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所有三章的早期版本均公开发表过。《革命的理论》刊登在《世界政治》（第八卷，1966年）上；《社会根源》刊印在我所著的《英格兰的社会变迁与革命》（朗曼，1965年）一书中；《英国革命之起因》发表于《近代早期欧洲革命的先决条件》（R.福斯特和J.P.格林主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前面两章更新了参考书目，囊括了近来的出版物，最后一章的篇幅扩充了一倍有余，并依据后续经历、讨论和反思，对其中许多结论进行了大幅度修正。第一章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审视，这些模型中的一些要素被用于组织特定的历史解释；第二章讨论中心问题的历史编纂学，在过去30年中，这个问题曾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第三章试图对英国革命为何爆发进行概要的因果分析。尽管自克拉伦登以来，英国革命成为历史学家反复著述的主题，同时，它还被视为英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英国革命爆发原因的简要解释。历史学家们迥异的观点，必须从他们附带的评论以及构建叙述史时对史实的选择中推断得出。本书偏重于分析，并刻意避免叙事形式，仅在最末部分当事件的次序明确决定了结果时有所例外。有人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尽可能如实且富有艺术性地讲述故事，历史中的因果解释从哲学上讲是错误的。因此，这本书不免会招致这部分人的批评。然而，事实上，叙事史家和分析史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一个充满理论模式和假设的框架内进行著述，但他们并非始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后者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并明确这么说。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试图弥补作者前期著作中被评论家和朋友们经常指出的缺陷。他们认为我只关注历史进程的社会层面，过于忽略宗教、政治、行政和宪政的层面，而且我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认为它们都不重要。我承认，我仍然认为孤立地对待正式的宪政史（在许多英国大学曾经是这样，可能依然如此），这是切入历史变迁错综复杂局面最无效和最无意义的方式之一。卡尔·马克思和沃尔特·白芝霍特（Walter Bagehot）两人从迥然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然而，政治意味着运行于社会中的权力的性质、所有权和等级，它对任何历史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有组织的民族国家如英国来说，更是如此。毫无疑问，行政机构一旦创立，就拥有自己的生命，可能对有关功能或组织变革的呼吁极度无动于衷。因此，忽视中央政府、众多地方政府机构、教会、教育机构或军队的管理角色，也就错失了整体历史经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本书试图论述这些更宽广的视角，只有在这些视角中，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才能够被正确理解。书中专章论述革命的社会根源，之所以如此，并非缘于这是最重要的一组起因，更别说是唯一起因，而是因为它在上一代学者中引发的探究和争论最多。

在过去30年间，英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及其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广泛的研究，相较于英国史其他时期而言，这些研究可能更为细密。因此，现在正是置身事外的恰当时机，试着去只观森林，不见树木。我受惠于该研究领域许多杰出的学者，这一点从脚注中清晰可见，尽管他们对我从其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非全然满意。这是一个曾经激烈争斗过的战场，遍布着地雷、陷阱和埋伏，并有凶猛的学者加入进来，准备继续战斗。鉴于此，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解释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但是，本书的意图并非提出最终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一个学者关于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生的解释，它无可避免地是不完善的。如果这本小书能够抛砖引玉，引来进一步的、方法论上更为复杂的讨论，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