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试图表达对当前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看法，但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许多方面都已经发生改变：我所谓资本主义的文化回路中的一些重要角色已经一败涂地，出版业也面临危机，新经济来了又去，金融业的鼎盛之后就是金融危机等。本书在时间上的跨度约达10年之久，因此一些事件、现象也许看起来已经过时，然而，这也是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我们对当前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必须有一种近距离跟踪变化的能力：距离太远则显得过于学术；太近则可能对作为当前资本主义自身复制的结果的未来采取一种夸张的态度。我知道我并没有非常成功地完成这项近距离分析的任务，同时，我也相信这项任务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这本书一方面是对刚逝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呈现，然而同时，它也试图表明，资本主义正在通过富有成效地产生新的聚集方式和秩序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先前这些新的聚集方式和秩序完全没有被呈现出来。然而，它们却需要被揭示，因为建立于它们之上的、复制秩序的新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是拒斥生命的。

然而，我必须说明，我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同于许多批评意见。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某种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或者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尽管资本主义的力量无可置疑，然而它的奋斗太过于踌躇和不完整。我认为摆脱这个恶魔一样的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不太可行的。正如汉斯·布鲁明堡（Hans Blumenberg）所言，这些计划是出于一种被误导的愿望——用现代理性的工具来回答基督教神学的伟大系统——才被提出的。这些工具不是为此项工作设计的，但如果被误用于此，它就会产生严重的变形。换言之，我接受有效的、有限度的批判：它认可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各种关联和实践；它不把“本土”看成是“全球化”的一个例子；它并不总是关注前沿；它理解自身的定位，且符合福柯的名言，“批判不是去说事情本有的状态，是不对的；而是要指出作为我们所接受的实践的基础的思想前提是什么，以及这些思想常见的、无可争辩的和被忽视的模式”[1]。这也是本书不断地提及创造力和直觉的力量的原因，因为，正如我想要表明的，这是当前资本主义的口号，同时也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许多破坏力量而必备的品质。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的任何不公正和残忍采取拐弯抹角的态度，我也不会像那些宣言式的评论者一样为了获得一种良心上的安慰而仓促地得出结论。

这本书是许多人慷慨付出的共同成果，我非常愿意指出这一点。许多人都为本书做出了贡献，无论是以合著的形式，抑或是广泛地咨询，或者对个别的章节做出评论。我希望对以下这些人表达特别的谢意：Ash Amin、Andrew Barry、Mick Billig、Steve Brown、Michel Callon、Howard Caygill、Stephen Collier、Bob Cooper、Shaun French、Steve Fuller、Michael Gardiner、Paul Glennie、James Griesemer、Paul Heelas、Kevin Hetherington、John Hughes、Patrick Keiller、Scott Lash、Bruno Latour、John Law、Andrew Leyshon、Orvar Löfgren、Celia Lury、Gregor McLennan、Doreen Massey、Danny Miller、Rolland Munro、Kris Olds、Aihwa Ong、Tom Osborne、Alan Radley、Annelise Riles、Nikolas Rose、Saskia Sassen、Gregory Seigworth、Judith Squires、David Stark、Marilyn Strathern、Lucy Suchman、John Urry、Sarah Whatmore和 Steve Woolgar。

[1] Foucault ，1998，p.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