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隐匿的证据
王芳
随着时光流逝，我慢慢地明白了，只有存在的东西才会消失，不管是城市，爱情，还是父母。
——卡尔维诺
一
从沅江的河面，到杨梅山的树梢，再到桃花仑密密麻麻的店铺前，雨已经整整下了一个月。雨脚不停歇地从此处迈到彼处，悄无声息地在屋顶、窗台和墙壁以及行人的脸上留下湿漉漉的痕迹。益阳城像一艘停泊在资江边的巨型船只，上面载着繁华都市的尾音，欢欢喜喜地等待着必将到来的日出。
清晨，当我穿过沉重的雨幕走到校园廊下的时候，一个老师正与另一个老师打趣道，要允许三胎了，你打算要一个不？被问的是一位年近四十身材丰腴的女子，有银盘一样明媚的脸庞。我望着她，忽然就有了一种期待，不管怎样的回答，从她的嘴里流淌出来的必然是欢喜呀。于是我停下脚步，笑着等她的回答。她看看我，又看看提问者，皱着眉头说，啊，三胎，怕不是一个令人惊惧的梦吧？
雨下得更大了，砸在廊前的屋檐上，散成碎屑，形成一个又一个微型波浪，瞬间吞没了她的声音。天空阴沉，看样子一时间不会亮起来，他们说着说着往前面去了，我想着早餐还没解决，犹豫了一下，便往食堂买简易早餐。我随意要了一个水煮蛋，一个烧卖，这样可以边吃边往教室去，既省时又便于携带，并且水煮蛋营养高，味道也不错。考虑到吃着东西进教室不雅，又想着三胎问题或与之并行的一些其他事情，我完全忘了自己的禁忌，三口四口就吃下了这只蛋——
瞬间，蛋黄一下子全部卡在了喉咙口，出不来，下不去。此时，我的喉咙变得十分狭窄、僵硬，决不妥协，不管我用手抚摸还是起跳，喝水，都无济于事。我被哽住，逐渐感觉到了呼吸困难，我的嘴角不自觉地流下了涎水。没有人可以帮到我，我扶着走廊柱子，蹲下来，试图吐出，涎水带出了一些蛋黄，但依旧无法带出更多。我不停地仰头看天，低头看地，做吞咽动作，反复良久，才使一部分蛋黄得以勉强吞咽下去，另一部分被我使劲吐出，呼吸才恢复通畅。
我曾经被人指责是个挑食狂，被许多人视为有“小姐病”的人，很多年以来，经过对自己极限的挑战，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常人”，很多从前不吃的东西都能吃一点了，很多从前不能做的事也能做了，那么多的禁忌都已经突破，那么多的难过都逐渐消散，我以为早已过了吃水煮蛋会被哽住这一关，然而并没有。不仅没有，这个雨声喧哗的早晨，它还以如此突兀的方式给了我森然警告：你以为已经消失了的证据并没有真正消失，它潜伏在你身体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等待时机，将你再次击倒。
二
六岁之前的若干个日子从岁月的河底浮起，纹理清晰，语声可辨。禾场里来了一堆穿中山装与皮鞋、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的人，母亲搬出长条凳，拘谨地招呼着他们，父亲则在他们中间站着，脸上乌云密布。我知道，那意味着将发生一场来势不小的争吵。
他们说了什么，我并不懂，但我感觉到一阵战栗恐惧，身体像被什么锁住了，动弹不得。不多久，父亲面色难看地向我招手，芬儿，过来。我像受了什么魔力的召唤，尽管脚一下都不想挪动，但还是走了过去。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我，让我张开嘴，叫一声“啊”，让那些人都看看。
我想起前些天——三月三，母亲用地菜煮了几个蛋，放在泥坯茅草屋的8字形柴火灶台上，我欢天喜地吃到蛋黄时，只一口便被哽住，小脸憋得通红，几乎失掉呼吸，母亲慌了手脚，没命地灌我水，命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吐出来，然后让我张开嘴“啊”给她看。里面蛋黄是没有了，但似乎有了些别的东西，她紧张地叫了父亲和祖父来看，他们火炬一样的目光全投进我的喉咙里，看完叹着气，摇着头，祖父说，做不得数了。祖父的语声里，有黯淡下去的云彩，随着这语声，父亲沉默着往外走，母亲则蹲到灶角往灶里送柴，压抑了一会儿，还是哇的一声哭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的悲伤让我手足无措，也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慌。
又要张开嘴。其实我很不情愿，但大人太多，他们又高又黑又壮，令我无力反抗。我仰起头，拼命张开嘴，缩着我的舌头。春日的太阳明亮温煦，全部投在我脸上，耀得我眼睛生疼。大人们的头都凑了过来，往我的嘴巴逼近，仿佛有一群乌鸦在头顶上空云集。我想起母亲常说的那个奇怪的梦，生我的前一夜，她梦见我家屋顶上集中了许多乌鸦，突然天空像打开了一道口子，群鸦散去，只有一只还停留在屋顶正中，羽毛从黑色变成金色，慢慢长长，最后变成了一只尾巴极长的五彩鸟儿。她一惊，醒来阵痛不已，生下了我。
如今这群乌鸦又来了。其中的一个捏着我的下巴，对我说，你再“啊”一下。我又“啊”，他吓得手一哆嗦，立即放下，并退了两步。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他们望着父亲，又望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父亲脸上洋溢着一种阴沉，但也饱含了某种不可描述的洋洋自得。他说，你们看到了吧，我这个女儿，做不得数，她很快就会死去。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把怜悯的目光抛向我，然后叹气说，是有些可惜了，一个这么聪明乖巧的孩子。
那就还给我一个生育指标吧，我必须还要一个孩子。
乡干部中的一人沉吟半晌，说，嗯，我们是听说你老婆已经有了才来要求你们打掉的，国家政策，三胎本来不被允许，既然你们是这个情况，那就保胎结扎吧。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了一个纸条给父亲，父亲欢天喜地地接了，他们也一一散去。
禾场里只剩下默默发呆的我。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他们并不觉得我听得懂他们的谈话。这是我第二次张开嘴巴“啊”给别人看，谁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死”这个我并不懂得意味着什么的词语会让我再次有一种冰冷恐怖的感受？母亲是要还生一个孩子吗，我已经有了一个妹妹，这个家庭是多么需要一个弟弟，可这是意味着要用我的“死”去交换吗？
我不知道去问谁。但多年以后我常回头看着那个站在禾场上的小女孩，我知道她懂得一切，她的记忆会因此而强大无比，这注定早慧的她要经受种种心灵的折磨，在死亡中穿行，直到完全长大。
我真想穿过时空，拥抱彼时孤绝的她。
三
廊前的雨越下越大，小小的波浪汹涌起来，那些砸在屋顶上的全化成了雾，层层叠叠。聂鲁达说：“寒冷与烈火摄人心魄的精华，它们一路陪伴着我，常常领先于我，渗入所有敞开的事物，反复敲击世界封闭的子宫。”当往事将我击中，我一向用以示人的热情、宽厚逃逸无踪，骨子里的寒凉与疏离迅速扩展，直到全面占领我……那些被悄悄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证据，或者从此时起即将被隐藏进岁月深处的证据，都在这一刻被重新翻找出来，成为打开某一扇门的钥匙。钥匙转动，生命尘封的大门便能轰然开启。
那个被困在时间里的女孩，从此便被赋予了张开嘴向别人发出“啊”的理由。父亲为了使这个保胎结扎的生育指标变得更为名正言顺，他开始笃定地判定我“死亡”的时间以及必然。他拖着我四处“炫耀”，说，芬儿，张开嘴，“啊”一声。我便顺从地张开嘴。父亲就问，看到了没有，两个小舌头！再长大是要封掉喉咙的！封掉了就不能呼吸了，是会死的！我这个女儿命不长了。路人唏嘘不已，均摇头慨叹，可惜啊，这水灵灵的大眼睛，可怜的孩子。
从此村子里不再有人用我们家为什么能生三胎来质疑生育政策，父亲还顺利地逃掉了因超生而应该承担的罚款。
不久后母亲去了一趟乡公社，回来时如释重负地说，结扎了也好，不管这一胎是男是女，以后我都不要受折磨了。她又开始频繁地和村子里的妇女们一起带着我，玩一种游戏，即把我拖到身边，让我摸她的肚子，问我，是弟弟还是妹妹呀？大人们都以为小孩子的嘴准，不会说谎，我也知道母亲希望是个弟弟，便会说，是弟弟。母亲一把抱住我，亲我，说，我的好孩子。母亲的语声哽咽，欢喜里掺杂着悲伤。
那时我的心里，就升起了无限的悲凉——我无师自通地读懂了放弃。成长的时间流逝得很缓慢，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促人长大，所以当我读到杜拉斯那一句“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变老了”，心中惊诧，只因为同感过于强烈。我的父亲永远不会知道，那个被他反复说“很快会死”的女儿，其实知道“死亡”的含义，她一直从旁窥视父亲的脸，希望看到一丝狡黠，以证实那只不过是一个对外宣称的谎言，或者看到一丝伤感，以确认他对这个女儿即将永远离开的不舍。然而都没有，他单纯只是陈述，他陈述时不可避免地带着几分得意，完全无视我内心遮天蔽日的悲伤。
我确定，那是悲伤，它宏大、深广、黑暗，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将我拢住，令人逃无可逃，只能束手就擒。
在被判“死刑”后的某一刻，我突然想知道两个小舌头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它们会使我对所有淀粉质或遇水就会变成坨的食物如此抗拒，一旦不慎摄入将全都堵在喉咙。我找来一面小圆镜，对着镜子张开嘴发出“啊”声，终于看到，在舌根与喉咙相交的部位，两块被称为“小舌头”的、柔软绛红的肉并排垂着，挤得喉口极小，气流很难冲动它们。既然大家都说多了一个“小舌头”，想必别人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会多长一个呢？而且根据父亲的说法，年龄越大它们会长得越大，果然就有将喉咙封住的势头啊，难怪我吃什么东西都只能小口小口地吃。那一刻我明确地知道，我确乎是很快就要死的了。
一年级期中考试过后，我不明原因地病了，将近二十天，我总是半夜发高烧，迷迷糊糊里，记住了母亲捶打父亲的哭泣，父亲背着我往卫生院跑时焦虑的喘息，医院里晦暗不明的灯光和浓烈刺鼻的苏打水气味。我睁不开眼睛，但意识相当清晰，所有发生的一切明镜似的刻在我的记忆里。村子里的人都来看我，安慰母亲，说这孩子过于聪慧，注定不是人间长久之客。母亲做一会儿事就来我床边坐一会儿，哽咽着唤我的小名。学校班主任来家访，说孩子会好起来的，好了一定要继续读书，是块好料子，母亲便哭得更厉害了。
我还是觉得有浓得推不开的悲伤，我一直试图用一把刀划开一道口子，却找不到刀片。黑暗中我找啊找，终于，看见了一根有金属尖头的木棍，我使尽浑身力气握住它，掷向看不见的网，光亮照了进来，我睁开了眼。
多年以后我看到博物馆里的矛，一下子就认出来，这就是我划破黑暗的东西，曾经幼小的我从神秘的黑暗里借来的武器。那一年期末考试，我在昏迷二十天后考了全区第一名，这件事在此后的若干年里都被乡亲传颂，令我父亲每每说起都会嘴角上扬，眼睛望向无尽的远方。
四
父亲说，我哪里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死啊，那么小的孩子，我随口说的，要是说得不逼真，谁会信？再说，当年你那两个小舌头，确实眼看着会越长越大，难测后果呢。当我有足够的底气与父亲叫板、往事重提时，他讪讪地笑着。
我无从得知对于我可能会来临的死，他究竟持什么态度，但弟弟出生时他脸上的喜悦把很长一段岁月都照亮了。我的父亲并不是重男轻女的人，这从他在我四岁时就教我写毛笔字、下象棋、背诗可以看出，也从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都坚持送我读书可以看出。时间能证明的，他想要第三个孩子，不过是他热爱孩子。弟弟出生的那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家堂屋的大门只开了一条缝，我背着书包推开门，跨过高高的门槛，看到一个很小的肉团在母亲怀里。父亲非常兴奋地叫道，芬儿来看，这是你的弟弟。我的鼻子一酸，莫名的气流刺得我两眼通红，一种穿过外婆家松树密林时才有的气味笼罩全身，仿佛就是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另一个小舌头隐身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敢照镜子，我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从那以后确实也没有再张开口将我的小舌头示人。弟弟出生的喜悦使所有人都忘了那个从前总会被提起的小舌头，日子平静得如同门前静静流淌的河。我安然无恙地活下来，善良的人们当然不会再追问我为什么没有真的死去。只有我自己知道，被遗忘的小舌头，剥夺了我多少快乐：母亲过年做甜酒煮糯米饭，一家人争着吃，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我只要吃一口糯米饭就会很久吞不下去。所有跟糯米有关的东西我都没法吃，因为我会哽住；红薯、南瓜、芋头、土豆、淮山……所有会成团的东西我都无法吃，因为我会哽住；鸡肉、虾子、猪蹄……不能吃，不能吃……我成了一个对食物提不起兴趣的人，我成了所有认识我的人眼里跟我一桌吃饭会影响食欲的人。
在我这里，食物成了累赘，而非生活里恰到好处的修辞。
然而，当我的弟弟慢慢长大，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所有我不能吃的食物他都表现出惊人的喜爱，并且，直到六岁他都讷于言，无法清楚吐词，仿佛我那隐身的舌头化为了他舌底的一根筋，赐予他对食物的敏锐，却剥夺了他语言的灵动。
随着时间推移，弟弟在语言上的匮乏日渐明显，我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他语言老师的责任。在许多个清晨与黄昏，上学前和放学后，弟弟总会搬一条小板凳，昂着头，用很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尚未成年的姐姐——电视里“咚”的一声，《红楼梦》的开头音乐响起，嘹亮尖利的语声唱道“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他的姐姐就教他噘着嘴念“红”，舌尖抵着上颚念“楼”，双唇相合再打开念“梦”。他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念，可是努力得满脸通红，依旧无法发准音，而我则可以一千遍一万遍，不厌其烦地教他。
我想，后来我之所以能顺利地成为一名教师，一定与当年这样教弟弟说话有脱不开的关系。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密码，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开关在哪一环启动了，又会把我们送到哪里。我和我的弟弟，通过那隐匿起来的舌头缔结的，不仅是从同一个子宫里出来的关系，而是带着共同的证据，遥遥地相望于人间。
五
邻居倪章死后，过了很多年，某一天，我毫无预兆地想起他打我弟弟一巴掌的那个正午。在我遥望生活的那一刻，它体现出本质的荒诞——一个充满恶意的人，却在那个正午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弟弟是我的亲人，是不容他人侵犯的亲人，他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注定交织，他的荣辱即我的荣辱。当我重新想起他，又明白了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那么一定有某些东西把这些孤岛连接起来，然后陆地形成，大地上绿荫成片。
炎夏接近尾声时，太阳依旧暴烈。我家与东邻家中间的橘子园里，橘子长得把路都遮住了。我们从路上经过，头顶是硕大的、一挂挂青中带黄的果实，诱人得很。但这些果实不是我们家的，它们属于倪章。倪章是环子的父亲，环子是一个长相漂亮娇俏的小姑娘，是我的发小。她家家境向来殷实，倪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第一个尝试做饮料厂，做橘子汽水，全村男女老幼都给他洗汽水瓶子挣钱，因此他的脸上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傲慢，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冷漠。
年仅六岁的弟弟从橘子树下经过，一挂特别饱满的橘子就在他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前方。他急急地前倾，要去摘，我吓得一把拉住他的手，说，不行，这是别人家的橘子。弟弟“嗯”了一声，“我……想……吃”，他眼神恳切，吐词十分含糊，除了我，几乎无人可懂。在他的世界里，橘子就是橘子，不分自家与别家。我不能满足他，只能丢下他往前走，将他远远地甩在背后，等他跟上来，心想，如果他自己摘了，一是可能不会被发现，一是可能人家看他这么小，发现了也不会责怪。
他果然摘了。然后，倪章出现了，一个那么大的男人，像铁塔一般站在弟弟面前，一把抢过弟弟手中的橘子，铆足力气，对着我弟弟就是一巴掌，还大声吼了一句：“这么小，就会偷！”
“偷”，多么羞耻的词语！我吓得一激灵，转过身，看到我弟弟站在光影斑驳的橘子树下，青黄色的橘子布满他的头顶，而他的脸上，清晰地印着五个手指印。弟弟吓蒙了，含糊而激动地说着什么。而倪章，这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中年男人，万分鄙视地看着他眼前的孩子，骂道：“哑巴，小偷！”
刹那间，一股“杀机”弥漫我全身，我向他冲过去，用头使劲撞他的胸膛，撞得他打了个趔趄，如果那时我的手里有一把刀，我一定用尽力气刺进去了，他也一定会横尸当下。然后我抱着我的弟弟，声嘶力竭地大声哭喊：他没有偷，他就是想吃个橘子！你会不得好死！
倪章或许见过世面，但他一定想不到这个被判了死刑却一不小心长大了的女孩会诅咒他。他愣了一下，迅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冰冰冷冷、居高临下地说，这是我家的橘子，他就是偷了，小孩子要接受教育，不然小来偷针大来偷金。他的声音即使在他销声匿迹若干年后，我依然能从万千声音里辨认，那是来自地狱的声音。我不相信宽恕，如果记住意味着存在，无论他消失在哪里，他都可以借助我的记忆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这声音便是他活过的证据。
祖父、父亲、母亲，相继来了。村子里的人分为两个阵营，叽叽喳喳，指指点点，最后因为倪章的富有，他拥有了绝对的说话权，而我贫穷的父母只能带着受伤的孩子悻悻离场。在乡村，孩子的喜怒哀乐从来都被忽略，现场变成了一场原因不明的聚会，最后变成了倪章的个人演讲会，他谈起整个村子的未来，有一种指点江山、睥睨众生的倨傲。仿佛只有我在乎不会说话的弟弟脸上鲜明的五道指印。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对没由来的恶意永不宽恕的人。
时间带走很多东西，岁月无痕，直到我们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弟弟八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医院动了一个小手术，割掉了舌头下多出来的一根筋（真的是多了一根筋），捋顺了舌头，自然就能流利地说话。其赫然的证词便是，他突然就能吐词清楚地说“红楼梦”了。那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偷”，我只是想吃个橘子。就这句话，他憋了两年。为此我热泪盈眶，又欢呼雀跃，又有什么东西正在我的体内消隐，我明显感觉到了。
没过多久，倪章突然去世，留下一封遗书，其中写了他对我弟弟的歉意。他是服老鼠药自尽的，谁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许多年来，我都会发问，如果那天的橘子不是那么诱人，如果我的弟弟没有突然想要吃它，如果倪章的心稍微柔软善良，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一巴掌？是不是从我喉咙里冲出的那句话就永远不会夹带我的怨念融入空气？是不是我隐身的小舌头就不会显出它神奇的力量？
时隔多年，我愿意选择宽恕，并且为自己年幼时随口说出的诅咒深深后悔，但时光已无法倒流。
六
如果当时我就选择宽恕，会怎样呢？我的母亲还会离开我们吗？我那个隐身了的小舌头会因为并不甘心的宽恕而再次显形以堵死我下咽的路吗？成年后某个农历六月初六，我们按惯例搬东西到禾场里翻晒，我翻找母亲那件左胸上绣了一朵大花的墨绿色呢子大衣，却不见了它的踪影，就像母亲的身份证（那上面有一张母亲的相片）、几个珍藏在木箱子底的银罗汉，以及那把生了绿锈的铜锁一般，它无缘无故消失了。
所有消失的事物都有令人恍惚的本事，它们只存在于记忆里，一旦失去行踪，便会在话语体系中变成可疑之物，比梦境更不可确认和捉摸，因为消失，我们可以随意添加想添加的内容以确保记忆的真实可靠，也可以模糊甚至避开那些刺痛我们的瞬间，或者美化原本稀松平常的事物。只要没有旁观者，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记忆里挑选、决策。比如，每当想起阳光刺眼的夏天，母亲搬出黑漆早已剥落、散发着清香的大木箱，在太阳底下掀开暴晒，我便会觉得母亲一定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流落民间，苦难相随，只是为了增添她生活的戏剧效果。箱子平时总是锁着，两块半圆形锁搭发出黄铜敦实厚重、比金子稍微暗沉的光泽，它们完全可以成为曾经富有的证据。箱子里无非是些换季的衣服或者账本之类，但我们睁大眼睛想看的，就是那十八只纯银铸的憨态可掬的罗汉，每一个都拇指大小，母亲深情地抚摸它们，说着外公得来它们的惊险，别有一种过往岁月的神秘。接着她一定会又掏出一把十多厘米长的铜锁抚摸一番，锁的表面光滑，锁芯与花纹凹陷处长满了铜绿，特别沉。母亲叹息，可惜这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不然倒是一个极好的古物。
母亲这么说着时，我总是浮想联翩。大概，我会是那个突然被发现的流落民间的公主？童年时，谁没有借助这样那样的事物期待过自己令人艳羡的身世？因此每年六月六，成了比新年更令人期待的日子，罗汉与铜锁都不是梦，母亲的神秘也不是梦。
母亲走得突然，她走时，连一双没有破洞的袜子也找不到，还是邻居雪奶奶拿了自己的一双新袜子给她穿上，她才能穿戴整齐入殓。我们烧掉了她所有的衣物，我不敢问父亲那些银罗汉与那把铜锁是否要陪葬，但它们从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起再也没有出现，就像它们从未存在。
当那件仅被母亲穿过一次的崭新呢子大衣被要求烧掉时，我拼命护住了它。一九九四的春天，雨也是这样铺天盖地，初春天气，寒意料峭，生活极为节俭的母亲在卖掉一担蒜苗后，头一次给自己买了一件新衣服，这是一件中长的墨绿色中式毛呢大衣，左胸用同色丝线绣了一朵花瓣张扬如同凤爪的花。平时因为劳动和忙碌总是蓬头垢面的母亲，穿着这件衣服在镜子前站了许久，并多次问我好不好看。
对于我而言，母亲永远是好看的，她的眼睛很大很黑，似乎能照亮黑暗，只这一点就足够，新衣上那朵张扬的花升出长长的瓣，有些说不清的妖娆，衬得她有点幽深。这是平日辛苦劳碌的母亲从未有过的气质，但与她很贴合。在三个儿女面前，母亲隐藏着现实与心灵之间盘根错节的苦难，但我在她保胎结扎回来后黯淡的眼神里，在她怀抱我刚出生的弟弟低眉垂目的表情里，在她轻轻哼唱的忧伤歌谣里，窥得天机——生育与爱并非同时进行，但她无可奈何。如果她可以选择，她宁愿要我平安长大，而不需要一个未知的生命取而代之。
生完第三个孩子的母亲，依旧要在田地里像男人一样挥洒汗水。回家后，父亲躺着休息，母亲做饭洗衣。很多次，她突然晕倒在田地里，被父亲扛回家，我看到脸色苍白双眼紧闭的母亲，预演失去她的绝望。等她真正离开，悲伤完全不是排山倒海，而是在绵长的时间里一小股流水一样汇聚成深潭。
在我的第二个小舌头确定不知去向后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在我诅咒倪章的第二年，母亲突然抽身离开。若干年后，她到人间来过仅剩的证物（除了我们三个孩子），那件墨绿色呢子大衣遍寻不着，只有那朵张牙舞爪的花，还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第一眼看到曼珠沙华，便确认与它谋面已久，这种花不见叶，叶不见花，专门开在坟头的花，就是绣在我母亲已经消失的呢子大衣上的那朵，只有我的记忆有权拥有这个证据。
七
祭奠母亲时我跪在老家堂屋正中高悬的神龛下，神龛上竖写着“太原堂列代宗亲位”，墨迹黑亮，笔画敦实，自带威严，左右两边分列“故祖考王公玉轩大人之灵位”与“故显妣王母彭氏之灵位”。
房子装修后，堂屋做成了客厅，神龛下面是沙发的贵妃位，灰白的布面沙发，柔和温润，冲淡了神龛的肃穆气息。也许是过于现代化的装修风格与这种古老的仪式相冲突，在后代眼里，祭奠成了一种哄骗祖宗的把戏，少了一分庄重，多了几分过场感。但父亲仍旧是一丝不苟的，他每月朔望日必定点香与蜡烛，烧几片纸钱，以保证他还记得死去的人。
一日，没有燃尽的纸被一股风吹到了布沙发的贵妃位上，一下子就点着了布面，火苗渐渐壮大，等父亲发现，整个沙发都燃起来了，神龛也烧着了，父亲情急之下只能先浇灭沙发，再扑神龛，但无济于事，一切都要重建。父亲说，一定是沙发上坐留的秽气冲撞了神灵，重建后他坚决要空出这一块地方来，并且他也开始使用电子蜡烛。黑漆漆的乡村之夜，堂屋那一盏红彤彤的烛光通宵不灭，多少安抚了父亲在失去最重要的两位亲人后凄惶的内心。
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物类，神龛只是寄托哀思的载体。用父亲的话说，只要心诚恳，即使神龛只是一张纸，也一样有它不可替代的威严。我知道，父亲仍在怀念从前堂前那一纸铁画银钩——那张写着宗亲位的红纸，是一个书法家跪在堂屋地上，一笔一画写成的。父亲不知道那个书法家的出现对我意味着什么，也不懂得那个人的离去带走了我多少感情。父亲只是单纯喜欢那个人写的字，喜欢他写字时的虔诚，喜欢他如同宗亲一样稳定的性子，喜欢他温暖的笑。
他的字是那样好，这为他赢得了俗世纷沓的赞誉，也赢得了父亲的尊重。过年之前，父亲买好红纸，满含敬意地请他为我们的祖宗写一个牌位，并撰写对联。当时已经名声大噪、地位显赫的他，依言在写字前沐浴更衣，焚香敬拜，再匍匐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笔画流动间，徘徊俯仰，风流韵致，刚劲如铁，柔媚如银，墨迹干后贴在堂屋正中，整个黯淡的房子都被这字照亮了。写完他微笑着，目光如炬地直视父亲，承诺以后每年他都给他写，保证墨迹新鲜，红纸干净。
但我不是这样的，为了我的弟弟能够顺利读完高中，在遇到那个人时，我拼力迷惑他也迷惑自己，我以为一场樱花般绚丽粉红、漫山遍野张扬的情意是发自我的本心。而事隔多年回望，缘起于需要他帮助的感情里，隐藏了太多其他因素。我将自己献祭给了一场势力悬殊的追逐，成了才貌出众的他的俘虏，当然，他也名正言顺地为我解决了当务之急——我的弟弟，在他的帮助下一帆风顺地完成了学业。那时，我已毫无风险地迈过二十岁的门槛，没有如世人所料提前死去。我的父亲承诺，只要那人愿意，他同意我嫁给那人。
然而承诺从来是不可靠的，终究，我小小的喉咙吞咽不下如此盛大的情意，他那有质地的生命于我而言无异于水煮蛋的蛋黄，无论怎样诱人，都是我消化不了的东西。在我将所有他赠送给我的书法、国画作品付之一炬之后，我还把日记、礼物全部毁灭，我试图以此证明我的世界里他从未来过，直到我抬头看到他写下的牌位。我要撕掉牌位。父亲焚香敬拜，坚决不肯。父亲说，牌位有什么罪过？等它自行褪色、变脆，直到不能用的一天吧。就这样，他曾来过的唯一证据，被父亲保管了好几年，直到房子装修，破旧的纸张终不与新房子洁白的墙面相配。
电脑书写的牌位客观多了，所有的证据最终都销匿于岁月。
在换上新牌位的那一刻，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八
舌头被割了一刀的弟弟最终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尽管他思维敏捷，早已经能够口齿清楚，然而从童年出发时带着的讷于言的习惯，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在职场除了埋头苦干别无他途。他不甘于碌碌一生，经过多番辗转，最终选择在上海，这座谜一样的巨型城市落脚。他要把自己投到海里去，哪怕只是一滴水，也强过在陆地被蒸发于无形，他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既定的命运，也反抗着过早隐匿的未来。
炎夏的一天，我带着刚满十岁的儿子，去往弟弟所待的传说中的大都市，看他，看众生。那天正午，我们路过著名的外滩，我停住了脚步。我要看看白天的外滩。于是给儿子买了一个乐高，徒步走到江边，此时滩边行人稀少，放目望去，黄浦江雄浑辽阔，滚滚东去，江面游轮缓缓驶过，汽笛声响彻云霄。对面的陆家嘴高楼林立，静默深沉，遮天蔽日。我们静静地坐在外滩边半人高的围墙下，借着一点点阴，儿子开始忘乎所以地拼他的乐高，而我，听着外滩的钟声每半小时敲一次，恍惚间似乎置身于无垠的宇宙，水流静止，人声静止，车马静止，时间一分一秒流淌的声音击打得耳朵生疼，大都市的繁华全都成了这悠远钟声色彩斑斓的背景。直到对岸的第一盏灯亮起，陆陆续续所有的灯璀璨成片，直到第一个游人出现，外滩观景的人似乎一瞬间全拥过来，人与灯，形成了上海外滩令人惊叹的夜色。
灯火人间，有多少故事在灯的背景里上演，就有多少生命的密码在被不断设定和开启。而这一切最终都将隐匿在岁月深处，无所作为，这是可以预知的宿命。那一刻，在嘈杂的人声里，我看着辉煌灯火掩映下的黄浦江如同薄薄轻绡，我听见藏到生活深处的欢喜与悲伤，如同奔雷亦如同萧萧车马滚滚而至，我前所未有地感知到了对这虚妄生命的热爱。
多年以后的这个春雨澎湃的早晨，被一个水煮蛋哽住的早晨，那些被庸碌的生活替换掉的一切，使我骨子里深感“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之悲凉的一切，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一切，借助我的隐匿了的第二个小舌头，借助打开的生命之门，一一重现，并继承、流转、壮大，变成沉默里最具宏大意义的证据。
原载《青年文学》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