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汪曾祺是现代的

致汪曾祺先生的一封信

尊敬的汪先生：

今年是您一百周年诞辰，刚刚过去的这个正月，又是您的生日，可那时武汉疫情闹得正凶，原计划的关于您的许多活动，全部取消了。可即使这样，也有许多文友，为了纪念您，还是在网上开展了许多活动，有访谈，有专栏，也有网站制作了您的视频。您生日的那一天，您几乎在网上“刷屏”了。许多人记得您，许多人喜欢您。您的书，现在可以说，各大小书店都有了，可以这样说，凡是卖书的地方，再小的书店，也会找出一本您的书的。那些有名的大书店，更不用说了，将您的书做成专柜，做成专题，并且开展讲座或者阅读活动。您去世二十三年来，可以说，您的书的出版，就没有中断过。记得您在世时曾说过，一个人不被人理解未免寂寞，一个人太被人了解，又十分可怕。（大意）您的意思我明白，人还是不需要太出名了，有一点理解自己、喜欢自己的读者就够了。您不是说过吗，一个日本作家到中国来访问，一个中国作家说，我的书印得太少了，才几千册，不好意思。那个日本作家大惊：印这么多？我的书才印几百册。

可是现在，您的书成了许多读者的“香饽饽”。在文学界，更不用说了，都以喜欢您或者曾与您有过交往而骄傲：那个时候……或者我与汪先生……大有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之意思。我知道，您其实是不想把书出得这么多，也不希望这么有影响。您不是说过嘛：“我悄悄地写，你悄悄地读。”我知道您这是实话。您写的许多文字，当年我们不太明白的，或者不太理解的，后来我们在阅读您的过程中，都慢慢理解了、明白了，发现都是真诚的、实在的话。您曾说过“出家人不打诳语”，您的写作是真诚的，您说过的话也是真诚的。

可是，没有办法。您现在所拥有的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力，虽然不是您所希望的，但是现实就是如此，谁也没办法改变。您即使活过来，您也无可奈何。您只会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您去世这二十多年，我写过关于您的一些印象，后又写了一些阅读记。有些读者喜欢，我受到了鼓励，又写了一些，朋友建议可以出一本书。后来出了，叫《忆·读汪曾祺》，还有了些影响，许多喜欢您的读者也喜欢这本书。我知道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读者喜欢您。“爱屋及乌”，使我的这本小书沾了光。记得这本书在北京研讨时，正是您去世十五周年的日子，许多您生前的朋友都去了。大家谈起您，总有说不完的话，个个眉飞色舞，抢着发言，会议从上午九点开到下午一点，还意犹未尽。结果会议主题全跑了调，没有研讨我这本书，反都在回忆您的趣闻逸事，一个个都有一肚子的故事，生生把个研讨会开成了关于您的茶话会。

记得当时有几个笑话，我印象特深。聂震宁先生说，您的那本《汪曾祺自选集》出来后，他们到北京给您送书，您见到书，对封面不满意，书的封面是紫色的，书名是蓝的。您说“蓝配紫，臭狗屎”。聂震宁笑说：“臭狗屎就臭狗屎，书反正是好书。”潘凯雄说，都说汪老爷子随和，平易近人。其实他的话并不多。初次与他相处，还会有点紧张。凯雄兄的话，忽然让我明白，是的是的，汪先生的话并不多。记得那时到蒲黄榆或者您后来的住处福州会馆，您并不多说话，而是有时冷不丁冒出一句。您说话是思索的，不是呱呱啦啦地说一大堆，除非是您酒后说兴奋起来的时候。平时您的话不但不多，而且是很少。您有时忽然说出一些警句，冷不丁地。秃头秃脑的，人要是不注意，还一时半会儿悟不过来。记得王巨才写过您，说有一次在北京梅地亚宾馆开会，您中途出来抽烟，王先生那时刚从西安调北京工作，见到您挺崇敬，上前毕恭毕敬请教您，您根本不予理睬，忽然嘴里冒出一句“八斗”。王没听明白，又问了一遍，您又说“八斗”。这时他才反应过来。他名王巨才，“巨大的才华”，汪先生用反切法，说是才高八斗，简称“八斗”。王先生当时初入京，听您此言还挺尴尬。多年后才知道，这正是先生您的风格。何镇邦先生说，那时他在鲁迅文学院，经常会因为请您上课，或者带学生去您府上拜访，走动较多。有一阵子别人老把打给汪曾祺的电话，打到何镇邦家。何老师疑惑，打电话到您府上问是何故，原来是您错把何老师家的电话当成自己家的电话给了别人。何镇邦抱怨：怎么能这样？您还挺有理：“我又不给自己打电话，我怎么能记得我家电话！”弄得何镇邦哭笑不得。那天关于您的这些笑话，抖了无数，要编辑起来，真可以出一本《汪曾祺谐趣集》，所以那天孙郁老师发言，则是一个说您的广博（其实您肯定不承认您是广博的，顶多说自己勉强是个杂家，喜欢读杂书。您的坐标是您的那些先生：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沈从文，但对于后来的人，他们与您比，您已经算是广博的了），一个即是说您的趣。您去世二十多年来，真正比较了解您的，对您研究比较深的，当为学者孙郁。他不仅写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还在许多场合，对您在当代文学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孙老师经常说：当代文学如果缺少汪曾祺，那将大为失色。每次见到孙老师，都要很长久地谈起您，会谈得十分热烈和高兴。有一次在孙老师家，他闲聊中竟脱口说：汪先生给他时间晚了（他的意思是您晚年才有机会集中精力写作），如果不是六十岁后才写，他就是当代苏东坡呀！孙老师的这番话，吓我一跳。苏东坡一千年才出一个，苏东坡可是能乱比的？但孙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您实在是有才华的，可惜浪费了太多。我后来经常说，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才华（受到过完整的好的教育）；另一个是天性，要有天生的灵性。在这两点上，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的。不仅仅不都是有，而且能拥有的人太少太少，所以才说是一千年出一个。汪先生您当属两点都有的。当然，一个作家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机遇啦，人生境遇啦……但不管怎么说，才华和灵性，是最重要的两条。也是一个天才作家（假如有天才作家的话）的根本。

这都是由那个研讨会生出来的闲话。说起来又啰唆不完，还是不说也罢。

不过，这二十多年，真正喜欢您的读者，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有人编了您的年谱长编，有足足四十万字，足够一本厚厚的《汪曾祺传》了。不过，《汪曾祺传》至今还没人写（我曾开玩笑说过，还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汪曾祺传》的写作）。您的“全集”，在北师大版之后的若干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汪曾祺全集》，值得说道的是，新版全集收了您20世纪40年代的不少逸文。您原来说过，年轻时写的东西大多散失。看，万能的读者还是厉害吧，又给您找出来了，还挖出您的好些笔名，如：汪若园、朗画廊、西门鱼（哈，您也有笔名，民国时好像作家爱起笔名似的，像冯文炳，起了个笔名叫废名，把名字都给废了）。有人将您的书分块去编，比如，谈吃的，谈草木花鸟的，谈戏剧的，谈师友的，等等。连黄裳先生在世时都说：“喜欢这种编法，把曾祺切碎零卖了，好在曾祺厚实，也经得起。”有人也给您编了别集，有足足二十本，开本很小，每本都薄薄的，是您喜欢的那种编法。这也是受了您的启发，您在世时，有人要编您的老师沈从文的书，您建议用“沈从文别集”这个书名。看，您走了后，也有喜欢您的编者，给您编“别集”了，用的也是这么一个编法。

噢，还有，您的家乡高邮，也十分重视打您的“牌”呢，您去世不久，他们就成立了汪曾祺研究会，家乡给您建了汪曾祺文学馆，放在著名的“高邮十景”的文游台内，和您喜欢的秦少游放在了一起。您家的祖屋的那两间老房子，也挂起了“汪曾祺故居”的牌子。每年都有很多喜欢您的读者慕名前往，您的妹婿金家渝先生竟当起了汪曾祺故居的“业余馆长”，负责来人接待、讲解，对远道而来的，还免不了偶然留饭款待。他的晚年生活，竟以介绍和宣传您为主要内容。这是他的一个意外，而他还乐此不疲。全国许多地方的读者到您故居来过，新疆的，内蒙古的，北京的，上海的……甚至港澳台的。您在世时的朋友中许多人也来过，像邵燕祥先生也来过。比您年轻的，铁凝、王安忆、贾平凹等，都来过。告诉您吧，那天铁凝来，看了您那么局促的故居，想起过往的岁月，还悄悄抹了眼泪，您要是知道，一定会笑话了：“这，这这，这有什么好抹眼泪的。”之后抹着鼻子，表示羞的意思，再伴以哈哈大笑。

本来今年如果不是武汉疫情，高邮是要举行您的百年纪念的（中国作协和北京大学还有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这是高邮相当重视的一个系列活动。毕竟诞辰百年，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机遇。他们在您的故居边上，新建了一个崭新的汪曾祺纪念馆，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在馆内也可以开展一些研讨和研究活动。这些都因为疫情耽搁了下来。我想，您也许并不赞成建这么大的纪念馆，模仿您的口气说：担当不起。您并没有把自己看多高。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鲁迅、茅盾这样的大家，您自己生前说过“我至多算一个名家”。可是，您人走了，做主的不是您，连您过去烧的一些家常菜，在高邮，也成了“汪曾祺菜单”，什么汪豆腐、塞馅回锅油条、汽锅鸡等等，都成了汪氏菜肴。那天我在您的纪念馆，他们还给您的菜专门列了一个菜系，布置了一墙。我数了数，好像有六七十个。高邮还建有餐馆“汪味馆”呢，专门打您的牌，烧“汪味”菜。

这些事，估计您也不知道，也管不着。

不过，高邮还是高邮，运河的水还是日夜不息地在东大街向西不远的运河堤下流过。那些拖船、机帆船，还是日夜不息地“突突突”地从运河里驰过，上面载着木材、煤、沙石……运河的西边，就是高邮湖了。高邮湖还是那么浩浩渺渺，一眼望不到边。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早晨和黄昏，依然有日出日落，也还是正如您曾描述过的：“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高邮的人事，还是那些人事，人们吃喝，娱乐，生产，生活，都津津有味地活着。这也是您所希望的，您最喜欢这些“人间小儿女”了（近年有人用这个书名出您的书，您不介意吧），您最喜欢生之滋味了，您最喜欢这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了。用您自己的话说，是他们的“辛劳、笃实、轻甜、微苦”。

不过，这些年关于您也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把您的研究无限拔高，好像您无所不知似的；也有为挣研究您的“头牌”，争风吃醋，为一些小事计较，弄出些没意思的事来；也有一些疯子、傻子说是喜欢您的作品，将您的像在家挂着，逢年过节烧香磕头；也有人说您的作品能治病，将他的忧郁症给治好了；也有的把您的书用上诸如《好好吃饭》《人生很短，做一个有趣的人》《今天应该快活》《人生不过一碗温暖红尘》《活着，就得有点滋味儿》，和上面说的《人间小儿女》等书名，估计您也不大喜欢，或者会很生气的吧。

哈哈，这些不过是些小插曲，顶不得真的。只能说明是有多少人喜欢您。您听了也一笑了之吧。——噢，又忘了告诉您，还有一件事，是您去世后，因为众多的读者喜欢您，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汪迷群体（连邵燕祥先生都说他也是汪迷），产生了一个词语：“汪迷。”这可不是汪国真迷哦，汪明荃迷哦，而是实实在在的汪曾祺迷哦。都是真真实实喜欢您的哦，他们竟有人将我命名为“天下第一汪迷”，说是“头号汪迷”。我自己可没这样说过（我也只是喜欢您，您去世后，二十年来不断写过一些文章，出过关于您的两本书），不过贴标签是大众喜欢的，我也没有办法。高邮为使汪迷们有个交流的场所，在网上专门开办了“汪迷部落”公众号（这个您又不知道了，对您可是新生事物哦），每天都在更新您的文章和关于您的文章。读者可热闹了，您要是见到，又要笑话了。

好了，一唠起来就没完。要说的话其实有好几篓子呢。毕竟您走了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碎碎的日子积下来的话也不少。说起来也没个头绪，不过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再热闹的倾谈也有散的时候，正如《红楼梦》第54回中王熙凤说的：“聋子放炮仗，散了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次若还有机会，到时再接着聊也不迟。

2020年3月31日，清明前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