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第一章 革命的理论
在着手研究革命问题时，如同历史上其他绝大多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一样，我们历史学家在摒弃社会科学领域同事提供的帮助之前，需要再三考虑。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同事碰巧在这个特别现象的类型学、动机和演化模式的理论化上特别活跃。本章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任何新假说，而是就正在进行的工作提供一份概览和批判性检查。
任何探究的第一要务是对术语的谨慎界定：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革命？依据一种观点，革命是暴力的使用所引起的政府和/或政权和/或社会的变动。[1]社会意味着共有的团结的意识和结构，它可能是部落、农民、亲属、民族等；政权是宪法架构——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君主政体；政府是特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应该注意的是，暴力并不等同于武力；它是非必要密集地、不可预见地、通常毁灭性地使用的武力。[2]这种革命的定义相当宽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两个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和路易斯·戈特沙尔克，会更喜欢将这个词的使用限定于他们所熟悉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剧变，正如乔治·S.佩蒂称之为“大革命”。[3]
更宽泛的定义允许历史学家在以下两者中进行区分，一个是，攫取权力并导致政府或社会的重大重建，一套新的分配公平价值观的建立和新掌权者取代以前的权贵；另一个是，政变仅涉及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改变统治集团。后者在拉丁美洲是一种常态，在1945—1955年这十年时间里，那里曾发生了31次这样的革命。默尔·克林对拉丁美洲这种现象给出了一个富有启发的解释，该现象指长期政治动荡，有限度却经常使用的暴力，以及几乎完全没有社会或机构的更迭。他认为，主要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包括农业和矿产，集中在一个极小的、非常稳定、极为富有的单一经营地主和矿业资本家精英集团手中。这个精英集团在国内无所不能，反对派团体无法攻击它；然而，在外部，它在市场和资本上依赖于外国利益集团。一个靠外国支持、由封闭的富豪统治的国家，处于殖民地境况中，对非统治集团成员而言，迅速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军队夺取政府机器，这是仅有的获取财富和权力的途径。掌权人物容忍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其条件是自身的利益不受影响。因此，不稳定、有限度的暴力和社会或制度变迁的缺失全都是矛盾的产物，这个矛盾是由富豪统治集团经营的殖民地经济的现实与政治主权国家的表象之间的矛盾——经济精英名副其实的、稳定的权力与政治家和将军们有名无实、不稳定的掌控之间的矛盾。[4]
因此，对革命的这种宽松定义既适合研究重大社会变迁的历史学家，也适合研究宫廷政变的历史学家。然而，它确实带来某些困难。第一，暴力带来大范围的政权变动，这既非仅仅占据权力位置的个人的替换，也非社会重建的前奏；第二，保守的反革命几乎不可能纳入这个模型；最后，在区分殖民地战争、内战和社会革命上仍然存在困难。
为了避免这些困难，主要在普林斯顿从事研究工作的一群社会科学家近来提出一个替代性表述方式。他们完全放弃“革命”这个词，用“国内战争”取而代之。[5]这被定义为通过使用暴力在社会中改变国家政策、统治者或制度的任何尝试，在这些社会中，激烈竞争并非准则，并存在明确的制度模式。[6]这个概念好像是社会学家近年来专心于一个社会模型的逻辑结果，这个社会存在于一个稳定的、自我调整的国家，并保持永久均势。在这个普遍和谐的乌托邦世界，所有形式的暴力冲突都是异常现象，就像对待一个类似物种的病态失调一样。这个模型尽管对分析目的有用，但与历史学家所熟悉的现实联系甚少。它期待一个社会没有变化，在价值观上达成普遍共识，绝对的社会和谐，并与外部威胁相隔离；类似于这样的社会从未见到过。
不成熟的相反模型是基于纯粹利益理论，并假定社会秩序依赖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身体胁迫，以便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物质奖励和权力。国家宣称对暴力的垄断，随之而来的对内乱的镇压是它存在的理由。社会动荡仅仅是因为当局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很显然，这个模型相较于与其相反的模型而言，与现实并无更多联系，因为社会事实上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由共享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给予国家合法性，同时，社会也是一个控制系统，不得已时会运用必要的武力来阻止异常行为和动乱。一个更合理的模型会承认所有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其稳定性经常受到许多政治冲突的威胁，但是，一个社会通常能维持平衡，部分是通过社会规范和思想信仰，部分是通过身体制裁。[7]不稳定性可能缘于有关稀有经济资源或政治权力分配的物质冲突；或缘于价值观的崩溃，这种崩溃起源于年轻人的不充分社会化，互不相容的角色间的冲突加剧，或者对规范的群体不认同。这些冲突通常由适当的调节机制来予以解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社会会极为动荡，并引来重大结构变动。
对内战的包罗万象的公式的第一个异议是，通过囊括各种形式的肢体冲突，从罢工和恐怖主义到内战，它将使用暴力与社会调整的正常过程隔绝开来。尽管这个术语的部分使用者陈述了他们的认识，即为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定义事实上将所有内战很常见的时代和地点摒弃在外。因此，它遮蔽了世界上迄今为人所知的绝大多数社会，包括中世纪的西欧和今天的拉丁美洲。再者，它将一个特别的手段，即身体暴力，与它被设计去服务的政治目的隔离开来。克劳塞维茨对对外战争的著名定义同样适用于国内战争、内战或革命：“战争不仅是政治行为，也是真正的政治工具；它是政治交易的延续，并通过不同方式实现它们。战争所独有的特性仅在于其手段的独特性。”[8]
社会通过任何手段施加压力或控制力，无论这些手段是行政机构、宪法、经济利益还是体力，其本身可以构成一个成果丰富的研究领域，只要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正在考虑的仅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暴力有其特殊之处，正是因为人类对于屠杀同类有着极为矛盾的态度。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认为，作为一种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手段而言，身体力量在性质上不同于经济剥削或心理操纵。但是，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对这种区分并不大感兴趣，在革命中，暴力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存在。国内战争这个概念，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暴力，从内战到罢工，因此过于宽泛；它局限于正常的非暴力社会，因此过于狭隘；它仅关注众多手段中的一种，因此过于局限；它将这种手段与指望中的目标隔绝开来，因此过于武断；同时，它极少关注社会动荡的复杂根源，而这对它有较大的实际价值。
关于革命最富有成效的类型学是查默斯·约翰逊提出的，他在一本小册子中进行了阐明，这本小册子值得被广泛阅读。[9]他将革命划分为六种类型，由所选择用于攻击的目标确定类别，无论政府全体职员、政治体制还是作为社会组成单位的社区；由革命载体的性质确定类别，无论群众或精英；特别是由目标和意识形态来确定类别，无论改良主义的、末世论的、怀旧的、民族建构的、精英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第一种类型，扎克雷起义，这是一种自发的农民起义，通常在传统权威即教会和国王的名义下进行，其目标仅限于清洗地方或国家的上层人物。其例子有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1549年诺福克郡克特叛乱以及1773—1775年俄罗斯的普加乔夫起义。第二种类型，千禧年起义，它与第一种类似，但是多了一个特征，即乌托邦梦想，这由一个活着的救世主所唤起。这种类型在所有时代，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均能找到，从1494年萨沃纳罗拉所领导的佛罗伦萨革命，到1533—1535年由约翰·马泰伊斯和约翰·伯克尔斯领导的明斯特再洗礼派叛乱，再到1890年由派尤特人先知沃沃卡发动的苏族鬼舞叛乱。近年来它引起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一部分是因为希特勒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关于“魅力型”领袖的巨大历史意义的压倒性证据，另一部分是因为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兴趣日渐增长。[10]第三种类型是无政府主义叛乱，对进步变革的怀旧反应，还关涉对旧秩序的浪漫主义理想化；恩典朝圣（the Pilgrimage of Grace）和旺代战争是其中的典型。
第四种类型是极为少见的现象，即雅各宾派共产主义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仅发生在高度集权化的国家，那里信息畅通，且拥有大型首都城市，革命的目标是政府、政权和社会——全体。其结果可能是创建一个在中央集权的军事管辖下的新国家意识，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由特权、裙带关系和腐败交织而成，业已陈旧不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废墟上，建立一个更理性，因而更高效的社会和官僚政治秩序。
第五种类型是阴谋政变，即受主张寡头政治的派系意识形态所激发，极少数上层人士有预谋的行动。只有在其实际上促使了一场群众运动并带来了社会变迁，才算作一种革命类型——例如，埃及的纳赛尔革命或古巴的卡斯特罗革命；因此，它与宫廷政变、暗杀、王朝更迭斗争、罢工、盗匪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截然不同，而后述这些都归于“国内战争”这个类目下。
最后，还有一种类型是军国主义化民众暴动，这是20世纪的新现象，因为它是蓄意谋划的民众革命战争，由热诚的精英领导。游击战的结果由政治态度决定，而非取决于军事战略或物资，这是因为造反完全依赖于广泛的民众支持。在所有有记录的案例中，吸引群众追随的意识形态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且更为强调前者。这种类型的斗争曾经发生于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等。
尽管如同任何对历史进程的图式化一样，这种六分类型学关注理想类型，并且在实践中单个革命有时可能展现出几种不同类型的特征，但是，事实是，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令人满意的分类；它是工作中的历史学家能够识别和有效使用的一个分类。唯一明显的批评是语义上的，即反对使用“雅各宾派共产主义革命”这个说法。[11]约翰逊所举的例子中有一些是共产主义革命，例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余的是雅各宾派革命而非共产主义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或1908—1922年的土耳其革命。更好的做法是重归到佩蒂所提出的“大革命”类目，把共产主义革命列为子类目，作为现代化革命进程的一种类型，但并非唯一类型。
对革命的这种划分和定义，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一致同意长期的根本原因与直接的偶然因素之间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可能一触即发的局势，并能够在比较的基础上得以分析；后者是促变因素，它触发了革命，这个因素也许是个人的，不会反复出现，并且是偶然发生的。这有效地解决了那些历史学家的不同意见，他们因对概念图式化的反感而采取了另一种天真的方式，即坚持每个历史事件的独特性。
模型建立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克兰·布林顿，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四个西方大革命共有的一系列一致性，这几个革命分别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这些一致性包括经济上不断发展的社会、日渐上升的阶级和地位对立、疏远的知识分子阶层、心理上不安全和政治上无能的统治阶级以及政府财政危机。[12]
对特定革命——如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这种及其他分析，其主观性、模棱两可和局部自相矛盾，曾被哈里·埃克斯坦无情揭露。[13]他指出，通常举出的假设是在特定情况的范围内，从智识上（不充分的政治社会化、冲突的社会神话、逐渐起破坏作用的社会哲学、知识分子的冷漠）到经济上（日益加剧的贫困、快速发展、生产与分配之间的不平衡、长期增长外加短期衰退），再到社会上（由于上层人士流动受限带来的怨恨、因过多补充上层人士带来的混乱、社会流动过度带来的失范、新社会阶级的兴起引发的冲突），再到政治上（无能的政府、分裂的政府、软弱的政府、压制性政府）。最后，在一般进程这个层面也有解释，例如快速的社会变迁、不确定的社会变迁或国家结构与社会之间缺乏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和谐。这些解释本身并非不能成立，但是，它们经常难以或无法彼此协调，而且它们在范围和种类上如此不同，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纳入一个有条理的分析框架。那么，怎么办呢？
无论对于历史学家如布林顿和戈特沙尔克，还是对于政治学家如约翰逊和埃克斯坦，所有分析的基础是承认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缺乏协调。约翰逊称这种情形为功能障碍，该词源自社会学家的结构功能均衡模型。这种功能障碍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些原因仅仅是随机的或者周期性的，例如由于世袭君主制或一党制政权的个人弱点，可能导致功能障碍。在这些情况下，革命将不会呈现出可怕的规模，仅限于攻击统治精英，或至多攻击统治机构，并不触动政权和社会。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括那些极为重要的情况，功能障碍是某个新发展进程的结果，作为其结果，某些社会子系统发现自己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状态。按照次序，高速的经济增长、帝国征服、新的形而上学信仰和重要技术变革是四个最常见的相关因素。如果变革的进程足够缓慢和稳健，功能障碍可能不会上升至危险程度。作为一种选择，掌权人物可能足够迅速并极有技巧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经受住风暴，并不负众望。但是，如果变革迅速且深刻，它会引发剥夺感、疏远和失范，并立刻蔓延至社会的许多部门，即约翰逊所说的多重功能障碍，而这在现有政治体系中几乎无可救药。
不论哪种情况，造成革命形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根深蒂固的上层人士的状况和态度，这是埃克斯坦极为强调的一个因素。上层人士可能丧失其操作技能、军事优势、自信或凝聚力；它可能疏远非精英分子，或被财政危机击溃；它也许无能、软弱或残暴。这些特征中任意两个或更多个进行组合都将是危险的。然而，最终致命的是因不妥协导致的其错误的混合。如果上层精英未能预先考虑并满足改革的需要，如果其阻挠所有和平的、合宪的社会调适手段，那么，它将联合各种被剥夺的元素，去专注地反对它自身，并带着它们沿着狭窄的道路驶向暴力的深渊。正常而自然地，社会中一连串无足轻重且不断位移的紧张和冲突，分化为两个紧密结合的团体或联盟，这个两极分化的过程，被彼得·安曼和威尔伯特·摩尔视为雅各宾派革命爆发的必要准备。[14]因此，总而言之，当毫不妥协的上层人士遭遇多重功能障碍的境况时，革命成为可能：恰好这样的结合出现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爆发前的数十年间。
然而，当某些特殊因素介入时，革命才成为可能（约翰逊可能会说“必然”）：即“促变因素”或“催化剂”。在这些因素中，三个最常见的因素分别是受神灵启示的领导人或先知的出现，秘密军事化革命组织的形成，和对外战争中武装力量的彻底失败。最后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打碎了统治精英的威望，而且破坏了士兵的士气和纪律，从而为暴力推翻现存政府开辟了道路。
约翰逊在1964年提出的模型存在不足之处，他在1966年对其进行了修正，部分地解决了问题。其主要缺陷在于它过于关注客观的结构条件，并试图将这些条件直接与政治行动相关联。在修正后的模型中，思想和价值观作为条件与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获得了更大的影响面。约翰逊现在认识到，价值观的改变，如来自于“边缘人”或创新精英的新思想的传播，以及环境的改变，如工业技术和组织、现代医学或对外贸易的变革，这两者是一样的，都可能推翻社会制度。他不必要地把他的分类复杂化，将它们细分为外源的和内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技术或价值观是本国出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个问题为何重要？同样的，同时强调环境和价值观，这种新做法使解释下列问题成为可能：在过去，为什么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出现相似的政治活动？为何在相似的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活动？将诸如社会失范、知识分子的冷漠、受挫的大众渴求、上层人士失和、精英丧失自信等情况同等并重，这种路径相较于坚持客观社会形势的路径，更有可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
在约翰逊稍后出版的一本书中，他进一步修正了其1964年模型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即它决定论地忽略独特事物或个人的作用。他似乎把催化剂视为自动扳机，忽视了不可预测的个人选择这个领域，即便在催化剂加剧了多重功能障碍的境况中，统治精英和革命领导人仍经常保有个人选择。革命从来不是必然的——更确切地说，其必然性的唯一证据是它事实上发生了。因此，证明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沉溺于那种假设论证，而这正是历史学家尽量谨慎避免的。如此一来，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没有出现革命的情况下，现代化可能发生于摩洛哥和印度。在19世纪，德国和英国出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但并未伴随着革命（尽管能够提出理由反对，在后一种情况中，以20世纪标准来看，这个进程十分缓慢，此外，现在变得十分明显的是，其现代化远未完成）。一些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通过精明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潜在的革命形势。在其1966年提出的模型中，约翰逊认识到个人作为半独立变量在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随心所欲地在限制范围内起作用，这个范围被用绳索隔开，并被贴上了“犯罪”或“精神疾病”的标签。
约翰逊的模型中一个未解决的难题是它对以下事实不留余地，即为纠正功能障碍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本身经常促成了变革。这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假说：设计用于恢复平衡状态的措施事实上打乱了平衡。约翰逊以他的结构功能平衡模型为起点，因此，他是有意的后果这个谬误的受害者。在历史上，往往无意识的结果才是真正要紧的：仅举一个例子，路易十六姗姗来迟的、半心半意的改革尝试，激起了贵族的反抗，这反过来为中产阶级、农民和无套裤汉革命开辟了道路。最后，在具体的历史个案中，功能障碍这个概念并不太容易运用。如果社会被视为处于一种连续不断的多重冲突状态，那么，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总是存在的。由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迁进程，某个团体总是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状态。
认识到这个事实后，埃克斯坦指出妨碍革命的那些力量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在西方自由传统中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不愿意承认那无情而有效的镇压——如同反对装模作样的、半心半意的镇压——涉及对革命领导者的肉体毁灭和对传播媒介的有效控制，能够镇压早期革命运动。当政府明了指望什么时，当他们目睹了其他地方其他政府被革命者推翻的不幸例证时，镇压会特别有效。事实上反动正如革命一样，具有传染性。此外，转移力量和注意力到成功的——而不是不成功的——对外战争能够避开严重的内乱。寂静主义——而不是行动主义——的宗教运动可以充当人民的精神鸦片，正如阿莱维对英国循道宗的看法。面包和马戏观赏可以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及时——而不是不合时宜——的政治让步能够把持温和观点的人争取过来，从而孤立过激分子。
埃克斯坦以这个启发性分析为依据，创建了一个可普遍应用的范式。他看到四个积极的变量——上层人士的无能、迷失方向的社会进程、颠覆活动和可利用的反叛工具，和四个负的变量——转移注意力的机制、可获得的现任者的工具、调解机制和有效镇压。他提出，每种国内战争以及其中每一步，都能够根据这八个变量进行解释。尽管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公正地指出，一些变量本身就是更深层次因素的产物，其他的变量只是行政措施问题，这些措施由个人的偶然因素决定。破坏性的社会进程是一个深刻的起因；上层人士的无能是一种行为模式；有效镇压是意志力的作用；工具是地理学的副产品。因此，反对埃克斯坦范式的理由是：首先，它包含了不同层面的解释，未能坚持前提条件和促变因素这两者间的基本区别；其次，它关注效力于或不利于成功操纵暴力的因素，而不是关注有助于产生革命可能性的潜在因素。这是因为该范式试图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国内战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还因为各种形式的国内战争所拥有的全部共同点是使用暴力。直到该范式被运用于特定的历史上的革命时，才可能判断这些批评有多么严重。直到那时，它的价值才会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采取行为主义的方法，那么，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现了痴迷的革命心态。但是，主观心态与客观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么紧密？在每种革命局势中，人们会发现，一群人——盲信者、极端主义者、狂热分子——如此相信他们自己的正义以及在人世间创建一个新耶路撒冷的迫切需要（在灵感来源上就形式而言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并不重要），以至于他们准备突破习惯、风俗和社会习俗的正常约束。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18世纪法国的雅各宾派、20世纪早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20世纪后期巴黎和纽约的毛泽东主义者正是这种人。但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人仍远未确定。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在抑制罪恶上如此冷酷无情，以及对纪律和秩序有这样的热情？快速的社会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无可否认滋生了无归属感和焦虑感。在高度分层的社会，甚至一些新兴要素都可能发现自身处在压力之下。[15]虽然一些野心家被幸运地吸收到新阶层中，但其他人仍然心神不安、充满愤恨。如果他们由于自身的新财富和地位，渴求进入另一个社会阶层，却遭到该社会阶层群体中老成员的冷落和拒绝，他们很可能会强烈意识到自身的社交自卑，并可能被迫摆出维护别人的利益比其本人更起劲的姿态，或者渴望摧毁整个社会秩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试图用武力把他们的规范和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借此来减轻他们的不安全感。如果他们可以获得像清教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道德主义意识形态，并能依附于这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还就他们自身的正直给予了其不可动摇的信心，那么，情况尤其会如此。
但是，为何个人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来做出反应？有些人会提出理由，即革命者的性格是由青春期或早期成年生活中突然的意识形态转变所造就的（转向清教主义、雅各宾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信仰转变是摆脱这种焦虑状态的一个避难所。[16]流行的保守主义的陈词滥调，即革命者和改革者只不过是童年时期不幸心理障碍的偶然产物，这是不可接受的。有可能这就是这种感觉产生的机制，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至少是后青春期，人的性格都具有持续的可塑性，此外，绝大多数现代激进分子都拥有快乐的、完全适应环境的童年。无论如何，这种粗略的心理学还原论并不能解释为何一些个体通过接受激进思想来应对压力，而其他人则无可责难地过着顺从的生活。反对这个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它未能解释为何这些特别的态度仅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的某些阶级和年龄组中很普遍。这个失败强烈暗示：这种心理状态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体或他们父母的个人调适不良，而在于造成那种失调的社会条件。塔尔科特·帕森斯把不满或“异化”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它可能显现为犯罪、酗酒、药物成瘾、白日梦、宗教狂热或严重的政治骚动。用罗伯特·默顿的提法，仪式主义和退却主义是两种可能的心理逃逸路径；革新和叛乱是其他两个逃逸路径。[17]因环境情况所造成的挫败给个人带来了强烈影响，个人可能因此呼酒买醉、殴打妻子、退隐寺院、著书立说、扔炸弹或者发动一场革命。
即便我们采纳一般的行为主义方法（我正是如此做的），事实仍然是：无论革命者的异化还是现任掌权人物的软弱，其潜在原因中有许多从起源上看是经济上的；一些有趣的工作曾以这个领域为中心展开。尤其是马克思和德·托克维尔所提出的两个相对立的模型，都采取了新的看法，其中一个声称人民革命是穷困日渐加深的产物，另一个则断言人民革命是渐趋繁荣的经济的产物。阿瑟·刘易斯爵士和曼瑟尔·奥尔森这两位经济学家曾指出，前工业社会和高度工业化社会由于其基础社会的稳定性，相对而言可免遭革命动乱之苦。[18]在前一种社会中，人民极少怀疑地接受了家庭、阶级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公认权利和义务，穷困、压迫和社会不公被当作人间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色，从而被动忍受。骚乱通常发生于正经历着快速经济增长的社会。刘易斯主要思考了非洲的新兴国家，他把引发革命的挫败感视为如下事实的结果：首先，四个新阶级的出现，即无产阶级、资本家雇主、城市商业和专业中产阶级以及职业政治家，导致旧有地位模式的错位；其次，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贫困，两者紧密并列，引人注目，这种增长所造成的影响断断续续且分布不均，扰乱了过去的收入格局。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只是过渡时期的，因为在一个经济上充分发展的国家，降低机会、收入和地位上的不平等成为一个强烈的趋势。
这个模型与对历史上革命的唯一详尽分析极为一致，在这个分析中，运用现代社会学方法已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在查尔斯·蒂利近期对旺代省的研究中，他认为，反革命形势是特有的紧张所带来的结果，这些紧张是由以下事实的直接并存所造成的：一方面，教区神职人员与当地社区、在外大地主和旧式自给农业关系密切；另一方面，立足于包买制的纺织工业大规模存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19]这本书倾向于用笨重的社会学大锤去敲裂历史学这个简单的小坚果，这成为该书的缺陷，但是，就把新假说和技术运用于历史材料而言，它依然是一部富有启发的、成功的开山之作。
奥尔森凭一己之力对刘易斯的理论进行完善，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他认为，革命者是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摆脱了家庭、职业、村庄或庄园的社会束缚；这些个体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这种增长不仅造就了新富人，也造就了新穷人。前者通常为中产阶级和城市手工业者，他们在经济上较为富有，但却迷失了方向，无所寄托且焦躁不安；后者可能是工资增长未能与通胀保持同步的工人，或者是身处因技术过时而日渐衰落行业的工人，再或者是社会中的失业者。在这些失业者所处的社会中，扩展家庭和村庄这些旧缓冲器已经消失，而社会保障这种新缓冲器尚未确立。在最初增长阶段，由于再投资需要相对庞大的强制储蓄，这很可能造成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其结果将会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由期望与日常生活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所引发，对新富人而言，这里的期望是指社会和政治上的，对新穷人而言，则是指经济上的。
社会学家詹姆斯·C.戴维斯同意奥尔森的观点，即走向革命形势的根本推动力是由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但是，他将这种增长与普遍上升的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普遍下降的生活水平相联系。他还认为，只有当长期增长阶段之后尾随着短期经济停滞或衰退阶段时，潜在革命时刻才会到来。[20]这个被他称为“J状曲线”的结果是，由发展时期新近带来的连续高涨的期望，突然远远领先于需求的实际满足程度。成功的革命既不是赤贫者的使命，也不是心满意足者的使命，而是那些实际境况改善的速度低于他们预期的人的使命。
这些经济模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以解释：刘易斯和奥尔森主要关注造成不稳定性的长期经济力量，而戴维斯则集中关注可能促成一场危机的短期经济力量。此外，他们的分析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其中三种近来被W.W.罗斯托和巴里·苏普莱确定：有前工业社会出现的生产扩张阶段，这可能不会造成任何重要的技术、意识形态、社会或政治变革；有快速增长阶段，这涉及每一种重大变革；有走向技术成熟的持续增长阶段。[21]历史学家很快看出这些模型，特别是罗斯托的模型，仅能用于有限数量的历史个案。问题并不在于在任何一个特殊个案中，阶段——特别是后两个阶段——倾向于相互融合，而在于在不同社会中，不同部门的变革在时标上不规则、出人意料的地方发生。将增长阶段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至于其有效性，奥尔森和刘易斯的革命模型限于第二种类型，戴维斯的模型可用于所有三种类型。
戴维斯的模型极为适合西欧的历史，因为看上去似乎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极度僵化的条件下，第一种类型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挫败。在17世纪40年代，正值欧洲长期增长阶段宣告终止二十年之后，整个欧洲都爆发了革命。[22]C.E.拉布鲁斯曾证实，法国自1778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经济衰退[23]；从1914年开始，俄国经济在经历多年的飞速增长后，因战争消耗而陷入混乱。无论其在任何一个特定情况中的局限性，聚焦于需求的实际满足的J状曲线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在历史学家深究历史上剧烈的社会动乱时，能够被有效地牢记于心。
正如德·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个后退紧随着发展的公式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如果开明政府让步阶段之后出现了政治镇压，那么动乱将会发生。经过大规模开放通往上层人士的补充通道这一阶段后，紧接着出现了贵族的抵触以及阶层的固化，以及削弱身份隔阂阶段之后出现了重申特权阶段，这些都将带来动乱。J状曲线还适用于除纯粹经济满意度之外的领域，曲线的顶点是根本原因、前提条件与直接因素、促变因素几者相结合的那个点。因此，革命的秘诀是通过经济改善及一些社会和政治改革造就新的期望，紧接着出现经济衰退、政府极端保守和贵族复活的情形，这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扩大。
将经济繁荣和渴望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化与功能障碍联系在一起，所有这样的尝试受到两件事情的束缚。首先是在弄清实际情况方面极为困难。在一个特定社会，要准确发现在财富的分配方面正在发生什么，这绝非易事。即使是现在，即便在高度发达的西欧社会，那里有着巨大的官僚政治控制力和很多统计数据，但就实际情况也未能达成一致看法。多年前，人们曾深信，在英国和美国，收入正被拉平，贫富两端的差距正在逐步消除。今天，没人能够确知在这两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着什么。[24]而且如果在现在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过去社会中更是如此，因为那时的信息是零碎的、不可靠的。
其次，即使它们能够被清楚地展示，经济趋势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对财富和权力变迁的心理反应不仅与物质变迁本身不准确相关，而且从政治上看比物质变迁更重要。正如马克思本人在某个阶段所认识到的，对现状的不满并非由绝对现实所决定，而是由相对期望所决定。“我们的欲望和快乐源自社会；因此，我们通过社会来测量它们，而不是通过服务于其满意度的物品来衡量。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社会属性，也具有一种相对属性。”[25]挫败可能起因于实际收入在上涨后又再度回落。但是，或许更可能是由渴望上涨引起的，这个渴望超过了实际收入的上涨；或者由正在讨论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的上升所引起的，而紧接着是一个该群体实际收入继续增长，但与周围其他群体相比，上涨较为缓慢的时期。或者这种状况可能代表地位的上升，接着又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收入并不相关；再或者如果地位和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关联，两者可能是一种倒置的关系。例如，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60年代早期美国激进右派兴起的原因，将之归因于巨大的经济繁荣和加重的地位不安感两者的结合。[26]这是不是右派而非左派革命运动的一般公式，我们尚不清楚。
此外，参照组理论的展开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7]人的满足与现状无关，与个人衡量其处境时所用以对照的社会群体的状况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廉价收音机随处可见，即便在穷困的文盲群体中也很普及，有关其他地方高消费标准的消息迅速传播，因此，参照组可能是另一个更为高度发达的国家甚或是洲。在这些情况下，革命条件可能在工业化真正开始进行前业已具备。
所有有关革命行为的现代理论都基于“相对剥夺”假设，即它由期望与现实感知之间的鸿沟生成。心理学的因果关系链将鸿沟与挫败、挫败与攻击性联系在一起。这是格尔教授的革命研究的中心主题。[28]这本书行文含混晦涩，诸多术语掩盖了对显见事实的严肃陈述，全书充斥着众多令人发狂的以编号标记的假设和推论，满是方框和朝向各个方向的箭头的图表令人困惑不已，使其大为减色，尽管如此，该书仍有有趣的事情可说。相对剥夺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在关于价值观的三个一般集合上期望与感知能力之间的差距：“福利”，即经济条件、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三个旧的韦伯式分类。这个差距可能通过递减性剥夺拉开，涉及稳定预期以及能力下滑。这可能由普遍的经济萧条引起，或者更有可能是由一个特定群体的选择性经济贫困造成的，例如19世纪早期英国的手工织布机织工，或者20世纪的教区教士。或者可能是由政治镇压和某个群体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所导致的；再或者它可能是由竞争团体的崛起导致相对地位下降所造成的。第二种类型是渐进性剥夺，在这种剥夺中，能力在长期提高之后急转直下，与此同时，基于过去的经验，期望仍继续上升。这就是戴维斯的“J状曲线”，现在扩展至不仅限于物质环境。第三种类型是期望性剥夺，即能力保持不变，而期望上涨。在过去，这种类型相当罕见，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中，对神职人员宗教热情的世俗期望日益上升，而神职人员未能满足之。现今，这种类型在不发达国家很常见，因为人民从其他地方得知现代化的益处。剥夺的强度随差距的大小而变化；随群体赋予受影响的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变化——穷人将绝大多数价值观与经济条件连在一起，富人则将之与政治参与相联系；随替代性满足可获得的范围而变化；以及随差距存在的持续时间而变化。
导致期望上升的因素被确认为城市化、识字率、其他地方惊人进步的示范效应、新意识形态特别是千禧年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财富、权力和地位这三个变量之间的不一致。G.伦斯基极为强调最后一个因素，它本身是社会流动的产物。[29]向上的流动趋向于发现，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与其财富并不相称，因为旧权贵不会承认他们为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或者与他们分享权力。向下的流动使他们暂时保有地位，却丧失了财富和权力。不论哪种情况，不一致引起焦虑，焦虑酿成怨恨，怨恨诱发攻击，这种攻击可能在激进意识形态和行动那里找到一个出口。格尔指向所有商品分配的“零和”方面。即使经济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按相对价值估价，与亲近的参照群体的财富进行比较，权力和地位根据定义是相对的；但如果某个人或群体获得的财富、权力或地位越多，其他人或群体可获得的就越少。另一方面，权贵的欲望有节制，炫耀富裕适度，主张社会优越感上的克制，容忍从社会下层流动到权贵阶层，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抑制怨恨的怒火。
这一切就目前情况而言是很有帮助的，无论是在社会系统中识别怨恨的起因，还是设计出评估其强度和传播的方法。但是，在权贵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物质力量的强制性平衡上，或者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上，或者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互动导致一场革命上，格尔并非特别有用。特别是他忽略了个性和选择的“未知因素”，他的模型是如此机械化和图式化，以至于很难应用于任何特定情况。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相对剥夺的类型和原因的分析。
另一个新近理论把“大革命”视为不发达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30]革命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统治精英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实现必要的转变，进而提高生产率、增加贸易、扩大教育、重新分配和利用资本资源。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强化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些任务。革命的现代化理论看上去很像新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20世纪后期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但是，很难将更早的革命纳入这个模型。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革命前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在其现代化职责上以失败而告终？1640年或1789年议会领导人以何种方式试图为头脑中的这个目的进行革新？近来对革命起因和后果的政治和现代化方面的强调，对一些早前的理论家过多强调社会和经济决定论而言，是一个合理的矫正，但是，它对社会变迁和观念创新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轻描淡写。[31]它没有解释过去的“大革命”中强烈的平等主义成分，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他们迫切要求在决策上有更大的参与权，而这几乎不是使国家官僚体制合理化，以便采取坚定的现代化行动的方式。一党专政，相较于萌芽阶段的民主摸索，是一个取得成效的更可靠方式。
最后一个领域是有关“大革命”的社会阶段假设的系统阐述，在这个领域，人们已经做了一些新的理论工作。针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攻击之一是由克兰·布林顿所做出的，他主要考虑法国大革命，但是，他将其展开来与其他三个重大的西方革命运动进行比较。他认为第一个阶段由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统治；随后他们被激进分子所取代；接着是恐怖统治；热月政变；建立军事统治下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以巩固革命的有限成果。根据大众心理学，他将革命与热病进行比较，后者严重程度上升，影响几乎所有国民，接着逐渐消失。
一个更粗糙、更基础的模型由一个研究1848年革命的历史学家提出，即彼得·安曼。[32]他视现代国家为一个机构，该机构在物质力量、行政工作和广泛区域的司法上占据垄断地位，其垄断更多依赖服从的习惯，而不是依赖高压统治权力。因此，革命可能被定义为垄断的崩溃，而这应归咎于那些服从习惯的失败。它始于两个或更多权力中心的出现，结束于除了一个以外所有权力中心的消除。安曼加入了“缓期革命”的可能性，即存在两个或更多的中心，但尚未陷入暴力冲突。
这个模型无可否认地避免了由对革命更复杂的分类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如何区别政变和革命，如何界定社会变迁的程度，如何纳入保守的反革命，等等。它无疑提供了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的一些解释，即推翻现任政权的力量中的各种权力集团逐渐被根除；它解释了为何民众对革命的参与度越高，摆脱服从的习惯就越广泛，故而秩序和中央权威的恢复越缓慢。但是，它不分好坏全盘否定。任何一个分权的传统社会或所有现代联邦制社会，都不可能纳入这个模型中。此外，即使在可能适用的地方，这一模型也没有提供分析革命根源的框架，没有提供识别权力中心的线索，也没有提供区分各种革命类型的方法，它的“缓期革命”概念不过是文字规避而已。
对革命的社会阶段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是由雷克斯·D.霍珀概括的，尽管它以一种有点混乱、太过复杂和不必要地抽象的方式予以陈述。[33]他认为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任意的且缺乏合作的群众骚动和不满，这是传统价值观不再能满足当前愿望这个模糊认识的结果。在下一个阶段，这种模糊的不安开始汇集为有确定目标的有组织反抗，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效忠对象的改变，从政府现任者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邪恶分子”理论的提出，以及被遗弃并被“邪恶制度”理论所代替。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两种类型的领导人——先知和改革家，前者勾勒出新乌托邦的轮廓，人们的希望集中于这个乌托邦上，后者朝着特定目标有条不紊地工作。第三个阶段，即正式阶段，目睹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的开始。动机和目标得以阐明，组织得以建立，政治家式领导人物出现。接着，革命运动中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变得尖锐化，激进分子取代了温和派。第四个即最后一个阶段见证了革命的合法化。它是心理耗竭的产物，因为改革积极性燃烧殆尽，道德热情消退，以及经济困难上升。行政官员接管，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建立，社会按如下路线重建，即包含了旧体制的大量要素。结果是远未达成早期领导人的乌托邦抱负，但是，革命通过部分更改抱负和价值观，成功使二者融为一体，从而得以重建一个稳固的社会秩序。
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一些著作是用深奥难懂的语言进行文字变戏法似的独创性技艺表演，这种表演环绕着抽象模型的图腾柱演出，并被一望无际的由术语定义和数学公式构成的干旱沙漠所包围。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新经院哲学，也难怪历史学家发现消化新经院哲学的这碗含沙砾的饭很困难。然而，更有历史观念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笔好买卖。史学史，与科学史一样，表明了进步部分依赖于事实信息的积累，但更依赖于假说构想，这些假说揭露了表面上不同的现象间的隐藏关系和共同特性。尽管社会科学家有种种缺点，但他们能够为古文物研究的挖掘事实提供匡正，而历史学家易倾向于这种挖掘事实；他们能够引导注意力到一般相关性的问题，远离纯粹历史研究中枯燥乏味的琐事；他们能够提出新问题，并提出看待旧途径的新方法；他们能够提供新范畴，结果可能启发新思想。
[1]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和社会制度》，胡佛研究所研究丛书，第3卷，斯坦福，1964年。
[2] 谢尔登·S.沃林：《暴力和西方政治传统》，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33卷，1963年1月，第15～28页。
[3] C.布林顿：《革命的剖析》，纽约，1938年；L.戈特沙尔克：《革命的起因》，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50卷，1944年7月，第1～8页；G.S.佩蒂：《革命的进程》，纽约，1938年。
[4] 《关于拉丁美洲权力和政治不稳定性的一种理论》，载《西方政治季刊》，第9卷，1956年。另请参阅D.比维：《拉丁美洲的政治不稳定性：一个因果模型的跨文化试验》，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3期，1968年；W.迪安：《拉丁美洲政变和经济波动，1823—1966年》，载《社会科学季刊》，1970年6月。
[5] 哈里·埃克斯坦主编：《国内战争》，纽约，1964年；《国内战争原因论》，载《历史与理论》，第4卷，第2期，1965年，第133～163页。感谢埃克斯坦先生允许我在发表前阅读这篇文章。
[6] 历史学家彼得·帕雷特曾运用过这种方式，见《国内战争与和解：旺代，1793—1796年》，普林斯顿，1961年。
[7] 巴林顿·穆尔：《社会科学的策略》，见《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58年；拉尔夫·达伦多夫：《走出乌托邦：社会学分析的重新定向》，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4卷，1958年9月，第115～127页；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纽约，1959年；威尔伯特·E.穆尔：《社会变迁》，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T.R.格尔：《人们为什么叛乱》，普林斯顿，1970年。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均衡和社会冲突这两种观点都有非常体面的起源，均衡模型追溯至卢梭或许阿奎那；冲突模型追溯至霍布斯、黑格尔和马克思。
[8] 转引自爱德华·米德·厄尔主编：《现代化战略的制造者》，普林斯顿，1943年，第104～105页。
[9] 《革命和社会制度》，斯坦福，1964年；对于其中的一些观点，其篇幅更长且经修改的版本包含在他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波士顿，1966年。
[10] N.R.C.科恩：《追求千禧年》，纽约，1961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曼彻斯特，1959年；S.L.斯拉普：《行动中的千禧年梦想》，附录二，《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海牙，1962年；A.J.F.克本：《作为表达社会抗议的先知运动》，载《国际民族志档案》，第49卷，第1期，1960年，第117～164页。
[11] 这个说法在他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未曾使用过。
[12] 《革命的剖析》，见前引书。
[13] 《国内战争原因论》，见前引书。
[14] P.安曼：《革命：重新定义》，载《政治科学季刊》，第77卷，1962年。
[15] 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自由出版社，芝加哥，1951年，第246～254页；A.B.霍林斯黑德、R.埃利斯、E.柯比：《社会流动与精神疾病》，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9卷，1954年。
[16] M.L.沃尔泽：《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清教主义》，载《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3年。
[17] T.帕森斯：《社会制度》，自由出版社，芝加哥，1951年；R.K.默顿：《社会结构》，自由出版社，芝加哥，1957年，第四章。
[18] W.A.刘易斯：《联邦演说》，见《横跨大陆会议》，多伦多，1963年，第46～60页；M.奥尔森：《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去稳定力量》，载《经济史杂志》，第23卷，1963年12月，第529页。感谢奥尔森先生引我关注亚瑟·刘易斯爵士的文章，并给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19] 《旺代》，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4年。
[20] 《迈向一种革命理论》，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7卷，1962年2月，第1～19页，特别是第6页的图表。
[21] 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0年；B.苏普莱：《经济增长的经验》，纽约，1963年，第11～12页。
[22] E.J.霍布斯鲍姆：《17世纪危机》，见T.H.阿斯顿主编，《欧洲危机，1560—1660年》，伦敦，1965年，第5～58页。
[23] 《旧制度末期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巴黎，1944年。
[24]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美国的财富与权力》，纽约，1962年；理查德·M.蒂特马斯：《收入分配与社会变迁》，伦敦，1962年。
[25] 戴维斯，见前引书，第5页，引自马克思：《选集两卷》，莫斯科，1955年，第1卷，第947页。
[26] 丹尼尔·贝尔主编：《激进右派》，花园城，1963年。
[27] 默顿，见前引书，第9章。
[28] 《人们为什么叛乱》。
[29] G.E.伦斯基：《地位定型：社会地位的非垂直维度》，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9卷，1956年。
[30]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学：比较史研究》，纽约，1966年。
[31] J.R.吉利斯：《政治衰败与欧洲革命，1789—1848年》，载《世界政治》，第22卷，1970年。
[32] 《革命：重新定义》，第22卷，见前引书。
[33] 《革命进程》，载《社会力量》，第28卷，1950年3月，第279～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