难。对于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末爱琴海北部的事务，它是宝贵的信息来源。这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理由，使我们可以贬低其作为雅典海军军备薄弱的证据的价值（有人已经提出这一点），[66]因为当时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代（见下文第7章第203页）。

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奇奈斯）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考察的最为重要的演说家。关于他的政治演说，在此无法尝试对各篇演说进行描述和评价。后面第14、15章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大量引用了这些演说，那里讨论的事务和政策通常是德摩斯梯尼自己描述、支持或批判的那些：[67]与吕西阿斯以及其他演说家十分不同的是，德摩斯梯尼自己就是政治史的一部分，对此他的作品就是证明（有关夸大这种作用的危险之处，请见下文）。不过这里可以阐述一些一般性的观点。

首先，前文有关吕西阿斯的部分已经暗示了一种困难：德摩斯梯尼早期的几篇政治演说是他作为修辞学家或演说作家为别人写的（例如，第22篇《诉安德罗提翁》）。这意味着真实性问题（即使是德摩斯梯尼亲自讲的那些，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极为突出。

其次，类似第23篇演说[《诉阿里斯托克拉泰斯》（Against Aristocrates）]表明，谈论一篇德摩斯梯尼演说的“年代”以及“公开发表时间”是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这篇演说暗含赞同雅典在爱琴海北部有利益的观点，如果它真是在演说提到的事件所暗示的最近的时间或其后发表的，即便不能说站不住脚，至少让人惊奇。更可能的情况是，演说的不同部分乃不同时期的“思想”。[68]鉴于古代的“公开发表”是如此偶然并且是作者无法控制的，有人建议我们最好一直避免使用这个词。[69]

德摩斯梯尼演说的有效性及其基本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他的文学杰作《金冠辞》（第18篇）中，都已经被否定了，因为“历史的判断不应依据他对自己以及他的反对者的评价”。[70]另外，对于公元前346年以后德摩斯梯尼演说日益增长的有效性还需要一些解释。有人从德摩斯梯尼强烈的但主要是感情上对荣誉和传统的诉求方面寻找原因[71]——事实上，那是对“想象出来的”理想之城而不是历史之城的诉求。至于真实性，有人反对说——尽管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一个对于当时以及近期发生的事情一再说谎的人民的顾问，其谎言经常遭到其他演说家的反驳，并且实际的事态发展不久就证明它们是谎言，这样的人不是一个赢得人民绝对和永久信任的人”。[72]德摩斯梯尼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存在相关的比例和平衡的问题。就德摩斯梯尼和雅典而言，我们书写当时历史时面临着一个风险，它容易发现却不容易避免，与把罗马共和晚期的历史和西塞罗的职业生涯等同的危险类似。我们关于腓力（Philip）统治时期的证据是偏颇的，除非其他史料的状态奇迹般地改变，否则会一直如此，现在我们可以转到这些史料上。

即使希俄斯的泰奥彭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的《腓力史》（见FGrH 115）完整的纸草文本被发现，是否会产生这样的奇迹也仍值得怀疑。他的叙述过于摇摆不定且心存恶意，因而没能引起狄奥多鲁斯的兴趣，我们只是从残篇即引用以及提要式的摘录中了解它（这位作者的《希腊史》也是这样，它涵盖了公元前411—前394年），而不是从保留下来的任何通史著作中了解到的[除非它是偶尔有用的优斯廷（Justin）对公元前1世纪作家特罗古斯（Trogus）的《腓力史》所作摘要的基础。[73]优斯廷本人可能生活于公元4世纪，见下文第5章注释2]。言语辛辣、机智的泰奥彭普斯（关于他也见CAH Ⅴ29）在古代以及现在都经常但可能是不公正地遭遇恶评。[74]他的兴趣广泛，写到了地方总督、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埃特鲁利亚人；但《腓力史》的标题反映了他坚定的、从史学史上来看是重要的明确决定，即将他的历史集中于国王个人。他如何处理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泰奥彭普斯声称腓力是“欧洲从未有过的一种现象”，他的说法可以解释为（注释74）一段描述的讽刺性引言，描述的主角被说成是由于其邪恶而不是其德行而出名。但波里比阿的行文（Ⅷ.11=Theopompus F 27）表明，泰奥彭普斯的叙述确实是令人沮丧的不一致，特别是他关于美德的讨论。[75]

如果狄奥多鲁斯没有引用泰奥彭普斯对腓力的叙述，那么他使用了谁的著述呢？在所有关于狄奥多鲁斯的研究中，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76]公元前341/340年即包围佩林图斯那一年之前的历史，狄奥多鲁斯可以使用埃弗鲁斯（T10=Diod.ⅩⅥ.76）的著作，而且狄奥多鲁斯肯定尽可能地利用了他的材料。但埃弗鲁斯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情节，即公元前355—前346年的第三次神圣战争。这部分由他的儿子德摩斐鲁斯（Demophilus）完成（Ephorus T 9）。既然关于狄奥多鲁斯的叙述中有大量“双重传统”这种观点已经明确被证伪，[77]对于第16卷第23—40章以及第56—64章的史料来源，我们只要看看德摩斐鲁斯就可以了。从最为严格和本质的意义上，德摩斐鲁斯的著作无疑被附加在埃弗鲁斯的抄本中。这使狄奥多鲁斯的工作变得容易。关于公元前340—前336年的叙述，问题更严重。既然我们不愿猜测它属于希腊化时代初期的狄鲁斯（Diyllus）（FGrH 73），因为我们对他知之甚少，那就让我们像假设他是“未知”一样，坦率地说“未知”更合适。[78]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章节中表现出的对演说的兴趣与狄鲁斯无关，而是狄奥多鲁斯自己的创作，其中经常出现的史实错误，也属于狄奥多鲁斯。[79]

对泰奥彭普斯不够平衡的谨慎看法，已经被人们拿来解释普鲁塔克没有写《腓力传》的理由。[80]把《腓力传》与《恺撒传》并列，随之以《亚历山大》与《奥古斯都》的对传，应当会有吸引力（父亲被暗杀，他的东征还只是一个计划，帝国要由儿子来建立）。但把恺撒和亚历山大并列来看吸引力太强。[81]无论如何，在普鲁塔克的另一传记系列《皇帝列传》中，奥古斯都是一篇失传的传记的主角。而且据记载，在普鲁塔克的另一作品中，奥古斯都一本正经地说，亚历山大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攻城略地，而应用更多的时间来管理它们（Mor .207C-D）。

有关亚历山大本人的统治，重要的幸存资料都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且对此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都是在亚历山大自己的时代之后300—500年间完成的（但是亚历山大的同代人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奇奈斯[82]有关雅典方方面面的记载仍然有用，吕库古、叙佩利德斯以及狄纳库斯的记载也一样）。[83]

上面提到的特殊的特点产生了特殊的问题：记录者和记录的事件之间如此长的间隔不仅对于解释，而且对于认识都是一种障碍，甚至在古代也是这样。对亚历山大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文献资料的研究，现代的分歧集中在这些作家们填补时间间隔的工作到底有多大能力和可信度上。坦率地说，相关的铭文[84]很少，钱币和考古材料也没有太大帮助。[85]

主要的叙述是2世纪罗马化的希腊人、尼科墨狄亚的阿里安（Arrian of Nicomedia）所写的《亚历山大远征记》。[86]阿里安生活于文学活动繁荣的名为“第二次智者运动”时期（说“文艺复兴”有点夸张）。由于最近对这个时期兴趣的复兴，作为一个罗马行省的总督和文学家，阿里安得以更恰当地被置于他的时代背景中。在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都异常迷恋过去的文化和历史。[87]阿里安自己的目标是文学声誉，请见《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卷第12章。他希望自己与亚历山大之间，犹如荷马之于阿基里斯，但色诺芬是他有意模仿的另一个对象。[88]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风格，所以阿里安值得赞扬的地方，是他不仅仅满足于风格上的矫饰，而是明显地求助于那些他认为可信的前代的权威（Arr.Anab .，序言）。但是阿里安通常或是没有理解，或是懒得正确或完整地记录他的史料提供的专业性或描述性材料。[89]

在那些权威作家中，首要的是托勒密（Ptolemy）——他是希腊化时代埃及国王悠长世系中的第一位——以及卡桑德莱亚的阿利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 of Cassandrea）（FGrH 138，139）；本世纪初，人们曾赋予托勒密的历史一种夸大的、修昔底德式的地位。但反对不可避免，近期已经有人批评他带有些微的偏见（对他的政敌）以及自我表扬——事实上批评是如此细微，以至于又出现了对这种批评的轻微反对。阿利斯托布鲁斯对亚历山大的描写无疑倾向于奉承。[90]但在托勒密和阿利斯托布鲁斯的背后，是卡利斯泰奈斯受命完成的书写。他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一位作者。在古代，他因鼓励亚历山大自视过高而受到批判，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这位国王发生了冲突并被处决，后面的章节将谈到这一事件（第825页及以次）。他的《亚历山大的功业》没有记述公元前331年以后的事，但很可能对公元前330年和公元前329年的事件给予了暗示。[91]

托勒密和阿利斯托布鲁斯通常被看作阿里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与“通俗传统”相对。后者是有关亚历山大其他主要文献传统的现代说法。阿里安知道它，有时也利用了它，用诸如“据说”等各种方式加以暗示。遗憾的是阿里安很随意，这种形式有时也用来介绍“主要资料来源”的部分内容。[92]一般认为通俗传统要追溯到希腊化时代初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93]但奇怪的是阿里安并没有直接引用这个人的任何“通俗性”记载。有人曾过于自信地试图确定克雷塔库斯历史的特征，认为它是狄奥多鲁斯第17卷（见例如FGrH 137F 11-Diod.ⅩⅦ.72）以及库提乌斯·鲁弗斯（Curtius Rufus）的叙述主要的、可能是唯一的史料来源（见前文第9页）。[94]它肯定比“主要资料来源”更激动人心、更离奇和富有想象力（或者，以更为明显的方式让人感到不切实际）；但最近我们认识到狄奥多鲁斯至少将12卷的克雷塔库斯的原作压缩成了1卷，因此我们对那部原作的了解肯定是很不全面的。[95]我们还要记住，所有的史料，不论主要的还是通俗的，肯定都已经使用了或至少完全知道卡利斯泰奈斯的全部描述，不论那部著作以哪个时间为止点。

在他的《印度志》（Indike）部分（见下文，第838页），阿里安利用了克里特人奈亚库斯（Nearchus）的作品（FGrH 133）。现代人有些不公平地说，他证明了“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这句希腊谚语。[96]

上述大部分“主要”史料以及类似密提林的卡莱斯（Chares of Mytilene）（FGrH 125）的一些其他史料，都被普鲁塔克用在了他长篇的、非常有价值的《亚历山大传》中。[97]

最后一篇幸存的史料是一部引人入胜并且非常具有可读性的著作——斯特拉波17卷的《地理学》（属奥古斯都时代晚期，即公元后的头几年）。作为底比斯霸权的史料，我们已经（第11页）谈到了斯特拉波：在此他肯定引用了埃弗鲁斯的著作，因此可能最终利用了卡利斯泰奈斯的著作。关于公元前4世纪伯罗奔尼撒的问题，斯特拉波的著述也是可以利用的，例如他（Ⅷ.384-385）描述了与公元前373年毁灭阿凯亚（Achaea）的赫利凯（Helice）大地震有关的事件。斯特拉波这部分内容的来源是公元前4世纪本都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of Pontus）。[98]这个复杂的事件也涉及安纳托利亚（Anatolia）：伊奥尼亚同盟被牵扯进来了。这等于提醒我们，在小亚细亚问题上，有时斯特拉波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参见下文第8章第1节第220页有关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内容。但斯特拉波最明显的价值还是关于公元前4世纪与亚历山大有关的历史。关于他对亚历山大征服的东方领土的描述，斯特拉波更多地参考了具有人种学观念的亚历山大历史学家，特别是阿利斯托布鲁斯。斯特拉波也引用了希腊化时代早期作家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对印度的描述。在这部分，阿里安和斯特拉波可以对照，比如（一个很好的例子）对麦加斯梯尼描述的捕象和驯象内容的复述，两位晚后的作家各自都展示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99]斯特拉波似乎比阿里安更有效地精简了史料，而且更少沉溺于单纯的文字的优美。另外，斯特拉波更多地节略了他的史料，这不仅会导致细节的丢失，而且会损害表述的清晰度。斯特拉波还利用了昔兰尼的埃拉托斯泰奈斯（Eratosthenes of Cyrene，公元前3世纪）失传的巨著，埃拉托斯泰奈斯对亚历山大东征开放的新世界表达了保守但原创性的思想[100]；那种思想体现在他著作的第3卷和最后一卷中。

但埃拉托斯泰奈斯忽略了意大利和西西里，那无疑是因为亚历山大去了相反的方向[仅仅是“袭击了后方”，因为他的远亲、同代人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Epirus）确实入侵了意大利，但计划的实施却是灾难性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埃莱苏斯的泰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 of Eresus）对西方表现出了稍多但也仅是略微多些的兴趣。普林尼（Pliny）声称，泰奥弗拉斯图斯是第一个写到罗马的人（HNⅢ.57=FGrH 840 F 24a）。[101]对西方全面的叙述要等到提麦奥斯（前文第9页）；泰奥弗拉斯图斯所做的，可能只是利用不系统的关于西方的民族学知识，那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积累起来的。比较而言，泰奥弗拉斯图斯关于东方植物的材料非常重要。但像埃拉托斯泰奈斯一样，他只引用更早的作家，比如塔索斯的安德罗斯泰奈斯（Androsthenes of Thasos），亚历山大曾派此人围绕阿拉伯半岛航行，后来他写下了自己的经历（FGrH 711）。本世纪初期流行的更大胆的观点，是亚历山大身边有一群科学家，他们系统地将信息带回了希腊，因此最终带给了像泰奥弗拉斯图斯这样的研究者，但这是不可能的。斯特拉波的著作（Ⅱ.1.6=FGrH 712 F 1）是主要的具体的证据，并且也是含糊的。但安德罗斯泰奈斯留给泰奥弗拉斯图斯和斯特拉波的史料让我们很感兴趣，因为它描写了（FF 2-5）巴林[Bahrain，即提罗斯（Tylos）]和费拉卡[Failaka，即伊卡鲁斯（Icarus）]岛的特征，现在我们从铭文中知道它们是塞琉古（Seleucid）的地盘，可能是先前占领的：见下文第843页以次以及《希腊碑铭补编》第35卷第1476条及第38卷第1547—1548条铭文。

最后，某些类型的证据与整个这段时期相关。首先是喜剧。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21年是中喜剧时代，阿里斯托芬的最后一批戏剧属于这一类（有些是人为命名的）。它们是公元前392年的《妇女公民大会》（Ecclesiazusae）。对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学者，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史料，还有公元前388年的《财神》（Plutus）。[102]在后一剧作中，还可以看到直接的政治暗示，所以与旧喜剧有一些连续性（见下文第66页的例子，与埃及的结盟），但情色的内容更少了。在它为社会史家所提供的内容方面，中喜剧与旧喜剧和新喜剧类似——比如在一个著名的场景中（Plut .659ff），它让我们了解到在一座希腊圣所度过一个“睡疗”的夜晚是什么情形。其他的中喜剧作家[如欧布鲁斯（Eubulus）]仅有残篇保留下来。除此之外，公元前4世纪也是一个散文的时代。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于了解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是至关重要的一部著作，它甚至比对公元前5世纪更为重要（见下文第11章）。我们迫切需要一部优秀的、最新的注疏。[103]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请见《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2版第10—11页的论述。

对于整个公元前4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亚历山大的统治是个例外）来说，铭文是史家丰富的资料来源。[104]它们不像希腊化时代那么多，但像小亚细亚这些地区，自公元前4世纪起，铭文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于更多的地方有了“铭文习惯”，[105]而阿提卡也从未放弃这种习惯，所以我们越来越可能借助铭文来阐述诸如希腊化以及社会和宗教生活这样的主题。[106]铭文有助于纠正我们的文献史料中偏向雅典这样的主要中心的偏见；这种偏见恰恰是古代史家让现今的史家感到担忧的地方。[107]考虑到诸如色诺芬这样的作品中留下的空白（请见前文），像所谓的雅典第二同盟宪章这样的铭文（Tod no.123=Harding no.35），也能告诉我们文献资料忽略或未记载的重要的政治问题。相比这些简单的介绍，后面的章节将非常频繁地利用铭文证据进行必要的说明。钱币证据也是一样。[108]纸草文献在这个时期几乎不重要：已知最早的例子发现于几年前。它出自亚历山大时代，是以马卡塔图斯（Macartatus）的儿子佩乌凯斯塔斯（Peucestas）的名义发出的一份通告（从Arr.Anab .Ⅲ.5.5得知），要求把一座圣域外的神庙配给普通士兵。请见特纳（Turner）1974年的著作（书目编号F 542）。佩乌凯斯塔斯的纸草残片将我们从这一卷涉及的时代带到了希腊化世界，那时这类证据极为丰富。

（崔丽娜译 晏绍祥、李永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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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claren 1934（B 69）；Cartledge 1987（C 284）65.

[2] Cawkwell 1979（B 26）23.

[3] Andrewes 1966（C 274）18 n.7.

[4] Cawkwell 1976（C 285）；Cartledge 1987（C 284）.

[5] Agesilaus：Momigliano 1971（B 82）50—1及1975（B 84）。Lac.Pol.：Cartledge 1987（C 284）56；请与Chrimes 1948（B 30）比较。

[6] 在目前最好的（优秀、充分且有思想性）对《希腊史》的近期研究中，这一点受到了重视，请见C.J.Tuplin，The Failings of Empire：A Reading of Xenophon Hellenica 2.3.11-7.5.27，Historia Einzelscbrift 76（Stuttgart 1993），163及各处。Schwartz 1956（B 103）167 发现，色诺芬对雅典有某些偏爱，但塔普林（Tuplin）证实，即使这也不都是真实的。相反，色诺芬不会长时间偏爱任何一个城邦（Tuplin，Failings of Empire，47）。

[7] 关于修昔底德的记载，请见Andrewes 1961（B 5）；关于共同和约，请见Ryder 1965（C 67）及Bauslaugh 1991（C 7）182-255。

[8] 关于色诺芬对波斯的崇拜，请见Hiesch 1985（B 59）；Tatum 1989（B 14）。关于《希腊史》不够浓烈的泛希腊主义，请见Tuplin，Failings of Empire 60，67，121（亚松）；参见第104—108页[对第6卷第3章中有关卡利亚斯（Callias）泛希腊主义色彩强烈的演说重要的重新解读]以及第112页[有关菲利乌斯的普罗克莱斯（Procles of Phlius）的记载]。

[9] Gray 1989（B 49）.

[10] Schwartz 1956（B 103：1887年初版），特别是第156、160页；但请见Tuplin，Failings of Empire。

[11] Grayson 1975（B 50）遭到了塔普林的批评，见Failings of Empire，pp.15-16。

[12] Andrewes 1966（C 274）10-11.

[13] Murray 1986（B 88）198.

[14] Hirsch 1985（B 59）第4章。

[15] Briant 1982（F 10）175 ff.

[16] CAHⅦ2.1，75-81.

[17] J.Hornblower 1981（B 60）196-211；参见CAHⅦ2.1，45-6。

[18] Whitehead 1990（B 131），清楚地介绍了埃涅阿斯对于研究希腊城邦学者的重要价值，参见下文第530页。

[19] Gauthier 1976（B 42）及Cawkwell 1979（B 27）。

[20] Conophagos 1980（I 26）114.

[21] Osborne 1987（I 115）18.波麦罗伊（S.Pomeroy）的注疏已经预告出版。

[22] Finley 1973（I 36）18.

[23] 例如Lefkowitz及Fant 1982（I 96）注释106。

[24] Schwartz 1903（B 101）=1957（B 104）35-97；J.Hornblower 1981（B 60）；Sacks 1990（B 98）.

[25] Hammond 1983（B 57）及Hornblower 1984（B 61）。

[26] 关于公元前5世纪，Diod.Ⅺ.45与FGrH 70 Ephorus F 191之间的一致性，尽管有Africa 1962（B 2）的观点，但它们本身基本上可以肯定。关于公元前4世纪，请见Diod.ⅩⅤ.5.4及32.1～Ephorus FF 79，210，以及Diod.ⅩⅤ.60.5=F 214的直接引用。

[27] Andrewes 1985（B 7）.

[28] Westlake 1952（G 321），Talbert 1974（G 304）.关于提麦奥斯，请见Brown 1958（B 19），他写的时候还不知道Jacoby 1955年的注疏；另见Fraser 1972（A 21）763-74；Momigliano 1977（B 85）37-66；Pearson 1987（B 92）。

[29] Meister 1967（B 74）.

[30] Jacoby Komm.ⅢC（文本）529。

[31] Zoepffel 1965（B 133）.

[32] Schwartz 1957（B 104）44称它“很大程度上甚至是非常的可靠（im grossen und ganzen sehr zuverlässig）”；但参见Hornblower 1990（C 366）74。参见下文第480、495页。

[33] Bruce 1967（B 20）157-62.《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叙述的截止时间有时比人们认为的更不确定；见Hornblower 1990（C 366）73 n.6。

[34] Cawkwell 1979（B 26）附录。

[35] Jacoby 1919（D 200）及对FGrH 124的注疏；Schwartz 1900（B 100），重印于Schwartz 1956（B 103）。

[36] Westlake 1939（B 127）.

[37] Milns 1980（B 78）.

[38] Stevenson，载Sancisi-Weerenbug and Kuhrt 1987（F 51）27-35。

[39] Momigliano 1975（A 41）.

[40] Jacoby Komm.ⅢB 532.

[41] 例如Cawkwell，见Perlman 1973（D 111）147。

[42] Africa 1961（B 1）.

[43] Thiel 1923（B 115）；Sekunda 1988（F 59）.

[44] Tuplin 1984（B 118）.

[45] Lefkowitz 1981（B 68A）.

[46] Hornblower 1984（B 61）.

[47] Meiggs 1972（C 201）134；Thompson 1967（B 117）；Missiou 1992（B 79）.

[48] Loraux 1986（C 190）；Nouhaud 1982（B 89）.

[49] Dover 1968（B 35）.托德（S.Todd）关于吕西阿斯的注疏已经立项，目前请见他的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Oxford，1993）。

[50] 关于大赦，请见Loening 1987（C 188）。

[51] Merkelbach and Youtie 1968（B 76）；Henrichs 1968（B 58）；Andrewes 1970（B 6）；Sealey 1975（B 106）；CAHⅤ2 495 n.68.

[52] Seager 1966（C 249），Todd 1993（见前文注49）316-22.

[53] 关于提奥佐提德斯，请见Stroud 1971（B 176）。关于吕西阿斯的第1篇演说，请见Todd 1993（见前文，第15页注释5）。关于吕西阿斯的第23篇演说（公元前4世纪初）以及公民权问题，请特别参看第6段，在那里，该月最后一天中普拉提亚人聚集在新鲜奶酪市场，很好地证实了Thuc.Ⅴ.32的记载。修昔底德暗示，至少从社会学角度看，普拉提亚人在雅典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尽管Thuc.Ⅲ.55证实他们被授予了（雅典）公民权，参见Dem.LIX.104。关于授予公民权，请见Osborne 1981-3（B 165）Ⅱ 11-16。Ⅲ/Ⅳ 36-7以及Hornblower 1991（B 62）。关于对Thuc.Ⅲ.55的解释以及演说的一般论述，请见Todd 1993（见前文，第15页注释5）。关于借贷，注意Millett 1990（I 107）1-4对吕西阿斯的利用。

[54] Wyse 1904（B132A），见Todd，载Cartledge et al.1990（A 15）31。

[55] Wevers 1969（B 130）；关于伊塞乌斯对胞族的论述，请见Andrewes 1961（C 90）。

[56] 最近的论述请见Cawkwell in Luce 1982（B 29）提供的参考文献。

[57] Buckler 1980（C 330）.

[58] Davidson 1990（B 33）20-36.

[59] Finley 1986（A 18A）50.

[60] Fuks 1984（C 23），特别是第52—79页；Mckechnie 1989（I 100）；关于新公民，请见Davidson 1990（B 33）34-5。

[61] Jaeger 1944（H 66）Ⅲ 49.

[62] Whitehead 1986（C 268）各处。

[63] Isager and Hansen 1975（C 176）.关于采矿业，请特别参见Dem.ⅩⅩⅩⅦ。

[64] Fisher 1976（C 136）128-44.关于阿波罗多鲁斯，目前请见J.Trevett，Apollodoros the Son of Pasion（Oxford，1992）。

[65] MacDowell 1990（B 68B）.

[66] Cawkwell 1984（C 114）.

[67] Schaefer 1885-7（C 71）、Pickard-Cambridge 1914（C 222）、Jaeger 1938（C 177）、Perlman 1973（D Ⅲ）、Wankel 1976（B 122A）关于Dem.ⅩⅧ的部分。

[68] Hornblower 1983（A 31）249以及注释16。

[69] Dover 1968（B 35）.

[70] Cawkwell 1978（D 73）19，Finley 1985（A 18）19赞同地引用了他的观点，参见Cawkwell 1979（B 28）216对Wankel 1976（B 122A）的评论。

[71] Montgomery 1983（B 87）.

[72] Griffith，载Hammond and Griffith 1979（D 50）476。

[73] Momigliano 1969（B 81）.

[74] Lane Fox 1986（B 65）；Connor 1967（B 31）；Shrimpton 1991（B 109）.

[75] 关于波里比阿上述引文，请见Walbank 1957-1979（B 122）Ⅱ。

[76] Momigliano 1975（B83）707ff；Kebric 1977（B 63）.

[77] Hammond 1937（B 55），参见1937-8（B 56）及Ehrhardt 1961（C 20）。

[78] 关于狄鲁斯（FGrh 73），请见Hammond 1983（B 57）以及Hornblower 1984（B 61）；Beloch 1912-1927（A 5）27；Schwartz 1957（B 104）64-5。

[79] Hornblower 1984（B 61）.

[80] Lane Fox 1986（B 65）.

[81] Green 1978（D 181）.

[82] 关于埃斯奇奈斯，见前文第19页注释6中的著作，关于埃斯奇奈斯第1篇演说，补充Dover 1978（I 31）以及N.Fisher即将出版的注疏（Oxford）。

[83] 关于吕库古，请见Humphreys 1985（C 175）。

[84] Tod 1948（B 179），Heisserer 1980（B 143）.

[85] Bellinger 1963（B 187）.

[86] Stadter 1980（B 110），Bosworth 1980（B 14）.

[87] Bowie 1974（B 17），Vidal-Naquet 1984（B 120）.

[88] Bosworth1980（B14）intro.36（谨慎看法）。

[89] Brunt 1976-83（B 21）483-90，509-17.

[90] 关于托勒密的著作，现代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请见Strasburger 1982（A 57）83-147（第1版，1934年）；Kornemann 1935（B 64）。第二阶段（反击）请见Wells1963（B 124），但注意弗雷泽（Fraser）的反对，Fraser 1967（D 175）；Seibert 1969（B 108）；Errington 1969（B 38）。第三阶段（回击）请见Roisman 1984（B 97）。Brunt 1976-83（B 21）Ⅱ 510称：“为了更有效，斥责还要更有力度。”关于阿利斯托布鲁斯，请见Brunt 1974（B 20A），它没有遭到皮德赫（Pedech）的反驳，Pedech 1984（B 93）。关于散佚史家的一般论述，请见Schwartz 1957（B 104）；Jacoby 1956（B 62A）；Wirth 1985（D 249）；Pearson 1960（B 90）；Pedech 1984（B 93）。

[91] Parke 1985（D 218）63论及卡利斯泰奈斯记载的截止时间问题。

[92] Brunt 1976-83（B 21）Ⅱ 553.

[93] Schwartz 1957（B 194）；Jacoby 1956（B 62A）；Pearson 1960（B 90）.

[94] Goukowsky 1978-81（B 45）以及Fraser 1980-4（B 41）。请见Atkinson 1980（B 8）对库提乌斯·鲁弗斯的论述。

[95] Brunt 1980（B 22）.

[96] Badian 1975（B 9）；Brunt 1976-83（B 21）Ⅱ；Bosworth 1988（B 16）.

[97] Hamilton 1969（B 54）.

[98] Baladie 1980（B10）145-63.

[99] Bosworth 1988（B 15）40-60.

[100] Fraser 1972（A 21）525-39.

[101] Fraser 1972（A 21）763-5以及在即将出版的霍恩布劳尔（Hornblower）编辑的《希腊史学史》（Oxford）中的文章。也注意在后面第12章第4节中对泰奥弗拉斯图斯有关希腊农业的内容的广泛使用。

[102] Dover 1972（B 36）.

[103] Huxley 1979（H 62）.W.Newman 1887（H 88）的版本尽管年代早，但仍有用。

[104] Tod 1948（B 179）；Harding 1985（A 29）中的译文、书目以及注释。

[105] Macmullen 1982（B 70）.

[106] 关于社会生活，请见诸如Fisher 1976（C 136）等；关于宗教，包括村社历法，请见Rice and Stambaugh 1979（H 97）。

[107] Gehrke 1986（C 28）；Finley 1985（A 18）.

[108] Kraay 1976（B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