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哲学的中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学习苏联模式，高校教育系的课程计划中取消了教育哲学，造成了1949—1977年教育哲学30年的中断，其间，偶有对西方教育哲学的零星介绍。

一、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取消

1919年，随着杜威来华，教育哲学兴起。20世纪20—30年代，迎来了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我国教育学者翻译和编著了大量的教育哲学著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教育哲学课，由此逐渐推及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学教育学科。[8]1935年，许椿生对当时国内29所大学教育学系（国立大学7所、省立大学7所、私立大学15所）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查，其中开设教育哲学课的有9所。1939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必修科目表》，教育哲学为教育学类必修科目，4学分，分布在第四学年两个学期开设。[9]1946年又颁布了《大学科目表》，对教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进行了规定，教育哲学依然是必修科目。可以说，自1919年始到1949年，中国教育哲学从无到有，其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面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前的教育理论课程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这表现为四点。第一，旧课程是从外国搬运来的，尤其是受美国的影响最大。第二，旧的教育内容与中国实际联系不紧密，为教育而教育。第三，理论与实践脱节，许多学科只是为了理论探讨，而不是为了实践运用，造成教育的学与用的分离。第四，旧教育的科目多，内容重复，浪费时间，学生不能深入思考，等等。[10]教育系课程的改造要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教育的要求。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这个规定确定了教育系的任务：“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级教育工作者的知识与技能。”从这个任务出发，对旧中国教育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造，教育系保留了原有的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教学法等，去掉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等旧教育中的主干学科，增加了新民主主义概论、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等学科。[11]

1952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在这个教学计划中，公共必修的教育学科为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学校卫生学。《高等师范教育系学校教育组教学计划（草案）》中专业课程有心理学（包括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政策和制度、教育学教学法、心理学教学法、小学各科教学法等。[12]之后又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1954年4月颁布修订后的《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公共必修的教育学科包括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以及各科教学法，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有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学校卫生学、教育史、小学各科教材及教学法、教育学教学法及专题课堂讨论等。[13]1961年，教育部颁布《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方案）》。这个方案中，教育专业的必修课包括毛泽东文化教育论著选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报告、教育学、生理学、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论著选读、中小学各学科教材教法研究。选修课中有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研究。西方教育思想流派接近西方教育哲学。[14]

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旧教育的改造，把1949年前一些主要的教育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全部削掉，仅剩下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增加了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学科。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与1949年前的社会划清界限。1949年前的教育哲学尤其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哲学。“过去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完全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上，体系混乱，内容荒谬，并不能成为科学。”[15]二是“以苏为师”。1952年，《人民教育》杂志发表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文中指出：“我们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在教育上的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问题、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鉴。”“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苏联的教育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的科学”[16]。教育哲学是1949年以前社会的教育课程，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新中国成立后“以苏为师”，苏联师范院校课程计划，不设教育哲学。在他们看来，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就是教育中的哲学，因此不需要单独设教育哲学，况且教育哲学的部分内容还可以由教育原理来承担。所以，新中国教育系的课程计划中，自然就取消了教育哲学。

二、西方教育哲学的零星介绍

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介绍性文章相对较多，涉及的报刊有《北京大学日刊》《教育杂志》《教育世界》《中华教育界》《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安徽教育月刊》《教育通讯》《新教育》《哲学月刊》等近30种，文章作者有杜威、敬轩、高亚宾、伏庐、井上哲次郎、姜琦、君宇、吴家镇、范寿康、天民、王国维、罗素、陈科美、孟宪承、刘伯明、李石岑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师范院校教育哲学课的取消，教育哲学的研究几乎停滞。1949—1978年，国内对教育哲学的研究只有十几篇文章，主要是介绍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和思想流派的译作。这其中有12篇文章发表在1960—1965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1964年，瞿菊农翻译了1962年出版的美国白恩斯、白劳纳《教育哲学》中的第三章，名为《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张焕庭主编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介绍了19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的重要论著，包括夸美纽斯、洛克、卢梭、爱尔维修、裴斯泰洛齐、欧文、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第斯多惠、别林斯基、斯宾塞、乌申斯基。

新中国成立之前，教育哲学的引进以杜威为主。1960—1965年对西方教育哲学的介绍则超越了对杜威一人的关注，思想介绍更为广泛。吴棠翻译了勃鲁纳（布鲁纳）《杜威以后美国教育哲学前提的新评价》，介绍了对杜威《我的教育信条》中五个信条的发展。[17]这个时期介绍的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有分析教育哲学、价值教育哲学、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等，但对流派的介绍除了翻译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布拉米尔得的《需要一个改造的教育哲学》[18]外，其他介绍都是零散的，夹杂在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综述和评论之中。

在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介绍中，中国教育学者还介绍和提及了西方教育哲学的一些著作，如菲尼克斯的《教育哲学》、尤里契的《教育哲学》、史密斯的《教育哲学》，这三本书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克赖顿的《美国教育哲学近著简况》[19]提及了更多教育哲学著作，如分析教育哲学流派谢弗勒的《哲学与教育》《教育的语言》，欧康诺的《教育哲学导论》，存在主义流派尼勒的《存在主义与教育》，系统教育哲学家贝克森的《理想和社会》等，但此文也只是提及，并没有给予介绍，更没有中文译本。

这些翻译虽然使我们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了解得不系统，也不全面，但却及时介绍了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概况，和西方教育哲学的联系渠道没有彻底封死。如麦克米伦、尼勒发表在美国《教育研究评论》1964年2月号上的《1961—1963年教育哲学的动向》，由姜文彬摘译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上。《哈佛教育评论》1963年第2期发表的《对尤里契：<教育哲学>一书的讨论》，由陈科美翻译并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3期上。这些都是第一时间把西方教育哲学研究成果传播到我国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