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生
——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也有点怀疑，能这么说吗？你没有上过大学，更没念过硕士、博士，不可能有像汪先生与沈先生（从文）那样的师生之谊。你一个乡下孩子、土包子，怎么可能有汪曾祺这样的一位老师？

去年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几段话，最终还是放下了。今年是汪先生去世整二十周年，文学界肯定会有些纪念活动的，我拿什么来纪念呢？

我还是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我为什么不能是汪先生的学生？我的老师怎么就不能是汪曾祺呢？他虽没有在大学教过我，也没能手把手地教会我文学创作。可是整整三十年，或者说是他去世后的整整二十年，我几乎天天都和他在一起，别人觉得他已去世了，而我觉得他并没死，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他的书在我的床头，他的名字在我的口中。

有时，我也觉得无趣。在这个城市，有许多读书人早已把我和汪曾祺捆在了一起。朋友聚会，来一个生朋友。朋友会说，这是某某，研究汪曾祺的，或者说是汪曾祺的学生。我之前会反对，说不是不是。后来麻木了，也就含含糊糊，“不敢不敢”或者“惭愧惭愧”了之。还有就是极熟的朋友小聚，会有朋友给打“预防针”：“苏北，今天不许谈汪曾祺，只喝酒。提汪先生名字一下，自罚一杯，如何？”

可见我已到了“无汪不谈”的程度了。

我为什么这么热爱汪曾祺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容我稍稍扯远一点。

我小的时候，并不热爱文学。九岁前在乡下，读的是复式班。三年级到县里，一直读到高中，除了爬墙上树，钓鱼游水，对读书毫无兴趣。高中二年级时才开始发奋学习，所学也是数理化。1979年高考，以几分之差落榜，原因是语文才考三十多分，于是复习再考，对语文就格外用功。用功的方法就是背诵课文，我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本《现代散文选》，上面有《小橘灯》《背影》《长江三日》《荔枝蜜》和《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我逐步知道这些作品后面有一个个伟大的名字，他们是：冰心、朱自清、刘白羽、杨朔、魏巍。我将这些文章大声背诵。从我家向西，穿过几条巷子，过一个越河（夏天长满荷花），就上到城墙埂上，我每天大早就在城墙上诵读这些文字，把这些优美的文字记在心里。有时城墙上有雾，我就在雾中大声读去，仿佛那声音不是我的，而是悬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的什么东西。

至此，我竟然被文学迷住了！

到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之后，我死心了，不再高考，只想写一本书给我的同学看看，我当作家去！写一本《艳阳天》，或者《红楼梦》（请允许一个少年这样乱想），让我的那些同学做梦去吧，目瞪口呆去吧。

先是读外国文学名著。那时正是世界名著重印的时候，我买了许多这样的书，比如《复活》《老古玩店》《巴黎圣母院》《红字》《约翰·克利斯朵夫》《绿衣亨利》《契诃夫小说选》《母与子》等，而后我一部一部阅读，虽然不好读，我也不太喜欢读，可是我暗下决心，既然是世界名著，肯定是经过许多牛人筛选的。它能流传下来并且被世人所认可，肯定有它的道理，否则难道全世界的人眼睛都瞎了？

后来，我转来读中国小说，先把《红楼梦》一气乱读，又读当代作家，在一次与文友到高邮湖（我们县在高邮湖边上）游玩时第一次听说汪曾祺的名字，回来我就找他的小说来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汪曾祺，并成为终身的阅读。

1987年，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本汪曾祺的小说集《晚饭花集》，喜欢得不得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饭花集》用大半年时间给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其实也就是单位发的大号的工作笔记本。我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抄。有心得了，就在边上用红笔进行批注。这时，我已在县里银行工作，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查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办公室生锈的铁窗外面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春天一树紫色的大花，夏天一窗子的绿荫。我坐在窗下吭哧吭哧，兴趣盎然，抄到会心处，感到特别幸福，觉得自己同别人不一样。别人忙生活忙玩忙喝酒（那时喝酒成风），而我偷偷在忙别人看来是很幼稚的事情。别人背地里都说我怪怪的。我谈恋爱时，还有人私底下议论我脑子不好。可是我痴迷文学像痴迷花朵一样不能自拔。我痴迷汪曾祺到了癫狂的程度。

就这样，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晚饭花集》抄完了。后来，我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信息，知道汪先生在北京京剧院工作，我一激动，就把这四个笔记本给寄了过去。寄过去并没有得到回应。不过，不多久，我也把这事给忘了。

1988年秋天，我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到里下河地区去走访。带着这本《晚饭花集》，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行走，实地勘察了苏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三天时间，走了江都县、高邮县、兴化市、宝应县、淮安市和洪泽县，记下了近万字的原始笔记。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汪曾祺。

1989年我得到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我住的隔壁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之前我已多次见到书中他的照片。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我说我是天长的（我县与高邮县相邻），曾抄过他的小说，并寄给了他，不知可收了。汪先生哼哼哈哈，我还是不知道他收没收到，可是他接纳了我，没过几天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汪先生在蒲黄榆的那个家，小极了。可是当时我感觉不到，我认为一个人在北京能有一张床就可以了。汪先生和师母施松卿对我非常好，我在那里吃了午饭（好像很简单的饭菜）。汪先生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7月的时候，我们学习快结束了，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又去了一次。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

我回到县里，我们几个喜欢汪先生小说的，想出一本小说合集，他们建议由我请汪先生给写个序。于是我写信给汪先生，不久汪先生来信，同意给我们写序；又不久，洋洋洒洒的二千字的序言给我们寄来了。

1993年，我又偶然获得一个机会，借调到北京工作，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这一来，我与汪曾祺先生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

我去过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说过多少话？记录得很少，更没有录音。去多了、去长了，有时感觉自己像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孩子，每次进门，首先一句：最近身体好吗？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书。师母身体好的时候，都是师母提醒，老汪，刚出的书，给他拿一本！

汪先生从来没当面在创作上指导过我们。我去他家，聊天，吃饭，要书，但对于创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聊到西南联大，聊到吴宓，汪先生说，吴宓那个胡子，长得真快。他刚刚刮完左边的胡子，去刮右边；右边还没刮完，左边又长了起来。说完，汪先生抿嘴而笑，嘎嘎的声音。想必非常快乐！汪先生对我们说到赵树理，说赵树理是个天才，有农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说起一件事，说他们有个旧同事，天生风流，他借了赵树理的皮大衣穿，竟然与一个女人将大衣垫在身下，将大衣弄得腌臜不堪。赵树理回太原工作，那个人也来送行，赵树理趴下来，给那人磕了个头，说，我终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说完，又是大笑。

倒是有一回，我拿了一个小说稿《小林》，想请先生看看。汪先生说，可以，先放这儿，我看看再说。之后吃饭喝酒，一番热气腾腾。汪先生酒后微醺，眯盹着眼，坐了一会儿。我们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来，转了一圈，说，稿子呢？这个不能丢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转身，抱拳，进隔壁一个小房间去了。

几天后，我又急不可耐地去了先生家。去时我心下忐忑，进门坐下，也不说稿子之事。大家东扯西拉，说说笑话，仍是留饭。饭后我终于是憋不住，问，稿子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师母扯他的衣角，过一会儿，汪先生说，《小林》写得什么，要体现什么，都说不清楚？之后就批评：不自信，手太懒；说，沈先生刚到北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硬是靠一支笔，打下一个天下；说老舍先生每天写500字，有得写没得写，500字！你们这么年青，手这么懒，一年中不写几个字，怎么行！说得汪师母扯坏了汪先生的衣角。

从此之后，再不给汪先生稿子看了。——就在前几天，为纪念汪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汪朗在汪先生的旧居收拾东西，竟然还翻出了那篇小说稿子。二十多年了，这篇我的旧小说还在汪先生的书房里！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突然去世，我还在湘西出差。朋友龙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汪先生去世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可是放下电话，我真的非常难受。一如自己失去了亲人。因为我5月11日还到了他家，他一切都好，还说要到环太湖转一圈，参加一个什么女作家笔会。汪先生说：组织者一定要他参加，说那些小丫头片子想见见他。汪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可看的！”我看到了汪先生内心的快乐。可就这么几天……

我赶回北京，参加了汪先生的追悼会。我又见到了他。一个我眼中活生生的人，就那么静静地躺在了那里。他再也不说话了。他那支妙笔再也拿不起来了。他就那么静静地睡在那里，面如生人。

汪先生去世后，没过多久，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家乡的省会工作。

汪先生去世了。我才开始再重新翻读汪先生的作品，写了一点回忆性的文章。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并不能理解汪曾祺。我们对他了解得太少太少了。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看他这个人，读他的书。当然，除了我，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在读他的书。出版社也开始重新出版他的作品。他在世时，作品印得并不多。去世后，作品反印得多了，多家出版社重印他的小说、散文。许多人开始怀念他，写了大量的文章，这才使我对汪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汪先生去世二十年，是被人们谈论了二十年。

这谈论者当中，我也是一个。

孙郁先生曾为我的小书《一汪情深》写过一个书评，他说，汪曾祺去世后，作家中谈论汪先生最多的是苏北。我知道，我当然不是写汪曾祺最多的人。孙郁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我是个坚持不懈谈论的人。

这倒是真的。汪先生去世二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会有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而且多为大家能见得到的报刊，所以容易给人造成我谈论得多的印象。

或者，假如说我在研究汪曾祺上还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就是得益于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当然，这种坚持是一种愉快的坚持，是一种乐在其中的坚持。

我只是一个坚持不懈地谈论汪曾祺的人。

汪先生去世二十年，也是我成长的二十年，也是我追忆的二十年，更是我学习他、理解他的二十年。关于这些在我的《忆·读汪曾祺》和《汪曾祺闲话》两本书里都能找到，或者说，这两本书作为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汪迷”到一个不合格的“学生”（自我感觉）到所谓汪曾祺的研究者的过程的见证。

那么，我是如何理解我这么多年的追求的呢？

我原来基础很差，在上面我已说过。我从一个文学青年而成为一个作家（不入流的），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文学是可以教、可以学的。我因为业余写作，所读不多，所写也少，但就我这许多年掌握的仅有一点写作技巧及对生活的态度，观察生活的方式，审美系统的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绝对一些说，大部分是从汪先生或者说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身上学习来的。

那么，这些年来，汪先生究竟给了我些什么呢？我认真地想了一想，大约有这么明显的三个方面：

一、我能写一点东西，纯粹是汪先生阳光的照耀。近三十年来，我大约写了有1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是汪先生的文字，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我走进去，看到了许多心仪的人物，包括沈先生、归有光等等。有一年，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在安徽的绩溪搞了个小型研讨会。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他们说我是低姿态写作，文字不事张扬，有一种“随物赋形”的感觉，他们提出了一个“通道说”，说汪曾祺是个“通道”，通过“汪曾祺这个通道”，我的散文承接了中国传统散文的脉络。这种见解非常新鲜别致。我虽不敢接受，也不能承受，但说汪先生是个“通道”，我同意！我们通过汪先生这扇门，看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有时是无以言说的东西。

二、他的作品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趣味。读书不仅仅是学习写作，他同时潜移默化，也改变着我们本人，改变着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算是比较典型的，我上面说过，我一个顽童，今天能写一点文字，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不知道干什么工作？我的人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汪先生自己说过：“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我读汪先生读久了，我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想通过这个事例，也同样可以说明文学的功用，文学是干什么的。

三、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些年来，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里，乐此不疲。这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物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种快乐是不可与人道的。汪先生去世的这些年，我去过他的墓上好几次，每次都是由汪朗兄陪着。我们家人有时笑我：你真是个呆子！其实，呆子很快乐。我也影响了家人和朋友，通过我，他们对汪先生也有所心仪。我将写的有关汪先生的书给我女儿看：看看！爸爸写的！我的女儿说：这是应该的，谁叫你是他的徒弟！一句话，说得我心里像灌了蜜。

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了。他的文字对我是一种生命的滋养。在这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写上这些，算是一个不合格的、永远无从毕业的学生，对先生的一份怀念。

2017年4月15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