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四大周期律，直面严峻现实[1]
田涛
华为公司顾问
衰退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2]：关于经济技术周期律
预测未来是危险的，经常会被证谬。但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其宏观规律，有一种宏观层面的周期律。从周期律的视角看经济社会演进趋势，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人类的历史隐匿于周期律的背后，大多数组织（包括国家组织、企业组织）都无法跳出周期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人类历史中某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具有逆周期生长的能力。比如，在一场持久而巨大的经济衰退过程中，有些企业却能够对抗衰退周期，在衰退中赢得发展先机，从而迎来经济复苏之后的快速崛起。
四大周期律支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康波周期律，二是熊彼特周期律，三是不平等周期律，四是组织兴衰律”。
1926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对18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大量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发达经济体中存在一个“衰退—复苏—繁荣—衰退”的循环周期，每个周期持续48~60年。这就是康波周期律。
1936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给康波周期嵌入了一个至为关关键的要素，即技术创新——主导经济兴衰律的是技术创新。每个周期是45~60年。这就是熊彼特周期律。
这种能够左右经济周期走向的技术创新具备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商业革命、消费革命。其次，新的技术带来的消费浪潮又会波及各个行业，推动整个经济体进入风起云涌的“增量时代”，企业和企业家大量涌现，资本高度活跃，新产品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充满着冒险氛围和创造活力。这个阶段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消费的“黄金年代”，大约持续30年。此后，就进入了30年左右的技术的广泛和饱和应用阶段以及创新停滞期，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市场竞争的烈度不断加深，到下半段末期进入极限竞争状态，整个社会消费活跃度下降，企业扩张性和盈利能力普遍衰退，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对外投资的理性与保守，对内研发投入的谨慎与递减，进而导致新产品创新不足。这种供给侧与消费侧同时疲软的现象，标志着一个经济体或者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存量时代”。
所谓“存量”，是指经济的低增长、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推荐企业家们读一本书——《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日本经济在1950—197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2%，在1974—199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仍然为4.1%，而从1992年至今，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在1%以下[3]，在“停滞的20年”之后，日本经济也许会长期停滞下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反周期律的现象，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工业时代以来，我们大约经历了以下4轮经济周期，或者叫产业周期。
（1）蒸汽机技术带动的纺织产业时代。
（2）内燃机技术带来的铁路时代。
（3）电气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步入汽车时代。
（4）石化能源技术的创新带来飞机产业的形成。
以上4轮经济周期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每轮的新技术创新都与能源相关。另外，除了纺织产业时代外，铁路时代、汽车时代和飞机产业形成的时代还有一个共同特征：交通革命带来时空革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随着每一轮技术创新带来产业创新，人类的商业半径、消费半径、交往半径、思想半径、行为半径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大幅度地延展。但总而言之，能源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是过去200年人类经济社会周期律的决定性因素。
而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产业革命是唯一一轮表面上与能源技术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周期（事实上，支撑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背后仍然与能源相关，比如各类电子产品的电池在过往30多年的革命性技术演进）。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处于衰退期，但正是在衰退的10年里，通信与信息技术迅猛孵化，1971年，第一台微型计算机诞生；1973年，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诞生；1976年，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诞生。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美元大幅贬值，美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投资高度活跃，为信息技术产业的爆发性成长创设了太平洋一般的资本巨流，而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大规模创新、大规模商业化，也大规模地进入各行各业，得到普遍应用，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认知方式、交往方式等方方面面，人类社会出现了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长达30年左右的一轮经济复苏-繁荣周期。从1985年至今，满打满算已经过去37年了，依据熊彼特周期律，这一轮繁荣周期已经过了高峰阶段，事实上，过去10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处于低增长态势。
中国是这一轮繁荣周期的最大受益者，得益于天时，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最佳的历史时点融入了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潮流；得益于地利，十几亿人的劳动力资源、消费市场与亚太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高度契合；得益于人和，十几亿人同心同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
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皆备，使得中国从一个极低的经济起点，以40年左右的时间，奇迹般地跻身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GDP跃居全球第二位。这样多重叠加的发展机遇在全球国家经济史上并不多见，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难以再现。
文明进程从来都是非线性的：关于不平等周期律与组织兴衰律
前面讲的是经济技术周期，但很显然，无论是康波周期还是熊彼特周期，都是纯经济视角的或者纯技术与经济视角的研究，而事实上，经济技术发展永远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互为因果，相互纠缠、相互促进或相互对立，才真正构成了经济社会的兴衰周期律。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写的《不平等社会》一书，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商业领袖推荐图书”，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读读这本巨著。沙伊德尔通过对石器时代到21世纪跨越数千年的史实和扎实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和平时期，尤其是繁荣时期，不平等是一个无解的话题，而消除不平等的唯一出路是所谓的“天启四骑士”，即瘟疫、战争、饥荒、国家崩溃。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再重复这样的崩溃性怪圈和破坏性周期。我们（不同制度结构、民族结构、文化历史结构的国家）是否还有更多、更有效的应对不平等持续加剧的创新性、建设性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模式？这关系到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角色和每一个人，尤其是企业家群体的当下和未来。
沙伊德尔的“不平等周期”在时间维度上有着什么样的规律？这种规律与康波周期律、熊彼特周期律有无时间节点上的耦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四个周期律是组织（国家、企业等）兴衰律。人类的文明进程永远是非线性的，从来都是起起伏伏、盛衰相依的。
我总是倡导企业家们读史，读中外国家史、企业史，读东西方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传记。那些一流的史著无论描述的时代、民族与国家、宗教与文化、人物、事件与故事有多么不同，但揭示的逻辑几乎是共通的：饥饿感带来奋斗，奋斗带来繁荣，繁荣又带来腐化与懈怠。读高阳先生的《胡雪岩全传》[4]，读克里斯托弗·赫伯特的《美第奇家族兴亡史》，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你会不由得感叹唏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性演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东方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西方的金融巨头美第奇家族，前者仅仅兴盛了20年左右，便急剧衰败，后者繁盛时富盖王室，历经300年6代的兴衰之后，最终以最惨绝的方式终场。20年与300年，崛起的因素是一致的，即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洞察力、勤勉、长袖善舞与时运相济；衰败的因素同样是一致的，即纸醉金迷、奢靡腐化、懈怠、雄心过度膨胀且野心跨界、势衰而运窄[5]。
我曾经对浙江的企业家朋友们说，你们有一笔宝贵的遗产，就是胡雪岩故居。当你的企业发展得风生水起时，每半年去胡雪岩故居待半天，喝杯龙井清茶，读几遍朱镕基的题词[6]，也许会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谨慎和更警觉。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个人：盛恩颐，胡雪岩之后的晚清首富盛宣怀唯一的嫡子。他在“金银窝”中长大，接受过良好教育，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他继承父业，后来的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做过他的英文秘书。盛宣怀过世后，他继承了最丰厚的一笔遗产：汉冶萍钢铁厂，该厂年钢产量占当时整个国家钢产量的90%。但从来不知饥饿为何物、奋斗为何物、经营管理为何事的浮华公子，夜夜沉迷于豪赌盛宴、酒池肉林，拥有12房妻妾，坐着上海第一辆进口奔驰轿车，每天正午才开始工作，躺在大烟榻上批文件，一次赌博便输掉上海一条街巷的房产……仅仅10年，就让一个财富王朝彻底败落了。败落到什么程度？抗战结束之后，他跟李鸿章的孙子两个人在大街上转，看到一个公园，想到公园里去转一转，但是两个人都拿不出买门票的钱。大潮流作弄一代风流人物，是外因；自我作弄是内因。外因内因，孰轻孰重？只能追叹历史了。而历史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常常是“一团糨糊”。[7]
我经常穿插阅读几本不同的书，有时会有些跳跃性的思考，比如过去两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是，“康熊”周期律的60年与我们老祖宗总结的“60年一甲子”是一回事吗？为什么都是60年？这个“60年魔咒”和老祖宗讲的“富不过三代”又有什么关系，或者毫无关系？我朦胧间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有一定关系。第一代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否具备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但奋斗与冒险大约是他们共同的特质，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在商场摸爬滚打了30年左右，兴衰皆在一代之间，少数交班于二代。幸运的话，二代依然葆有奋斗和冒险基因，在相对厚实的财脉、人脉、文脉（良好教育）之上二度创业，也许20年、30年开辟了更大的基业与事业，但也有如盛公子流，将家业尽付于腐化懈怠中。这两代人的奋斗生涯，加起来大约也是“60年一甲子”……而第三代，则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跨越周期律——大约60年之后的组织疲劳（活力衰减）与文化疲劳（价值观倦怠与扭曲）？而对企业的基业传承者而言，饥饿感、商业激情[8]、好奇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不奋斗毋宁死的信念）缺一不可。
世界从来不是平的，全球化充满了倒退；历史从未终结，哪有什么终极胜利？书斋学者阔论“基业长青之法则”，那是因为他们不在危机四伏的棋局中，不懂组织兴衰律，企业家们则需自警和自醒。君不见，《基业长青》那本轰动一时的商业畅销书中列举的若干个“基业长青”的企业，几乎1/3不到10年就普遍陷于困境，或接近消亡。
历史总是在押韵前行：我们正处于各个周期律的下半段末期
前面我们讲了4大周期律，包括康德拉季耶夫的康波周期律、熊彼特周期律。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兴衰律的核心因素。熊彼特周期律是一个三嵌套的周期律，长周期是45~60年，长周期中嵌套着若干中周期，每个中周期为8~10年，中周期中嵌套着若干小周期，每个小周期大约为40个月。
在康波周期律和熊彼特周期律之外，我们又讨论了另两个周期律：不平等周期律和组织兴衰律。我这几年一直试图把这4个周期律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出很清晰和系统的结论，尤其是后两者，它们是否也是以6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它们二者具有怎样的时空层面的相关性？它们与“康熊”周期律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同步关系还是异步关系？或者完全无关（完全无关似乎不可能）？
我们经常说：“历史不会重演。”的确是，但历史又总是在“押韵前进”，这个“韵”就是周期性的韵律。
当今人类社会发生的很多现象都似曾相识，而以上4个周期律在今天这个历史节点似乎又有一点同步或重合之处。世界各大经济体也许正处于四大周期律的下半段末期，这也意味着我们正从本轮经济繁荣、技术创新的高峰期缓慢或急剧，甚至断崖式地向衰退的方向演进。当下，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场巨变的早期阵痛之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称，2022年前三季度是2001年以来最为疲弱的增长表现，其反映了几大经济体的大幅下滑：2022年上半年，美国GDP收缩；2022年上半年，欧元区出现收缩；中国经历了持续的疫情反复，同时其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在加剧。约1/3的世界经济体面临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本轮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周期，兴于美国硅谷的技术创新浪潮，并广泛波及全球各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到2012年，再到今天，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信息技术产业，都出现了普遍的创新乏力，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在过去10年呈现出逐年衰疲不振的递减趋势。硅谷已不再惊艳和活力四射，而是正在“平庸化”，世界多国的“硅谷”亦充满暮气和迷茫。那些巨无霸互联网企业也都步入“增长的极限”，进入了饱和竞争的阶段。全球各个经济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期待一种类似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电气、石化能源、计算机和光纤通信那样的更具创新性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到来。
一般来说，推动每一轮经济复苏的新技术，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1）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市场潜力和想象空间足够大。
（2）能够掀起更大规模的消费革命。
（3）新技术牵引的商业化、产业化浪潮必须直击人们普遍的、必需的、成瘾的潜在消费欲望。
衰退期常常是新技术孕育和诞生的产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衰退期，全球经济也不景气，但这衰退的10年孕育了计算机技术的商业化，孕育了无线终端的商业化，以及光纤通信技术的成熟。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斯坦福+企业家/创业家+资本”，即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与互相促进，而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则是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基础性要素[9]。
衰退期带给真正的企业家的不是绝望和恐慌，而是警示和考验，更可能是机遇。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在危机时刻，更应该最大程度地释放企业家精神。比如俄乌冲突和全球气候变暖，也许会大大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步伐和商业化步伐，很有可能的是，下一轮的经济复苏依然会来自能源技术的突破。当然，有一种观点是，下一轮的经济复苏是多种技术创新所共同推动的，比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太空探索等。
今天这个时代和过去有很大不同。虽然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甚至深度衰退，但今天技术创新的全球自觉、资本的全球自觉、企业家对技术创新与资本的自觉拥抱，都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多数阶段有了很大不同。全球精英群体对经济规律、技术规律和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比以往更清晰、更自觉，同时也更有共识，这也许有助于抑制衰退，引导经济尽早走出衰退，步入新一轮复苏周期。
但令人忧虑的是，当下由美国发动的技术保护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潮流，以及俄乌冲突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等非市场因素，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加剧，阻碍经济复苏周期的到来。
关于不平等周期。在本轮经济周期的孕育阶段，1976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9%，30年后的2006年，这一指标增长了3倍，他们拥有美国一半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而底层50%的人群仅持有0.5%的财富，中产阶级在30年间快速贫困化。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本轮经济走上复苏和繁荣快车道前夕的1982年高20倍。同样是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与较为贫穷的3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这还不包括他们隐匿在海外的一些资产[10]。
与此对应的是，30年前约有3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30年之后，这个比例已不足9%。财富的累积效应非常惊人，在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但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的大幅下降同样惊人，这和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发展红利有很大关系，也和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所推动的大规模扶贫工程所创造的减贫奇迹有绝大关系。
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不仅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社会问题，仅从消费的角度讲，财富过度集中化、高度聚敛于极少数人手中，毫无疑问会带来消费动力的普遍减退。消费严重不足，经济何谈持续繁荣？
从组织兴衰律的角度审视，我们似乎也进入了组织兴衰周期的末期，其外在特征主要是国家疲劳症与国民疲劳症。在经济繁荣期，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从个体到家庭，从企业到国家，充满了进取性，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并且人们普遍对未来充满渴望。全球尤其是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大约皆如此。
但在当下，甚至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似乎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在步入个体与群体活力的衰减期，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都在滋长一种普遍的“躺平主义”，社会活力减退，到处都弥漫着对不确定性的观望与迷茫，甚至悲观与沮丧[11]。读中外历史，这样的“文明迷失”现象在任何国家的文明演化史上都频繁出现过，今天的人类面临着又一轮相同但又不同的挑战。而今天与过去的最大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躺平”呈现出全球化现象；其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信息载体，互联网对文明进程的深度扰动。
向管理要“基业长青”：用爆发性增长掩盖粗放型管理的时代已不可持续
前面讲了四大周期律，而当今，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处于本轮周期的下半段末期。如果此论成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全球经济大概率将进入衰退期，进入所谓“存量时代”甚至“缩量增长时代”。大势所趋，企业和企业家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及选择之道与术？我在《理念：卓越组织的原动力》一书中，借鉴华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战略和做法，参考任正非面对危机时的一些观点和思路，提出了“20字生存法则”，即“稳住阵脚，收缩战线，夯实基础，等待时机，提速前进”；同时又从“术”的层面提出了“12字生存方略”，即“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20字生存法则”与“12字生存方略”仅是我对华为几十年来如何应对多轮和多重危机的形而上的提炼，并不一定准确和恰当，只是希望能给企业家们带来一点启示。
在经济衰退期，企业要有逆周期生存能力，要建立一种底线（也是最高）思维：活下来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哲学。
统计数据显示，一般中小企业的寿命为7年，全球1000强企业的寿命大约为30年，500强企业的寿命大约为40年，只有2%的企业寿命为50年。亚马逊CEO贝索斯说“大企业的生命周期只有30多年，而不是100多年”“亚马逊终有一天会倒下，亚马逊将会破产”“我们必须尽可能让这一天晚点到来”。这些话听着是不是很熟悉？是的，任正非也是这样的腔调。像亚马逊和华为这样的大企业，它们的创始人都在“危言耸听”，都在忧患大象倒下、恐龙倒下，为什么？真正做过企业的人，相信都有彻骨的感同身受。
中国今天存活了2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的民营企业，无不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无不是在本轮经济周期的复苏与繁荣阶段快速崛起的，无不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苦难与成长，也无不是在所在行业无数企业“兴也速，亡也疾”的大败落的层叠堆积中熬出来、挺过来、活下来的。在经济的盛景期，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活下来、活得好。在机会遍地和环境宽松的时代，企业不能错过机会，也不能滥用机会。对于许多“死”于烟花灿烂岁月的企业，最致命的因素之一就是总在“滥用机会”，被机会主义推向浪巅，又掀进浪底[12]。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严格地讲，仅仅经历过“康熊”周期律的前30年左右的经济复苏-繁荣周期的上半段和下半段的下行期，尚未完整经历整个经济周期，尤其是尚未经历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衰退，也就是经历过春、夏、秋和暖冬小寒，还未经历真正的漫长寒冬。
同时，活了20年或30年以上的企业，今天也大多面临着一个巨坎：在湍急的河流中换马，即交接班。貌似一些企业已实现了代际传承，但第一代打天下的英雄交给新掌门人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商业帝国”，还是一个资产负债表优良、管理优良、人才相对丰裕且稳定、组织文化充满活力、产业具有良好增长潜力的基业？经济盛景期，即所谓的“增量时代”，似乎漫天都是“财富雨”，爆发性增长使得许多企业家疏于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疏于在企业中进行精细的系统性管理，包括客户管理、市场管理、研发管理、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人才管理，以及领导力建设和文化建设。当经济大环境进入衰退期时，又恰恰是二代接班期，很显然，这个时期和未来任何阶段，用爆发性增长掩盖粗放型管理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对仍然执掌帅印的第一代和已经或即将掌舵的二代、三代企业家来说，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发展，向管理要“基业长青”，既是当下应对衰退的被动之举和应然之举，也应该成为企业家们长期不懈的使命和追求。
管理是与低效经营和无效经营斗争的伟大工具，这是企业家之所以为企业家的鲜明“文身”，是卓越企业和普通企业的重要区分标志。人们都在朝前走，朝四面八方走。企业家的职能、管理的职能就是让几十人、几百上千或上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激发人、约束人、组织人，让他们围绕着同一个目标释放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为企业持续带来价值的同时，也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绝非对立或分割的关系，企业面向客户、市场的一切经营活动，在本质上始终是基于资源要素和激励要素的关于人、财、物的一种管理行为。
管理绝不等于管控，管理是激励与管控的双面体，而且激励始终是优质管理的主导内涵。管理也不等于烦琐哲学和叠床架屋的“鸟笼”，那只是管理的扭曲变形而已，虽然这也是每家有历史和有规模的企业所不可避免的“组织病”。所以，管理必须始终拥有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管理变革。管理变革和自我批判是优良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经济景气低迷，导致未来发展战略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时，企业家尤其要警惕“企业家病”：企图以一人之力预料一切、掌控一切、操纵一切，却经常不去承担绝对责任；一马平川时，抱持一种持续盲目的自我优越感；危机扑面时，陷入持续且盲目的悲观情绪之中；秉持“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市场竞争观，不懂或漠视对内、对外的进攻与妥协的辩证法——而只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领导力哲学，才是企业领导力建设的根本之道。管理之要义，首在企业家的自我管理。所谓自我管理，无外乎企业家要有一种强大的理性精神，要懂得自我觉察、自我克制、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要建立一种开放的思维力，形成一种成熟的悖论领导力；尤其是，要永远被健全的常识所牵引——关于人性的常识、关于管理的常识。
中国企业与欧美优秀企业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能力、产品质量、规模与利润等可量化指标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管理上的巨大差距。欧美优秀企业也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积累时期的无序管理、野蛮生长、粗放式经营阶段，它们以100年左右的时间，以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和数千数万家企业被市场和法律惩罚为代价，交了大量的学费，才走上了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之道。而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欧洲企业，它们每一次的普遍的管理进步和提升，都是在每轮经济走出衰退低谷之后出现的。但愿中国企业在经历了40年左右的高速成长之后，能够抓住本轮经济衰退的“机遇”，建立对科学管理的信仰，建立对管理科学的敬畏之心，使自身能在管理观念、管理实践、管理创新、管理变革等方面跨上一个新台阶。
伟大的企业大多跨越产业周期，中小企业需要跨过产品周期
工业革命以来的标杆企业，以及那些堪称伟大的企业大多活过了100年甚至200年，它们无不跨越了产业周期，无不经历了一个甚至几个以60年为期的经济的“春夏秋冬”。读企业史和企业家史，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在增量时代储存“过冬的棉袄”（技术创新与现金流），在存量时代既收缩战线，稳住阵脚，又随时寻找机会，以实现局部扩张和突围，为五年十年之后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始终拥抱变化、强化核心能力、发展多核业务。所谓拥抱变化，就是要应对技术和产业的变化，而不是抗拒变化。以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例，它在130年的发展过程中，跨越了3轮经济周期，在每一轮经济周期从衰退向复苏的转型期或者说产业转型的早期阶段，大都踩准了新一轮的新技术产业化的鼓点。但客观地讲，类似GE这样的伟大企业，它们不仅在拥抱变化，也在创造变化——即德鲁克所说的“创造顾客”。在更多情形下，它们不是在为一种或几种新技术的产业化未来下创新之赌注，而是站在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制高点，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和产业化潮流。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征是，不断强化核心能力，基于核心能力进行产业选择，形成多核业务。德国西门子有17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4轮经济周期和产业周期，比GE活得更久，而且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规模竞争力，比GE活得更健康。这两家大象级、恐龙级企业在各自存在的100多年间，都曾涉足20多个行业。但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基于自身的核心能力去进行多角扩张和创新发展的，而不是摊大饼式的、涉足多个不同产业领域的多元化发展。GE主要围绕材料工艺、电气和机械、数字化（3种梯次演进中形成的核心能力）进行技术和产品的迭代、跨代创新，西门子主要围绕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3种梯次演进中形成的核心能力）进行多门类的技术和产品创新。
相反的案例也发生在GE身上。技术背景出身的GE第八任总裁杰克·韦尔奇曾经以其对技术和市场的敏感性，以其大刀阔斧的变革勇气和卓越的领导力及变革能力，使身陷沉疴的GE重新崛起，再创辉煌，在1998年成为“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但韦尔奇在掌舵后期，却将GE带上了横跨多个不同产业领域的多元化之路，尤其是金融化之路。在他卸任后不久，GE重陷危机，甚至在2018年被剔除出道琼斯指数（GE于1907—2018年被纳入该指数长达110年）。盛也韦尔奇，衰也韦尔奇。在韦尔奇离任之后，GE的新掌舵者在董事会的支持下，所进行的第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去金融化，并收缩战线，去偏离GE核心能力和核心优势的产业。
伟大的企业也并非都跨越过60年一轮的产业周期、经济周期。谷歌、亚马逊只有20多年的历史，只经历过本轮经济周期的增量时代、繁荣时代，它们难道不伟大？某种意义上，正是谷歌、亚马逊、Facebook、华为、思科、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一大批“少年新贵”（与百年巨头企业相比）推动了这一轮经济周期的复苏和繁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技术创新浪潮和商业繁荣景象的出现，推动了空前规模的信息化与全球化，并推动了各行各业竞争的高度透明化，导致了竞争的空前残酷。今天一家30岁左右的企业，完全抵得上本轮经济周期之前的“百年老店”的寿命，而事实上，大多数跨越过一轮、二轮、三轮以上周期的传统“百年老店”在过去30年间也纷纷走向败落。
当然，在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期、存量乃至缩量增长时代，“屠龙少年”们同样面临着如何“过冬的大坎”。激情火爆的联接经济的盛宴已成残宴，舞场灯火变得稀落，舞者亦纷纷退场，理性主义的企业和企业家开始全球性回归：向“乌托邦”和“大跃进”告别，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和效率，向技术和产品创新要生存，向产品质量和优质服务要市场。只有遵循了、坚守了这样的管理常识，才能在即将到来的衰退期中存活下来，并迎来下一个周期的复苏与繁荣。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创造了、推动了并享尽了繁荣红利的那些当今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企业，自然也要承受衰退与萧条的冲击。衰退是对繁荣后遗症的一种矫正机制和修复机制，更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力量，也是经济重回复苏和繁荣的唯一力量。
对于中小企业和传统企业来说，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无疑更为深重。但无论是在繁荣期还是在衰退期，中小企业和传统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面临的更直接、更关键和更现实的压力，则是如何跨过产品周期。在一个竞争激烈、饱和的市场环境中，一家企业是几乎没有可能长久地靠“一招鲜吃遍天”来持续“吃下去”、存活下去的。中小企业和传统企业同样必须拥抱创新，拥抱开放，始终坚守“客户就是上帝”、以客户为中心的生存铁律。
西西弗斯与“伟大的挣扎”
这里再推荐一本书：《伟大的挣扎：不确定时代的责任型领导力》[13]。这本书围绕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叫西西弗斯的人，精彩阐述了什么是卓越的领导力，什么是动荡时代的领导力。
西西弗斯被诸神惩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山脚将巨石往山顶推。他面对的挑战是永恒的：四季的变化、每日每时的天气变化、攀登路上的诸多不确定性；重复性劳动带来的厌烦感（厌烦是理想境界的暗疮——叔本华）；推到山腰时巨石一次次掉落带来的一次次挫败感；从灵魂深处时常袭来的巨大而浓重的无意义感；终于战胜千难万阻将巨石推上山顶后的欣悦与空虚交织的复杂情绪；登顶后，是攀登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二次创业、三次创业……），还是卸载使命与理想，归隐于生命和生活中的“无意义之轻”？
事实上，每一位责任型的企业家皆如西西弗斯一般，一生中始终在一种“伟大的挣扎”中来回摆荡——是选择向命运妥协还是自我战胜？
真正的企业家恐怕最不易承受的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
在我和一位创业21年的企业家一起交流《伟大的挣扎：不确定时代的责任型领导力》这本书时，这位早年的大学副教授创办的企业，在经历了一次次“苦难与辉煌”后，刚刚又陷入了创业以来的第N次危机。他从自身的领导力实践中悟出了一段富有哲理的话：你曾经非常理性和谨慎，直到你不再谨慎，然后，你就拥有了企业家精神的第一要素：冒险精神。你绷紧每一块肌肉，一点一点向上挪动巨石，你成功了。但同时，当谨慎和理性被你完全掷诸脑后时，忘乎所以的非理性能量又会将你置于衰败的困境之中，甚至生死的危境之中。
卓越领导力总是呈现出悖论的力量。在经济处于下行状态、衰退期时，尤其需要企业家们拥有一种悖论思维、悖论精神、悖论领导力。
1 人类历史中某些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具有逆周期生长的能力。
2 对企业的基业传承者而言，饥饿感、商业激情、好奇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不奋斗毋宁死的信念）缺一不可。
3 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发展，向管理要“基业长青”。
4 只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领导力哲学，才是企业领导力建设的根本之道。
5 伟大的企业大多跨越产业周期，中小企业需要跨过产品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