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进军校

武昌

陆军部入伍生团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宣布之后，我们从南京被送到保定。不料一到保定，就听说有人反对合并。反对的理由：第一，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升学系统，是招考高小毕业生入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升入陆军中学，两年毕业，再入伍半年以后始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这就是说，必须经过高小的六年，陆小的三年，陆中的两年，一共十一年，才能进到军官学校。年限是这样的长，经历是这样的久，从他们的眼光中看来，南京入伍生团是不合这个资格的。第二，现在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光复时多有参加革命及指挥军事的官长，入伍生团的连排长许多是他们充任。现在硬要使师生同学，未免不合情理。第三，就是依照前清陆军升学系统，他们是正统派，而入伍生团是半路出家。由于这几种原因，反对合并的声浪很高；而这一个反响，遭遇了我们入伍生团同学激烈的抗争。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中显然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非力争不可的，另一派是不主张力争的。这时北京政府决定分设两个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第一校在北京清河，第二校在武昌南湖。第一校收容陆小毕业或陆中肄业的陆军学生；第二校收容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我们可以加入的，就是这个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我是属于不主张力争的一派。因为感到我们的科学知识太不够了。这个预备学校是注重科学教育的，我们正可借这机会，充实科学的基础，所以我不主张力争。可是我有一个矛盾：同学中都知道我平常喜欢写作，到了开会抗争的时候，要我起草呈文。我居然接受他们的意见，尽管我不赞成他们的主张。我还是替他们起草，而且写出很多的理由。大家都说我写的呈文是“理直气壮”。但这一个问题终于未得北京政府的许可。于是我们又从保定回到武昌，进入北京政府就前清陆军第二中学的原址成立的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

入校是一九一二年冬季，一共修学两年。在这个学校的两年中间，我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不少的进益。它的课程，在对科学的学习上，因为我过去没有根底，所以一开始学习就感觉莫大的兴趣，也非常用功。不过究竟不是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上来的。一个还没有受过高小科学教育的学生，一跃跨入高级中学的行列，虽然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可以赶得上，但毕竟是很吃力的。譬如说，当时对于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我都感觉很有兴趣，很吃力地学，但总弄不大清楚。我记得常常为一个数学题，总是尽量运用脑筋去想：白天想不通，晚上想，睡着还想，走路、吃饭甚至做梦也还在想，真未免太吃力了。至于其他的功课，如史地、理化、代数等，就觉着容易了。另外有一门功课——图画，使我简直没有办法。记得有一位生教我们的图画，有一天，是考画什么东西吧，我随便画了两笔，表示这两笔就是一座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山上画了一个很高的纪念碑，也是随便的两笔，而且题了一行大字：“大中华民国战胜纪念碑”。是这样幼稚得可笑。意思就是在表示登上喜马拉雅高峰，雄视欧亚的气魄，就这样地交卷了。先生看了，笑一笑，打一个圈，给我吃了一个“鸭蛋”。还有一门功课—论理学（逻辑），必须机械地记公式。我自信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但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机械化。在考这一门功课时，理论是可以对付的。而对于那种复杂的公式，实在是没有方法去对付，于是只好坦白地交白卷。教这门功课的先生是一位四川人，他却不把“鸭蛋”送给我，而奇突地批了三个大字：“好极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的用意：是在赞许我的率真（不知即不知），还是讥讽我的无能呢？

还有一门功课使我感兴趣的，就是德文。以前在扬州曾经学习英语，现在我想进了军校，学习陆军，最好是学德文，因为那时德国的陆军在世界上是驰名的。在这里，我从字母学起。本来我是一个语言笨拙的人，但因先生的教授法好，缺乏语言天才的我，在德文班里，成绩居然得以排在甲级，而我的时间花在德文学习上的可也就不少。回想到这一门课程，使我永远怀仰着一位先生，就是当时教授我们德文的格拉塞先生。

不客气地说，当时我们的先生、官长，似乎很多都是平平常常的。只有一位先生被我看得起，影响我最大，那就是教德文的德籍教师格拉塞先生。在这整整两年的授课期间，他没有耽误一次课，没有早退一次堂。他的家离学校有好几里，每天都是走来走去，上了课回去吃饭，吃了饭又来上课。尤其在夏天，走得满头满身热汗淋漓，跨进学校的大门，就往课堂上去，毫不休息。他的授课，是切切实实的，教授法非常好。他经常穿一套简朴的黄咔叽布制服。一到星期天，我们喜欢到他家里去。他的夫人是日本籍。他们欢迎我们同学到他家里，很亲切很客气地招待我们。他给我们的印象实在很深。他认真，负责，态度诚恳，刻苦耐劳，处处表现着不愧为人师表的风度和精神。学问好，教授法好，还在其次，他拿人格影响学生，所以学生所得到的，不光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人格。他那时不过四十一二岁吧。他不是传教师，也没有其他什么任务，他是一个德国高级师范毕业生，清末受聘到武昌高等学校教课，可以说完全是一位教育家。到一九一四年我国对德宣战，他本来要被遣走的，因为他在各校教课，师生的感情都好，就把他留住了，这是特殊的待遇。我离开南湖后，和这一位最可亲敬的先生隔别了许多年，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到武昌才见面。后来我到德国去，他还介绍他的儿子照应我。一九二九年，格拉塞先生六十大寿，我正任武汉行营主任，曾赠送酒席，并亲自到他家里拜寿。此后也偶尔通过信。一直到抗战以后，很悲哀的一个消息：听说他已逝于武昌了。在我的师长中，他是使我最难忘的一位。

如果说我生平有最难忘的一位朋友，那就是当时的同学郭孔彰。他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堂的学生，国文、科学，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豪爽，真是一个悲歌慷慨的热血青年。我开始认识他是在上海学生军里，我们一见如故。以后在武昌同学，他给我的益处最多，他予我的影响最大。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讲求志气，研究学问，都要做一个大人物，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思想。我们对于同学的态度也是严肃，看见贪玩不用功的顽皮同学，认为没有志气，不稍假以好的辞色，不和他们来往。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被一般同学称为“三圣七贤”。有些同学就常常揶揄我们，念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并不去同他们争论。

郭孔彰在光复前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他是一个极富国家民族思想的热血青年，真情朋友。我们以后从保定毕业，两人被分派到两个地方：我到安徽，他去北京。听说他到了北京军队以后，常常引吭高歌，满腔义愤，此时他对于国家前途及个人身世，更加怀抱了无限苍凉悲壮之感。不久督军团造反时，我们在上海遇着了。那时候，我决心南下赴粤，追随护法运动。他要同我一齐去，被我劝阻了。我的理由是：我们两人何必都到广东，而且到广东以后，在事业的开展上，不一定就有把握。孔彰是四川人，四川这样大这样重要的地方，他回去，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和他约定分途奋斗，并且狂妄地说：“各人去打天下，无论哪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来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由于这一个理由，他勉强地同意了。从上海分手后，他回到四川当营长，打仗，不幸阵亡于遂宁。孰料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才，竟死于悲惨的内战，真是极尽人间的惋惜与哀痛！假使他和我一同到广东，以他的学问、人格、抱负，一定可以成就一个最有为的人物，何至一战而死。我懊悔极了，我悲痛极了！

郭孔彰死后三年，我到四川，哭奠故人的坟墓；再过二十年，我重去四川，复为之修墓立碑，并撰了一篇纪念碑文，以志哀思。他是我永远不能忘的一个真挚朋友，一个忠肝义胆可亲可爱的热血男儿。

我真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良师（格拉塞先生）和这样一位益友（郭孔彰）的辅导，在这两年中，由于良师益友人格的感召和学问的切磋，对我影响实在不小。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每天，每星期，自己有功课表——自习表，什么时间自修什么功课什么时间写日记，都一丝不乱。我尤其喜欢读古人或名人的关于修养方面的书，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群学肄言》《菜根谭》《自助论》等书，都喜欢看；此外如发明家、思想家的传记，《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等，也都涉猎过。在这一个时期，我沉醉在修养的功夫上，我看这些书，非常有兴趣。我的日记，写出了当时对人生理解的轮廓，可惜后来我从安武军出走，一个皮箱装着很多的书和我的日记，托一个同学保管，不幸被遗失了。

我的兴趣集中在求学上，读书上，不但不到汉口去玩，连武昌也很少去过，除非有必要的事而不得不去。我引为遗憾的有一件事：一次，我的父亲从家乡到武昌南湖来看我，而我刚好星期天放假出去了。父亲等我回校，匆匆一面，天已晚了，父亲想就在校旁的小饭铺里借宿一宵，以便和我谈谈。我因小饭铺并不是旅馆，没有床位，催父亲回去，同父亲就在黄昏时黯然地分别了。他走到武昌渡江，住在汉口一个朋友家里。临别时，我说预备第二天请假到汉口看父亲，到第二天我又没有去。一直到父亲回了丰乐河写信告诉我，才知道父亲住在汉口朋友家，大热大烧，病了两三天，扶病回安徽的。这一个烙印，真成了我毕生的遗憾！

在南湖两年的学校生活，与我从前的遭遇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登了天堂。衣服，不用说是由学校发的；每餐四菜一汤。想起流浪时代，一顿饭，一样寡油寡盐水汤汤的青菜，买几片咸萝卜就算很好，相隔何啻天壤。但是在那个时候，校中的津贴很少，每月只有二元，买一些信纸、袜子、面巾、肥皂、牙粉和书籍、邮票、文具等还不敷用，自然没有钱买揩汗的小手巾。照例，学校每星期发擦枪布一次，这擦枪布是大约八寸见方的一块土布，质料很粗，我就把它当小手巾用。一天上操，我拿出来揩汗，一个同学看见了，失声而笑。官长说他犯了规，把他叫过来处罚了。那时是罚跑步，或举枪立正。这个同学虽受处分，始终没有讲出所以笑的原因，而在我的心中却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

在这两年中，我安分守己，严正不苟，虽有些地方不免幼稚得可笑，然而彻里彻外是一个纯洁的、肯用功的、有志气的青年，对于人生的修养、科学的知识、国家大事的见解，都建立了一个相当的基础。

保定

在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分发到保定入伍。我被分发到第八师，时期是一九一四年冬季。什么叫“入伍”呢？入伍就是学习当兵。连上的官长都是行伍出身的。照规定我们应该同兵士一样，和兵士在一块生活；可是这些官长，对于我们这几个新来的学生兵很客气，给我们一间单独的房子住，而且单独吃饭。我记得那时候和我同住一连的有两个入伍生—徐培根、罗纬。一个见习官——刘永祚。连上的官长，也不我们，我们也落得他们不管；每天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正好多看些书，有时偶尔也上上操。这样入伍期间六个月，很自然地、很平顺地度过去了。可是在这期间里有一个最大的不幸：我的父母相继去世。为着奔丧，来回耽搁了一个多月。因为父母去世，无限悲伤，有一段期间最难过，心绪沉痛。

完成入伍的一段过程，升入正式的陆军军官学校，必须经过一个入学检定考试，验身体、考科学，都很顺利地通过了。这样进校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专心一志地读书，研究军事学。我一向是很能用功读书的，进了军校以后，特别抓住了这一个机会，加紧读书。肄业期间，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期，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十厚本，以及《作战纲要详解》七本，都读完了。同时，还着重身体的锻炼和人格的修养。每当星期天或放假日，就和几个同学，带几个烧饼，一个水壶，到野外的松柏林间游憩。保定郊外的风景线，可以说是一座坟堆，一座松柏林。我们就在树林间，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谈的尽是关于一个人的志气、抱负，目空一切，趾高气扬，自命不凡。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似乎是可以区别为两种典型。一种同学是喜欢看戏，吃小馆子，甚至于涉足花丛。尤其到了星期六，这些同学，组织观剧团，有时戏园的老板还亲自跑到学校来请他们点戏。也有少数同学，每逢星期天，溜到城里的会馆，把衣服一换，“打茶围”去了。另一种同学则不然，平时用功读书，研究学术，在礼拜天或例假日，便到野外散步，游玩，吃些瓜子花生，纵横谈论。我是属于后一种的。我和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从来就没有想到闲逛，看戏，脑筋里根本没有那些玩耍的观念。反而对于那些喜欢玩耍的同学，抱着鄙薄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实在不免有许多幼稚的地方，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尽管是谈抱负，论志气，然而怎样才叫做爱国，怎样去实现自己的志气与抱负来爱国，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里是极其朦胧的，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思想，充其量，只是一个个人形态的英雄主义在那里发酵罢了。

在这一个时期，遇着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一个荒谬绝伦的“洪宪之梦”。因为这一件突然发生的大事，引起了我们全体同学的愤怒的狂潮。袁世凯是在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称帝的，三十一日下令改第二年为洪宪元年，大颁爵赏。这一个帝制的迷梦，这一个天大的笑话，刺激了我们这般青年军人的心，大家非常的愤激，都感觉无比惊奇：“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在袁氏控制压迫之下，有的是袁氏御用的机关报，不是歌功颂德，就是噤若寒蝉。只有一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日本派在中国的一个间谍机构）——不接受袁政府管制，公开地反对帝制，因此我们学校当局禁止学生去看。我们学生最喜欢看这个反对做皇帝的报纸。有一天，一个同学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报告了校长。校长一方面痛切地感到平时禁止之无效，一方面为示威起见，派卫士把那个同学抓到校本部，痛打四十军棍。这位大校长，姓王名汝贤。好！你闹出祸事来了！“啊！那还了得！”全体同学的公愤，烧成一道通红的火炬，闹起来了。大叫大喊，把砌阶的砖翻出来，打窗子，打校本部，军官学校变成了暴动大本营。压制已久的愤怒，一下迸发出来了。我们还把校长的相片撕毁，扔到厕所里，而且尽情地辱骂校长。为着正义，为着同情，我们简直是疯了！这位校长，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请调驻军，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学校，并把我们骗上讲堂，把我们连的枪支都收缴了。

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是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一个主持教育的人，一定是要一个有学问、有能力、有品格而能为人师表的人。这样才可以教学生，才可以担负教育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在全体官长和先生中，最佩服的只有一位，就是步兵科长程长发——程其祥先生。他品格好，野外演习的讲评好，一同学很佩服他，尊敬他，有什么问题，经他一讲，同学就没有什么意见。其余如炮兵科长，因其身长，同学就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做“长加隆”，辎重兵科长是一个矮子，绰号就叫“臼炮”——这些官长，都不被学生重视。我们又可以知道，一位师长如果他的品格、学问、能力，不能得到学生的敬仰，单靠学校的纪律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选择一个学校的负责者或教育者，一定要注意他是不是可以为人师表。一个军事学校全靠军事纪律是绝对不够的。

我在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求学前后整整五年，培植了我的科学基础，培植了我的军事学术基础，培植了我的人格修养基础，对于我一生的事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