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冒险
商业是紧随艺术之后的一个阶段……商业中的成功是一种最迷人的艺术。[1]
想法没有好坏之分。[2]
唉！这就是速度，这就是数字化：但是人们仍然觉得无聊。[3]
一、引言
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当资本主义开始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来思考其自身的实践，开始把它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当成一种资源加以利用，把世界上的新观念看成是自己的观点来加以广泛传播，并开始从干涉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获利时，世界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处于这一场严肃的游戏中的资本主义。
如今，对资本主义的抱怨声不绝于耳。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充满压迫的体系，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压榨出大量的产品？它生机勃勃的一面是不是它的刚愎自用的一种新的表征而已?
本文正是要针对上述这些惯常的反应进行探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资本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努力工作，还意味着休闲娱乐。人们从中获得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更多的产品。资本主义拥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活力，它不仅要通过剥削来敛财，还追求感觉享受。它几乎参与到所有种类的无节制的互利关系中。如同它给这个世界带来损失一样，它也给世界带来财富（1）[4]。
因此，我不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一种力量关系所构成的相互交织于社会现象下并发号施令的网络。我非常赞成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已经“具体化”到了每项特殊的实践活动中，因此，我们最好把它看成是一个福柯式的图形，一种缺乏最终目的的冲动，一种通过“在空间中的分布，在时间中的展开和排序，在时空中的构型等”[5]将各种特殊的行为模式烙印在人类的多样性之上的过程。这个图形是不稳定的、流动的，处于恒久的进化中的，它“几乎是盲目的、无声的，尽管它使得别人能够去看去言说”[6]。
那么，具体来说，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处于时空中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构的。这些关系，如这个世界一样，以三种方式展开。第一种方式如那些行动者所认为的，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这种立场基本上是前反思的，它已经通过不断地重复被植入人的身体以及空间中的其他存在物之中。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永久地保持不变，那些可以重复的事情，哪怕是事情的开端，也不例外。即使每一次表演都重复它自身，每一次的重复之间也构成了一次间隔，风险和过量都有可能会阻断事件与事件之间本来畅通无阻的桥梁，这桥梁正是我们对于世界是什么的预期。[7]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对客体的改造，从交货时间表到条形码，再到办公室的各种设备、图表、电子表格，世界在各种特殊的方面都被积极地中介化了，身体和客体也沿着这一中介化的道路前进着。第三种方式是作为实践性的企业模式，无论是具体地处理人事关系还是开启和维持某个特定的领域（从主体位置到公司文化）。
这一立场以一系列的理论假设为基础。其中之第一便是，世界不是由联合体和各种各样的总体组合而成的。联合体只是一个梦想，每个体系都按照仅仅是相对稳定和可预知的方式被过度地编码和繁殖。事物永不停歇的状态带来的干扰永远不可能被完全除掉，于是这就产生了差异、停滞、过量和剩余，晦涩、分裂，以及疯狂也纷纷产生。第二，世界总是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毋庸置疑，这个世界充斥着压迫和封锁，但是，欢乐和慷慨也不会灭绝，总有它们生长的土壤。永远不会有一种来自超感性领域的纯粹的伦理法则。[8]这个世界是一个混合体，而且必须通过协商来解决其中各种问题。第三，这个世界尚未被完全袪魅。[9]有一种观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为这个世界袪魅，我不同意这一看法。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太愿意相信，资本主义更符合中世纪人们对迷信和宗教狂热的想象。[10]我不认为，如那些现代性的研究者声称的一样，历史已经向前进展了很多。我也不相信，资本主义工厂的管理者们——独资的也好，合资的也罢——绝大部分时候对他们行为的目的有着清晰的认识。我相信，商品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商业化的延伸物，而且，商品在让我们盲目地顺从它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情感和伦理方面的细微的乐趣和灵感。[11]
在分析当代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一直坚持四个方法论的原则，我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对于我之前在别处提及的“回顾”的说法，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采取这个角度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未来的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当下，审视着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审视着数不胜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层出不穷的阐释思路以及普遍存在的困惑，正如当今的历史学家回顾过去一样。这一立场与许多社会理论家所持的观点相抵触，他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力经常处于退化的状态，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就“现代性”大做文章，用它来框住世间万象，来给历史盖棺定论。
其次，我认识到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资本主义可能会（或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方面有所扩展，其中一些方面的进展是许多“微小”事件所积累的结果，当然，这些“微小的”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
理解突发事件的复杂的展开过程就意味着，将正在逝去的事件的扩散状态保持下来；意味着要能够鉴别出细微的偏差——或者相反，它的对立面——错误、虚假的判断和失误的计算。那些持存的、对我们有价值的事件正是因它们而产生。[12]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毕竟，许多经济学家今日也强调重新返回到规模、路径依赖等，他们在这一现象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为数众多的企业策略制订者好像已经看到：胜利属于那些在事物的展开过程中就能够充分利用其价值的人，那些有能力为突然事件做出充分准备的人，那些能够逐渐掌握“当下力量”的人。[13]
因此，更深一层的规则便是，资本主义总是施为性的：它总是在不停地试验，因为资本主义的工程是永远不会竣工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极高的适应性、不断地变化的形成过程。它也是一系列平衡的系统。[14]资本主义的要旨恰恰就在于，它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实践能力，那些企业的经营者们必须能够在商海剧变中始终把握住正确的航向，因为这些剧变能够导致或者使企业有触礁出局乃至破产的风险。有一点始终应该谨记，能够长期存活下去的企业总是少之又少的。当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比喻成一艘诞生于创造性的毁灭中的不完美的巨轮是非常贴切的。
此外，还有一条规则：性感尤物自然会引人注目，但无聊的常规事项也绝不能忽视。把资本主义描述成过山车，尽享它所带来的惊险刺激而忘乎所以，实在是太容易做到的事情。然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施为性的，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稳定有效的重复，正是这些重复组成了它的日常基础[15]（2）。在生产出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中，除了劳动者不懈的辛苦劳作之外，还有两套机构设施最为关键：第一个就是提供安装、保持运转以及修复功能的设施（3），另一个是订货和递送的设施。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也许是它们过于平淡无奇，这些设施从来没有受到过文学作品的青睐，但是也许正是它们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石。重要的是，那些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专业化的公司，刚刚经历过由各类最先进的物流知识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革新。
总之，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系列的网络体系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不同的网络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且作为一项工程，它将永远处于“开工状态”。（4）资本主义的企业也许能够运用权力，扩展联盟，但是对于未来，它们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因为未来尚存在于那个虚拟的世界中不为人所知，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被知晓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不断涌现的新的问题中创造那暂时的现实化的。因此，资本主义的企业凭借其跨国经营的优势也许能够倾其全力使公司运行于正确的轨道之上，然而，它们依然对即将降临的风险无所洞察，无论是正在突显的能源危机、金融衰退，抑或是使品牌蒙难的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或者只是常见的现金流问题。把资本主义这种本质的施为性看成是对新动力的一系列不断更新的反馈，意味着我把资本主义，如前所说，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对组成自身的那些领域和网络体系只拥有部分的控制力的实体。对于这个实体来说，无论它自身拥有多么巨额的资产，它必然始终面临着未知风险所带来的压力。
当然，这个由一系列的调整行为所组成的拉图尔（Latour）和德勒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是不无讽刺意味的。 因为它变得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对自身的描述。正如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佩罗（Chiapello）所说，现今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理念与德里达、德勒兹和塞尔的著作中的描述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16]它们都部分地依据情感的偏好而制定出一套道德规划，都创造出一些无处不在的新的形象（例如，网络（5）），都尝试着去开展一些不可能行得通的实践。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从语言学上没有一种有效的划分可以区分开资本家和非资本家，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很难从实际生活上把他们区分开来。这部分是因为经济学的语言已经成为公认的流通语言，除了用于计算供需的术语外，我们越来越难找到别的用于描述这个世界的词语。事实上，资本家和非资本家一样共享着同样的比喻、速度、流通和网络等。它们都希望能跟上时代变化的节拍，并创建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在货币市场以及反公路抗议运动中也能寻到类似强调纯粹尼采主义的行动的踪迹。[17]最终，资本主义的企业无论从话语上还是实践中都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它们之前所反对的倾向，无论是在它们做决定之时[18]，或它们创立形形色色创新型的“社区”时，抑或当它们推广新产品时（在最近关于“摩客”的尝试中，以及“病毒性营销”或“蜂鸣营销”的兴起[19]），它们开始从对整体策略的重视转向对类似于塞托（de Certeau）式的战术干预。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柔性”武器来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20]
二、新政治经济学之诸要素
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对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特定要素——并非所有的要素，需要梳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行重新梳理。为当今社会提供无所不能的理论基础并不是本书的意图所在，至少我不认为，有什么充足的理论暗示了这种僵硬的思维方式正在试图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然而，我却相信，依然可以对目前的情况做出一些阐释，尤其是通过仔细地聆听（6）。然而，我所要反对的是把如下三个特定的方面看成是现今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特点。我之所以反对它们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不认为这些方面能够代表当代的资本主义最前沿的核心特征。第一个方面是对金钱以及金融的过分强调。即使是在欧洲大陆，经济的“金融化” 及其影响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如泛滥的投机行为、资产价格泡沫等。尽管，“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外是资产价格泡沫，它受到新产生的、极端的金融规则（譬如股东利益）的需求所驱动，新种类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也为它推波助澜，养老金、公共基金的大范围施行，以及中产阶级的金融素养都成为它发展的动力源泉，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形形色色的欲望和贪婪也成为它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持。然而，我相信，这个“新经济”并没有构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毋宁说它是过去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更极端的版本。第二个方面是对信息技术的过分强调。尽管，人们几乎不会反对将信息技术的兴起（尤其是软件）看成是一项重大的发展，以及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个必要的支撑——正如下面我要描述的——我认为，它应该被看成是对人类实践的不同领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而不是它自身就具有超乎寻常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信息技术在它应该被重视的领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在其他领域又被不恰当地高估。第三个方面是在所有权的规则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可否认，许多新的说明性的和规范性的框架已经从新的法律传统观念、全球性的执行者的大量出现、种类繁多的商品的配置中迅速地被制定出来。结果，也许这些框架预示着新的所有权的形式，甚至是新的商品形式（例如，在生物科学的领域中）。然而，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进程仅是在过去实践基础上的加速进展，尽管这个进展毫无疑问是令人惊叹的。[21]
今天的资本主义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在于，这些金融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巨头们以及制定规则的部门是如何与新的发展动态交织在一起，去产生新的利润的。我想要关注的正是这些新的发展动态。
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商品的呢？本书中我想要提供一种详细方案，主要集中在三个特定的领域：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的那种发散性的力量，商品形式的转变，以及不再仅作为尺度而成为资源的关键性角色。
我将要对1960年以来的这种独特的发散状态进行细致的描述，这也许是资本主义自1960年以来最主要的创造，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商业院校、管理咨询师、管理专家和媒体。这就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持续的批判过程，一个旨在确保资本主义能够沿着它自身的对立面的边缘航行的反馈环。这个文化回路的发展，我确信，至少在四个方面显示出它的极端的重要性。首先，它已经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项理论化的事业，其中各种各样的本质上虚拟的概念（网络、知识经济、新境界、实践的共同体）得以逐渐地通过管理咨询的力量按照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来呈现，这就是米勒以及其他哲学家所说的“虚拟主义”的崛起[22]。其次，文化回路对于身体的重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对游戏和情感的强调以一种情感化的方式再现着泰勒主义，它非常关注新的类型的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身体的生产，这些身体总是充满激情的，总是可以适应突发事件的。再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资本的文化回路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系列崭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它对信息技术、专家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的渴望处于不断地自我强化之中。最后，文化回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所忽视的知识都聚集起来的方式。比如，通过谣言和闲聊传播的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被证明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重要性。它们可以通过类似新的办公空间和紧密的团队编制等人为设置而被捕捉到并成为获利的机会。
对于文化回路的兴起的另外一种解读，即它是知识经济从18世纪后半叶蓬勃发展起来的最新的变化形式[23]。莫克尔（Mokyr）把这一迅猛发展归结为早期工业化的成果，即一系列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聚集的结果，它不仅包含了理论的或他称为命题的知识，而且也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实践性的、科技性的“有用的知识”——他称为规则性的知识[24]。不同类型的网络和各个领域的科技进步（在交通运输、计量学、可视化等方面）大大降低了人们获得知识的成本，尤其是在获得规则性的知识方面，而这催生了“知识革命”。文化回路表现的正是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它指的是在管理学领域的小范围内被广为接受的、以各种形式来探讨“如何”在新的社会网络的聚集中去展开实践的、雄心勃勃的管理理论[25]。这些管理理论中的绝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创造力和创新相关，资本的文化回路也可以被看成是创新的日常化，或者甚至是创新的科层化，而在此之前被看成是只有少数企业或咨询机构（如项目组织）才能够开展的杰出的实践，已经变成了为了从容应对变化、组织持续的创新以及从总体上而言提高生产力的日常策略。（7）当然，这些目标是否已经达到，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些实践已经成为今天众多企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这些企业也纷纷陷入共同的背景中。当然，它们也通过限定什么是有用的知识而使得这个回路日趋完整。
针对新的政治经济学，我想要指出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成果是，商品以及商品关系采取的新的形式。我认为，西方消费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开始产生新的商品形式和与之相关的新的关系类型。这些新的商品形式与日常生活不断媒介化紧密相连，尤其是，各种媒体开始变得无处不在、永不停歇，从而将我们的生活包围于其中[26]（8）。结果，这个自明的世界就开始变得复杂和瞬息万变。[27]这个新世界从几个方面标榜着自己。首先，是这个新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商标。尽管那些小的象形文字令人看起来似懂非懂，它们却有着丰富的含义[28]。其次，商品界限的重新界定。例如，某些具有时限的权力也正逐渐被看成是商品。最后，商品越来越充满生机活力，这并不是指消费对象的互动性越来越强，尽管在互联网和无线科技的支持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紧密协作对生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产品的自主持续更新能力也越来越强（以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软件为例）。然而，消费对象逐渐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商品的一部分，这个商品拥有表现“思想”的能力；思想日益地被包装进商品之中。作为撒手锏，商品通过越来越精心的设计将自己体现在现实的例子中，以产生强烈的暗示从而放大自身的功效。的确，通过将表演和可靠的重复进行不断的交叉而创造更丰富的消费者体验的“体验经济”，在给它们的创造者带来丰厚的利润的情况下，也有望成为未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29]商品形式的变化也对消费者的参与度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无论是通过购买、订购、体验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集体性的行动中，消费者在消费活动本身中都被要求有越来越多的投入。
另一种看待新的商品形式的方式是，将之看成是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以系统理论及类似的发展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运用[30]。这些知识使得商品首次被一些简单的概念进行最细微的表现，如等式、熵、开放与封闭的系统、染色体自动扫描系统、动态平衡和反馈等。[31]专业的知识逐渐地（尤其是动态平衡系统改变成自创生系统，作为系统理论产物的强调非线性的复杂性理论等的发展）与各种新的组织技术（从市场调查到数据库再到新计量方法）及各类新的表现方法（如新的广告手段，尤其是品牌营销）联合应用，使得专业知识在狭小时空的空隙中来组织这些表现成为可能。因此，我们通过对表现方式的有效利用催生出一个与形象的管理相关的新的领域[32]，这个领域也许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生活的基本形式（9）。 尤其是，情感和感觉可以成为系统干预对象的观点，通过对“类肉体的”新的时空秩序的设计而成为可能。这样秩序直接来自那些能够被重塑为超经验实体的事件，这些事件反过来使得转型的图示得以生成——这一过程将催化运动。正如马苏米（Massumi）所言：
演员的表演与其说是在模仿剧本中的角色，倒不如说是对事件的无形的模仿。完全的模仿是被补充了的观察（注入了真实的激情的表演，产生了真正的改变），其外观也是补充性的（通过身体在自身暂停状态的表演而达到真正的激情和改变）。服装、命令词、问答回应、归纳、控制、口技，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为了使外观看起来真实，使表演充满生命感，使某些事物得到充溢，某些事物位于中心，使破碎的圆变得完满。[33]
同时，新的政治经济学正通过新的空间形式被建构起来。这些空间形式不仅是那些本该被掩盖的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的副产品，而且，它们就是资本主义本身。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能够理解许多最近的受人尊敬的研究者所青睐的量化地理学（10）。我指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更难以被完全归类的东西。我首先想列举的是，跨国公司正凭借改变它们的空间动力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些循环形式[34]，从新的商业转包形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经常放弃许多生产风险），到物流网络的新类型（这有利于减少库存并产生事件驱动型的企业），再到能够在企业内部对所有变动和通讯进行呈现与跟踪的新的物流软件。[35]接着，生产性的新空间、生存机器的出现，如英国的城市史云顿和米尔顿·凯恩斯，我相信，在历史性的回顾中，它们将会被看成前沿小镇和生产新的去中心化的图景的试验场。“大棚屋”和混乱排列的房子都是这些空间的典型代表，重要的建筑创新也经常包含于这些空间之中，以及这些房屋所代表的对总体移动性的致敬都是新的感觉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会如那些守旧的评论家所希望的那样轻易地被抛弃。一个人越接纳这种空间性，各种类型的消费空间在现在就越纵横于世界上，从建筑形式到音乐背景这些空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36]，其目的在于将强买强卖转变为新的更具诱惑力的方式。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些空间[37]，现在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
另外一种考虑这些变化的方式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马苏米。那就是资本主义企业逐渐增长对于空间和时间进行细微的操纵的能力。这种能力从两个方面证明了自己。其一，最近大量涌现的对电影空间和时间等话题的历史进行研究的书籍和论文[38]，仅仅是我们的时代正在重新挖掘话题使之展现出特别光彩的众多的表现方式之一。我们从这些研究工作中看到的恰恰是一些新的概念、认知和情感被发明之前的历史，它们也许能够以新的方式来影响人类，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有趣的是目前的这种连接方式，将一组正在被发明出来的新的概念、认知和情感在宣扬陈旧反应时添加了一层新的东西。尤其是，这些概念、认知和情感以非常细微的空间和时间的移动性为基础，以生产出一个自然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各种关于空间和时间理论所编织而成的日渐紧密的网格组成。这些理论通过软件、玩具、机器人等工具被付诸实践。这些理论的范围包括认知理论、具体化知识的理论，以及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的更普遍的知识。其二，是通过安装、保持与维修、订货与递送等设施组成的微秩序方式。对于现代世界而言，最重要的知识是物流方面的知识，物流知识日渐与对空间和时间的分析结合在一起，这套知识使得越来越多的物件能尽可能高效地被发送和接收，其显著且关键的效果有，比如，减缓发明的速度，操控更快速的生产和消费，产生新的空间布局，构建持续的跟踪方式和所谓“有意识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要我总结这些发展成果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某种类似于斯宾诺莎的地理秩序的世界正在被创建中，其中基础现象的关联（包括情感）是以普遍的规则和自然法则为基础的；通过人工制品的中介作用，如软件，世界正在被自然化，一个自因的斯宾诺莎的世界正在形成中。也许，这将会为我们带来斯宾诺莎所探寻的心灵的平静——但是，我对之心存疑虑！
上述三种发展成果都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来思考：作为一种大众伦理工程。它们出于利益的目的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身体和其他客体进行控制：形成新的管理者的实践，设计这些实践的目的在于使管理者和劳动者将其内在化；设计出新的拥有更大情感的潜能，也因之拥有更大推动力的商品体系；旨在形成一个富有生产力的网络微时空的设计。这些新的“生命力化”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治理术方面的改变，我在本书的很多章节中都对这种理论基础设施进行了探讨，尽管，我对这一最近的术语日渐产生疑惑，因为在我看来，处理事物的本性方面的变化是绝不可能这样容易的。在我看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一种能够适用于这些发展成果的策略，目前，这方面还存在空缺。近些年在“非表象性理论”的旗号下，我一直致力于对此项工作的研究。[39]尤其是，非表象性理论是关于磨炼现存的实践并发现新的实践的努力，在寻求新的方式来构建负责任的社区和能够应对这些新奇的环境的伦理立场时，我的努力与许多人保持一致，如康诺利（Connolly）的“神经政治”[40]和马苏米[41]的潜能的各种可能性化。[42]每一项这样的工程必然在范围上是适度的，形式上是犹豫不决的，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它们为某些想要将这个世界最后一毫秒、一毫米也进行资本化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反抗的开端。基于本书的篇幅限制，我将在另一本书中对此政治努力展开探讨。
三、结语
最近产生了一些新的有趣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形式，它们中有许多都以对公司权力的抵制为基础。[43]各种群体纷纷制造出一些解构性的破坏使之能将新技术的优势发挥出来。[44]这些新的实用主义通过达沃斯团体的建立而引起共鸣，同时产生出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催生出新的发展（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令人担忧的），从对企业伦理的再次强调到一种普遍的利益——通过对射频身份标签类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体现在对人群的超级监督方面。这些实用主义与更习俗性的表现方式的结合（比如，工会）暗示了，哈维[45]等研究者曾论述的那种缺乏选择的想象中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也许并没有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成问题。的确，这世界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干涉，尽管它们可能无法合力促成“民主的凤凰” [46]，它们充满希望并构建了一个现代版的布洛赫（Bloch）[47]的希望的政治。只要我写到这一点，总有一些人试图将我描画成一个过分乐观的空谈者，一个不愿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伟大战役中尽自己微薄之力的人，然而，只要我们能够抛开将政治看成是关于带有既定目标的特定政治程序的观点，它们的批评在我看来就没有那么有效力了。
那些试图从这个贪婪和不平等的世界中寻求出路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为这些实用主义的想象的付诸实践平添了一臂之力。为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利用许多遗产，许多不同观点，以便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机器继续开动之前建立起一个也许非常暂时的有利地势，持这些观点的人促成的学科间的（或许是跨学科的）互动，也许恰恰正是目前令我兴奋之处。[48]如克拉夫（Clough）[49]一样，我相信这意味着培养一种不同的学术关系结构，我们也许可以采用西美尔的说法，“一瞥”——撰写对现实有着深入观察并对行动起着直接批判作用的著作。那些介于学术与杂志之间的针对反应如此迅速的资本主义的快速反应的著作，正苦于没有出路。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希望跟上资本主义永无休止的试验的步伐，以及它持续创造新的不平等的轨迹[50]，那么我们亟须培养这门艺术，否则，我们将与想要批判的那个实体脱离关系。尽管受到各种条件所限（11），本书的这些章节想要达到的正是这个目标。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我称为的“柔性”资本主义（“soft”capitalism）的崛起，这个词既表现了这一新的适应性特征，又表现了其可能具有的富有同情心的、分享的特性。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资本的文化回路的分散的设施被召唤出来的，主要的方式是命题的和描述的知识的持续生产。资本的文化回路能够通过新建立的形式、机器和身体，将关于世界的理论和描述付诸实践。我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式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已经获得了相当强大的力量，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恒久特征。
然而，不出所料的是，在目前经济下行的趋势中，文化回路正在经历着艰难的时刻。例如，商业出版行业已经与更广泛的经济一起经历了一个低迷时期：随着20世纪90年代庆祝的气氛被千禧年后的第一个十年的最初几年的温和气氛所取代，商业书籍在美国所有书籍的总销量中的比重从1999年的5.8%下滑到2001年的4.2%[51]（12），这一衰退在商业理论的领域也表现了出来。许多研究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当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想要疯狂地尝试实施下一个管理潮流的时候，它们遭受了“倡议超载”和“建议消化不良”[52]的结果，这种状况导致了一种在咨询执行的方案方面普遍的犬儒主义——或者至少是一种更密切的关切[53]，同时也造成了管理学思想的普遍缺乏局面，看起来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流行的商业思想的创造者。当然，此时的商业畅销书通常是实用型的而非理想主义的。这一经验可以揭示出一个普遍且相当明显的模式：商业理论在商业繁盛期有更好的销量，越鼎盛转折越快。在经济危机时期，商业理念更难以被销售出去，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更加实际。这个模式还揭示出全球经济回暖之际，也将是资本的文化回路重新发挥效力之时。
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察了这种文化设施的一种特殊结果，即所谓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我对这一种类型的经济兴起和衰落进行了描述。我的论证是为了反对现今的左派和右派，它们或因为新经济没有带来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增长（13），或因为主要依靠的是媒体的大肆宣传[54]，或因为是一个巨大的金融骗局，一个“dot.con”[55]，或者是以上三者的混合体，而将新经济不过看成是一种妄想的怪物。我认为，新经济绝不仅仅是某种不正当的情绪性的乐谱（14）。特别是，新经济展现了资本的文化回路在全球范围的首次协商性的扩散，这种扩散包含着将自身作为“知识经济”向全世界描绘，去说服自身接受真实的世界，并将对世界的描述扩展到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同时扩展到全世界（15）。然而，事实证明正是新经济持续的遗赠推动了数字化环境的形成，这种环境开始日渐构成一种“第二自然”。通过计算机编码的隐喻性的实践，这种“第二自然”正在被用来理解和重新利用“第一自然”。[56]我相信，其结果必定是一个全新的环境的开端，这个新的环境将会自动拒绝在“自然”与“文化”或“人类”与“环境”或“人类”与作为各种“非有机生命的”“非人类”之间进行区分。[57]为了使读者不在不自觉间采取一种天启的论调，本书的第二部分的目的就是强调这一对物性的再利用工作的极端的世俗性：对于我而言，未来更有可能在叹息声中到来，而不是在一声巨响中到来。我通过一系列的切入点来阐述我的想法，这些切入点即软件、新的载满软件的玩具、机器人的信息化生物学，以及所有带来新的时空类型的定位世界的方式。
如何总结这本书，最后，我将之看成是米洛斯基（Mirowski）如此精妙地表述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复仇”。[58] 因为，我相信，本书中所记录的大部分的发展成果最初应用都是作为工作模板，作为经济、科学和军事的共同发展的结果。[59]曾几何时，控制论和系统理论的发明，以及生产出世界的简化版——简化版的世界可以被计算、被持续地模型化——以超越分离的本体论领域（“有机的”对应“机械的”,“自然的”对应“文化的”等）的那些最初努力，这带来令人陶醉的日子；曾几何时，那些管理学实验旨在将工作场所人性化并鼓励自身的创造力，而这些实验现在已经转变成为一种身体活动方面的成熟的技巧；曾几何时，被称为“软件”的新的计算机程序的潜力开始被理解；[60]曾几何时，许多重要的物流技术开始被发明出来；诸如此类。现在的问题是50年之后是否会出现另一个更加兼容并包的潮流复兴。
四、章节分布
本书接下来的10个章节都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持续的斗争，其目的在于释放出：可以描述出这个世界的新的表象形式，可以栖居于这个世界的新的主体形式，可以将世界握于掌心的新的商品形式，以及可以限定空间和时间如何在世间呈现的新的外观形式。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我所谓“资本的文化回路”以及它是如何生产出新的快捷思想的。因此，第二章，在某些细节上勾勒出这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机构的起源和演化过程，这些机构负责将商业知识散播到全世界并将商业知识做成一种商业活动。本章重点研究的是，这些看起来几乎来自各种学科的角落和缝隙的观念，是如何以普通的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形式在全世界传播的。第三章依然继续这个话题的探讨。我考察的是这些观念在商业内部和通过商业及其他领域进行传播（如新时代活动），并成功获得感染力的方式，其主要聚焦于被称为复杂性理论的知识上，这些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为管理学在组织方面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来源。[61]从那时起，其他一些学术知识也开始各显神通起来：我所想到的这些知识有实践的共同体[62]，最近还有以瓦茨（Watts）[63]对米尔格拉姆（Milgram）的微型世界观点的复兴为中心的观点。[64]复杂性理论也正在制造出一种卷土重来之势，但是，以突显等观念为基础的重构过程使之更添了一些谦逊的色彩[65]（16）。这些观点被重新整合和工具化（17），在一系列最令人瞩目的相关研究问题之中，一定有关于它们确切效力的追求：它们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可以被注入实践中的？它们仅仅是合法化的那层稀薄的面纱吗？观念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的两章考察的是犹豫不决的但看似无敌的文化回路的展开过程，以及观念从它的中心地带——美国——向外传播的过程，尤其是向亚太地区的传播。第四章是对这一过程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它关注的是商业观念为什么看似没有边界，因为文化回路的机构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同时，它还考察了本土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被吸纳入这个循环之中，例如，那些享有更大范围的曝光度的品牌观念的生产。在与克里斯·欧兹（Kris Olds）合著的第五章考察了这一传奇故事的最新的阶段，即在新加坡创建一个商业和其他知识的中心的尝试，这将使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文化回路的中心节点。新加坡已经成为利用管理理论在治理方面的实验地，比如，通过引入一些管理学大师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观念（18），及其个人的亲自到场。这一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故事持续向前发展着：在本章完成以后，世界上其他主要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陆续进入这个岛国之中，与其在10年内有15万外国学生入新加坡学校的目标相一致。例如，2003年报道，杜克大学已经同意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创立一个新的医学院，并于2006年开始运营；据《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很快会拥有第四所国际性大学，该学校将有望成为一所知名的国际院校。[66]
本书的第二部分讲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所谓“新经济”时期。当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现象被置于资本的分散性的文化回路时，这一“新经济”的现象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含义，这就是第六章主要探讨的内容。接着，我们就能看到，资本的文化回路所提供的这一发散型的“燃料”，是如何推动金融框架的形成，并产生出一种互动的保兑账户的。然而，正如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勾勒的，关于新经济同样有趣的是，它同时在试图塑造一种能够适应这个世界的自我发现的新的主体。我们将来也会生活在这样的尝试中，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普遍化的以及本章中所记录的那些实践，将依旧保持对商业主体的影响力，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劳动者，而且，这些实践也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最显著的是教育系统），因此，在它们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共同体的时候，它们也在改变着我们。 （19）
对新经济的一种解读是，它昙花一现，是一种修辞手法。然而，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新经济最应该被看成是巨额资本的涌现，它使得（在大吹大擂和偷窃的行为中）一些相当基础的新的产品能够成为现实，这样一个过程被布伦纳（Brenner）很精妙地称为“股票市场的凯恩斯主义”[67]。因此，在最后四章中，我将注意力集中于资本的涌入对商品的推动，以及随着这些新的有意义的实验开始获得影响力所带来的对世界外观的改变。
因此，与肖恩·弗伦奇（Shaun French）合著的第八章进行的探讨是，软件看起来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它开始成为经验重要的界限，成为编写程序的机器[68]，这种机器通过在不同的回路之间的反复穿梭的过程，用程序创造着这个世界。不同的回路同时保持活跃，并根据它们面对的新的事件改变它们的特性，它们还可以通过一种持续破碎的空间组合的方式与对方进行交流[69]（20）——也许它们是真正的“进行中”的回路。我认为，这种改变对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言都有重要的意义。网络上流传着一小段著名的文字，它设想着如果编程语言“可以说话，真正地说话，而不仅仅是处理字节和二进制数字”[70]，那么它们会说什么呢？名为“各种语言的寓言故事”的短文设想着在一定的时空内，200种现存的不同寻常的编程语言聚集在一起，敞开心胸诉说着它们的问题。它们肯定都对所处的低微的地位有满腹牢骚。如C++所言：
如果没有我，整个行业都将凋零，银行关门，轮船沉没大海，火车相撞。几乎是我使世界正常运转。然而，只有当内存泄漏或者例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才被注意到。于是我被诅咒、保证，并被无情地修正，完全不考虑我自身的感受。
在故事的结尾，各种编程语言转而攻击标记语言XML，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战线。这个故事显然只是一个怪念头，但是它也有严肃的一面。因为它将计算机编码的性质的总问题提到了前台：它是什么，它做了什么，它是否具有任何一种人格。在本章中，我将多次深入编码那谜一样的外表中而对上述问题进行略为深入的探讨。这些编码既被看成是程序产生的过程[71]，也被看成是一个程序世界的产生过程。
接下来的两章考察的是商品如何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的试验台，在这个新的世界中，思想（包括情感）被部分地重新定位了。由于商品上装载了软件，它们被设计得越来越能适应环境并与环境进行互动，能够在现实中采取更积极的角色，并成为人类新型的共栖者。本土的机器智能当然拥有潜力成为日常生活中持续不变的特征。[72]针对此观点的最初犹豫不决的尝试现在正在被广泛采纳，正如我在第九章中努力想要表明的，一些最重要的测试台已经成为孩子的普通玩具。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新的个体生态学正在形成，它将要对“生命本身”可能意味着什么提出质疑——这种生态学是极为重要的，从根本上也是世俗的。
第十章通过聚焦于机器人这个更为普遍的案例以及支持它的理论框架而对局部智能的话题进行了探究。由于软件给日常生活世界敷上了一层新的积极的外观，因此，日常生活世界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这一改变是以关于世界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的，这些模型已经被写入了软件中，且它们共同的根源之一就是特殊的生物学概念。一个人该怎么理解这种新的日常生活类型呢？当这些理论模型逐渐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活的”设备时，这些利用了生物学的理论模型又如何反过来萦绕着限定我们的生活外观？显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特性，然而，在本章中，我认为最佳的选择应该是伴侣动物。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些动物，然而，它们却几乎未曾在任何作品中被涉及过：它们奇特的亲密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们注定不值得关注。但是，随着软件使得这个世界日益充满生机，我们也许应该开始关注它的代言人,尤其是当它开始具体化于数量迅速增长的独立移动设备，引起类似于控制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并引发了一种紧迫的伦理困境时。
最后一章，通过对所有新空间和时间类型的考察而结束本书。这些新的时空形式在“技术无意识”的主题下被产生出来。我用这个术语象征了定位和排序的各种基本形式，这些形式构成了当代欧美生活中的发送和接收的基本“原子结构”。考虑到这个话题潜在的广博性，本章集中探讨了定位和排序的其中一种形式，即“重复”的构造。这一章为极少数定位和排序的模板成为广泛且有效的背景提供了一个简要的历史（21），本章还论证说，随着成熟的标准化空间已经在新的地址模式的基础上被确立起来，这些模板的实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空间的标准化正逐渐地导致不同类型的技术无意识的具体化，这种技术无意识是基于跟踪和追踪模式的，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有计划的机会主义”，并产生了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不一致。
因此，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复杂。我希望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在高度张力中持续收获新的观念、不断对人类进行更新、对商品进行修改，以及重构世界的外观的过程。当然，这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但是，资本主义现在正为了自身考虑而利用难以驾驭的富有创造力的各种资源，这也是原因之一。许久之前，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描述成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然而，我并不确定这个描述是否适当，因为，它相信当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一股罪恶的生命力，一种双重义务（占有和创造、积累和外溢、有组织的和即兴发挥）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断减弱的力量（22）。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随着具有新适应性的占有形式的发明，这个时段将会变得更长。因此，资本主义力量的发挥类似于塑型的作用，而不是完全的控制，它的焦点在于发挥作用的过程，类似于诺尔-塞蒂纳（Knorr-Cetina）所说的“流动架构”[73]。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正在被解构，绝大多数劳动者不再受微薄的薪资的奴役，市场也变得无关紧要或者供需的法则已经失去效力。这是说，通过聚焦于资本主义近期历史上一些具体的事件——这些事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创新性的——我们有可能对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揭示。
五、注释
（1）最近斯唐热（Stengers）——我对他的著作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以一种有些类似的情绪写道：“资本主义是这样运转的——一旦抓住一个机遇，就尽可能快速地做出反应。这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想法，而且非常适合于那些觉得这很有趣的年轻人。”（2002，p.252）然而，本书的所有论证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试图催生出一些关于新形式的快捷思想，这一点将会变得非常明确。该书还表明了，通过资本主义文化回路新增添的这些机制，资本主义已经在其全部的技能中添加了一种正式的认知能力。
（2）通常，这些产生稳定的重复方式都是以事物为基础的——从螺丝刀到纸张（Sellen and Harper，2002）再到条形码——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们体积小巧或者使用广泛，以至于它们一直隐匿在视线之下。然而，在许多方面，这些事物却处于当代经济的中心地位（Finn，2001），它们是全球化了的日常生活。
（3）对于这些活动所倾注的关注之少真是令人震惊。也许是因为它们象征着的事物是多么容易发生错误。而黄页是世间的事物保持秩序的很重要的原因，以及世间与之类似的目录，而这些都几乎没有被研究过。同样有趣的是，在这一设施中我们发现，对工作角色的模仿学习是传播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基于它的重要程度，这种模仿的受关注程度同样少得令人惊讶。以系统化的趋势来对事物进行分类是尤为突出的探讨，见厄里的相关书籍（Urry,2003）。
（4）因此，与分类领域中的发现相比，比如，习俗理论，我对话题不断自创的循环的形成更感兴趣。
（5）正如迪马乔（DiMaggio,2001）指出的，网络可以呈现出许多形式，只要对它施以操作。
（6）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方法由三种要素组成：大范围地阅读各种资源（从正式的学术解读到出版物，再到各种类型的非正式材料），细心地参与（比如，持续地与商业人士进行对话），尤其是寻找我所说的一系列线索，一则信息可能会引致另一条信息，它暗示着我们正踏上一条小径，然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进行探寻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行为。
（7）科层化吸收了小企业的友情模式以激发动力和创新，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被看成是大型组织模仿小企业的一种尝试（通过团队、项目、开放的办公空间、高度接触的环境等）。从某方面来说，新经济可以被看成是对科层制的呼吁，尽管它的说辞暗示着相反的内容。无论情况究竟怎样，一套强调知识创新和融合的修辞与实践在大型企业中已经常规化了。（Pettigrew and Fenton，2000）
（8）如格雷（Gary）所言：“在进化的前历史时期，意识是作为语言的附加作用而出现的。今天它是媒体的副产品。”（2002，p.171）
（9）特别是，这些新形式已经不再依赖于那些揭示隐藏的内在状态的解释学框架了。相反，它们直接对相遇进行回应。
（10）因此，我对规模、规模转变等内容不感兴趣。它只是简单地复兴了老一套的思考空间。我认为网络对每一个层面都产生影响，没有哪一个层面是卓越的，因为它们之间相互依赖（Thrift，1995；Latour，2002；Latham，2002）。小还是大？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样一种描述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培养了因果性的懒惰的观念，的确，它误解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如拉图尔所言，“宏观只不过是微观的轻微延展”（2002，p.122）这一点与塔德（Tarde）的观点一致。或者如塔德自己所言：“我的观点，简单来说，与涂尔干教授的正相反。”我通过基本行动的积累来解释整体的相似性，用小来解释大，用细节来解释全局。（Latour，2002，p.125）
（11）并且，相当重要的是，出版的滞后以及许多期刊的字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章的这些章节原本带有成排的脚注（坦白说，我迷恋着这些脚注），但是为了满足出版字长的限制，它们被砍掉了。
（12）但是，重要的是，迪尔伯特（Dilbert）玩世不恭的形象继续走俏。“我因此而出名”，司各特·亚当斯（Scott Adams）说。（The Economist，14 November 2002）
（13）事实上，由于严重的测量问题，没有人能真正确定。对此方面更多的研究见坦普尔的著作（Temple ,2002）。
（14）尽管这个词表达了评论者在将情感与经济连接起来的时候所遭遇的极端困难，但是很显然，情感在许多经济事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对情感的质疑的确在经济思想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Amin and Thrift，2002）
（15）一个主要影响就是经济更进一步文化化，尤其是对“创新”和“创造力”等无形资产的追求（Holmberg et al.，2002）。奥斯本（Osborne,2003）对这一趋势有精彩的批评意见。
（16）流通当然并不都是单向的。比如，引爆点等观念就回转至学术圈内（Gladwell，2000）。
（17）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篇关于实践的共同体的优秀论文（Vann and，2001），最初是珍妮·拉弗（Jean Lave）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编著的。
（18）波特毫无疑问是世界“商业知识分子”的领袖，埃森哲咨询公司2002年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位列第一，接下来是Tom Peters、Robert Reich、Peter Drucker、Peter Senge、Gary Becker、Gary Hamel、Alvin Toffler、Hal Varian、Daniel Goleman、Rosabeth Moss Kanter、Ronald Coase、Lester Thurow、Charles Handy、Henry Mintzberg、Michael Hammer、Stephen Covey、Warren Bennis、Bill Gates、Jeffrey Pfeffer、Phillip Kotler、Robert C.Merton、C.K.Prahalad、Thomas H.Davenport、Don Tapscott、John Seely Brown、George Gilder、Kevin Kelly、Chris Argyris、Robert Kaplan、Esther Dyson、Edward de Bono、Jack Welch、John Kotter、Ken Blanchard、Edward Tufte、Kenichi Ohmae、Alfred Chandler、James MacGregor Burns、Sumantra Ghoshal、Edgar Schein、Myron S.Scholes、James March、Richard Branson、Anthony Robbins、Clayton Christensen、Michael Dell、John Naisbitt、David Teece and Don Peppers.
（19）我不太愿意将这些共同体都表述成模拟物（Ezzy，2001），好像它们不是真实的一样。
（20）编码的激增已经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学。也许，最后我们会处于被旧程序的废旧垃圾场的包围中：“尽管从某个角度来看，它们就像蔬菜一样，既不会生也不会死。它们只是一些已经废弃的航运系统发明的疯狂的过时的运算法则，它们已经不受控制，也已经耗尽了原料。其影响就如孔雀的羽毛般数不胜数又形态各异：有一种精妙的方法使之归入三个维度。数学试图使自己起死回生，被毛绒的、柔软的、一团正在消失的薄雾围绕，这个结构欺骗了所有眼睛，它行事诡异、脆弱又正被剥落，破碎地陷入自身病毒的尘埃中，成为一种过时的无用的计算法则，而这一计算法则却碰巧成为一种环境。”（Harrison，2002，pp.226-227）
（21）我认为将这些框架看成是超文本（“paratexts”，Genette，1999；Jackson,1999）——对文本进行整理的框架——是有帮助的。我确信，这些框架构成了权力强有力的来源，因为它们在事件之前就存在了。它们先天性的干预被鲍曼（Bauman ,1998）称为权力的非世俗性（non-terrestriality），这种世俗性看似只有特定的阶级才可以经历，然而，当然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的。例如，RFIDs现在就成为抵制消费者，抵制超市，侵犯隐私和给客户编号的持续运动的目标。该运动的领导者凯瑟琳·阿波切特（Katherina Albreht），试图向我们表明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距离现代主义非常遥远的世界里：“当我八岁大的时候，从一家杂货店回来，我的祖父让我坐下并告诉我说，将来有一天没有编码人们就不能出售事物，他指的是启示录十三中人的标记。我八岁的那一年对自己许下承诺，如果在买卖事物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编号，那么我会停下我手中的事情，与之进行斗争。”（Rowan，2003，p.5）
（22）因此，我支持诺尔-塞蒂纳所持的怀疑态度：以协调性需求为基础网络组织形式有明显优势。
[1] Andy Warhol，cited in Taylor，2001，p.233.
[2] Rasiel，1999，p.97.
[3] Ciborra，2002，p.172.
[4] 为统一体例，本章一律以（1）（2）（3）……的形式表达章后注释。——编者注
[5] Deleuze，1986，p.35.
[6] Deleuze，1986，p.35.
[7] Butler，1991.
[8] Connolly，1999.
[9] Thrift，1997a.
[10] Miyazaki，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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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oucault，1970，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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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he Economist，14 Nov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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