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 协商分手
还是报警求助吧。尽管我猜警察听了也不过是付之以冷笑，嗤之为“不外是情侣之间争风吃醋、吵架拌嘴而已”，根本不会把我的申诉放在眼里。
事件的开端极为平常，始于人们司空见惯的男女纠纷。我打算跟交往中的对象分手。仅此而已。只不过略微有些操之过急。我这个人的脾气，只要一开始讨厌谁，就会态度陡变，连跟对方说句话都觉得没心情。未曾想到，正是这种草率，给自己惹来了巨大的麻烦。
2016年4月上旬，交往对象A提出要来我家玩，我以太忙为由拒绝了他。随后，电话便被此人打爆了。
2014年，我由东京移居至小豆岛[1]，除了偶尔出门与东京的出版社编辑见面沟通工作，日常就在望得见大海的家中，与一头雪白的山羊“KAYO”相伴度日。当时由于“KAYO”产崽，我的生活中刚刚增添了一名新成员，一只纯黑的小公羊“TAME”。平时，在照料小羊的间隙里，我不仅要给东京的出版社提供稿件与插绘，还考取了狩猎执照，针对小豆岛上野猪、野鹿造成的农害进行采访报道。从东京都内高昂房租的压力之下解脱出来，我每日眺望着濑户内海清新湛蓝的海面，在宽敞的家中从事着写作。喂养宠物羊，外加张罗大小家事，使我终日忙忙碌碌，尽管生活谈不上悠闲，却也能快乐地奔忙在山海之间。那天，我从岛上搭乘渡轮，花费一个小时来到了对岸的街市，一家高松的枪具店。
A君，居住在香川县下的某市，与我通过网络结识，交往了八个月左右。我去高松办事时，多半会与他见面。
当日，我曾多次回复讯息给他，告知说此刻正与人谈事，见面的话请稍后再说。结果他置若罔闻，接二连三发消息过来，声称无论如何想听听我的声音，总之听一听声音就可以，又一遍遍拨打我的手机。
这个男人，从交往之初起，对我说过的任何话，就从来听不进耳朵里。
“不管什么事，你老觉得自己最正确。”这是他数落我的口头禅。我嫌大动干戈的争论太麻烦，多数时候出于无奈会听从他的说辞，沉默不再表态的情况也愈来愈多。那段时期，我已彻底厌倦了与他的关系，正考虑设法与他保持距离，找机会提出分手。
但话说回来，在以往的相处当中，他倒从未做出过对我的工作与日常生活构成困扰的行为。最终，我办完事屈服地接起了电话，在此之前的三个多小时里（中途我切换了静音模式），手机的呼叫提示一刻也不曾停过。
原本整个2月期间，A都几乎未曾联系过我，理由不是工作不顺心，就是在接受抑郁症的心理治疗。我还以为与他的关系能够就此“自然消亡”。谁知进入3月，他竟重新“满血复活”，在其邀约下，我们见了几次面。这一来，他忽然像打了鸡血，提出想在小豆岛举办一场音乐节。既无资金又无人力，况且一个自称患有抑郁症的男人，如何能够操盘一项迫切需要协调沟通能力的音乐节筹办工作？与当地居民及各机构、部门的交涉，现场工作志愿者的招募，资金的筹集等，各种事务全都指望我去替他完成，这一点显而易见地摆在眼前。我不想卷进这摊麻烦，提议要办就在高松办，决定今后不再把这个男人约到岛上来。谁知方才下了决心，他便忽然要求上门来我家玩。莫非他那边也察觉到了什么？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仅仅拒绝了他来访的要求，事态便发展成被他这般穷追猛打的地步。当时我便莫名预感到，与他的关系将会变得十分棘手。在无法忍耐的厌烦情绪之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感”瞬间袭来。我原本计划，假以时日、循序渐进地与他拉开距离，最终来一场面对面的深谈，在得到他的理解与同意后圆满分手。但接起电话的瞬间，我却恨不能尽早斩断与他的一切关联，遂在电话中直截了当地向他宣告了分手。
“我受够了。明明告诉过你别打电话过来，你还一遍一遍打个不停。和这样的男人交往，我办不到。咱们到此为止吧。”
“呃，什么？这样就分手了？你给我等一等！”
A当然无法接受，口气越来越激动，要求继续交往。作为我来说，所能做的，也唯有解释一下分手的理由，争取得到他的认可。不过，见面这事终归太可怕了。和A在高松见面，就意味着我要坐着他开的车四处走。在小豆岛以外，我的驾驶经验几乎为零。在高松市区内驾车，对我来说难度不小。况且就算我技术老练、得心应手，开车搭渡轮往返高松与小豆岛，也需花费近万元船资。倘若没什么太要紧的事，通常在高松市内活动，我都依靠步行或租用共享单车。假如办事地点太远，骑车多有不便，我会选择乘公交巴士或打车。不过多数时候，同我见面的男士会主动提出，在回程时顺便开车把我送到渡轮码头。可惜，出乎我意料的是，一旦我接受对方的美意，仅仅是坐上了副驾座，便总会遭到对方的误解，认为我“对他有意思”，这种状况屡屡发生。过去，我从未在日常出行主要依靠驾车的地方居住过，实在不懂如何控制这种人际距离。可怕。若是我坐上了A的副驾驶座位，会不会也被他认为，我对他仍然抱有好感？就算没有这种误解，谈分手的过程中万一话不投机，对方情绪冲动，采取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未必为零。与对方共乘一辆车，身处密闭空间之内，不知会被载到哪里去——这样的情况可免则免。我决定利用即时通讯软件Facebook的“站内信”功能，对他进行劝说。以往，我们之间也是用Facebook做日常联络的。
起初，A只是一味道歉，对我抓住时机列举的一些“想要分手的理由”“无法交往下去的理由”，统统采取认错态度，一再发邮件表示：“全怪我，我会按你的要求去改正。”
过去交往中那些屡试无效的沟通，也不知算怎么回事。这陡然一变、全面投降的嘴脸，我只在书里面读到过：这和家暴男性对妻子拳打脚踢之后，瞬间换一副温柔态度、不停道歉的样子何其相似。这种套路，让我怎么考虑都觉得选择复合十分不妙。
A和我的宠物羊“KAYO”做不到友好相处。对此，他也罗列了一大堆借口。
“你太宝贝这头羊了，我不敢伸手摸它。”“要是它反抗起来，我怕自己忍不住打死它。”净是些不太正常的理由，甚至还越描越黑：“没成年那会儿，我曾失手把动物打得半死，被送去教护院[2]管教过。可我是个热爱动物的人，原本也希望和‘KAYO’好好相处的。”
什么跟什么嘛。讯息看得我眼前一黑。这番辩解，根本不能成其为理由。教护院的经历，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就算是瞎话吧，能编出这种瞎话，也足够瘆人了。
我希望立即断绝与他的关系，一刻也不宜迟误。
我向他表示“不管怎样道歉，无法挽回的关系，还是无法挽回”。之后便不再回复他了。于是，他改为只在每天早晨用即时通讯软件Line发消息问候。只要我点过“已读”按键，他也不继续多说什么。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十多天。
看到这样的手机画面，他难道不觉得无趣吗？然而，这或许也不失为通往“自然消亡”的一条路径。原本我还担心，万一他无休无止地打电话过来该如何应付，看目前这情形，似乎令人意外且轻松地就能结束关系。我放下心来，不再给每条早间问候点“已读”。差不多快要画上句号了吧。老实说，我连点个“已读”都嫌烦，甚至不乐意打开对话框。
不料，A却发来一封内容长长的邮件，诉说自己之所以性格不够随和讨喜，说了许多对我造成伤害的话，可能是抑郁症导致。另外和其母亲健康状况欠佳也有关系。
啊啊啊啊啊，可见此人丝毫未曾死心！幸好每天只点了“已读”。但话说回来，A把伤害我的行为悉数归为疾病所致，以此来逼迫我复合，简直令人作呕。与他交往的八个月期间，我无数次感到极度的心理不适，这个事实不会改变。再度与他交往的意愿？为零。有一次，我因照顾宠物羊而手指骨折，他却说：“骨头不可能断的，哪有那么严重。”跑到我家来住，却一点活儿也不干，连给我搭把手都没有过。当时他也推说：“大概是抑郁症的关系。”没办法，我只能回答：“是吗，请多保重。”此刻，他更把曾经的语言暴力，甚至给我的一切伤害，全部推到抑郁症上面。我只想说：“什么？鬼知道是真是假。”
对患有抑郁症的伴侣提供精神支持，仅限于过往两人之间建立了坚定而稳固的信赖关系的情况。我与A，交往仅八个月，且从第一个月起便争吵不休。种种沟通的尝试全部徒劳无功。认识到这一点，我才有了与他分手的念头。对这种人，我产生不了提供精神支持的想法。他那样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究竟是什么情况？我无法按捺住心头涌起的怒火，给他回了讯息。
我已无法忍受由你带来的更多伤害，也做不到继续操心你、照顾你。麻烦去找一个结实任劳，可以将你所有的自私任性照单全收的女人吧。身在病中大概很辛苦，望多保重。请将这段话，当作我对你最后的回复。再见。
消息发出后，没过多久。
我绝不再伤害你了。也不会再提自私任性的要求。酒，我也戒了。保证这辈子再不沾一滴。我会彻底洗心革面。不管什么活儿，我都愿意帮你干。我是真心喜欢你。
A又发来一条满是恳求的回信。实际上，那条讯息比我摘录在此的文字长三倍不止。好烦……我已厌倦与他这样一来一往，没完没了。况且此人的态度，也与以往的骄横自大反差强烈，实在令人感觉不适。
以前，我也有过类似于被人跟踪的经历，对这套死缠烂打的做法，或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人，真的十分反感。倘若A企图继续接触我，我会向警察署的生活安全科寻求法律援助。
针对跟踪骚扰行为的一些保护性举措，主要由警察署生活安全科负责提供。若问不谙世事、缺乏社会经验的我为何会了解这些，是因为猎枪持有许可证的发放工作，也是由生活安全科负责的。2015至2016年间，因猎枪持有许可证的审核手续，我曾持续半年以上与生活安全科的各位警务人员进行面谈，或接受他们的来访，以及身份背景的问讯调查。当然，也曾前往香川县警察总署，参加相关规章的讲习与考试，并在射击场接受射击技能的培训。终于，历尽万难，我购置了一支二手的伯莱塔[3]上下两段式折叠霰弹枪，并在家中配置了专用的枪械柜，方才迎来了自己心心念念、朝思暮想的猎枪。为了办理手续、进行面谈，我多次往返小豆警署。对生活安全科的诸位警员，虽谈不上全部认识，但至少半数以上都已面熟。
在小豆郡内，持有猎枪持有许可证的女性人数极其稀少。在我数次电话联络生活安全科的过程中，负责转接电话的警务人员曾把我和某位当事人搞混，问道：“是××的跟踪狂案件吗？”听得我满是疑问，心想：“原来生活安全科还兼作跟踪骚扰案件的法律咨询窗口。怪不得呢。小豆岛竟然设有针对跟踪狂的报警机制。提到这个，听说岛内未婚无业的‘啃老族’数量挺不少的。别看居住人口才两万七千，恐怕存在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呢。”与此同时，生活安全科也负责风俗店[4]、私家侦探社以及弹珠店[5]的营业执照发放业务。
话题回到我与A的日常消息往来。在这个时候，我还未认真打算向生活安全科寻求帮助。只是出于警告目的，想尝试对A使用“生活安全科”这样的字眼。谁知，这却是绝不可提起的禁忌之语。之前一直低声下气的A嘴脸骤变，恼羞成怒。
什么跟踪狂，什么报警，既然你这样由着性子信口开河，那恐怕跟岛上的朋友也散布了一堆关于我的坏话吧。Facebook软件也对我设置了“不可见”权限。要不然我也写写曝光日记好了。反正我也豁出去了。
“居然叫我跟踪狂？我可饶不了你！”A气急败坏地叫嚣，声称反正已经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准备委托相识的写手，把我们交往的全过程悉数曝光，给我点颜色瞧瞧。甚至仅凭我在Facebook上曾给某位男性友人点赞，便一口咬定我与该男“有奸情”。
什么？一对单身中年男女的恋爱八卦，写成报道究竟有谁会读？他脑子怕不是有点问题吧。我思忖着，A虽扬言要把房帏之事曝光出来，但恐怕并不具备唤起大众好奇心的写作能力。于是，我忍不住回复道：“你愿意写就写个痛快好了。尽管我认为你这样做也于事无补。”从以往与他的对话推断，我不觉得他真的认识什么写手，况且面对此人卑鄙的恐吓，我也有种不愿屈服的心情。
如此一来，A更狂躁了。扬言要把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罹患重病的消息爆料给《周刊文春》杂志社；还宣称要到小豆岛来，向我的朋友们揭发我这个人有多么冷酷残忍；甚至打算闯到他妄自判定的、我的“偷情对象”家里去大闹一场；更威胁说，他准备前往小豆警署，举报我这个人性格偏激而不具备持枪的资格，让警方吊销我的猎枪执照。继而他又提出，自己之所以患上抑郁症，都怪我平时总强迫他听我那些阴暗的牢骚和埋怨之言，他将提起诉讼，要求我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我该如何应对才好？此人已经彻底疯了。
进入这段时期，我每日除睡眠时间以外，差不多每隔五分钟手机便会震动，收到A发来的消息。这太疯狂了。我改变了应对策略，向他道歉：“严格来讲，我虽然并没有直接称呼你为‘跟踪狂’，但的确用过这个字眼，这是我的不对。”我请求他，千万不要把朋友患病的事告诉别人。可不管我怎样劝说，他始终不听。我拼命安抚、开导，他却一口咬定绝不会原谅我。
我冷静地、尽量不触怒他地再三回讯息劝解，谨慎掂量着措辞，不暴露出自己内心的恐惧。可惜，尽管他一度表示接受了我的道歉，但说变卦就变卦，又叫嚣起来，“我非去岛上给你闹个天翻地覆”，并承认真的给《周刊文春》杂志社打了爆料的电话。
事态越发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我认为此人已丧失了正常思考的能力，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也荒谬到极致，而他对此却无丝毫自觉。不过，话说回来，在骚扰人、恶心人方面，此人脑子却转得飞快，十分灵光。我愈是讨厌什么、忌讳什么，他愈是能直射靶心，直戳我的痛点。倘若我不予理睬，他便愤然道：“你敢无视我？”继而情绪越发狂躁，接二连三对我进行激烈的辱骂。
我回讯息表示：“你若想来岛上请尽管来，但不要冷不丁地贸然上门，望你事先通过发讯息取得联络，约好日子再来访；那些你计划要见的朋友，大家也都答应了，愿意同你见面聊一聊。”结果他回复道：“这可不是我们男人行事的方式。别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我会到这些人家门口去蹲点，一直等到他们愿意见我为止，这才是男人的做派。”随后，他又勃然大怒，“你肯定到处去说我的坏话了吧？”他以讯息附件形式发来一张谷歌地图[6]的图片，声称已经跑到他妄自判定的、我的“偷情对象”的家里查探了一番。哇……
我连那位男性朋友家住何处都不知道，慌忙联络了对方，向对方说明情况，“实在不好意思……”结果朋友发来消息，说那个住址似乎属于另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人。“我家的地址是×××，从社区来看完全不在同一个地方嘛。”据朋友讲，那个同名同姓的人与他非亲非故，两人也从未打过任何交道。啊……确实，小豆岛上同姓的人相当多。不，岂止小豆岛，各地皆是如此。这种情形在乡下司空见惯。但话说回来，我与那人虽说素不相识，人家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假如真名实姓和家庭住址都被放到网上，未免也太危险了，真希望A能就此罢手……
至于猎枪执照的事，假如A去向警方胡说八道、刻意抹黑，对我恐怕也不太妙。再者，别说我的朋友了，A若是又闯到与我八竿子打不着、连认识都谈不上的人家去胡搅蛮缠，那就更难办了。我在心里逐条罗列着各种理由，终于联络了生活安全科。一位年纪最轻、前些天刚刚调任到此地的O警员接待了我。他也是为我办理猎枪执照最后手续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问讯室里，坐在对面的O警员脸上，显而易见有着几分困惑……不，确切地说是不耐烦的表情。嗯，想来也是。就算是身为当事人的我，也不乐意谈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破事啊。更何况，面谈的对象还是一名比我小二十来岁的年轻男性。但是话说回来，骚扰讯息终日不休，每晚我都惊恐到难以成眠，身体状况也愈来愈差，甚至哮喘开始发作。我必须赶在A跑来小豆岛、在小豆警署和各位友人家里大放厥词之前，先行一步将事态报告给警方。
我依照事情的来龙去脉，开始向O警员进行说明。起初满脸倦怠的警员，在听我说起“他要到岛上来”时，神色一凛。当我叙述到，“他把某个同名同姓的陌生人误当作我的熟人，执拗地认定对方是我的偷情对象，打算闯上门去闹事”时，O瞬间脸色一变，突然站起身。“抱歉，我离开一下。”丢下这句话，他便走出了问讯室。大概……是去找上司汇报请示了吧。
原来如此……只要你真的求助于警方，警方就会为你采取行动。这样的情景似乎在哪本书里读到过，警察的反应果真像书中描绘的一样……我漫不经心地想着。只要警方能稍稍严肃地看待此事，认真为我的安全考虑，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问讯室里忽然拥进了一堆人。“请告诉我们您交往对象的名字。”警员说道。我在纸上写下了A的全名。警员又询问A的住址，我也写在了纸上。年龄呢？嗯……好像四十三四岁吧。一名警员立即起身走了出去。是去检索档案了吧？
转眼间，那位警员便回来了，说我提供的住址显示查无此人。啊，怎么可能呢？
“内泽女士，您去过对方的家吗？”
“是的，去过一次。”
“那麻烦您确认一下，”警员哗地摊开一张ZENRIN[7]出版的巨幅住宅地图，“请指出他家所在的方位。”“嗯……嗯……在这儿，这里。对的，不会错。”我记得附近的一处公共建筑，所以比较有自信。那栋住宅旁边，以小字标记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咦？我心里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啊啊！想起来了。说来，此处应该是他的老家。他是和父母中的一方同住的。我记得他父母好像离婚了，所以该住宅标记的名字才和A的姓氏对不上吧？
又一位警员走了出去。接下来的时间，问讯室外逐渐骚动起来。隔着一条走廊，对面是刑事科与生活安全科所在的房间。走廊上响起不知何人吧嗒吧嗒急促跑动的脚步声。有人在发号施令，有人在怒喝，话语声此起彼伏。直至方才，四下里明明很安静，为何忽然吵闹成这样？问讯室内，全员皆默不作声，时间一点点缓缓流逝……
咣当一声，房门被猛然推开，身穿藏青色制服的警员手执一沓纸片走了进来，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神情。大约是刑事科的人吧？来人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一面将手中的纸片递给生活安全科的警员，一面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不知何时，O警员已退至房间一隅，将主导权交到了上司T组长的手上。
“内泽女士，是这样的，接下来有样东西需要给您确认。您看看，和您交往的男性，是此人吗？”
上司T组长语调沉缓，一字一顿地说着，并递来一沓纸片。
生平头一回，我在人前凄声发出了惊叫。
眼前所见，是身穿派克大衣的A，正面与侧面的胸位以上的半身照。此类照片，平日里在一些刑侦剧或美国联邦调查局题材的美剧中时常可以看到，即所谓的Mugshot，是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被捕之后，由警方拍摄的司法登记照……不过，欧美的犯人照是站在身高标注墙前面拍摄的，而我看到的，则是白色背景。真没想到，我会在警局里看到自己前男友的照片。然而，这既非玩笑也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如假包换的真实照片。我推测，它们是联系了警视厅或香川县警察总署，要么就是地方检察院或地方法院得来的。总之，是从某档案管理机构调出的资料，随后又使用专业光面相纸，从小豆警署的喷墨式打印机里打印出来的。更打击我的是，无论怎么打量，照片里的A都不像是未成年，而是近期的模样。可以断定，它们拍摄于最近五年，不，三年之内。也就是说，仅仅在不久以前，A刚犯过什么事儿，他都干过什么呢，这个男人？
“是他本人没错吧？”
啊……没错。的确是A。
“A只是此人编造的化名。”
我简直要昏过去了，死命硬撑着。化……名？
那……那么，这人的，真名呢？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告诉您。”
啊……