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独立 独立的灵魂，是行走于世界的根本
吕碧城
民国第一“剩女”，却是上海滩最富有的女人
米粒妈经常跟闺蜜聊民国的大才女们。前两天回忆了一下，还是聊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比较多。毕竟这几位的感情线太有名了，聊她们特别有话题。
相比她们，吕碧城就偏冷门了。也是，人家净琢磨怎么提升事业，悄声赚钱了，留给咱们吃瓜的地方实在不多。不过呢，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事业上的吕碧城，把履历一亮，绝对甩其他人一大截。
中国近三百年最后一位女词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权运动提倡者、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第一任女校校长、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民国第一女参政、民国第一女徽商……
因为过于有钱，她经常出国游学。游就游吧，还顺手写了本名为《欧美漫游录》的爆款旅行攻略，一边玩着就把钱赚了。她的经历，就算放在百年后的今天，也是让人望尘莫及的存在。真是传奇中的传奇，扛把子中的扛把子。
1883年，吕碧城出生在安徽宣城旌德县。她家境殷实，父母都特别有文化。父亲吕凤歧是清朝的进士，曾担任过国使馆协修、玉蝶馆纂修等职务。母亲严士瑜是有名的才女，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后来吕凤岐受不了官场的弯弯绕绕，就辞职回家，跟妻子一起专心教导儿女。
吕家原有六个孩子，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不幸的是，儿子们相继早夭，只剩下女儿们。吕凤岐就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女儿的教育上。从结果来看，他的教育非常成功，四个女儿才学非凡。大姐吕慧如担任过南京两江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美荪也曾担任北洋高等女学堂的总教习，小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当老师，是有名的诗人和教育家。吕碧城就更不用说了，那一水儿的“中国第一”明晃晃地摆在那儿。
吕碧城5岁的时候，有一天跟父亲在花园散步。吕凤岐随口吟诵了一句：“春风吹杨柳。”没想到吕碧城马上接了一句：“秋雨打梧桐。”对仗工整有意境，这可把吕凤岐高兴坏了：我女儿，天才！自此他培养起三女儿更加用心了。吕碧城7岁时，已经可以画大幅的山水画。12岁时，诗词方面更是超出了一般的读书人，能写出“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这样大气磅礴的诗句。她家乡的人夸她夸得更狠：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讲真，有这样惊世才学的吕碧城，如果一生顺遂，大概率会找个好人家，早早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就跟自己的母亲一样。但如果要走之后那条不平凡的路，就要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
吕碧城12岁那年，父亲生了大病，不久之后就去世了。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很低，没有财产继承权。家里没有男丁、资产又丰厚的吕家瞬间成了吕氏族人眼中的“肥肉”。为了谋夺财产，族人甚至软禁了吕碧城的母亲和妹妹，逼得她们饮鸩自杀。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可能她们都救不回来了。12岁的吕碧城还未了解这个世界，便开始瞥见人性的肮脏与阴暗。愁苦之间，她想起父亲的至交好友，时任江宁布正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赶紧写信向他求助。在樊增祥的帮助下，母亲和四妹得以脱险，财产也拿回了一部分。接下来给父亲办丧事，几乎也是靠吕碧城一个人打点。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人都夸吕碧城英勇救母。
值得一提的是，早先吕碧城才学远播，父亲早早给她定了一门亲事。她本以为大祸临头对方能搭把手，结果这家人一看什么都捞不到，不帮忙不说，还以“这样的女孩以后肯定不服管”为由，退了婚。看看，这是什么人家啊，我真气得想骂人！
别觉得我小题大做，过去跟现在不能比。现在别说退个婚，结婚当天反悔，也不是个新鲜事儿。但在过去，女孩被退婚，基本等同于名誉尽毁，再找好人家根本不可能。这不是断人活路嘛！说到这儿我还得为吕碧城手动点赞。
12岁的女孩刚经历过人生至悲至痛，看着薄凉的未婚夫一家，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说，拉着求情的母亲走了。随后，她们母女五人投奔到塘沽舅舅严凤笙家，一住就是好几年。住在舅舅家，吃喝不愁，但也仅限于此，保守的舅舅不允许姐妹几个出门抛头露面，吕碧城只能在家读书写字解闷。
1904年年初，舅舅要给吕碧城说亲，她立马就拒绝了，还说：“我要去天津女子学堂读书。”这句话直接捅了马蜂窝，舅舅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女孩子家读什么书？你都被退婚了，有人要就不错了！在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尽本分就够了！”吕碧城一听就不干了，与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根本不认识的男人，还不如自己出去闯一闯。当天晚上，她就收拾了行李，偷偷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纵观吕碧城的一生，这正是她命运转折的开始，这一年，她21岁。
去天津是好事，但吕碧城漏算了一点：钱带少了。买了火车票之后，基本就没剩多少了。好在，她遇见了生命中第一个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听了吕碧城的遭遇，把她带回家暂住。吃住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养活自己。在天津，吕碧城只有一个认识的人，那就是舅舅曾经的秘书方小洲，当时在《大公报》就职。她给方小洲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这封信让她遇到了第二个贵人。说来也巧，吕碧城的信被当时《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看见了。用词精准、文采非凡、字迹飘逸，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编辑人选嘛！英敛之赶紧把吕碧城招进《大公报》当编辑，于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诞生了。这份工作简直太适合吕碧城了，她这几年的所思所想井喷式地爆发了出来。她先后发表了《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持之志》等文章，呼吁女性解放，鼓励女性自强自立。
那可是1904年，中华民国都还没成立呢。吕碧城的文章一发表马上就成了社会热点话题。当时的政文两界名流，就没有不知道她的，一时之间，吕碧城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文化名媛。英敛之把吕碧城引荐给“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吕碧城还拜了严复为师。后来，严复还把吕碧城举荐给袁世凯。当然这是后话。
我更想说女扛把子之间的友谊。吕碧城出名之后，引起了秋瑾的注意。吕碧城的文章都署了自己的真名“碧城”，而秋瑾也曾用“碧城”这个笔名发表进步言论。
“碧城”遇“碧城”，那还不擦出革命的友情啊！1904年5月，秋瑾去天津拜访吕碧城。一个是巾帼英雄，一个是女权先驱，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秋瑾特别佩服吕碧城的才学，为了避免别人把两人发表的文章混淆，她甚至放弃之前的笔名，改用“鉴湖女侠”发表文章。这时候她俩谁都没想到，3年后两个人就阴阳永隔了。
1907年7月，秋瑾在浙江等地响应起义，但被埋伏的清军逮捕。她不愿意出卖同伴，只留了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应付清军。1907年7月15日，年仅32岁的秋瑾就义了。当时风声很紧，没人敢为秋瑾收尸。还是吕碧城冒着风险，派人为秋瑾收殓，又联络吴芝瑛、徐自华这些秋瑾生前的好友，把她葬在西湖边上。这还不算完，为了纪念好友，吕碧城用英文写了一篇《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纽约、芝加哥等外刊上，引起了国外很大反响。解气是真解气，但也给她自己带来不小的麻烦。当时的清政府搜查到了吕碧城和秋瑾往来的书信，准备以通敌的罪名逮捕她。如果逮捕公文不是落在吕碧城的爱慕者、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手里，吕碧城肯定难逃一劫。
讲真，那个年代出名的美女不少，才女也不少，但像吕碧城这样敢于为女性发声的并不多见。自打她出名之后，得到了很多进步男青年的倾慕。袁克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家不只是官二代，还是正经的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呢，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救了吕碧城一命，吕碧城登门表示感谢，两个人由此相识。你要是以为能看到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就要失望了，这两人啥也没发生。袁克文倒是想，但吕碧城看得太明白了。身为袁世凯的二公子，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少得了红颜知己吗？非要做个类比的话，大概跟《金粉世家》里的金燕西差不多。爱是真爱，忘也是真忘。爱了就追，忘了就分，这样的男人，注定不是能相伴一生的人。吕碧城不是冷清秋，被贵公子浪漫一追就沦陷，她始终很清醒：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倚翠耳。
1907年，吕碧城24岁。在民国，这个年纪的女性差不多都结婚了，依旧单身的吕碧城成了亲朋好友催婚的对象。可吕碧城哪是别人催就将就的人，遇不到合适的，她宁肯单着。当时著名的外交家胡惟德刚刚丧偶，想娶一位德才兼备的妻子。他看上了吕碧城，托了傅增湘来说媒。吕碧城觉得两人不合适，便直接拒绝了。可胡惟德不甘心，想再努把力，又写信托严复再次求亲。看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吕碧城要被感动了？故事还没完，听我继续往下说。
那个年代可没有快递，信件走得特别慢，再加上时局不稳，有时候一封信能拖上几个月才能邮到地方。好巧不巧，这封信就被拖延了，等严复收到的时候，胡惟德已经死了心，跟一位留学生定了亲。吕碧城的家里人都觉得可惜，毕竟从学识和身份上来说，胡惟德是个很好的人选。可吕碧城对这种“配对”没兴趣，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谁也不能强迫她，对于人生伴侣这件事，吕碧城绝对是宁缺毋滥。
后来我们知道，吕碧城单身了一辈子。有人问，就真的没遇到一个合适的吗？
还真没遇到。吕碧城晚年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就直接翻译成大白话了）：“我这一生能看上的男人不多。梁启超先生很好，可惜已经结婚了；汪精卫先生十分有才，可惜年纪太轻；汪荣宝先生很不错，可惜也结婚了；诸贞壮先生诗写得很好，可惜年纪太大了。我找伴侣，有没有钱，家境好不好，都不重要。我最看重对方的文学素养，要找就找个灵魂伴侣。结婚容易，知己难寻，就单到了现在。好在我也不差钱，过好自己日子得了。”哈哈，她是不是特别刚？
吕碧城的刚是有原因的，毕竟那是民国，一个绝大多数女性还要依附男人生存的年代，她的刚来自于她的见识和独立。碧城心里一直有个理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
但想要实现，光喊口号肯定不行，想让女性自强起来，首先就要像男人一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她把一腔热情倾注在办学上。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吕碧城当了总教习。学校的办学方向与时俱进：学术兼顾新旧，分为文理两科，训练要求严格。因为办学效果显著，1906年，北洋女子公学增设了师范科，学校也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读过书：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等等。不夸张地说，这所学校绝对算得上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了。
本以为自己会在学校教一辈子书，但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
新官上任三把火，袁世凯开始推行新政、修建铁路、兴办学堂，等等，力求跟封建王朝的制度划清界限。为此，还力邀吕碧城到总统府任秘书一职。不得不说，这一招儿真的太迷惑人心了，很多人对这位新总统好感倍增。吕碧城也是其中之一，她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也想为国家尽一份力。理想是丰满的，但干着干着，吕碧城就觉得不对了，她发现自己满腔的热忱和抱负根本施展不出来。一方面，人家只把她当花瓶，不让她接触核心工作；另一方面，官场黑暗复杂，她也适应不了。再加上看不惯袁世凯称帝，吕碧城愤然辞职，从此离开了政坛，转而扎进了上海的商界。
吕碧城为什么有底气终身不婚？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财务自由。在那个年代，靠写文章出名赚钱的才女不少，但豪横到能在美国第一贵酒店住上6个月的，也就吕碧城一个（大多数富豪也就住一个星期），她经商实在是太成功了。因为有一定的积蓄，她先是在股市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后又跟洋人做茶叶生意。也就几年的工夫，吕碧城就成了上海滩最有钱的女富豪。有了钱就花呗，吕碧城在上海静安寺路自建了欧式大别墅，家里的陈设富丽堂皇，钢琴、油画、古董应有尽有。据说她还请了两名印度巡捕，专门负责自家安保。不是没人抨击她招摇过市，但人家一句话怼回去：“那么多男富豪比我过得奢侈，你们怎么不说？我有钱，怎么花是我的权利。”
1917年北方发生水灾，吕碧城听到消息后，立马成立了“京直水灾女子义赈会”，奔走各界为灾民筹集善款，自己也捐了十万大洋。这下，抨击她的人都闭嘴了。当然，成为女富豪的碧城从来没有放弃精神追求，世界这么大，总得去看看啊！
1918年，35岁的吕碧城去了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和美术。1922年学成回国后，沉淀了一段时间。1926年，她又一次出国，走遍了欧美国家。在这期间，她第一次用中国古典诗词去描写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前边提到的那本《欧美漫游录》。当然，除了撰文，她还写了大量的诗词，被誉为“近300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随着阅历的加深，吕碧城的心境越来越平和。她几乎不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而是投身在慈善事业中，默默帮助别人。虽然不差钱，但是吕碧城并没选择定居国外，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她决定在香港安享晚年。
1943年1月，61岁的吕碧城因胃病在香港逝世。朋友们按照她的遗愿，没有将她土葬，而是将其火化后再将骨灰和面粉混合，搓成小丸，抛入大海，供养鱼群。自此，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算是正式落下了帷幕。
说实话，像吕碧城这样，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从未被俗世捆绑，一如既往保持独立和清醒的女性，真的少见。我听过有些人说，吕碧城是个例，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才华、美貌和经历，只能随波逐流过日子。这话没错。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她当年没有挺身而出想办法保全母亲和姐妹，那等待她的就是家破人亡；如果她接受舅舅给她找的人家，那她将会碌碌无为过一生；如果她接受袁克文，嫁到袁家，那冷清秋的结局或许就是她的结局。客观原因固然重要，但改变她这一生的，始终是那份不依靠他人，独立自主的信念。独立的灵魂，永远是我们行走于世、卓然于众人的根本。
裕容龄
13岁轰动欧美，她是中国第一女舞蹈家
前阵子，一闺蜜分享了一段视频给我：一位身穿清朝服饰，踩着花盆底的女性，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然后跟我说，这也太牛了，没想到清朝的女性的口语这么好，还这么有格局，也不知道是谁。我说，这位女性叫裕德龄，会八国语言，是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闺蜜都惊了，这你也知道？我呵呵一笑，你忘了我最近研究啥了哈，民国前后的女扛把子，可都是我研究的对象。不过，别看裕德龄是精英女性，她妹妹裕容龄更牛，那可是中国芭蕾舞第一人，被誉为“东方蝴蝶皇后”。别看裕容龄生在晚清，是位贵族格格。可她的一生，只要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说一句：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
裕容龄的父亲裕庚，汉军正白旗人，是清朝的外交大臣，经常出使各国。他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裕容龄是他最小的孩子。别看裕庚是正经的贵族，八旗子弟，但是思想一点都不刻板。作为第一批接触西方文化的官员，他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开明，没有因为裕德龄和裕容龄是女孩就忽视她们。那时候按照大清律例，官员家的女孩都要登记在册，以便成年后参加选秀。据说裕庚不希望女儿们一辈子锁在深宫中，就没有把两个女儿的名字上报给朝廷。所以，在他就任驻外公使时，女儿们能够跟他一起到国外游历。
在裕容龄6岁那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裕庚被派遣到日本做公使，母亲和姐妹俩跟着裕庚远渡重洋去了日本。作为清朝的驻外公使，少不了应酬，需要出席各种酒会和舞会。裕容龄两姐妹没少被父亲带着出去见世面。有一次，裕庚带着她们看歌舞伎表演，裕容龄马上就被吸引住了，被舞姿折服的同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也想跳这样美的舞蹈。但是，她刚跟父亲提出想找歌舞伎学舞蹈，就被严厉拒绝了。估计很多人都奇怪，裕庚这么开明的一个人，女儿的要求也不过分，为什么不答应呢？很简单，在那个年代阶级森严，歌舞伎属于“下九流”，身为清朝贵女的裕容龄学舞蹈，相当于自甘堕落，裕庚当然不答应。可裕容龄认准的事儿，谁也阻止不了。既然父亲不帮忙，她就自己找机会学。她发现家里的日本女仆能歌善舞，就让女仆教自己日本舞蹈。没过多久，她就掌握了基本的舞蹈韵律和技法。
有一天，日本大臣土方先生和夫人来拜访裕容龄的母亲，裕容龄趁机穿上和服，表演了一段日本古典舞《鹤龟舞》。裕容龄跳得极好，被客人大加赞叹，但她的父母却皱着眉头一句话都没说。等客人一走，裕庚直接把裕容龄叫到跟前训斥，身为清朝贵女，怎么能给外人表演舞蹈，这不让人笑话吗？裕容龄出于对舞蹈的热爱，不管父亲怎么反对都要学。裕庚一看女儿这么坚持，也没办法，只能同意她继续学，不过也规定了，只能学来消遣，不能登台演出。之后，裕庚请了日本红叶馆的名师，教导裕容龄姐妹学习舞蹈。当然，文化课也没落下，除了学习贵女的课程，还要系统修习英语、日语、法语等课程。
裕容龄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孩子，仅仅练了四五年，舞技就十分出众。本来想继续学习，但裕庚接到调令，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于是在1899年，裕容龄10岁的时候，全家从日本来到了法国。
刚到法国，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合适的舞蹈老师，裕容龄只能在上学之余自己练习。一次偶然的机会，裕容龄看到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的芭蕾舞，马上被其折服，于是决定拜邓肯为师。裕容龄在大师面前表演了一段自编的舞蹈，邓肯看她有天赋又刻苦，就收她为徒。估计谁也没想到，这个喜欢跳舞的小姑娘会成为第一个把芭蕾舞带回封建王朝的先驱者。有大师的教导，裕容龄的舞技越发精湛。
1902年，13岁的裕容龄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她的《玫瑰与蝴蝶》轰动了整个巴黎，很多欧美的媒体纷纷报道，把裕容龄誉为“蝴蝶舞后”。英国的社会名流杂志还用了一整版来报道容龄一家人。要知道，能上这份杂志的，之前可都是卓别林这个级别的大师。一开始，裕庚看到女儿登台表演，被气得火冒三丈，可看到女儿的才华和成就，也就不说什么了。
1903年，裕庚卸任驻法公使，带着一家人回到了中国。当时的清政府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不久，想多了解一些洋人的思想做派。慈禧太后就把裕容龄姐妹召进宫，做自己的御前女官。因为姐妹俩精通多国外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担任翻译工作。
慈禧太后喜欢新鲜事物，裕容龄经常给她跳舞解闷，因为跳得实在太好了，慈禧还破例让裕容龄继续钻研舞蹈。在这段时间里，裕容龄把自己学到的西方舞技巧融入中国舞，编排出不少经典的舞蹈。自此之后，整个后宫也逐渐流行跳西洋风格的舞了。裕容龄和裕德龄被慈禧太后封为“郡主”。能被慈禧太后赏识，在封建皇宫跳西洋舞，这份荣光也算是独一份。可是，身在皇宫，谁苦谁知道。那个时候在皇宫当女官可是没有工资的，甚至为了不被刁难，还得靠父亲花钱打点关系。裕容龄和裕德龄空有“郡主”的名号，只能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稍有不慎说错话，就会连累家人。裕容龄有着艺术家向往自由的灵魂，繁多的宫廷规矩让她身心俱疲。
除了姐姐裕德龄，裕容龄唯一的安慰来自慈禧的贴身太监小德张。当时小德张20多岁，能言善辩，做事机智稳妥，帮了她不少忙。两个年轻人认识久了，相互倾诉苦恼，慢慢就产生了情愫。他们知道两人不会有结果，能看看对方，说几句话，就已经很满足了。两个人偷偷恋爱了4年，皇宫里谁都没有察觉，还是裕庚无意间发现，才知道女儿竟然跟一个太监产生了感情。裕庚知道，这件事要是被慈禧太后知道，全家都得受牵连。于是1907年，裕庚以自己重病为由，让两个女儿出宫陪自己去上海治病。裕容龄天真地以为，等父亲病好了，就能回宫见到小德张。
没想到，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登基。随后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了。裕容龄别说回皇宫了，整个家族都在为生存奔走。她这一生，再也没有见过小德张。
喜欢的人再也见不到了，嫁谁不是嫁呢。带着这样的念头，裕容龄答应父亲嫁给晚清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只是，刘春霖虽是晚清状元，但内心认同的是新思想，他特别看不上清朝的贵族，以自己“配不上”为由，拒绝了这桩婚事。
裕容龄最后嫁的是一位名叫唐宝潮的将军。唐宝潮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的侄子，跟裕容龄一样去过法国，两个年轻人有很多共同话题，相处了一阵子，1912年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婚礼。
婚后两个人琴瑟和鸣，生活幸福安然。裕容龄以为这辈子会一直这么安稳地过下去，没想到一生最大的劫难在后头。
婚后的裕容龄不想把时间荒废在后宅，她凭着出色的外交能力成为北洋政府的宣传干事。同时她也没耽搁舞蹈事业，参与到各种救灾筹款的义演中。1922年，裕容龄在上海真光剧院，为救济郊区农民组织慈善义演，并亲自上台演出；1928年，在由京畔中外慈善家举行的演艺大会上，裕容龄导演了《华灯舞》《荷花舞》等舞蹈，为国家解忧；抗日战争时期，裕容龄已年过五旬，但依然为了支持抗日救国，登台跳舞筹款。
新中国成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裕容龄参加新中国的国庆外交宴会，被同桌的外宾问了个问题：当年中国共产党进北京，你害怕吗？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一不小心就会被认为立场有问题，容易落人口实。裕容龄反应很快，说了句：“我是中国人，共产党员也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害怕中国人进北京？”这回答，真漂亮！据说这句回答被汇报给了周总理，被赞为外交辞令的范本。
1955年，周总理点名让裕容龄进到中央文史馆工作，跟溥仪做了同事。1957年，裕容龄把自己在慈禧身边工作时发生的事情整理成《清宫琐记》，这本书还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本书却成了裕容龄的罪状，她深爱的舞蹈变成了“走资”的证据。裕容龄是位“头可断、血可流，宁折不弯”的女子，不管怎么逼问羞辱，就是不肯屈服。
偏偏祸不单行，裕容龄曾经是清朝贵族，受过严格的宫廷礼仪训练，那气质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平时看不惯裕容龄的大有人在，于是有邻居落井下石，跟抓她的人说了很多裕容龄的坏话。结果裕容龄就遭了罪，她的双腿被硬生生打断，后期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直接残废了。而跟她相濡以沫的丈夫，也因重病去世了。
紧接着，裕容龄的家被砸，家居用品被抄走，房屋被占，她只能窝在马棚里生活。
这种境遇放在普通人身上早就垮了，可裕容龄却没有。每天早上洗漱之后，她都会给自己梳一个欧洲贵族女子的优雅发式。生活再艰难，也要把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就连唾骂过她的人见了，也不得不说一句，这老太太人倒架不倒。好在，在马棚住了不久后，容龄被准许回到自己家里。可彼时的家已经不能被称为家，家里除了能遮风挡雨，连床都没有了。在此关键时候，裕容龄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自己的困境。
不久之后，周总理派人给她送来了床、椅子、桌子这些生活用品。文史馆还为她雇佣了一段时间的保姆，以照顾裕容龄的饮食起居。老太太精神不错，说话谈吐情趣依然，跟来看自己的人聊天，能逗得陪她的人哈哈大笑。她的保姆回忆起这位老太太时说，她的头发从来不要我帮忙梳理，妆容也是自己动手，只有她自己能做到那样精致。探访过裕容龄的摄影师张祖道也说，这位双腿残疾的老妇人即便坐在破旧屋子的小床上，也依旧气度高华，眼中有光。
1973年1月，裕容龄因感冒引发肺炎，在北京大学医院去世。
据她的邻居说，即使到了只能爬行度日的地步，她身上也依旧干干净净的，发型从来都是一丝不乱。
有人说，裕容龄晚年过于凄凉，这话说得没错。不过，这并不影响她生命的精彩。裕容龄的一生，看似高起低落惨淡收场，却又宠辱不惊突破自我。就像她说的那样：“任何绝境面前，你都可以选择一种姿态让自己活得无可替代。”
江东秀
不识字的旧式女性，却书写了民国传奇婚姻故事
这篇文章里要写的，是号称“民国第一悍妇”的，文学大师胡适的原配夫人江冬秀。别看来自农村的江冬秀没什么文化，学识也跟丈夫胡适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她这些炸裂的操作，不要说从前，就是放在今天都让人叹为观止：手撕小三、渣男，上法庭为别人的原配辩护……一个是没什么文化的村妇，一个是享誉文坛的大文人，他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我今天必须写出来分享给你们：他俩的瓜搁现在，比八点档连续剧还要精彩！
江冬秀出身于安徽旌德县的一个名门望族，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仅仅读过几年私塾，文化水平基本上也就是能认识字的程度。江家和胡家本身是有亲戚关系的，一次，江母到胡适姑婆家走亲戚，一眼相中了胡适，就特别主动地要把女儿嫁给胡适当媳妇。两家老人一交换生辰八字，咦？还真合适！就这样定下了这门包办婚姻。
胡适作为新思想的领军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婚事竟然是被长辈“按头安利”的、彻头彻尾的正宗包办婚姻，这事儿让他的朋友们嘲笑了他一辈子。得知自己的婚姻莫名其妙被包办了，胡适自然是非常反对的。所以他订完婚后就赶紧前往美国继续求学深造了。在美国，他一待就是十年，而在这十年间，他充分接受了西方自由恋爱的先进思想，而且还和一个美国姑娘开始了热恋。所以，胡适就给家中的母亲写信说想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但是被母亲一口回绝，甚至以死相逼，说什么也要让他回国履行婚约。胡适一脸懵，心想：“母亲怎么会如此决绝？”
原来，江冬秀早就听说胡适不想与她结婚，所以顾不上过没过门，直接以儿媳妇的身份到胡适家照顾胡母。这番操作胡母哪能不感动呢？所以胡母让胡适赶紧回来跟江冬秀完婚。胡适的父亲早逝，他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母亲在他心中地位非常高，母命不可违，他只能硬着头皮跟美国的女朋友分手，回家迎娶江冬秀。为嫁给胡适，江冬秀俯首低眉，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婚后，为了迎合胡适的新思想，她把代表着封建思想的裹脚布扔了。江冬秀勇敢地打破封建制度的行为获得了胡适的赞赏，她从思想上跟胡适产生了共鸣，也逐渐走进了他的心里。
二人的婚礼也是按照西方婚礼的形式举办的。对于封建女性来说，没有“明媒正娶、八抬大轿”的仪式感，肯定会不开心。但江冬秀完全不在乎，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她的思想也有“超前”的一面。
顺利进入婚姻后，她开始拿捏家庭地位。无论丈夫在外面有多风光，多有话语权，回到家过日子，就是我江冬秀说了算！在家里，江冬秀与胡适绝对是平等的关系。
但是，拿捏得再稳，男人的花花肠子也总是会暗戳戳地向你示威，就算是大教授胡适也没能免俗。一次胡适生病，需要去杭州休养一段时间，而那时他的表妹曹诚英也在杭州。听说表哥过来养病，表妹就少不了来探望探望。一来二去，表哥表妹，郎情妾意，你侬我侬……就勾搭上了。当时江冬秀还被蒙在鼓里，后来徐志摩把这事儿告诉她了，她当时就气炸了！要知道，她可是“第一悍妇”江冬秀啊！当时她给胡适来了一场大哭大闹。胡适是有头有脸的教授，哪见过这阵势啊？即使这样胡适也不怂，主动跟她提出离婚，要跟他的小表妹结婚。江冬秀一听，直接拿起菜刀追着胡适就砍，嘴里还说着：“如果你不跟曹诚英断绝往来，我就杀了你和两个儿子，然后再自杀。”说着还把菜刀扔向了胡适。好在胡适闪避及时，没有被飞刀给剁了，这危及生命安全的操作直接把他吓破了胆，连声道歉叫“姑奶奶”。文人最注重脸面，这么闹下去他在学术圈里的脸面岂不是要丢尽了，所以从此他再也没敢提“离婚”二字。
这还不算完，收拾完胡适，江冬秀还去收拾了情敌曹诚英。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久了，曹诚英后来又跟一个留学生在一起了，江冬秀直接去搅黄了她的好事，而且还把她做小三、打胎的事全给抖出来了。不用说，留学生男友一听这个，当时就抛弃了曹诚英。这波操作真是太彪悍了，有人说她太泼辣，但米粒妈倒觉得，她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她要的是家庭幸福和谐，所以才拼命维护自己的家，不容他人侵犯。
或许胡适被彪悍的江冬秀给镇住了，此后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
捍卫完自己的家庭权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江冬秀，还帮别人一起捍卫。大教授梁宗岱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何氏离婚，和才女沉樱结婚。江冬秀看不过去，到法庭为何氏辩护，最终使梁宗岱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也因为这件事，梁宗岱愤而离开了北京大学，带着女友沉樱出走了。
这个举动真心了不起。面对渣男的始乱终弃，江冬秀带领女性维权，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多么惊世骇俗的一件事。
江冬秀非常“社牛”，在丈夫的交际圈中，她从来没有畏畏缩缩，而是真诚待人，不虚伪，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胡适身边的文人。胡适的朋友们也对江冬秀赞赏有加。
后来，胡适夫妻去美国生活，但那时候胡适没有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十分不好。江冬秀在麻将桌上赢来的钱也成了胡家的经济收入之一。
再后来，胡适在台湾任研究院院长时，江冬秀也经常邀朋友来家打牌，胡适也从不干预，当四缺一时，她还要胡适来凑一角。所以，身为院长的胡适，为了维护前院长（蔡元培）规定不准在公房打牌的好传统，曾对他的秘书说：“请帮我买所房子给我太太住，因为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在公房打牌不方便。”
除了打牌，江冬秀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武侠小说。寓居纽约期间，她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了个遍。怪不得她骨子里快意恩仇的彪悍气质这样鲜明，因为她天生就有侠者风范。
有一件事充分印证了她的勇敢。一次胡适外出，只有江冬秀一个人在家，突然一个彪形大汉破窗而入。江冬秀直接把公寓大门打开，厉声对盗贼大喊：“GO！”那盗贼估计被这一声给吓住了，看了她一眼，真的跑了。那时候江冬秀不会讲英语，只会几句日常单词。如果是寻常独自在家的女性，估计只会喊出“Help！”但她直接一声“GO！”吓退了盗贼，真是太彪悍了！
江冬秀处处维护丈夫，让他能够完全不用操心家里的事。两人就这样互敬互爱地度过了后半生。直到1962年胡适病逝，才让他们分离。江冬秀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直到85岁无病而终。对她来说，这一生无憾了。
江冬秀表现出的生活智慧、婚姻智慧，使她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也能获得如愿以偿的幸福。在那个渣男横行的年代，没什么文化的江冬秀能稳稳地守护住家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光有性格的彪悍，还有寸步不让的坚决。胡适这一生不好评判，但江冬秀这一生可是过得美满顺遂，在那个年代的女子中，也算是一股清流。
郭婉莹
为爱放弃豪门，她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贵族
一提起上海滩你会想起什么？米粒妈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那些穿着旗袍的优雅女性。想起在《花样年华》里身穿旗袍的张曼玉，只有“惊艳”二字可以形容了。她们可能会穿着旗袍参加聚会，也可能穿着旗袍喝着精致的下午茶，但你却绝不会想到，有人竟然会穿着旗袍刷马桶，这个人就是郭婉莹。
说实话，民国女性米粒妈也写了不少了，她们历经苦难而绝不低头，小小的身体里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看着她们将自己的一手烂牌打出了王炸，米粒妈也总是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可是郭婉莹不同，她一出生就是“公主”，人生却在命运的捉弄下几经波折。在人生的短短几十年中，郭婉莹当过大小姐，做过阔太太，更体会过堕入贫民窟的生活，可她的脸上从未留下一丝被岁月折磨的痕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可即便再落魄，她的背永远挺拔，她的心也永远坚韧。
1909年，郭婉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父亲是有名的华人富商，母亲的家族也在上海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她6岁时，父亲应当时政府邀请，回到上海经商并创办了永安百货，也就是如今华联百货的前身。从那时起，她也有了另外一个称号：永安百货四小姐。出生在种满玫瑰的庄园里，童年生活在上海的花园洋房中，出门坐的是福特轿车。用现在的话来形容，米粒妈觉得郭婉莹不是个“富二代”，而是个实打实的“小公主”。有不少人觉得，家族如此富有，又是父母最疼爱的小女儿，郭婉莹的性格肯定难免骄纵。然而事实上，由于严格的家庭教育，郭婉莹温婉有礼，丝毫没有一点大小姐的架子。
在那个年代，思想越来越进步，女子也可以上学读书，于是郭婉莹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学校——中西女塾。这所学校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说的贵族学校，读书的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宋庆龄和宋美龄也都毕业于这所中学。进入学校以后，她们要脱下身上漂亮的衣服，摘掉华丽的首饰，换上统一且朴素的学生服，在那里，她们没有仆人伺候，床铺、物品都要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这也是郭婉莹学到的第一课——独立。当学校里的同学是同一阶层，教授的知识自然也要与该阶层相符。在这里，她们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媛”：说话的语调、走路的姿态，甚至如何吃饭、如何操持一场宴会，都必须严格遵守固定的标准。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高级版“贤妻良母”培训班吗？或许在今天看来，这些课程有些过于刻板，也没有让她们在科学知识上有多么大的进步，但米粒妈觉得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也教会了她们另一种知识：永远保持坚强、勇敢、自尊的品格，永远富有同情心……就像学校的校训所说的那样：成长、爱人、生活。
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以后，郭婉莹随之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虽然一言一行有标准，但她深知，人生没有标准。于是她更加向往着不一样的人生，可当时毕业的女孩大多十八九岁，基本上都会按照家族的安排，要么结婚，要么出国留学。郭婉莹的父亲同样如此，要求她与一名同样家庭背景的男人联姻，但郭婉莹拒绝了，她要寻找自己的爱情，而不是在别人的安排下走入婚姻。于是，她主动退了婚，独自一人前往北平的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深造，在这里，她也邂逅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吴毓骧。坠入爱河的单纯少女，固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却不知道自己选错了对象。
吴毓骧说起来也很有来头，是林则徐的后代，只不过家道中落，凭借自己的才学考上了公派留学生，身上也自带着世家的书香气，风流潇洒又幽默有趣。这样的男孩子，谁又会不喜欢呢？
25岁的郭婉莹带着满满的期盼步入了婚姻，婚后的他们也的确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可好景不长，因为吴毓骧出轨了。郭婉莹可能从未想象到，自己千挑万选的丈夫竟然会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可更令她崩溃的还在后面，丈夫出轨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一位年轻的寡妇，还是自己曾经的朋友。悲伤？愤怒？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郭婉莹是什么心情，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那个寡妇的家里，轻轻敲开门，得体地说：“我要带我的丈夫回家。”出于旧式女子的宽容和时代环境的限制，郭婉莹选择了原谅。
可这次出轨事件却给她敲响了警钟，她才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该仅仅是将所有的目光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而是应该永远保有一种面对生活的冲劲。
于是，郭婉莹开始一心一意搞事业。她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结合中西风格，研究出了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他们还曾举办服装表演，事业有声有色，她的生活也越来越精彩。
可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吴毓骧失去了工作不说，甚至还迷上了赌博，这下子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全部落到了郭婉莹的肩膀上。她不得不靠替报纸拉广告来维持生计，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甚至无米下锅，她只能放下自尊，搬回娘家生活。回到娘家就可以安心啃老吗？郭婉莹的自尊不会允许她这样做。她一直没有放弃任何谋生的机会，也趁此机会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米粒妈不知道在生活一次次的冲击之下，她有没有抱怨过自己嫁错了人，却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每一次错误的选择之后，她都将此转化成了走向正确道路的契机。从全职太太到事业女性，从温室花朵到冬日寒梅，郭婉莹一直在成长，也在磨砺中愈发坚强。
抗战胜利以后，郭婉莹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丈夫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她靠自己的英文优势和经商经验，为丈夫助力不小。可不久之后，命运的浪潮又无情地向她拍来，吴毓骧突然发病去世。
除了14万元的债务，吴毓骧什么都没给她留下。在那个几毛钱都能买肉的年代，这是一笔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巨款。她也不再是永安四小姐，只是最普通不过的劳动者。在农场里，她挖鱼塘、挑河泥，磨破了细嫩的肩膀；她用锤子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块送去修路，手上满是血疱；冬天的时候，还要负责剥冻坏的大白菜，那双弹钢琴的手早已变形。如果只是劳动倒还好，可那时候，郭婉莹的房子和首饰都被没收，只能带着孩子搬到不足7平方米的小破屋里居住。地方小又怎么样，她照样能生活。郭婉莹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还固执地坚持着自己从前的习惯。
在煤球炉上用铁丝烤面包，用搪瓷缸子煮一杯茶，想给孩子买宠物却没钱，就买来一只小鸡仔，培养孩子的爱心。更让米粒妈惊讶的是，即使刷马桶时，为了保持仪态，她也会穿上旗袍，要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60岁了。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都这种情况了，你还讲究什么呀？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可在郭婉莹心里：这才是人的样子，有尊严、有体面。从十指不沾阳春水到日复一日参加艰苦的劳动，她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反而是欣然接受。生活给我蜜糖，我就安享蜜糖；生活给我考验，我就披甲上阵。在一次次考验中，她愈发顽强，也愈发淡然。
后来，当她再次回首那段日子，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当初没有和亲人一起迁往国外。
她却给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如果我不留在上海，我会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在不幸当中，是骨子里的自强和优雅化解了一切痛苦与不甘，反而让她看到了苦难的另一面。
郭婉莹的晚年或许在外人眼里有些凄凉。她没有跟随子女到国外生活，而是独自留在了上海，享受着一个人的悠闲日子。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待客必先化妆换衣服，满头银发也要梳得仔仔细细，直到离开人世也永远保持着最后的优雅。在葬礼上，有人给她写了一副挽联：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米粒妈始终觉得，优雅从来都不是某种外在，而是内心坚韧的灵魂。
努力去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从容面对一切，才会让岁月这把杀猪刀，对我们格外宽容。
萧红
她是最懂鲁迅的女人，撞了一辈子南墙，就是不回头
命运一直给予她磨难，她不但扛住了，还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她就是写了《回忆鲁迅先生》，被鲁迅先生誉为“文学洛神”的萧红。
萧红，原名张廼莹，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钱有地有长工，父亲是县教育署署长，这样的家庭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但是萧红从小就爹不亲娘不爱。父亲永远冷着一张脸，只要萧红做错什么，直接上脚踹。母亲对她骂骂咧咧，不听话就用扫帚打，偶尔还会用针扎她手指。后来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后妈进门，她倒是没打过萧红，就是经常对着萧红指桑骂槐，她们之间一点儿感情都没有。
在这个家里，只有祖父给了萧红爱和温情。这一老一小，常常在后花园玩，祖父教她识字读书，她给祖父带来欢笑。在《呼兰河传》里，萧红这样写道：“祖父非常爱我，让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也是因为祖父的坚持，她才上了小学。这时候的萧红，有爱她的祖父，有喜欢的书读，日子过得还算开心。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也许正是有这样一个童年，她才能挺过之后的那些磨难。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想去哈尔滨上中学。父亲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见世面，坚决不允许。萧红特别刚，说道：“你要不让我上学，我就当修女去！”那时候女孩子当修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父亲怕丢脸，只好让她去了。现在看，萧红当时的坚持太对了，她在学校学习知识、练习画画、参加爱国运动，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年少的倔强被磨砺成了坚韧。
说句实话，萧红的父亲让她读中学，除了女人的坚持外，也有自己的考量，女儿在外边上学，“身价”自然会不一样。他把萧红定给了当地小军阀的公子汪恩甲，打算等她一毕业就结婚。萧红不愿嫁，可那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没人能做她的依靠，她能做的，唯有离家出走。那年她还不到20岁，可惜啊，她的运气不如张爱玲，家中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她又没有稿费支撑，走投无路是可以预见的。
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后》里说，经济难以独立的娜拉结局只有两种：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不愿回家的萧红流落在街头，忍饥挨饿，遭人白眼。没想到，有天萧红在街头遇见了那位跟她订过婚的汪恩甲。汪恩甲看着“只穿着一件夹袍，一条绒裤，一双透孔的凉鞋，蓬乱着头发，面带饥色，好像好几天没洗脸”的萧红，直接花言巧语骗了她。他说自己喜欢萧红，以后不会把她关在家里生孩子，还让她到北平读书。萧红信了，这不就是她希望过的日子吗？别说小姑娘没脑子，饥寒交迫之下，谁能拒绝这份诱惑呢？兜兜转转，萧红又转回到了原点。她跟自己的前未婚夫同居了。
同居之后，萧红过了一段好日子，只是读书这件事，汪恩甲一直拖着没给办，他还把萧红骗回哈尔滨，住在一家旅店里。起初还跟萧红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半年多之后就腻了。有一天他以回家取钱为由，离开了旅店，直接一去不复返。你说渣男走就走吧，居然还欠了600多块的住宿费，相当于把萧红留在这儿抵债。这时候的萧红已经怀了孕，大着肚子跑都跑不了。旅店老板一看住店的钱要不回来，就打算把萧红卖到堂子里抵债。一般女人到了这种境地，也就认命了，可萧红没有。
男人不可靠，那就靠自己，只要活着总会有希望。她选择自救，她给哈尔滨《国际协报》写了一封信，里边写下了女子在乱世中求生的艰难，呼吁社会的公正和道义。报社的主编欣赏萧红的文笔，指派萧军来探望她。那时候这两个人谁都没想到，他们会一起经历风雨，患难与共多年。
萧军来看萧红纯属偶然，他原本想着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就回去交差。没想到眼前的女子不但会写诗、画画，还写过《郑文公》，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他把身上仅有的五毛钱留给萧红，自己步行十多里路回家。看到这儿，大家都明白，萧军喜欢这个倔强的姑娘，他想救她。可600块现大洋不是小数目，一时半会儿谁也凑不出来。事也凑巧，哈尔滨发了百年不遇的大水，旅店老板一看旅店保不住就跑了。换句话说，600块钱不用还了，萧红自由了。现在萧红只剩下一个问题，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她和萧军根本养不起。孩子生下后，只能送给别人，他们俩则艰难地求生。
可能有人会问，那个年代养孩子，给口吃的就行，两个人能写能画，怎么就养不起了？怎么说呢，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住在旅馆里。喝水都没有茶杯，只能用脸盆接热水；房钱欠得多了，伙计把他们的被褥床单都撤走了。这样的生活，确实很难养活一个小婴儿。但困顿的生活并没有磨灭萧红的意志，反而激发了她创作的热情。
只有靠自己，生活才会有希望。萧红开始写作，萧军鼓励她，让她写资本家的压榨、工人的斗争。他觉得写主旋律的斗争，更容易出彩。萧红拒绝了，她要写就写自己熟悉的土壤、悲苦的农民、尖刻的地主，她要写悲苦的小人物。于是，她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这篇小说大悲大苦，刺痛人心。那一年萧红22岁。这篇小说让萧红拿到了6块钱的稿费，这可不是小数目，省一省两个人能吃一个月。
随后萧红开始持续不断地写作，《可纪念的枫叶》《静》《偶然想起》……写得越多，稿费越多，生活也就越好。但副作用是，萧红开始抽烟。因为萧红写的是悲苦的记忆，吸烟能抚慰回忆带来的伤痛。那个年代，女人吸烟很少见，萧军也反感。换作20岁之前的萧红，可能还会为了萧军戒掉，但现在的萧红不会，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于是为了这件事，两个人好一阵，又吵一阵，萧红到底还是没有戒掉。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能看出两个人的理念不同了。萧军偏好写时代的动荡和波澜，萧红愿意写小人物的苦难和艰辛；萧军渴望上战场打鬼子，萧红更想用文字唤醒民众。不过乱世中，两个人抱团取暖总比一个人孤独生活要好得多。他们相伴了五年，一起从哈尔滨流浪到青岛，一起去上海拜见鲁迅先生。
说到鲁迅先生，他可是萧红和萧军的大贵人。鲁迅先生帮他们批改了作品《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还帮他们把作品推荐给上海的刊物，看他们经济窘迫，直接借给他们20块钱。正是有了鲁迅先生的帮衬，萧红迎来了作品大爆发的1935年。她的《生死场》《商业街》都出版了，零零碎碎还发表了一些散文和短篇。我在看她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这本书时，看得出萧红不只是懂得鲁迅先生，还把他当成了父亲，所以书里对先生的描写才那么亲切可爱。
讲真，父亲对女儿的择偶，影响真的蛮大的。萧红在跟鲁迅先生的相处中，才真正审视了自己跟萧军的关系，真正看到自己对伴侣的需求。她需要一个真正懂得她敏感灵魂的丈夫，而萧军需要的是以自己为重的妻子。既然不合适，也磨合不了，那就只能各走各道。用他们好朋友聂绀弩的话来说，二萧宿命般的分了手。
萧红跟萧军分手之后，又选择了谁呢？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是笔名，本名曹汉文，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特别喜欢萧红的小说，有些片段还能背诵出来。萧红最在意什么？写作。但跟萧军在一起时，尽管她在圈子里更有名，但萧军和他的朋友只把她当作普通的家庭主妇，而不是作家。有这么一个欣赏自己才华，读懂自己灵魂的人，萧红怎么可能不想抓住呢？
1938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武汉结了婚。举办婚礼的时候，不少人起哄，让他俩讲讲恋爱经历，萧红是这么说的：“我和端木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对端木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是想过正常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相互了解、爱护、体贴。”萧红没说的是，虽然端木性格温和，但没啥担当，大事小情都得萧红自己解决。但萧红觉得很公平，人不能什么都要，要一头，就得舍一头。自己做的选择，那苦就只能自己吞。跟端木结婚后，少了很多争吵，萧红迎来了创作的第二春，她的《呼兰河传》《马伯乐》，都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
1940年，因为大陆太过动荡，萧红和端木去了香港。端木在《时代文学》做主编，萧红在家写作、做家务，也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只是，多年的积劳成疾和胆战心惊，让萧红的身体千疮百孔，失眠、头疼、胃病。萧红也不是那么在意身体，那个年代，谁身上没点小病呢，她心里有个庞大的写作计划，这些年积累的素材，足够自己写上十年不止了。估计她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病得这么重，她得了肺结核。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飞机开始轰炸九龙，萧红病得起不了床，端木把她安排在香港岛的一家酒店，她住进了张学良弟弟张学明长期包租的房间。在这期间，萧红也没放下写作，她在构思《呼兰河传》第二部。她以为自己的病会慢慢好转，可天不遂人愿，病情恶化了，最后她还是被送进了医院。医院说她得了喉瘤，需要做手术。结果做手术时才发现，她的喉咙里根本没有瘤子，是医院误诊了。
这么一折腾，萧红的身体更虚弱了。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享年31岁。临终前，她写了最后的遗言：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萧红这一生，命运极其多舛，没有任何金手指或者玛丽苏，她的传奇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其实不少人看了她的经历，觉得这个女人自私、冷漠、无情，有文采却一生靠男人，但是代入那个时代想想，萧红绝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她曾经说过，我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个女人。确实，如果萧红是个男人，还会有人说她自私、冷漠、无情吗？可能有，但不会这么普遍。
我觉得萧红的女性意识已经超过了性别和时代限制，为此她吃过大亏，受过大苦，可也全然接受每一个后果。这也正是我最敬佩她的一点，一生受尽嘲讽和冷眼，一生勇往直前。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许广平
勇敢追求鲁迅，前半生甜蜜，后半生操劳
米粒妈在公众号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鲁迅的孙子居然写不好作文？有趣的灵魂能遗传》中，讲到了“有趣灵魂”鲁迅先生的很多奇葩日常。在前一篇文章《她是最懂鲁迅的女人，撞了一辈子南墙，就是不回头》，又提到了鲁迅的好友萧红，这个“恋爱脑”才女的八卦轶事。所以今天，米粒妈想给大家写一篇关于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的故事。
许广平的人生里，有很多婚姻哲学。她的炽烈、坚韧、浪漫与贤良，集所有大女主的品格于一身，像是新旧交替的乱世里开出的一朵艳红的木棉花。
许广平出身于官宦家庭，她的祖父曾是浙江巡抚，但父亲是庶出，所以在家族中的地位不算高。许广平幼年时，父母就将她许配给了香港的一户马姓人家，这在封建社会很常见，她后来一生挚爱的鲁迅先生，也是向封建礼教屈服，被家里安排娶了自己完全没感觉的朱安。
鲁迅跟朱安成亲的第二天就远走他乡，而朱安在老家空守了40年，孤独而终。
比起鲁迅用无声反抗的方式白白牺牲了一个无辜女性，许广平的抗争方式就硬核得多了。她直接跟父亲提出：“我宁可一辈子不结婚，也不会嫁给他！”
许广平1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而早已定下婚约的马家，开始频频逼婚。许广平不想接受这门亲事，她想，得赶紧跑了才行。想来想去，她决定去投奔天津的姑妈。还好仕宦家庭有着开明的文化氛围，姑妈欣然答应了许广平到天津读书的要求，于是，她进入了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尽管许广平已经逃到了天津，但马姓公子还不死心，屡次给许广平写信催婚，而且言语还很轻佻。许广平就不客气了，直接回信痛斥马氏父子，最后对方只能解除了婚约。
凭借硬核的抗婚操作，许广平成功摆脱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直隶女师毕业，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她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用，决定继续深造。她考入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初恋。
在一次青年才俊云集的聚会上，有不少准备出国深造的高材生。许广平在聚会上听见了熟悉的广东乡音。一回头，他看见一个帅哥，就主动热情地上前问道：“你也来自广州吗？”帅哥说：“对啊，我叫李小辉，很高兴认识你。”就这样，两个人聊了一个晚上，回去后，两个人都辗转难眠，情窦初开的男女头一次滋生了爱的萌芽。花前月下，杨柳湖畔，咱们能想到的青年男女能恋爱的方式，这俩人体验了个遍。这是许广平第一次体会到自由恋爱的幸福和浪漫。
但好景不长，一场瘟疫来袭。先是许广平挚友常瑞麟的两个妹妹被传染了，许广平不顾自身安危去照顾她们，结果自己也被传染了。男朋友李小辉心急如焚，彻夜照顾许广平，结果他不幸被传染，许广平康复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这就是令许广平刻骨铭心的初恋，它来时美好，去时却满含生离死别的痛楚。
一年后，她遇到了未来与她羁绊一生的国文老师鲁迅先生。鲁迅有浓重的绍兴口音，语气中带点威严，又有一些诙谐。当他在课堂上旁征博引，不时来点幽默之语，学生们既崇拜又敬慕。许广平非常喜欢鲁迅的课，每次都早早来到教室，抢第一排的座位。她性子直，每次都直接打断鲁迅的讲话提出问题，鲁迅却毫不介意，每次都笑呵呵地作答。
一年后，许广平鼓起勇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问：“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两天的忐忑之后，她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信很长，而且鲁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有意思：“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不得不说，许广平的爱情都是自己主动出击的。在聚会上看见帅哥主动搭讪，在课堂上爱上老师主动写信。而且看看人家提的这暧昧的哲学问题，一秒拉近关系！
就这样，两个人的书信往来越来越密切，感情也在书信中逐渐升温。那时候，鲁迅虽然从没理过自己远在老家的妻子，但这段名存实亡的封建婚姻确实是存在的，他觉得自己是个已婚人士，所以迟迟止步不前。
许广平来到鲁迅的住处，在一番长谈之后，她主动上前紧握住鲁迅的双手，偎依在他的胸前，鲁迅的心扉就这样被打开了。沉默了许久，鲁迅缓慢地吐出了四个字：“你战胜了！”可以说鲁迅和许广平是从不同的角度向封建糟粕猛烈开火，鲁迅用笔，而许广平则是用她炙热的爱情。这俩人是真正的三观一致，不过不得不说，鲁迅虽然笔头上反封建反得挺厉害，但在生活中还是相当大男子主义的。
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甜蜜了一阵子。鲁迅会为许广平替自己抄写了一万多字手稿而感动地轻抚她的手，也会为了照顾她的近视眼，买最好的电影票。但是结婚以后可就360度大转变。婚后鲁迅不再陪许广平去公园了，理由是“公园嘛，就是进了大门，左边一条道，右边一条道，有一些树”。
婚后的许广平成了全职主妇。她每天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要为往来的客人下厨，精心准备各种菜肴。少则四五样，多则七八样。鲁迅喜欢吃北方菜，许广平曾经提议请个北方厨子，但鲁迅嫌贵，没让请。而且鲁迅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许广平每天给他开小灶，用方木盘端到楼上，小菜盛在小吃碟里，鱼肉必定是身上最好的一块。好家伙，这是老公还是老太爷呀？所以说封建糟粕并没去除干净，大男子主义的苦，许广平还是没少吃。
许广平在婚姻中活成了女战士：带着孩子，帮鲁迅抄着书稿；打着毛衣，还得给客人做美食；外加给丈夫开小灶……萧红回忆说，许广平买的日用品和自己的衣物都是便宜货，剩下的钱都用来印了书和画。恋爱时的激情不再，许广平吃了很多生活的苦，但她甘之如饴。
其实米粒妈在她身上看到了维系婚姻的一种觉悟，那就是身份切换的清醒。当激情褪去，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吵架、分居、离婚，但是真正懂得经营婚姻的女人，理性地切换了状态，变身成家庭生活的扛把子。所以说，维系婚姻一定是要有付出和牺牲的。当然现代社会男的也得付出哈，毕竟付出是相互的嘛。
和全天下的已婚男一样，鲁迅先生在婚姻中也现出了审美疲劳的状态，对家里的不感兴趣，对外面的女性朋友却殷勤得要命……
搭电车一个钟头去找萧红，风雨无阻。半夜十二点没车了，让萧红打车，并吩咐许广平把萧红的车钱付了。萧红不怎么做菜，在鲁迅家勉强做的韭菜盒子，鲁迅会扬着筷子要再吃几个。
鲁迅在婚内的两首诗里提到了许广平。第一次是婚后五年写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首诗里，许广平似乎是他若干负担中的一个，和其他种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男人中年危机的梦魇。第二次是婚后十年写的，许广平生日，他送她《芥子园画谱》做礼物，并题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诗则生动描述了他们甘苦与共，爱情变成了亲情。
白头偕老、从一而终的极致爱情，其实本来就是违背人性的。如果跟着感觉走，厌倦才是常态。厮守到最后，更多靠的是道义和责任。
鲁迅比许广平大17岁，所以不可避免的，他要比她先走一步。临终时他对她说：“忘了我，管自己生活。”这应该是在他认知范畴里非常开明的婚姻观了：我死后，你不需要守着贞节牌坊了。
接下来的时光，是许广平一个人的时光。鲁迅去世前每月给老家的原配朱安寄钱的任务，也落到了许广平的身上。她独自坚持了六个月，每月给朱安和老太太寄钱，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时局艰难，她还是不得已暂停了给朱安的汇款。
抗日战争爆发，许广平凭着满腔热血，加入了抗日救国后援会。朋友们都劝她说：“上海现在已经沦为孤岛，恐怕很危险。”但许广平却说：“现在是全民抗战时期，那么多妇女在用自己的工作，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流汗，我不会坐以待毙的。”1937年冬天，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许广平却购置了100支手电筒，捐赠给浴血奋战中的新四军将领。1939年，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被日伪暗杀后，她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参加她的追悼会。许广平还与郑振铎等人组建了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她还拿起手中的笔，在《上海妇女》《妇女界》《上海周报》《文汇报》上发表大量文章，纪念鲁迅先生，为抗战爱国事业开辟了新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上海地下党劝许广平到解放区去，她没有同意。
没过几天，20个日本兵闯进了许广平的家，她把早就准备好的一瓶哮喘药交给正在生病的周海婴后，独自走上了囚车。连续审问了几天，许广平始终守口如瓶。到第5天时，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先是重拳猛击她的头部，然后用皮靴猛踢，还脱去她的外衣，并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她。到了第8天时，见到没有效果，日本人决定采用电刑。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受的。然而，意志坚定的许广平面对电流一次次地通过自己的身体，硬是一次次地咬着牙关挺了过来。
在狱中，许广平一共遭受了十几次电刑，但是她没有交代朋友和组织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被关押了76天之久，许广平终于在鲁迅日本友人的帮助下被释放，出狱的时候，她的腿几乎无法走路。她在狱中的表现令所有人叹服，都说她绝对称得上女中豪杰。郑振铎说：“这是一位先驱者大无畏的表现！这是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精神的实型！”
在晚年的岁月里，许广平几乎用所有精力去整理鲁迅的文稿，回忆与鲁迅共度的时光。她写成了将近10万字的《鲁迅回忆录》。晚年的许广平又将爱情不断在心中美化，这就像是一个轮回，对她来说，爱完整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许广平与鲁迅的婚姻其实只存续了10年，严格说来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名义上的婚姻，许广平是始终没有明媒正娶的身份的，但是她的这份爱情却是非常完整的。
米粒妈觉得，在许广平的爱情中，更多的是一种向内的修行，而爱的对象只是这份爱中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是跟自己对爱的信念在相处。不管是恋爱期的美化，婚姻期的琐碎厌倦，还是晚年追忆时的留恋，许广平都坚守着自己的爱。不管身处怎样的境遇，她都与当下的生活顽强地抗争，这才是一个大女主的强者风范。
沉樱
曾与张爱玲齐名，她说，我是一个不被驯服的太太
才华与样貌样样都不差，却遇上渣男，最后华丽回归让渣男后悔死是啥体验？
这篇里要写的这位民国女性名叫沉樱，她以爱情小说而闻名，曾与张爱玲齐名。或许大家对她还有印象，没错，在写胡适夫人江冬秀那篇时，曾提到过梁宗岱为了和一个才女结婚要抛弃原配妻子。
这个才女就是沉樱，她当年也是被欺骗了，是妥妥的受害者。
沉樱，本名陈樱，原名陈瑛。
18岁那年，梁宗岱被家里人“骗”回老家，一进门就要他和父母朋友家的女儿何瑞琼结婚。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梁宗岱当然不干，但他父母也不是吃素的，都把你骗回家了你还能跑得掉？梁宗岱左躲右躲，还是没能逃得过，最终在一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结了婚。
1923年，梁宗岱要去法国留学，他就与妻子何瑞琼商量：我去法国读书，顺便打个工，我把打工赚到的钱给你，你可以拿着钱去读书，前提是等我回来后，咱俩就离婚。何瑞琼答应得很爽快。
万万没想到，梁宗岱到了国外，那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每天光顾着谈恋爱，把打工赚钱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在只给了何瑞琼十美金后，就没了下文。何瑞琼没办法，只得把自己的首饰典当掉才有书读。
这也就算了，可等到梁宗岱回国后，他和法国的那个女友就不得不分手了，这让他觉得实在是太难过了；再加上被北京大学聘为教师，工作有点忙，他一想，得找个人来照顾我，于是就写了一封信把何瑞琼叫到北京来了。有人伺候了，工作稳定了，就有空闲时间了，就又可以谈恋爱啦！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梁宗岱遇上了沉樱。沉樱和何瑞琼完全不同，从小家境不错，复旦大学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公认的才女，长得也很漂亮。那时的沉樱已经凭借着一篇《回家》在文坛一举成名。她的文章，连鲁迅和茅盾看了都拍手称赞。一见到沉樱，梁宗岱就陷进去了。他忘记自己是有妻子的人，开始追求沉樱。沉樱也被梁宗岱的才华深深折服，在不知道梁宗岱已有家室的情况下，两人在一起了。
可何瑞琼这边却是承担了义务，但好处是啥也没有，读书的钱也没得到，丈夫需要的时候就让她来伺候，结果自己累死累活了，他还要出轨？何瑞琼自然不干。为了能和沉樱在一起，梁宗岱给了何瑞琼1000块封口费就想把她打发了。
何瑞琼越想越气，忍无可忍把梁宗岱告上了法庭。这就有了后来那桩著名的离婚案。可结果，法官都判梁宗岱败诉了，他也不肯给钱，左躲右躲，最后跑到日本去了。这要放在现在，梁宗岱肯定就是妥妥的老赖了，还能让你逃到国外去？高铁都不能给你坐！
得知自己“被小三”后，沉樱既气愤又伤心，可后来，她还是选择了原谅，和梁宗岱一起去了日本。米粒妈觉得，梁宗岱真的是妥妥的大渣男了，既负了原配何瑞琼，还让沉樱背上了“小三”的头衔，名声都被他连累了。只能说，两个女士都是受害者。
1935年，风波过去，梁宗岱和沉樱回国，两人在天津举行了婚礼。
一开始，两人相安无事，每天谈文学、聊翻译，日子过得很幸福。可时间一长，梁宗岱贪心的秉性就又暴露了。他既想拥有一个每天能和自己高谈阔论的才女，又希望这个才女是贤妻良母，最好就别出去抛头露面地工作了。写到这里，米粒妈板凳都想掀了，这不是又想把啥好事都占尽吗？但沉樱还是妥协了。
没了工作以后，沉樱觉得自己太依赖丈夫了，这段婚姻正在渐渐吞噬她的灵魂，把她的自我啃得渣都不剩。沉樱想出去工作，可是丈夫太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女儿还年幼，完全离不开人，就这样，她的生活渐渐封闭起来，日子过得枯燥又乏味。按理说，妻子都牺牲自我为家庭付出一切了，梁宗岱该满足了吧？不，他没有，他觉得沉樱没有整天低眉顺眼，事事听从他的指挥，还是不够贤惠。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沉樱自然有自己的思想，当初她吸引梁宗岱的不正是才华吗？但梁宗岱并不满意，于是，他又出轨了。
1944年，梁宗岱回家奔丧，遇见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旦角甘少苏。甘少苏自小刻苦学戏，文化水平并不高，因此她对梁宗岱这样的大才子很是崇拜，千依百顺，做小伏低。于是，梁宗岱又陷进去了，特别是听说了甘少苏在23岁时，被一位军官强迫做了姨太太，曾经历过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他更心疼了；立刻正义感爆棚，豪气万分地拿出三万大洋给了那位军官，使得两人顺利离了婚。
这下轮到沉樱撂挑子了，自己都已经牺牲这么多了，梁宗岱居然还不满足，她痛定思痛，决定离婚！有没有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米粒妈发现，梁宗岱这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别人的付出和牺牲都当成理所当然。
听说沉樱要离婚，梁宗岱急了，他本想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下碗要跑了，他赶紧挽回，写了很多封信向沉樱认错。那时的沉樱，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肚子里还怀着小儿子，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没有心软，决绝离开。
“我是一个不被驯服的太太，绝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是山东人的脾气吧。”见挽回无果，梁宗岱也撂下狠话：“走就走，孩子可以再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有多艰苦实在是无法想象，最难的时候，沉樱曾靠变卖家具为生。还好，她都熬过来了，靠着教书和写作，一个人养大了三个孩子。
最狗血的是，过了好多年，叫嚣着“孩子可以再生”的梁宗岱，发现甘少苏失去了生育能力……他只能去求沉樱让他见见自己的孩子们，沉樱自然不愿意，孩子小的时候你在哪儿？现在知道自己妻子不能生育，你跑来了？又想啥好事都占尽。后来，沉樱想要带着孩子们去台湾生活，梁宗岱还跑来阻止，说不能走，孩子也有他的一半。沉樱理都没理，直接带着孩子们远赴台湾，与梁宗岱此生不再相见。
沉樱将几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出色，在工作之余，她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和翻译事业，出版了多部作品。1967年，沉樱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翻译作品，来自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在台湾文坛引起了轰动，这本书加印了很多次，历经30年经久不衰，至今仍旧畅销。
后来，沉樱随儿女到美国定居，中美建交之后，她回到大陆探亲，走了多个城市，见了许久未见的卞之琳、朱光潜等好友。知道她要回来，前夫梁宗岱多次写信给沉樱要求见面，但沉樱都拒绝了。
两个女儿去探望过父亲，但小儿子不肯与梁宗岱相见，他出生时，父亲已经离开，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他无法理解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更无法原谅。梁宗岱曾经难过地说：“儿子与我素未谋面，却恨我至极！”他一直想和自己的亲生骨肉见上一面，但这个愿望，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最后只能带着遗憾去世了。
1988年，沉樱在美国疗养院去世，她生前一直拒绝加入美国籍，死后也留有遗嘱，告诉儿女们要将她还尸于国，葬到北京。她即便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故土，但死后还是想回到生养自己的国家来。
对于沉樱，米粒妈真的心怀敬佩，她年少成名，22岁就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
后来所遇非人，丈夫出轨，她痛定思痛，即便身怀六甲也要及时止损，当断则断。她一个人辛苦将孩子们养大，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也算是没有浪费自己的天分。
但对于前夫，沉樱也不曾原谅过，自大陆一别，便此生不复相见。等到孩子长大了，见不见父亲，都让他们自己决定，她既不鼓励，也不阻止。虽然沉樱不原谅梁宗岱，但后来也慢慢地与自己和解，不再咬牙切齿地恨他。
人生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只要熬得过绝境，前路自会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